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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现海:《明代嘉隆年间长城图籍撰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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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嘉隆年间长城图籍撰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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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岭长城,朱彦虎先生摄)

问题与学术史

地理著作在我国起源甚早,最早的形式是形象的原始地图。先秦至魏晋南北朝,图、说并存的“图经”形式是地理著作的主流。隋唐以后,文字逐渐占据主要内容,地图份量减轻,甚至有文而无图。地方志的体裁逐渐出现。宋代以后,地方志蔚为大观。地图成为文字的陪衬。[1]

边防图籍作为地理著作的一种,一方面呈现了类似的变化,另一方面,出于军事防御的需要,地图的直观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故而边疆地区虽然同样出现了地方志,边防图籍的文字内容也在增多,不过整体而言,仍大体保存着图、文并重的体例,部分图籍甚至地图份量还要大于文字。这是研究中国古代地理史值得注意的现象。

边防图籍在明代地理著作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鉴于蒙古的威胁,明人编撰大量北边图籍,以探讨应对之策。[2]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长城图籍的兴起。长城自春秋、战国时期便开始修筑,不过讨论长城防御的边防图籍一直不见记载。北宋边防设施以堡寨为主,部分边境图反映了这一情况。如《泾原环庆两路州军山川城寨图》、《鄜府二州图》、《鄜延边图》等。

朱元璋对地图绘制十分重视,不仅多次命中央、地方各部门绘制、上呈地图,而且专门命军事机构绘制军事地图。“丙子,诏五军都督府谕各都指挥使司以军马钱粮之数及关隘要冲、山川险易、道里远近悉绘图以闻。”[3]永乐年间,北边将领在战守之时,也绘制过北方边境地图。如“(朱棣)寻命(宋晟)营河西牧地,及图出塞方略。”[4]永乐四年,大同总兵官吴高曾上大同镇地图。

大同镇守江阴侯吴高奏言:“比奉敕,令臣等计议畜马事宜。谨按视所属地方,惟大同东北猪儿庄西至云内东胜等处外有赤山、榆杨、叠白等关隘可守,东西阻险。其内延壕四百余里,水草便利,可以孳牧。若给与军民畜养,则屯种之地少有空隙,未免妨农。谨上地图。伏惟圣裁。”上览而是之。[5]

宁夏总兵官左都督何福奏:“按视陕西所属平凉等府堪牧马之地十有八处,宁夏之察罕脑儿、铁柱泉,平凉府之麻务川、子策、底川、红城川、固原里、白崖、双井,巩昌府之庙山、长小城、芦子沟,凤翔府之小寨、雪白里,陇州之咸宜,西安府之桑家庄、终南里、利翟里。”并图上其他。命吏部各立苑名设官理之。[6]

明朝处置北边防务时,也曾以地图作为参照。“(石)亨从子彪镇大同,献捷,下内阁问状。使者言捕斩无算,不能悉致,皆枭置林木间。(岳)正按地图指诘之,曰:‘某地至某地,皆沙漠,汝枭置何所?’其人语塞。”[7]全面描绘长城防御体系的长城图籍出现于明代。明代大规模修筑营堡始于永乐年间,在景泰年间抵御蒙古的特殊时期,营堡修筑进一步增多。在修筑之前,基本形成了首先“画图贴说”的工作方法。下面这条史料可以从侧面反映这一问题。

总兵官昌平候杨洪奏乞命文武大臣各一员,带谙晓地理阴阳人往宣府,会同参赞等官相度雷家站、沙城、土木、鸡鸣山、花园地势,可以筑大城小堡去处,画图贴说,回奏处分。事下,兵部议不必遣官,第行宣府总兵官抚宁伯朱谦、左侍郎刘琏等相度措置人工器具,候春暖委参将等官提督官军修筑。从之。[8]

成化前后已确立了定期绘制城堡图册的制度。“丙寅,巡抚狭西右副都御史项忠奏各边军马城堡图册岁再报,官军户口文册岁一报,未免烦费,请并省之。上命自后三岁一报,著为令。”[9]嘉靖年间,伴随着蒙古对明朝进攻的加剧,明朝九边长城防御体系初步建立,从整体上反映这一防御体系的长城图籍应运而生。这在中国古代边防图籍创作中,是值得重视的现象。

嘉靖、隆庆年间,明朝共出现了四部长城图籍,皆由兵部职方清吏司官员撰成。职方官员掌管地图可以追溯至《周礼》。“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10]唐以后兵部职方清吏司负责掌管地方军事资料。明朝建国伊始,亦继承了此一制度,规定兵部职方清吏司(洪武年间称职方部)的职责是掌管“天下地图及城隍、镇戍、烽堠之政。”[11]并责成“凡天下要冲及险阻去处,合画图本,并军人版籍,须令所司成造送部,务知险易。”[12]“职方,掌舆图、军制、城隍、镇戍、简练、征讨之事。凡天下地里险易远近,边腹疆界,俱有图本,三岁一报,与官军车骑之数偕上。”[13]职方司遂成为明朝专门负责搜集各地资料,尤其军事资料,绘制各地地图,尤其军事地图的专职机构。此四种图籍皆由此部门官员撰绘,便源于此。

嘉靖年间,俺答多次进攻明朝九边防线,吸引了职方司的密切关注。正如《皇明九边考》的撰者魏焕所云:“其要害重大者,莫如九边,而事之不可臆度者,亦莫若九边。本兵之在朝廷,九边之枢也,其机自职方始。非考验素定,宁无负明时之委任耶?”[14]该司官员遂利用所藏公文图册,撰述长城图籍,探讨九边形势,筹划应对之策。第一本长城图籍《九边图志》于嘉靖初年,由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郑晓撰成。此后在嘉隆年间又陆续形成《九边图论》、《皇明九边考》、《九边图说》三部长城图籍。

这四部图籍在明代边防图籍编撰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后三部图籍甚至影响到了后世对于九边的认知与研究,是研究明代边防图籍与九边军事的基础性图籍。关于《九边图志》,学界并未注意。对于后三部图籍的研究也十分不足。到目前为止,研究成果主要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边疆热”时期撰成的两部著作——邓衍林《中国边防图籍录》与王庸《中国地理图籍丛考》。《中国边防图籍录》在1939年便已撰写完成,只是由于战争的缘故,直到1958年才得以出版。[15]该书是一部目录学的著作,除条列书名、作者与版本,以及简要附注之外,别无其他。对三部长城图籍,亦仅简单罗列。《中国地理图籍丛考》是作者在已有论文的基础上,汇集出版于1947年。[16]王庸是中国地理学史与地图史研究的开创者,在《中国地理学史》与《中国地图史纲》中,他建立了一套中国古代地理学与地图学史的解释体系。《中国地理图籍丛考》与以上两部著作不同,重个案轻架构,虽考订了明代一些图籍的作者生平、内容体例、版本沿革以及图籍要旨,包罗广泛,但都较为简略。该书中的《明代北方边防图籍录》一章专门论述了关于九边的各种图籍。关于三部长城图籍,王庸考证了各图籍的版本情况,并探讨了《九边图论》、《皇明九边考》的作者生平、资料来源。[17]

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研究著作并不少,仅通论性著作便有多部。但在这些著作中,较少涉及这三部长城图籍,或仅简单介绍。[18]原因在于主流的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研究基本以西方现代制图观念作为参照物,对中国地图绘制中的“科学”、“定量”传统比较重视,对人文传统较为轻视,对宗教传统更是持否定态度。这样,中国古代地图绘制脉络便呈现出一条科学、定量传统从出现到发展,再到高峰的演变轨迹。四部图籍处于科学、定量传统达至高峰的明代,却仍然延续传统的形象绘法,仍受到人文传统的浓厚影响,从而被这些研究有选择地过滤掉了。

本文考察四部长城图籍,首先鉴于相关研究的薄弱,其次在于四部图籍在当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后三部长城图籍撰绘方式深深影响了此后的长城图籍,是研究明代九边与舆地图籍的基础性史料。复次,本文首次发现并利用了世界上第一幅长城地图——许论亲绘《九边图说》副本,对《九边图论》地图部分的原貌进行了首次批露。最后,后三部长城图籍有力地说明了明后期地图绘制仍受到人文传统的浓厚影响,以往单纯强调科学、定量传统的地图史研究,忽略了中国古代地图史的自身内在传统,所建立起来的解释体系是一种片面的结论。中国古代地图史的研究应建立在其内在发展脉络之上。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于三部图籍的版本不加考述。原因在于《皇明九边考》与《九边图说》版本源流较为简单,王庸已加以考证。《九边图论》版本较多,问题复杂,但若加考证,会喧宾夺主,笔者另有专文考察这一问题。本文所据以分析的版本,是三部图籍最早刊刻的版本。

