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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现海:《首都图书馆藏明末长城地图〈九边图〉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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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图书馆藏明末长城地图《九边图》考述

 

 

赵现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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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抵御边疆民族的进攻,中国古代中原王朝绘有一些专门的军事地图,以供中央了解边防体系。明朝在长期抵御蒙古的过程中,绘制了不少《九边图》,成为中国古代地图绘制中引人关注的历史现象。嘉靖三年(1524),兵部职方司主事郑晓撰绘《九边图志》时,已开始分镇绘制地图。第一幅从整体上反映九边长城防御体系的地图是嘉靖十三年(1534)兵部职方司主事许论绘制的《九边图说》。该地图原本被世宗藏于宫廷之中,不见流传。不过副本一直保存在其乡里河南灵宝。目前藏于三门峡市博物馆的《九边图说》残卷便是这一副本。另外,辽宁省博物馆与中国历史博物馆分别藏有两幅《九边图》,皆是隆庆元年(1567)据许论《九边图说》的改绘本。南京图书馆藏万历三十三年(1605)黄兆梦绘《边镇地图》绘制九边之外,又绘西边松潘、建昌、麻阳、虔镇诸镇。[1]中国历史博物馆又藏崇祯初年申用懋绘《九边图说》残卷,反映了万历三十年以前的情况。[2]虽然崇祯年间陈祖绶《皇明职方地图》反映了崇祯年间的九边防御形势,不过未留有原图。现存崇祯十七年(1644)曹君义刊《天下九边分野人迹路程全图》,及康熙二年(1663)王君甫据其编印的《天下九边万国人迹路程全图》虽名为“九边”,其实是世界地图,九边长城防御体系绘制甚为简略。

首都图书馆藏崇祯末年绘制《九边图》残卷凡九轴,上题“汪申伯藏”。该图绘制了崇祯十年(1637)以前九边长城防御体系,应是明代最晚绘制的《九边图》。在绘制方式上,也是明代形象绘法最为突出的地图。虽然该图记载内容与地图方位颇有错讹,不过仍具鲜明特点与独特地位。鉴于学界一直未有介绍者,本文尝试考察其内容、年代、体例与作者,以俟广博者鉴定。

 

一、内容与成图年代

 

首都图书馆藏《九边图》凡十轴,目前存九轴,佚失者为第二轴。每轴长约148厘米,全图应长近15米,是存世《九边图》中最长的一幅。该图并未有名称,汪申伯称其为《九边图》,当是依据地图内容。该幅地图描绘了东起辽东,西至西域的九边长城防御体系;绘制了包括镇城、卫所、营堡、墩台、驿站在内的长城设施,对边墙外蒙古、西域地带用图记标注。

《九边图》如一般惯例,采取自东向西绘制的次序。第一幅为辽东镇图、第二幅为蓟州镇图、第三幅为宣府镇图、第四、五幅为大同镇图、第六幅为山西镇图、第七幅为榆林镇图、第八幅为宁夏镇图、第九幅为固原镇图、第十幅为甘肃镇图。不过各图之间互有参差,并未完全限定一图专绘一镇。

首图《九边图》成图于何时呢?这通过该图所绘制的机构便可看出。嘉靖十八年(1539),大同镇修筑的镇川堡、镇河堡、弘赐堡;嘉靖二十五年辽东镇修筑的孤山、险山、宁东、一堵墙、李千户屯堡等五堡;嘉靖三十二年(1553),大同镇修筑的灭虏堡;嘉靖三十七年大同镇修筑的云阳堡、红土堡;嘉靖四十三年(1564),榆林镇修筑的保宁堡;嘉靖四十五年大同镇修筑的乃河堡皆已绘出,反映了首图《九边图》成于隆庆以后。隆庆三年(1569),大同镇修筑的三屯堡已绘出。万历二年(1574),山西镇修筑的柏杨岭堡已绘出,作白羊岭堡(老营城东北)。万历二十年(1592),山西镇修筑的桦林堡已绘出,作“化林堡”。这反映出首图《九边图》成图年代晚于万历中期。崇祯十年(1637)修筑的五眼井堡也被绘制了出来。可见该图成于崇祯十年以后。山西镇崇祯十一年、十六年修筑之靖安堡、全民堡、安民堡[3]皆未绘出,这也可能是属于漏绘,也可能说明首图《九边图》绘于崇祯十年,故对此后增筑之堡并未绘出。但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该图成图早于顺治元年(1644),因为此后地图绘制避“胡”、“虏”、“夷”等字,而这一现象在这幅地图中并未出现。故而,目前可以判断,首图《九边图》成图年代在崇祯十年至崇祯十七年。首图《九边图》很可能是明朝最后绘制的长城地图,反映了明末九边长城防御体系的全貌。