 

一、郑晓《九边图志》

 

郑晓,字窒甫,浙江海盐人。生于弘治十二年(1499),卒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郑晓是嘉靖名臣,嘉靖二年(1523)中进士,历官兵部职方司主事、吏部考功司郎中、漕运总督、吏部左侍郎、刑部尚书。嘉靖三年,因在“大礼议”中参与著名的“左顺门哭谏”,而被廷杖,此后也多次忤严嵩意,最终致仕。《明史》评价其称:“(郑)晓通经术,习国家典故,时望蔚然。为权贵所扼,志不尽行。既归,角巾布衣与乡里父劳游处,见者不知其贵人也。”[19]

郑晓既出身兵部,此后又赴大同处理兵变之事。总督漕运时,又“备倭”有功,故给世宗留下了“知兵”的印象,因此得以参与中央军务。“寻召为吏部左侍郎,迁为南京吏部尚书。帝以晓知兵,改右都御史协理戎政。寻拜刑部尚书。俺答围大同右卫急,帝命兵部尚书杨博往督大师,乃以晓摄兵部。”[20]郑晓留下的大量著述也多与军事有关。《端简郑公文集》中有不少军事类奏疏,《吾学编》、《征吾录》中包含有大量的边防事务的论述。《皇明北虏考》、《皇明四夷考》更是专论周边民族的著述。《边纪略》简明扼要地论述了明代边防形势。不过郑晓曾编纂过一部分量很重的边防专著《九边图志》,却在后世湮然无闻。

《九边图志》成书于嘉靖四年。郑晓编纂是书,起源于其在兵部的经历。郑晓嘉靖二年中进士后,被授兵部职方司主事。[21]“余筮仕职方,专校四司奏牍,每日一至厢房。”[22]得以遍阅九边故牍,从而在兵部尚书金献民的授意下,创作了《九边图志》。“授兵部职方主事,日就省中,罗九朝故牍阅之。凡天下扼塞士马虚实强弱之数,尽考核而得其故。大司马金公素重公,属之曰:‘子好学,幸为我著《九边图》。公于是属稿为撰次《图志》凡三十卷,士林争传之。” [23]三十卷的内容在明后期长城图籍创作中,都是分量最重的。

这里没有交待《九边图志》的具体成书时间。《明史·郑晓传》载:“日披故牍,尽知天下阨塞,士马虚实强弱之数。尚书金献民属撰《九边图志》,人争传写之。以争‘大礼’廷杖。大同兵变,上疏极言不可赦。” [24]根据这项记载的叙述顺序来看,似乎《九边图志》撰成于郑晓被廷杖前。按廷杖之事发生于嘉靖三年七月,金献民任兵部尚书时间又在嘉靖二年十一月至嘉靖四年六月之间。[25]那么,《九边图志》应撰成于嘉靖三年的上半年。不过据郑晓撰《壮游录序》的记载,《明史》的记述顺序存在问题,《九边图志》应完成于廷杖之后。“余官职方时,辑《九边志》。……惟关中表里四镇,最为虏患,卒无可据为书者。制府杨公适遣张子淮奏记京师。张子者,余乡先生太仆卿时敏子也。余问之关中事。”[26]按此“制府杨公”为嘉靖三年十二月起复之陕西三边总制杨一清。[27]张淮为总制军门听用镇抚,[28]自然是在嘉靖三年十二月之后,随同杨一清赶赴边疆的。按郑晓之子郑履淳撰《郑端简公年谱》载郑晓撰《壮游录序》时间在嘉靖四年八月。[29]可见,《九边图志》的编纂应在嘉靖三年至嘉靖四年的上半年之间,即约用了一年半的时间。

郑晓在参与“大礼议”,并被廷杖之余,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九边图志》,与其对在职方司,非常熟悉九边典故有关,也与《九边图志》的著述方式是“辑”,而非“作”有关。《九边图志》的内容基本是郑晓将九边呈报材料加以分类、整理而已。

余官职方时,辑《九边志》。既檄取图说于帅府,率具文书塞岁,故牾牴不相应。惟渔阳、云中二镇有端绪。时马都督永守渔阳、桂将军勇守云中,二人皆名将,故其言不谬。幽并六关去京师不远,东西关岁有巡台报政,而僚友刘竹门又蒲坂人,综理世务,甚闲熟故,六关之志易就。惟关中表里四镇,最多虏患,卒无可据为书者。制府杨公适遣张子淮奏记京师。张子者,余乡先生太仆卿时敏子也。余问之关中事。[30]

《九边图志》撰成后,郑晓并未将其上呈世宗,也未刊刻印刷,只是在官僚群体间流传。郑氏后人在编辑郑晓多种著作时,并未刊刻《九边图志》。这就使该书佚失了。后人甚少言及此书,《明史·艺文志》搜录郑晓多部著作,也未记载此书。这与嘉靖中期同是兵部职方司主事的许论撰绘《九边图论》,曝得大名,最后得官兵部尚书,著作也多次翻刻的命运大为不同。出现这种反差应源于时代背景的不同。《九边图志》完成的嘉靖四年,正是“大礼议”发生戏剧性变化的时期,郑晓因反对世宗被廷杖,金献民也在此年致仕,郑晓没有将该书上呈世宗的机缘。该书虽获得很好的口碑,但由于政治局势的关系,也难以刊刻印刷,自然鲜见流传。另外,嘉靖初年蒙古对明朝的威胁尚远不如嘉靖中叶,世宗尚年幼,自然不会重视这种书籍。因此,《九边图志》在一度风靡之后,很快便被遗忘了。后世长城图籍的创作,竟无有提及该书者。

《九边图志》虽不传世,但该书部分内容仍见于郑晓之孙郑心材在万历年间刊刻的《端简郑公文集》中。该书收录《书六关图后》、《书直隶三关图后》、《书山西三关图后》、《书辽东镇图后》、《书蓟州镇图后》等图说,讨论了各关、镇的地理形势。相比于《九边图志》三十卷的原有规模,这些内容仅是只鳞片爪而已。通过这几篇图说,可以看出《九边图志》按关、镇分绘有九边图。其中《六关图》、《直隶三关图》在后世长城图籍绘制的《九边图》中,并不是独立的单元。几幅地图在多达三十卷的全书中,所占分量较轻,故而《九边图志》以文字内容为主,地图为辅。

《九边图志》因不存世,故对后世长城图籍创作影响较小,不过其在明代长城图籍创作史上,仍有开创先河的地位。此后最为著名的三部长城图籍《九边图论》、《皇明九边考》与《九边图说》皆在嘉隆年间,由职方司官员撰绘而成。

 

二、许论《九边图论》

 

许论,字廷议,号默斋,河南灵宝梁村里沙坡村(今灵宝大王镇沙坡村)人,生于弘治元年(1488),卒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谥恭襄。[31]存世著作有《许默斋集》、《西峪集》与《九边图论》。[32] 最为著名的便是《九边图论》。

许论撰绘《九边图论》,与其成长背景有很密切的关系。许论幼时便随父亲许进不断游历九边。许进曾巡按甘肃,巡抚大同、甘肃、陕西,后升兵部尚书,宦涯大半与九边相关,甚至还参与收复哈密的军事行动。[33]耳濡目染,许论幼时对军事充满了兴趣。“公少有四方之志,布阵角势,与群儿嬉。”[34]随着年纪渐长,许论对九边地理与父亲的军事理论,逐渐增进了解。“幼从父历边境,尽知阨塞险易。”[35]“臣家近西北,而臣父先臣吏部尚书许进多历边陲,臣颇闻其说。”[36]常年的武事熏陶,使许论对科举章句的兴趣淡化,早年甚至曾有弃文从武的打算。

先襄毅公白首边陲,勋在王国,贻谋绪论。论自髫年,犹及闻之。既束发,颇厌章句。见大人遗弓敝幕,则欣然有怀故疆场之事,多所讨论。当时气盛,谓宣力国家,持戈建功名,无不可者。[37]

许进对许论的尚武倾向并未一意阻止。“(许论)幼从襄毅公(许进)历边事,往往操戈布阵为戏,喜谈兵。始就外傅,善属文,襄毅公心奇者。既冠,而字之曰廷议。”[38]许进以边官而居高位,对武事很有感情。加之灵宝许氏始祖许威为元朝金吾卫上将军河北等路汉兵马都元帅,灵宝许氏以武立门。[39]后世虽以文持家,但对武事并不反感。加之灵宝地处豫地西北,隔黄河与陕晋相望,蒙古在嘉靖以后,常由陕晋渡河入豫,灵宝也是明、蒙战争之地。灵宝许氏对武事也应较为重视。故而许论早年沉溺武事,并未受到家族的强烈反对。

不过许论在家族的影响下,[40]仍沿着传统的科举道路,步入仕途。嘉靖五年(1526)得中进士之后,许论可能在考试中流露出对武事的兴趣,观政之处便是兵部,尚武精神也开始勃发。“登嘉靖丙戌进士,观兵部政。即有愾愤边陲、徘徊孤剑之志。”[41]观政结束后,授北直隶顺德府推官。顺德府是京师周边防御的重地,与九边联系密切。在此任职,有助于许论进一步熟悉九边防务。果然,在一次饷边榆林的差使中,许论得以赴边,军事激情再次迸发。“奉使饷榆林边士,气勃勃自负,直将长趋沙漠,封狼居胥。” [42]鉴于许论在军事方面的优长,嘉靖十二年(1533),朝廷将其选拔至兵部职方司任职。许论遂利用职方司所藏九边文书旧牍,参以见闻,于嘉靖十三年四月六日完成《边论》与《九边图说》。

去岁移官职方,复涉戎务,每及利害可否之际,不容中默。闲中乃摭拾旧闻,参以时宜,著《边论》九篇。虽不足以当经济之业,亦可以广机雚之变。卷而藏之,用纾壮年之志。顾封疆延袤,山川险易,道里迂直,城堠疎密,据形审势,计利制胜,非图莫见见也。于是乎作《九边图》。[43]

《九边图说》是世界上第一幅长城地图。据山西巡按御史苏祐作《九边图论序》可知,许论对自己完成的作品,起初便标名为《九边图论》。“再会京师间,以职方时所著《九边图论》出示,延袤万里,如指诸掌。”[44]《九边图》的名字为《九边图说》,这从存世的《九边图说》便可以看出。

《九边图论》撰绘完成后,许论并未马上刊刻,嘉靖十六年(1537),许论当时已改任礼部祠祭清吏司主事,趁世宗令臣下言事的机会,将此书进献朝廷。

著有《边论》九篇。又恐封疆延袤、山川险易、道里迂直、夷虏出没、无所的考,复另画有九边一图。披图可以略见边方之形胜,据论可以麄知边事之始终。谨用绘写各一本,昧死进呈。[45]

由于《九边图说》第一次用地图的形式全面展示了九边长城防御体系的整体面貌,受到了当时急需了解九边实情的世宗的高度重视。“这所进图留览,《边论》兵部看了来说。” [46]不时省览。“庚戌虏大入,薄郊关,廷臣奉诏荐公可属大事。上覆阅《图论》,验公蚤见,亟召公。”[47]《九边图说》被画师摹绘之后,颁布九边。“绘写进呈,上嘉纳,付各边行之。”[48]

《边论》获得了兵部尚书张瓚很高的评价。“今本官于九边朝计夕思,著为兹论。……具见其才识优长,谟猷宏远,深留心边务者也。”[49]请将《边论》发至吏、兵、户三部。“其中人情允惬,事体相宜,固可见之举措。” [50]并请令九边总督、抚按加以议处。“其因革损益,有裨于边方者,移文各镇总督、抚按等官从长议处,著实举行,不许因循顾忌。” [51]

许论此次上疏给世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推京兆,抚臣署公名居次,上曰:‘是尝上《图论》者。’遂推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抚蓟州。”[52]总之,许论此次上疏获得了很大的反响,也引起了士林的普遍重视。“奉诏进《九边图论》,世宗嘉纳之,见者咸以为切中时宜,即穰苴无让。”[53]虽然《边论》、《九边图说》已呈交朝廷,但谢少南利用许论手中副本,于嘉靖十七年,将《九边图论》刊刻印刷。[54]目前国家图书馆藏这一刻本。

刊刻为书后,《九边图论》仍然保留了《边论》与《九边图说》各自独立的形式,全书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为“九边图”,后半部为“九边论”,与《九边图志》图、说相结合的方式不同,《九边图论·九边图》仍保持一幅整图的样式,不过在图上标注了顺序,总共十幅。依次为辽东镇一幅、蓟州镇一幅、宣府镇二幅、大同镇一幅、山西镇一幅、榆林镇一幅、宁夏镇一幅、甘肃镇二幅。可见,《九边图说》绘图单元与《九边图志》并不一致,这一点也被后世长城图籍所继承。此后,《九边图论》又出现修攘通考本、兵垣四编本、兵法汇编本、长恩室丛书本、后知不足斋丛书本等多种版本,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对明后期长城图籍创作影响极大。

在《九边图论》之外,因地图部分完整地描绘了长城防御体系,对了解九边军事防务,十分直观,明朝从而将其临摹多幅,颁发于九边诸镇。现藏辽宁省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两幅《九边图》,是在隆庆年间据许论《九边图》改绘而成。[55]另外,修攘通考本、兵垣四编本《九边图论》中的《九边图》皆据谢少南本《九边图》翻刻。但许论上呈世宗《九边图》的原件与副本,一直未见流传。

1943年,在许论祖居地河南灵宝老城,李长亮从异姓结拜兄弟手中获赠一幅《九边图说》残卷,卷首有“九边图说”四字,长420厘米,宽40厘米,黄麻纸彩绘绢裱。1982年,李长亮之子李隋义将《九边图说》上交灵宝县文管会。2000年,灵宝文管会又将该图上交三门峡市博物馆。

《九边图说》隆庆作“龙庆州”,这是隆庆以前“隆庆州”另一种写法。可见《九边图说》绘于隆庆以前。历博、辽博《九边图》绘制的建于嘉靖三十七年辽东镇宁东堡,在《九边图说》中未绘出,建于嘉靖二十五年的辽东镇孤山、险山、沿江台、散羊峪、镇西、一堵墙六堡在《九边图说》中也未绘出。嘉靖十八年,大同镇新筑镇边堡、镇川堡、弘赐堡,在《九边图说》中同样未绘出。可以说明《九边图说》绘于嘉靖十八年之前。宣府镇张家口堡建于嘉靖八年,《九边图说》绘有“张家堡”,显然该图成于嘉靖八年以后。据此可以判断,《九边图说》成图于嘉靖八年至十八年,在这一时期,明朝仅许论绘制了《九边图说》。通过将《九边图说》与谢少南嘉靖十七年刻本《九边图论》对照,可以发现二者绘制内容、形式体例基本一致。许论在嘉靖十八年曾留下“明嘉靖己亥夏邑人员外郎许论游此”的摩崖石刻,《九边图说》字迹与这一石刻完全一致,其他《九边图》笔迹与许论笔迹不同,可见《九边图说》为许论亲绘本,其他《九边图》皆为他人所绘。考虑到这幅地图在许论祖居地发现,很可能是《九边图说》副本,在许论致仕回籍后,携带回乡,此后一直在当地流传。

《九边图说》残卷东起镇北关,西至偏头关西,描绘了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山西镇五镇包括镇城、卫所、营堡、墩台、驿站在内的立体性的长城防御体系。全图底色发黄,山水、水道皆用青墨重彩绘制,道路用红色细线表示。军事设施中,镇城、边墙较为形象,绘有关楼、墩台,关楼涂红,关楼、墩台遍插红旗,营房也涂红。镇城、卫所,以及大型营堡皆以黑色较大双重方框圈注,旁注职官。营、堡、驿以较小的长方形红色条框圈注。这些机构皆书写于标签,粘贴图上。

通过将各种版本《九边图》与《九边图说》比较,可以发现谢少南本《九边图》基本继承了《九边图说》的原貌,修本、兵本《九边图》在继承谢本《九边图》的基础上,对内容有所增减或改名。历博、辽博《九边图》在《九边图说》、谢本《九边图》的基础上,增补了不少嘉靖中后期的内容。至于山川、道路、机构图例,这些版本的《九边图》皆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变。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56]王庸认为修攘通考本《九边图论》为照刊嘉靖年间谢少南初刊之本。但通过将修本《九边图》与《九边图说》相对照,便可以发现修本《九边图》有不少的改绘之处,内容有所增减或改名。另外,修本《九边图论》还改变了谢本《九边图论》的体例,且删去了若干序文。