从职官记载也可以看出首图《九边图》绘制较晚。如《山西镇图》宁武关处标注:“宁武关镇守太仆寺守备各一员”。山西总兵官经历了驻太原,再到代州,最后定于宁武关的转变。嘉靖二十一年,戴廉始改充总兵官。“升山西副总兵戴廉为总兵官,镇守山西地方。”[4]《偏关志》亦载:“后以雁门与偏头地方窜远,势难遥制,嘉靖二十一年,添设岢岚道驻关防秋,而总兵官亦于是年移驻宁武关,以参将领其兵。”[5]榆林镇定边营副总兵在嘉靖前期成书的《皇明九边考》中尚无记载。定边营副总兵在明实录中直到嘉靖末年才出现。“先是四十四年虏连犯皇甫川。……定边副总兵李荫观望不援。”[6]榆林镇镇靖堡后标明职官为参将。这一官职在明实录中直到万历末年才出现。“覆延绥巡抚题标下中军副总兵杜文焕补中路添设副总兵,镇靖堡参将赵率教调标下中军,原任游击李荣起补镇靖堡参将,从之。”[7]

首图《九边图》漏绘、错绘机构很多,方位也多不准确,与实际位置有很大偏差,各幅地图方向甚至也不相同,从而与其他绘制严谨的《九边图》形成了明显的差距。比如辽东镇在万历元年(1573)移建的宽奠六堡也没有标示出来。山西镇在崇祯五年(1632)建立的好汉山堡、崇祯九年建立的老牛湾堡同样被漏绘。榆林镇图相对于其他镇图,机构错绘情况较少,但错误也不少,参见下表。

 

榆林镇营堡与首图《九边图》错绘、漏绘情况表

营堡原名 《九边图》错绘、漏绘情况
双山堡 双塞儿堡
鱼河堡 榆河堡
靖边营 静穆营
宁塞堡 宁塞营
镇羌堡 镇强堡
清水营 青水营
龙州堡 龙州城
镇靖堡 镇静堡
神木堡 漏绘
清平堡 漏绘
镇川堡 漏绘
饶阳水堡 漏绘

 

在首图《九边图》中,许多山川、机构的位置都出现了严重的地理偏差。最为严重的是辽东镇与甘肃镇。辽东镇处于渤海湾与辽东湾的交汇处,许论系列《九边图》皆在辽东镇下方绘出二者。首图《九边图》的《辽东镇图》右侧绘注“海水”,东辽河与渤海湾海水连在了一起。东辽河水竟延伸至辽西,从而与辽东镇地理位置形成错位。辽东镇东边墙也失真严重,应是北边墙的形状。此外,辽东镇许多营堡方位同样出现了严重的错位。最离谱的是位于边墙内的威远堡竟然被绘在了东辽河外。位于辽河东边墙的长营、长勇、长安三堡在首图《九边图》上被绘于辽河西边墙。甘肃镇图上、下分为两个部分,从地理方位上来讲呈现了一个“几”字形。上半图由西至东,分别是庄浪、永昌、甘州,下半图从甘州向西折,分别是肃州、嘉峪关、哈密、土鲁番等,呈现了“几”字形,这与实际地理严重相悖。与辽东镇、甘肃镇相比,榆林镇方位的地理偏差更体现了该图绘制的一种普遍性。由于多幅地图为纵向绘制,图幅较窄,这就使原先横向分布的营堡改为“几”字形分布。榆林镇大边、二边本为东西向大体平行的两条边墙,在边墙之上修筑营堡。不过由于图幅较窄的缘故,东西两缘分别向南折收,从而呈现了“几”字形,与原地理位置呈现了巨大的偏差。

首图《九边图》大多遵循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原则,只有甘肃镇图例外。该图上方为甘肃镇的一部分,下方为宁夏镇的一部分,这显然是上南下北的图例,与传统的视图观完全相反。不过这幅地图仍然保持左西右东的规则。另外,各幅地图存在横向绘制、纵向绘制的差别。辽东镇、宣府镇、山西镇、榆林镇、甘肃镇横向绘制。大同镇图、宁夏镇图纵向绘制。辽东镇、宁夏镇庄浪以西机构绘制呈向西方向,其他八幅地图皆呈向东方向。

不过总体而言,首图《九边图》仍然增绘了许多其他《九边图》未载的机构,反映了明末九边长城防御体系的面貌,具有一定的学术与文物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天启年间明朝已尽失辽东镇辽河以东地区,不过首图《九边图》仍按前代旧图,据以绘出辽东镇全图。

 

二、形象绘法与体例

 

首图《九边图》一方面呈现了与其他《九边图》相似的特征,比如亦采用形象绘法,甚至从部分细节可以看出与《九边图说》存在直接的继承关系;不过另一方面也具有自身的特点。

首图《九边图》与目前存世其他《九边图》一样,亦皆青墨重彩,采用形象绘法。全图为浅黄色,长城墙体为黄色,城楼蓝红相间。道路红色细线,水道绿色粗线。海湾墨绿色,黄河为黄色粗线。机构以方框圈注,地位越高,方框越大。方框内为粉红色,中间为蓝灰色,外层绘有关楼、垛口,关楼涂红,跺口用细线条勾勒,呈灰色。尽管在具体着色上,首图《九边图》与其他《九边图》稍有区别,不过强调用颜色区分绘制的内容,从而显得具有层次感与美感,颇具艺术性,是首图《九边图》与其他《九边图》共同的特征与追求。

此外,在形象绘法的采用上,首图《九边图》走得更远,在以下四个方面尤其充分发扬了形象绘法的特点。一、首图《九边图》山形、树木十分逼真(也有部分树木用墨点简单地表示),并且在着色上也十分考究。山体下层绘土黄色,上层绘绿色,树为墨绿色,颜色的对比性十分突出,更具层次感与美感。二、在《山西镇图》上,应县木塔被十分形象地绘制出来。三、在蒙古地带绘有人马羊、蒙古包。在《宁夏镇图》上方绘二人策马飞奔,旁有二羊。《固原镇图》上方绘有一座蒙古包,前有一男一女,相对而座,男着黄,女着红,远方二马在驰骋。《甘肃镇图》上方绘黄白绵羊各一只,[8]黑色山羊一只。这些都十分形象地刻画了蒙古地带的游牧环境。四,榆林镇、宁夏镇交界处绘一门楼,红柱蓝瓦,两旁分别注“榆林镇西界”、“宁夏镇东界”。明代现存多幅《九边图》中,只有首图《九边图》采取了如此逼真的形象绘法,典型地体现了明代地图绘制中形象绘法的特征。但也因此,首图《九边图》同样是一幅供中央了解九边的军事示意图,而非将领据以指挥战争的作战地图。加之其地名、方位漏绘、错讹较多的情况,更可见其绘制初衷只是描绘九边大意而已。

“计里画方”与图例绘法经过罗洪先《广舆图》的发扬后,在明后期产生了一定影响,虽然嘉隆年间兵部职方司绘制的三幅《九边图》仍然采用传统的形象绘法,不过崇祯年间陈祖绶《皇明职方地图》已将这种方法正式运用于官方地图的绘制。这也是以往研究认为科学制图学在元、明达至高峰的证据之一。[9]但通过首图《九边图》可以看出,直到明末,中国古代地图创作仍然根深蒂固地受到人文传统的影响,形象绘法甚至进一步彰显,《皇明职方地图》只能作为明末地图绘制的个案来看待,而不能以之作为明末科学制图学传统昂扬的标志。首图《九边图》反映出直到明末,明朝地图绘制仍受到人文传统的强烈影响,以直观、实用为目的,对中国古代地图史的研究,不能单纯以科学、定量作为标准,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具有自身的内在传统。

在机构图记方面,首图《九边图》继承了三门峡市博物馆藏许论原绘《九边图说》标注职官的体例,并有发展,从而与历博、辽博《九边图》标注四至的体例不同。以辽东镇广宁城为例。《九边图说》残卷在广宁城旁注:“巡抚、总兵、分巡、河西领兵二游备御。”历博、辽博《九边图》在广宁城内注:“东至盘山驿四十五里,南至昌阳驿五十里,西至义州城十里,北至镇静堡六十里。”首图《九边图》在广宁城内注:“广宁镇城抚镇兵道游击都司”。《九边图说》仅在镇卫所城与大型堡旁注明职官、职责。历博、辽博《九边图》堡以下无图记标注。首图《九边图》各卫旁标注:“兵道”,在各所与州县后注:“守备”。辽东镇、宣府镇、大同镇堡寨后基本不标注职责,偶或标以“操守”、“防守”、“守备”等名目。山西镇堡寨后多数标“防守”,少数标“操守”或“守备”。榆林镇堡寨后堡寨后皆标以“操守”。固原镇堡寨后标“防守”。宁夏镇堡寨后多标“操守”,少数不标职责。甘肃镇堡寨后标以“防守”。所有文字皆用黄底黑字的小标签竖写贴于相应位置上。多数标签保存完好,只有少数标签已经脱落或磨损。