科学、定量标准不仅是现代制图学追求的目的,而且在中西古代地图绘制中同样存在,只不过不是唯一追求的目标,而只是众多传统之一。对中国古代地图史的现代研究,却基本立足于现代制图学的这两项标准,从而构建了一条从东汉张衡“准望”——西晋裴秀“制图六体”、唐代贾耽《华夷图》——宋代《禹迹图》——元代朱思本《舆地图》、明代罗洪先《广舆图》“计里画方”与图例绘法的线性发展脉络。在这种研究中,虽然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与日本学者小川琢治在上世纪初开创了先河,王庸完整勾勒了这一脉络,构建了自己的解释体系,不过最具理论性的阐述仍属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57]不过这一研究体系却由于单纯地建立在现代制图学科学、定量标准之上,并不符合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的自身内在传统。[58]余定国指出中国古代地图绘制除科学传统外,还有美学、宗教、政治等功能。[59]宗教功能在中国古代地图中的作用,远不如古代西方突出。不过美学、政治等人文传统却一直占据了主流地位。从地图绘制方法来讲,采用形象绘法;从绘制目的来讲,强调直观、实用,以便于满足没有经过专业地图学知识训练的军事、行政官员使用。明代地图绘制的主流仍处于人文传统之中,《九边图说》所采取的形象绘法仍是明后期地图,尤其官方地图绘制的主流绘法。

作为进一步的证明,《九边图说》还继承了中国古代地图学的另一传统——图记,与强调精确性的科学、定量传统更是不相符合。中国古代地图由于图例并不发达,所以往往在地图空白处加上文字形式的图记,以资说明。由于长城以外由蒙古族与女真族管辖,所以《九边图论》地图部分基本上没有绘制长城以外的地理与军事状况,只是用图记的形式在地图上方标出蒙古与女真所在的位置,简明扼要地叙述蒙古族与女真族的部落分布状况,及其对明朝的威胁所在。由于前朝或本朝已经废弃的军事建置无法用图例反映出来,便也用图记记载于此。但多廖廖数字,十分简单。

总之,通过参考《九边图说》,可对明朝九边长城防御体系以边墙横遮九边,以营堡控扼要道,以墩台传递消息、以驿站负责传递的多层次、立体性防御体系有一全面而直观的了解。故而,《九边图说》是一幅典型的军事地图。但另一方面,由于《九边图说》并未使用计里画方,并不能精确地反映地理面貌,故而只是一种军事示意图而已,以之了解九边长城防御体系的轮廓绰绰有余,但若以之作为实战地图,却远不敷用。许论对《九边图说》的作用便旨在展现九边之一般情形。“然披图可以略见边方之形胜。”[60]

总之,通过参考《九边图说》,可对明朝九边长城防御体系以边墙横遮九边,以营堡控扼要道,以墩台传递消息、以驿站负责传递的多层次、立体性防御体系有一全面而直观的了解。故而,《九边图说》是一幅典型的军事地图。

《九边图论》尽管图、文并重,但从其奏疏即可看出,是先有文字,后有地图,从篇幅上来讲,文字也占了较大比重。魏晋以后,字多图少的地方志逐渐成为中国古代地理著作的主流。[61]《九边图论》的做法,也在此潮流之中。此外,这也与《九边图论》的定位有关系。《九边图论》尽管是许论在任职方司时所撰,但却是一种私人利用官方资料撰写的私撰图籍。故而,在此书中,许论主要是要表达他多年来的边防观念,议论应该是很早就开始酝酿的了,而地图只是为了弥补文字的不足而绘制的。

但这也反过来说明了一个问题,一般地方志可以象征性地绘制几幅地图,甚至可以完全取消地图,但作为边防图籍,地图却无法完全舍弃。这主要在于山川地形与军事分布不借助地图,无法形象地表述。而许论也表达了地图与文字同等重要的态度。“披图可以略见边方之形胜,据论可以麄知边事之始终。”[62]而这便是图籍与地方志的重要区别。

作为《九边图论》的刊刻者,谢少南也十分重视地图,并称赞许论有远见。“或曰图何为者也?夫措攻守之议者,未有不先其地势者也。至全城乃上方略,聚米为山谷,虏在目中,是故图之不可以已。许子之意远也。”[63]

由于《九边图论》在明后期影响甚大,许多图籍明确表示受其影响而创作。明后期许多舆地图籍,尤其边防图籍多直接继承了《九边图论》内容与体例,体现了图、文并重,以文为主的特点。

在文字方面,《九边图论》按九边镇的次序,分别叙述。由于三关附于大同论述,故而总共八论。值得注意的是《九边图论》的文字内容与《九边图志》不存在继承关系。各边论内容大体包括以下几个部分:前代沿革、本朝建置、地理形势、本镇疆域、本镇地位、防御形势、内部分布、主要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等等。此外,在九边论前有许论介绍创作缘起的《九边图论叙》。各边论之中,各镇主要问题与解决方案是许论重点关注所在,多高屋建瓴之论,颇为精彩,从而使该书与另外两部图籍相比,以议论见长,也集中体现了它的经世致用特征。以榆林镇而言,许论曾饷边榆林,亲眼目睹了榆林财政困窘状况。《九边图论》用大量的篇幅重点探讨了榆林镇粮草匮乏的由来。指出建镇之初粮草尚可靠耕牧河套以自供。弘治年间,由于失去河套,粮草遂一转而靠外运,而本色改为折色的赋税制度变革,最终导致榆林镇处于粮食匮乏的境地。作为应对之策,许论建议复本色、行水运。[64]对于榆林镇最终的判断是“榆林者,急在刍粮,他非所计也。”[65]事实上,终明一代,榆林镇的最大困境一直如此,这一结论也便被后世史籍反复引用。

问题虽出在九边,但却与中央关于九边的整体策略密切相关。该书从而归本还原,认为解决九边问题的根本在于中央。九边论后有《总论》一篇,是全书的结论。如果《九边图志》没有系统论述九边的话,那么,《九边图论》的《总论》便是明代第一篇从整体上系统论述九边的文字。《总论》的叙述方式是张瓚所称的问答方式。在《总论》里,许论在论述蒙古势力消长的基础上,重点揭示了明朝放弃开平、兴和、东胜,尤其河套之后,逐渐在战略上处于被动的转变过程。作为应对之策,许论提出了两大方案:一为重巡抚,一为重武臣。而这两个问题只有朝廷才能从整体上加以解决,故而,许论最后得出结论:“如九边何哉?如九边何哉?语云根本在朝廷。此知要之言也。”[66] 许论所提出的明朝放弃战略前哨从而导致九边整体防御战略被动的结论,也成为后世探讨九边形势时最常引用的论点。

此外,《九边图论》的编撰体例也成为明代以来两种影响最大的九边说法其中一支的源头。“九边”一词在明代广泛流传过程中,逐渐获得了一些不太严格的内涵界定。由于与现代的概念形式具有区别,姑且称之为“九边说法”。《九边图论》基本按照诸镇的地理位置,自东而西,加以排列,以之作为体例,编撰成书。在谢少南刻本中,《九边图论》尚未有目录。不过在修攘通考本中,已增加了目录。九边次序为辽东、蓟州、宣府、大同三关内附、榆林、宁夏、甘肃、固原。[67]这一体例被其后诸多图籍与史籍继承与发展,如王圻《续文献通考·舆地考•边关上》便继承此体例。[68]但一直到《经国雄略》成书之前,该说法仍然表现为书写体例。《经国雄略》第一次实现了由体例至说法的跨越,但此时山西镇仍称三关镇。“自东至西,绵亘万里,曰辽东、曰蓟镇、曰宣府、曰大同、曰三关、曰榆林、曰固原、曰宁夏、曰甘肃,此九边形胜大略也。” [69]至《地图综要》,改之以“山西外三关”。[70]由徐乾学具体分撰的万斯同本《明史·地理志》,可能鉴于此说按照地理位置叙述,与《地理志》体例相符,遂加以采纳。“至藩屏中夏,称重地者,则为九边,曰辽东、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太原、固原。” [71]此九边说法最后完成。而王鸿绪本《明史稿·地理志一》[72]与《兵志四》[73]及张廷玉本《明史·地理志一》皆继承此一说法,[74]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75]

可见,《九边图论》对于“九边”观念的形成,起到了倡导作用。但此时该说法尚局限于编撰体例,而非独立的“说法”表述,呈现出九边说法初创时的粗糙状态。不仅如此,该说法将地理位置靠东的固原置于位置靠西的甘肃之后,违反了这一说法自东而西排列诸镇的原则。许论如此排列的原因,可能鉴于嘉靖前期,蒙古对于陕西腹里的进攻,相对于其他诸镇较少,固原的战略地位相应不如其他军镇重要,在九边诸镇中较为特殊。故而将其列于最后。与此相似的是,虽称九边,三关却被附于大同论述,兵部尚书张瓚虽称九边,也忽略了三关。“看得主事许论应诏条陈,著有《边论》九篇。起自辽、蓟、宣、大,以及延、宁、固原、甘肃等边。” [76]三关被忽略的原因与固原被区别对待的缘故可能是一样的,即此时蒙古尚少进攻三关,大同作为山西藩屏,基本承担了山西大部分的防务,许论从而将三关附于大同论述。这些问题的存在,都反映出九边体系尚未完全成型,相应,九边说法也尚处初创阶段。

 

三、魏焕《皇明九边考》

 

《皇明九边考》由魏焕任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时辑录而成。魏焕,字东洲,长沙卫人,嘉靖八年(1529年)进士,授嘉兴府推官,历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员外郎,擢四川佥事。魏焕亦为留心边防之人。“贞夷简温,不以才智自见,明习当时之务,所在毅然身任之。留心边防,能言胜败之故。”除了《皇明九边考》,著作还有《蜀东抚夷录》与《皇明拱卫录》等。[77]

《皇明九边考》的撰述与《九边图论》具有相似之处,即都是由职方司主事主要利用本司资料,私人辑录而成。“乃拣集堂稿,博采边疏,询诸边将、译使,有所闻遂书之册,积久编次成书,分类备考。”[78]但在创作体例上,二书差别颇大。与《九边图论》以简要议论为主不同,《皇明九边考》不仅以记载九边史事为主,详载九边制度源流,而且秉持“巨细必录,以明防守之当急”的原则,[79]内容十分丰富,篇幅也远较《九边图论》为多。王庸称:“可知魏氏搜罗材料之广博,记注之详备。”[80]该书对边防重事,一一细录。

一、要害之巨细必录,以明防守之当急。一、边墙之始末必备,以明驭戎之上策。一、盐政、茶政必录,以明飞輓之至计。一、屯政、马政必录,以明军务之深谋。一、首录巡抚、将官,以明边镇之纲领。一、备录选将、集兵、储蓄之法,以明今日之急务。……一、先年奏议,或为当时所弃,今察其有可行者必录,以俟采择。一、将领之奏捷失律者必录,以昭往鉴。一、凡改筑边墙、恢复旧制之说,一时虽曰难行,必录之,以俟便宜者采焉。[81]

从中可以看出,魏焕重点关注者为九边重事、边防急务,经世致用的目的彰然若揭。与之相应,正如王庸所指出的那样,《皇明九边考》所用资料的来源十分多样。但职方司公文仍然是其最为倚重的资料。

一、九边图因职方司旧本,增以近年新设边墙、崖堑,以备披阅。一、镇戍沿革取诸会典。一、疆域沿革取诸各边图志。一、城堡、墩台、墙堑增旧创新,取诸近年堂稿。一、军马登耗数目,取诸嘉靖十八、九年各边开报手册。一、钱粮定数取诸户部各司手本。一、文武职官责任取之本司各科职掌。[82]

而之前出现的图籍、边防奏议也被其吸收容纳进来。“一、经略多出本司堂稿及桂尚书《舆图要览》,许主事《九边论》,并诸名公奏议,间亦窃附鄙见。” [83]此外,魏焕还亲自询问来自边地之人,以了解九边具体状况。“一、番夷始末考之《一统志》,参以边将、译使之言。一、番夷部落之强弱、支派之分合,多出虏中走回人口之言,录之以俟预防者采焉。”[84]可见,从资料来源看来,魏焕所用之功是超过许论的,《皇明九边考》内容之丰富也是《九边图论》无法比拟的。但这并非意味着魏优而许劣,主要是二书定位各有不同。

《九边图论》用简要的文字与地图,全面勾勒九边形势,从而以宏观的议论为主。在许论已经做了这一初步工作的前提下,魏焕自然需要更多的细节,才能有所突破与发展。魏焕选择的是仔细考察九边制度源流,使《皇明九边考》以史事见长,成为第一部详细论述九边军事制度源流的边防图籍。但地图与议论部分在此书中,大为弱化。《皇明九边考》在地图方面并未着力太多,可能鉴于与《九边图论》创作时间相隔不远,九边情形没有大的变化,遂一面直接临摹《九边图说》,稍加改动;一面尽管重新绘制了九幅九边地图,但仅仅绘制山川地形与主要建置的简易地图,而且没有图记。值得注意的是,其所临摹的《九边图》置于卷首总论性文字之前,而其自绘地图却置于每镇之前,形成一图一说的形式。

《皇明九边考》一书尽管亦有议论。“凡有一得之愚,僭录之于后,以备自考,非敢求知于人也。” [85]但所占全书比例较小。与《九边图论》图、文并重相比,《皇明九边考》丰富的文字与简单的地图几乎是不成比例的,十分类似于一般地方志在书前绘制几幅地图,以充门面的状况。但九边与一般地区不同,并非一个制度化的行政区域,只是一种军事防御体系的笼统称呼。地方志一般以全国或各行政地区为对象,以论述历史沿革、机构设置等为主要内容,以勾勒地方面貌为主旨,而《皇明九边考》却以明初以来九边边防事务为内容,以提出并解决九边重大问题为主旨,二者显然具有很大不同。

《皇明九边考》也与军镇志、卫所志不同。明后期逐渐出现了一些军镇志、卫所志。比如《辽东志》、《全辽志》、(万历)《延绥镇志》、(嘉靖)《河州志》。这些方志模仿一般地方志的形式,叙述军镇、卫所的建置沿革,相应也以军事制度为内容,与《皇明九边考》相似。但军镇志、卫所志论述对象仅限于一镇、一卫,缺乏《皇明九边考》所具有的地域广大的特征。军镇志、卫所志与一般内地方志相似,内容包括军镇、卫所的方方面面,从天文地理、山川河流,再到军政事务、风土人物,包罗广泛。这与《皇明九边考》专注于揭示九边军事防务的定位是不同的。另外,卫所志与舆地图籍在定位上也有很大的区别。卫所志与一般地方志相同,在写作角度上是立足于地方上,以介绍地方、表彰乡里为目的,体现一种“地方本位”。而舆地图籍却多由中央或地方官员,受命于中央的指示,或立足于解决全国性的军事问题,而创作的一种着眼于全局的军事地理著作,也可以说是“中央本位”,鲜明地体现了士大夫关心国事、立言经世的思想。

从以军事制度为内容,文字占据绝大比例的角度看,《皇明九边考》与兵书有一些相似。比如《武备志》。但兵书从论述地域看,基本是一个全国性的范围;从内容来看,还包括一些战略、战术与武器等方面的内容,《皇明九边考》实与其具有很大的差别。

可见,《皇明九边考》与地方志、卫所志及兵书都有很大的区别。该书的中央本位,庞大的地域,纯粹的军事内容,浓厚的经世致用的色彩,以及附有一定的地图,都使其与边防图籍的距离更为接近。尽管《皇明九边考》体例较为特殊,但由于史事内容丰富的关系,在明后期被不同体例的史籍广泛征引,对明后期九边、军事史籍具有很大的影响。

由于外迁为地方官,魏焕与《皇明九边考》的命运,便不如许论与《九边图论》那么幸运了。由于缺乏向朝廷进荐的机会,魏焕只能携带此书,在私交好友的小范围内流传。但由于此书的重要价值,仍然不久就获得士大夫的青睐。嘉靖二十一年(1542),四川夔州知府张环将其刊刻流传于社会。[86]

该书前有张环《跋》、长沙知府蔡纘《叙》,以及魏焕本人所作《引》,有试兵部政董策《叙》,四川夔州府奉节县知县赵鸣凤《叙后》。全书共十卷,第一卷从宏观上论述九边概况,分为《镇戍通考》、《经略通考》与《番夷通考》。该卷其实是将《九边图论》的《总论》部分的三个问题分别充实史料,单列标题,独立成篇。《镇戍通考》从军事制度的角度论述了九边形成经过,强调应重视巡抚与武臣。《经略总考》则论述了明初以来明蒙战略格局的转变。《番夷总考》论述了明初以来所谓“北胡”、“西番”的势力消长及其对明朝的威胁。可见,正如上文魏焕所表明的那样,《皇明九边考》是在继承《九边图论》的基础上,大为充实与发展。其余九卷,亦在继承《九边图论》各边论的基础上,加以充实,每卷一镇,分别为疆域考、保障考、责任考、军马考、钱粮考、边夷考与经略考等。[87]包罗既广、体例清晰。

惧夫夷险之弗辨也,于是有疆域考;惧夫防守之弗严也,于是有保障考;惧夫将领之弗职也,于是有责任考;惧夫骑射之弗精也,于是有军马考;惧夫刍糒之弗充也,于是有钱粮考;惧夫寇虏之莫知所从来也,于是有外夷考;惧夫筹画之弗审,而无以应变之地也,于是有经略考。各虚其后以俟日有所闻,而续集焉。至于通乎九边者,仍撮其要于首,以为九边通考,庶乎时异地远者,一展卷可知其概矣。[88]

军事制度内容的大量充实,使《皇明九边考》的地位不逊于《九边图论》。而在此基础上,《皇明九边考》也提出了明清以来两种影响最大的九边说法的另外一支。

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镇守皆武职大臣,提督皆文职大臣。又以山西镇巡统驭偏头三关,陕西镇巡统驭固原,亦称二镇,遂为九边。[89]

此九边说法以军镇建置次序与军镇性质为原则,将九边镇分为三种,一为初建之镇,即辽东四镇;二为继设之镇,即宁夏三镇;最后是性质与以上诸镇有所不同,主要起到居中统筹作用的军镇,即山西二镇。这一说法层次分明,叙述清晰,表述形式相对于《九边图论》九边说法,更为成熟。这种成熟与从军事角度比从地理角度更易表述得丰富与立体有关。于是,这一说法广为流传,也成为影响较大的九边说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九边图论》九边说法。如嘉靖年间舆地图籍《皇舆考》、《广舆记》,以及万历年间志书《春明梦余录》、图书汇编《图书编》与边防图籍《经国雄略》皆继承此说。[90]徐乾学在引用《九边图论》九边说法的同时,也受了《皇明九边考》九边说法的影响,从而将太原、固原列于诸镇最后。《皇明九边考》九边说法在《明史》的最初两个版本中不受重视,但却在张廷玉本《明史·兵志》中受到了注重。但《兵志》九边说法对《皇明九边考》九边说法有所改动。“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 [91]将“山西镇巡统驭偏头三关”改为“太原总兵治偏头”。明后期山西总兵官驻地变换多处,偏头仅为其最初驻扎之处,故而此一更改导致了史实错误,成为张廷玉本《明史·兵志》九边说法遭到攻击的口实之一。但借助正史的地位,《兵志》说法仍然成为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九边说法。如《明史》刊布十四年后之乾隆十八年(1753),秦蕙田著《五礼通考》,即继承此说。[92]步入清末,龙文彬撰《明会要》,亦继承此说。[93]

 

四、霍冀《九边图说》

 

《九边图说》与《九边图论》、《皇明九边考》的撰述性质是不同的。后两种图籍基本是私人撰述,而《九边图说》却由职方司官方撰述。隆庆三年(1569)十二月,兵部尚书霍冀上《兵部□□仰遵明鉴恭进九边图说以便圣览事》,交代了《九边图说》的撰述缘起是穆宗即位诏书所颁布的相关命令。明朝新帝登基的即位诏书往往蕴涵了开创新局面的意味,穆宗即位诏书亦是如此。其中一款云:“其各将官所任地方,兵部亦以边腹冲缓,分为三等,遇该升调,照此施行。钦此!”[94]此时距离《九边图论》的撰述已有二十余年,又逢新帝登基,兵部遂决定重新撰述长城图籍,以反映九边最新情况。

咨行各镇督抚军门,将所管地方,开具冲缓,仍画图贴说,以便查照。去后随该各镇陆续开报前来,或繁简失宜,或该载未尽。又经咨驳,务求允当。往返多时,始获就绪。[95]

可见,兵部为编撰《九边图说》,在搜集资料上是下了相当功夫的。诏书下达之后,兵部便责成九边官员汇集诸镇最新资料,并初步做成图说的形式,上报兵部。兵部具体负责此事的自然是职方司,职方司将九边上报来的资料加以判断,决定采用还是驳回重做,最后加以汇总,并“稽之往牒、参诸堂稿”,[96]撰述成书。经过多方努力,历经三载的时间,作为这次行动的最后成果,《九边图说》最终完成。

但与《九边图论》与《皇明九边考》具有明确的撰者不同,《九边图说》未署作者。《兵部□□仰遵明鉴恭进九边图说以便圣览事》落款为兵部尚书霍冀、左侍郎曹□、郎中孙应元、署员外郎事司务王凭、主事石磐、刘寅、朱润身、桂天祥、赵慎修。[97]可见,《九边图说》是由兵部尚书组织,职方司多人共同撰绘完成的。《明史·艺文志》以部门负责人霍冀为作者。[98]

《九边图说》与《九边图论》、《皇明九边考》不同,编撰的目的是直接呈缴朝廷,作为中央了解九边状况、制定九边政策的依据。“不惟思患预防,时厪圣念,而各镇之地利险夷,各边之兵马多寡,一开卷而圣心自洞析矣。”[99]尽管《九边图论》也被世宗作为指导九边政策的依据,但其最初撰述目的恐怕未必完全如此。《九边图说》的这一定位使其在内容体例上,与二书呈现出很大的不同。正如上文所述,《九边图论》与《皇明九边考》都是以文字为主、地图为辅的,但《九边图说》却以地图为主、文字为辅,并且一图一说,各自成章,文字作为地图的注记,这是它的特点。这不仅在于《九边图论》提供了议论,《皇明九边考》提供了史事,《九边图说》若想进一步发展,只有在地图方面着力;而且也在于《九边图说》作为直接用于协助中央制定九边政策的依据,用地图的形式表述,较为直接,一目了然。故而,《九边图说》地图非常丰富,远远超出文字的篇幅。每镇不仅有总图,以见其轮廓,而且皆绘制局部之图,各地区形势,跃然纸上,实际是详细的九边军事分布图。

每镇有总图,以统其纲;有分图,以析其目。某为极冲,某为次冲,某为偏僻,某处切近虏巢,某处极为单弱。与夫一镇之兵马钱粮数目,无不毕具,诚为简要。[100]

《九边图论》地图具体到了堡、寨,《皇明九边考》具体到了堡,而《九边图说》进一步具体到了墩,内容更为翔实。《九边图说》地图由于是军事地图,图记也全属军事内容,在军事要冲的图标里,注明该地至边墙的距离,机构设置,以及“极冲”。“次冲”的战略位置。《九边图论》与《皇明九边考》的地图部分都没有记述长城以外的地理状况,《九边图说》却简要记载了一些地理面貌,相对于前两部图籍,也是一种完善。

但总体来讲,由于长城图籍关注地域较广,在长城以外地区着墨甚少,从而相对于一些地区性图籍,比如嘉靖年间陕西巡按御史张雨所著《边政考》仅仅关注陕西一省,对蒙古各部进攻明朝的路线进行详细绘制,便是一个明显的不足了。所以说,三部图籍的地图尽管是军事性质的,但它们关注地域的广大,尤其是对蒙古地区关注的不足,却恐怕很难使它们在具体征战中获得应用。可能正如魏焕所自嘲的那样。“噫!此亦书生之见耳。长于经济者,胡用乎此?”[101]这些地图只是使中央对九边布局有一整体的把握罢了。

值得注意的是,罗洪先《广舆图》此时已经出版,[102]兵部职方司对计里画方与图例绘法应有了解,但《九边图说》仍然延续传统的形象画法,原因也应是出于直观实用的考虑。另外,计里画方的绘法意味着要在地图上画满表格,作为呈送皇帝的地图,显得不太美观。计里画方与图例绘法不仅在三部长城图籍中未得到应用,在中后期也一直未得到重视,只是到了明末清初,才在部分图籍中得到了更多的应用。不过占据主流地图绘制方法的仍是形象绘法。这反映出中国古代地图绘制演变至明清时期,主流绘法仍是以直观实用为目的的形象画法,而非以科学、定量为旨归的计里画方与图例绘法。单纯以科学、定量传统衡量中国古代地图史,是一种以现代观念强加古人的做法,并不符合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的内在传统,所得出的结论是片面性,存在扭曲与误解。

《九边图说》文字以简要为特点,篇幅并不大,内容基本为疆域四至、边防形势、主要问题、解决方案与主要职官,以及按照极冲、次冲的顺序,简要条列本镇重要地区及其职官,末为本镇军马、钱粮。可见,《九边图说》实吸收了《九边图论》与《皇明九边考》注重议论与史事的特点。但无疑,《九边图说》的史事要简要得多。

尽管《九边图说》是秉承圣旨所作,但对于本司前贤私撰之《九边图论》与《皇明九边考》,仍然具有自觉继承意识。霍冀称:

及照先任本部尚书许论,先为礼部主事时,曾奏上《九边图考》。嗣后,本司主事魏焕亦曾续之。迄今近三十年。边堡之更置、将领之添设、兵马之加增、夷情之变易,时异势殊,自有大不同者。[103]

《九边图说》与《九边图论》一样,亦分述各边。只是将三关改为山西,并且调换了固原镇与甘肃镇的次序,从而使诸镇完全按照自东而西的次序排列。九边次序为辽东镇、蓟镇、宣府镇、大同镇、山西镇、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与甘肃镇。以山西代替三关,可能是鉴于蒙古通过河套进入山西腹里,战场已延至整个山西,遂循名责实,代替之以山西。将固原镇置于甘肃镇之前,在于此时蒙古屡次进入陕西腹里,固原镇战略地位与诸镇相侔,没有必要另外视之。

 

结  论

 

总之,嘉隆年间四部长城图籍是明蒙长期战争的产物,是在嘉隆年间,伴随着蒙古对明朝进攻的加剧与明朝九边长城防御体系的建立而逐渐出现的,它们都是兵部职方司官员主要利用本司所藏公文图册,撰述而成。不同的是,《九边图志》、《九边图论》与《皇明九边考》是本司主事私人撰写的图籍,而《九边图说》却完全是本司官方行为。四部图籍的产生,反映出中国古代地理著作的一大特点:学在官府。在中国古代,由于地图涉及国家机密,故而只有政府官员可以接触地图,并加以利用,撰成图籍。正是这四种图籍产生之后,其他机构的官员与社会上的一些士人才纷纷开始在此基础上,撰绘长城图籍。

四种图籍的共同目的都是为经世致用,《九边图论》与《九边图说》直接被中央用来指导九边事务,这一特点也使它们在明后期受到时人的关注。但由于各自出现时期与编撰身份的不同,四部图籍各自定位不同,而内容体例也便各具特点。《九边图志》文字内容十分丰富,地图只是辅助部分,分镇绘制了九边长城防御体系。《九边图论》以地图与文字并重,重在议论,从整体上系统论述了九边形势,该书《九边图说》首次用整幅地图的形式,全面展示、描绘了九边长城防御体系的全貌。三门峡市博物馆所藏《九边图说》是最早的长城地图。《九边图论》无论从地图绘制,还是文字论述来看,都未继承《九边图志》,而是别开生面,另创一种编绘体例,这一体例也为后世长城图籍所继承。《皇明九边考》以文字为主,重在史事记载,第一次详细梳理了九边军事制度的源流。《九边图说》撰述目的是直接为中央提供制定九边政策的依据。故以地图为主,以便于直接浏览九边形势。

四部图籍尽管内容体例各有不同,但它们中央本位的定位、关注地域的广大、纯粹的军事内容、解决九边问题的经世致用目的,以及地图与文字结合的体例,无疑都体现了边防图籍的特点。四者互相弥补,基本奠定了明后期长城图籍的创作模式,引领和规约了明后期长城图籍创作的风气与体例。后三部图籍提出与发展的两种九边说法也成为明代以来影响最大的九边说法,从而对后世关于九边的观念与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故而,四种长城图籍不仅在明代长城图籍创作中具有开创性的地位,而且对于理解目前我们所依据的九边史料与观念,也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后三部图籍的地图皆以形象绘法为特征,反映出职方司官员虽了解到当时社会上存在的计里画方与图例绘法,但仍以直观实用作为地图的最重要特征,这体现了明代地图绘制仍受到中国古代地图绘制中人文传统的影响,以直观而非定量、实用而非科学为旨归的主流思想。单纯以科学、定量传统衡量、构建中国古代地图史,是一种基于西方现代制图学观念,套搬于中国历史的做法,并不符合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的内在传统,是一种西方中心论的研究观念,所得出的结论是片面的。

 

 

原载《内蒙古师大学报》2010年第4期。

[1] 王庸:《中国地图史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62页。

[2] 向燕南:《明代边防史地撰述的勃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3] (明)姚广孝等:《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三,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丙子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3266页。

[4]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五五《宋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4246页。

[5] (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五九,永乐四年九月辛巳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862页。

[6] 《明太宗实录》卷六一,永乐四年十一月壬午条,第885—886页。

[7] 《明史》卷一七六《岳正传》,第4680页。

[8] 《明英宗实录》卷二OO,景泰二年春正月辛丑朔条,第4243页。

[9] 《明宪宗实录》卷一九,成化元年秋七月丙寅条,第389页。

[10]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赵伯雄整理,王文锦审定《周礼注疏》卷三三《职方氏》,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0页。

[11] (明)霍善等:《诸司职掌·兵部·职方部》,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17页。

[12] 《诸司职掌·兵部·职方部》,第724页。

[13] 《明史》卷七二《职官志一·兵部》,第1752页。

[14] (明)魏焕:《皇明九边考·引》,中华文史丛书影印明嘉靖刻本,台北:华文书局1969年版,第7页。

[15] 邓衍林:《中国边疆图籍录·凡例》,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16] 王庸:《中国地理图籍丛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56年,修订本。

[17] 《中国地理图籍丛考》,第26—34页。

[18] 王庸:《中国地理学史》,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陈正详:《中国地图学史》,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79年版。卢良志编《中国地图学史》,北京:测绘出版社1984年版。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先秦至明代》,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司徒尚纪编著《简明中国地理学史》,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3年版。胡欣、江小群:《中国地理学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版。

[19]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九九《郑晓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5274页。

[20] 《明史》卷一九九《郑晓传》,第5273页。

[21] 《明史》卷一九九《郑晓传》,第5271页。

[22] (明)郑晓:《端简郑公文集》卷七《书胡端敏公行状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二十八年郑心材刻本,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303页。

[23] (明)焦竑:《国朝献征录》卷四五《刑部尚书郑端简公晓传》(戚元佐),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再版本,第1875页

[24] 《明史》卷一九九《郑晓传》,第5271—5272页。

[25] 《明史》卷一一二《七卿年表二》,第3450—3451页。

[26] 《端简郑公文集》卷四《壮游录序》,第196页。

[27] 《明史》卷一七《世宗纪一》,第219页。

[28] (明)杨一清:《杨一清集》卷一七《提督类·为整理边务以备虏患事》,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46页。

[29] (明)郑履淳:《郑端简公年谱》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上海图书馆藏明嘉靖万历间刻郑端简公全集本,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510页。

[30] 《端简郑公文集》卷四《壮游录序》,第196页。

[31] 《明史》卷一八六《许论传》,第4928—2930页。

[32] (明)许论:《许默斋集》,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据国家图书馆藏明贺贲刻本,1995年。

[33] 《明史》卷一八六《许进传》,第4923—4925页。

[34] 《国朝献征录》卷三九《兵部·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默斋许公论墓志铭》(张鼎文),第1627页。

[35] 《明史》卷一八六《许论传》,第4928页。

[36] (明)许论:《九边图论·奏稿》(许论),嘉靖十七年谢少南刻本,藏国家图书馆。

[37]《九边图论·序》(许论)。

[38] (明)汪道昆著,胡益民、余国庆点校《许恭襄公传》卷三四《许恭襄公传》,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732页。

[39] (明)许倓:《灵宝许氏父子四尚书画像》,明万历十五年刻本。在灵宝西北西闫乡东吕店村东南存有《许氏世袭碑》,也有相同记载。

[40] 许进生育八子,许论为其少子。八子中只有许记一人没有功名。许诰、许瓒也皆官居尚书,为当时灵宝名门望族。

[41] 《国朝献征录》卷三九《兵部·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默斋许公论墓志铭》(张鼎文),第1627页。

[42] 《太函集》卷三四《许恭襄公传》,第732页。

[43] 《九边图论·序》(许论)。不过据文献记载,清初地理学家顾祖禹高祖顾大栋也曾参与到《九边图论》的撰述中来。

[44] 《九边图论·序》(苏祐)。

[45] 《九边图论·奏稿》(许论)。

[46] 《九边图论·题稿》(张瓚)。

[47] 《太函集》卷三四《许恭襄公传》,第733页。

[48] 《国朝献征录》卷三九《兵部·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默斋许公论墓志铭》(张鼎文),第1627页。

[49] 《九边图论·题稿》(张瓚)。

[50] 《九边图论·题稿》(张瓚)。

[51] 《九边图论·题稿》(张瓚)。

[52] 《太函集》卷三四《许恭襄公传》,第733页。

[53] 《太函集》卷三四《许恭襄公传》,第732页。

[54] 后世长城图籍创作受《九边图论》影响很深,地图内容多在《九边图说》的基础上稍加改绘而成。比如稍晚成书的《皇明九边考》中的《九边图》便是如此。(明)魏焕辑《皇明九边考·引》,中华文史丛书影印明嘉靖刻本,台北:华文书局1969年版,第17—26页。

[55] 王绵厚认为历博本绘于嘉靖三十七年至隆庆元年之间,辽博本绘于隆庆元年以前。王绵厚:《明彩绘九边图研究》,曹婉如主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第67页。不过历博《九边图》“隆庆州”作“延庆州”,很明显改绘于隆庆元年以后。王绵厚判断历博《九边图》下限的根据是该图屏风后有郭全仁于隆庆三年书写的《后赤壁赋》。其实郭全仁书写此赋与《九边图》并无直接对应关系,完全可以在历博《九边图》成图多年后书写。以此作为历博《九边图》的下限有些宽松。事实上,历博《九边图》并未绘制隆庆年间新筑之堡,据此便可判断此图成于隆庆元年。辽博《九边图》隆庆府地方已被糊上,无法看到,不过历博、辽博《九边图》在绘制内容、形式体例十分一致,显然二者之间存在摹绘关系,或有一个非许论原绘本的共同渊源,该图也应绘于隆庆元年。

[56]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五《史部·地理类存目四·修攘通考四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604页。

[57] (法)沙畹(Edouard Chavannes):《中国地图学中两幅最古老的地图》(Les Deux Plus Anciens Specimens de la Car- tographie Chinoise, Bulletin de I’Ecole Francaise de I’Extreme Orient,Vol,3,1903.)(日)小川琢治:《近世西洋交通以前の支那地图に就て》,《地学杂志》(日本)第22年第258号,1910年。《中国地图史纲》,第1—72页。(英)李约瑟(Dr.Joseph Needham):《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248页。

[58] 曹婉如《近四十年来中国地图学史研究的回顾》(《自然科学史研究》1990年第3期)反映出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古代地图研究一直在“科学”价值取向下展开讨论。测绘学界的研究尤其体现了这种取向。参见宋德鸿等編著《中国古代测绘史》,北京:测绘出版社,1993年版。

[59](美)余定国著,姜道章译《中国地图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5页。

[60] 《九边图论·奏稿》(许论)。

[61] 关于图经的兴起,参看《中国地理学史》第三章《地志史》,第127—216页。

[62] 《九边图论·奏稿》(许论)。

[63] 《九边图论·刻九边图论序》(谢少南)。

[64] 《九边图论·榆林》。

[65] 《九边图论·榆林》。

[66] 《九边图论·总论》。

[67] (明)许论:《九边图论·目录》,中国史学丛书三编第三辑影印明何镗《修攘通考》明万历七年自刻本,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第397—398页。

[68] (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二三二《舆地考•边关上》,元明史料丛编第一辑影印明万历刊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84年版,第13797—13822页。

[69] (明)郑大郁:《经国雄略·边塞考》卷一《九边》,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末三槐堂刻本摄制,1993年。

[70] (明)朱国达等辑:《地图综要·九边总论》,四库禁毁书丛刊影印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明末朗润堂刻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721页。

[71] 《明史》卷七八《地理志叙》,第344页。

[72] (清)王鸿绪:《明史稿》志第一八《地理志一》,元明史料丛编第二辑影印敬慎堂刊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84年版,第341—342页。

[73] 《明史稿》志第六八《兵志四·防边》,第331页。

[74] 《明史》卷四O《地理志一》,第882页。

[75] 现代学者亦多祖述此说。如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中国历史地名辞典》编委会:《中国历史地名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86 年版,第8页。Charles O. Hucker: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533.

[76] 《九边图论·题稿》,第405页。

[77] (明)李贤等:《明一统志》卷六三《长沙府·人物》,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41页。

[78] (明)魏焕辑《皇明九边考·引》,中华文史丛书影印明嘉靖刻本,台北:华文书局1969年版,第7页。

[79] 《皇明九边考·凡例》,第14页。

[80] 《中国地理图籍丛考》,第30页。

[81] 《皇明九边考·凡例》,第14—15页。

[82] 《皇明九边考·凡例》,第13页。

[83] 《皇明九边考·凡例》,第15页。

[84] 《皇明九边考·凡例》,第14页。

[85] 《皇明九边考·凡例》,第16页。

[86] 《皇明九边考·皇明九边考》(张环),第3—4页。

[87] 《皇明九边考·目录》,第9—12页。

[88] 《皇明九边考·引》,第7—8页。

[89] 《皇明九边考》卷一《镇戍通考》,第27—28页。

[90] (明)张天复:《皇舆考》卷九《九边•九边图叙》,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嘉靖三十六年应明德刻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44页。 (明)陆应阳辑,(清)蔡方炳增辑《广舆记》卷二三《九边》,四库禁毁书丛刊影印山东省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490页。(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四二《兵部一•九边》,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07页。(明)章潢:《图书编》卷四三《天下各镇各边总说》,影印湖南图书馆藏明刊本,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8年版,《经国雄略·边塞考》卷一《九边》。

[91] 《 明史》卷九一《兵志三·边防》,第2235页。

[92] (清)秦蕙田:《五礼通考》卷二三六《军礼四·军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63页。

[93] 现代学者亦多祖述此说。如吴晗:《明代靖难之役与国都北迁》,《吴晗史学论著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日)山崎清一:《明代兵制の研究》,《历史学研究》九四号,1941年,第31页。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上海:开明书店1949年版,第265页。商务印书馆编《辞源》(修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10页。《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编纂编委会:《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

[94] 明霍冀:《九边图说·兵部□□仰遵明鉴恭进九边图说以便圣览事》,玄览堂丛书初集影印明隆庆三年刊本,台北:正中书局1981年版,第2页。

[95] 《九边图说·兵部□□仰遵明鉴恭进九边图说以便圣览事》,第2页。

[96] 《九边图说·兵部□□仰遵明鉴恭进九边图说以便圣览事》,第2页。

[97] 《九边图说·兵部□□仰遵明鉴恭进九边图说以便圣览事》,第4—5页。

[98] 《明史》卷七九《艺文志二》,第2415页。

[99] 《九边图说·兵部□□仰遵明鉴恭进九边图说以便圣览事》,第2—3页。

[100] 《九边图说·兵部□□仰遵明鉴恭进九边图说以便圣览事》,第2页。

[101] 《皇明九边考·引》,第8页。

[102] 王庸认为《广舆图》初刻于嘉靖四十年。参看王庸:《中国地图史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66页。但嘉靖三十六年刊刻的《皇舆考》已明确称:“顷年辅臣文襄桂公《舆地图》、宫谕念庵罗公《广舆图》及司马许公《九边论》,于是三者,独详词约而事该,忧深而思远。”《皇舆考·序》(张天复),第211页。可见,《广舆图》刊刻于嘉靖三十六年之前。《广舆图》主要有两个版本,一为嘉靖时期所刻,另一为万历七年何镗所刻《修攘通考》本。除了是否保留画方之外,两个版本的内容是一致的。嘉靖刻本并未详细注明刊刻年代。但通过史实考证,可以大体推测出在嘉靖末年。嘉靖十九年,罗洪先被罢官,开始关注朱思本《舆地图》。《明史》卷二八三《儒林传二·罗洪先传》,第7279页。其后逐渐修订、增广而为《广舆图》。事隔二十年后,《广舆图》始交至胡松那里,增补完成后,才加以刊刻。“会念庵罗子以其二十年前所辑见寄,且病阙轶,兼摘舛误,俾余刊补。”(明)胡松:《胡庄肃公文集》卷一《广舆图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十三年胡楩刻本,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4页。从时间推算来看,应为嘉靖末年。

[103] 《九边图说·兵部□□仰遵明鉴恭进九边图说以便圣览事》,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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