在一些细节上,可以看出首图《九边图》与许论《九边图》系列地图在一些方面存在直接继承关系,比如在辽东湾上,二者皆绘一桥。在首图《九边图》出现以前,这一特征只存在于《九边图说》与根据这一地图翻刻而成的各版本《九边图论》中。辽博、历博《九边图》皆未绘出。首图《九边图》文字用书于标签、贴于图上的方式也与《九边图说》残卷一致,与辽博、历博直接绘于图上不同。首图《九边图》地名“驿”多数改作“驲”,这也是万历七年(1579)何镗刊修攘通考本《九边图论》之后各版本许论《九边图》的共同特征。可见首图《九边图》在绘制时应参考了许论《九边图》系列地图。

在边墙外地域绘注方面,首图《九边图》与其他版本《九边图》毫无继承关系。其他版本在边墙外绘有山川、地名,但以介绍蒙古部落驻牧情况的图记居多。首图《九边图》图记仅有一处,即在榆林镇上方标注:“白台吉部落住牧”。重点绘制的湖泊与地名。以榆林镇为例,在榆林镇边墙之外,由东至西绘有白海子、月牙海子、长盐池、狮子城、锅底池、连城、五处海子、草滩墩、小沙子、大沙子等。

相对于其他《九边图》,首图《九边图》更重视地理、宗教等因素。山川、水道、黄河比其他《九边图》绘制得更为形象。在宁夏镇边墙上,十分醒目地绘出了贺兰山。在域外地图的绘制上,除十分详细地标注湖泊、地名外,在宁夏镇、甘肃镇图上方皆十分形象地绘出寺院。边墙内宗教场所除十分形象地绘出应县木塔外,还在山西镇图上下方绘出佛教胜地五台山与海神庙。

相对于其他《九边图》,首图《九边图》在西域地名的绘制上,最为丰富。在西域地带绘制出哈密、土鲁番、撒马儿城、天方国城、佛肩城、海中城及以西的群山。海中城被绘于海湾之中。

 

三、绘制者与收藏者

 

边防地图作为中国古代军事军图,涉及国家机密,故而只有政府官员才有条件利用官府掌握的档案资料,绘制地图。中国古代具体负责绘制地图的便是兵部的职方官员。职方官员掌管地图可以追溯至《周礼》。“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10]唐以后兵部职方清吏司负责掌管地方军事资料。明朝建国伊始,亦继承了此一制度,规定兵部职方清吏司(洪武年间称职方部)的职责是掌管“天下地图及城隍、镇戍、烽堠之政。”[11]并责成“凡天下要冲及险阻去处,合画图本,并军人版籍,须令所司成造送部,务知险易。”[12]职方司遂成为明朝专门负责搜集各地资料,尤其军事资料,绘制各地地图,尤其军事地图的专职机构。目前所见《九边图》皆由兵部职方司主事绘制。

首图《九边图》增绘了许多其他《九边图》未绘制的机构。以辽东镇为例,首图《九边图》增绘了沟峪堡、铅江湖堡、八里店、在城驲、宋川堡、荣河堡、彭(?)站堡、沿河城、速邦峪堡、狼须北城、青羊堡等机构。除了在兵部职方司任职的官员,很难掌握如此之详细的边防机构设置信息。明代尽管在野士人也有绘制《九边图》者,如罗洪先《广舆图》中便有九边图,不过在内容上与官方绘制《九边图》不同,由于未能掌握机构设置的详细信息,故而只能依据历代地理记载,重点描绘九边地理,这与官绘《九边图》构成明显区别。从这个角度来看,首图《九边图》也应由明末兵部职方司官员绘制。不过另一方面,兵部职方司应藏有许论《九边图》系列,在地理方位的绘制上应不会出现那么多的问题。从这一角度来看,首图《九边图》又应非兵部职方司官员绘制。目前尚无法准确地推断首图《九边图》的绘者身份。

首图《九边图》每幅轴脊上皆题“汪申伯藏”,可见该图的收藏者是民国年间的汪申伯。汪氏留学法国,曾任中法大学法文系主任,也是中国营造学会的成员。首都图书馆的古籍收藏,基本来自京师通俗图书馆、北京孔德学校和北京法文图书馆旧藏。而后两个图书馆,皆为中法大学图书馆的组成部分。故而,首图《九边图》应为关心中国古代建筑的汪申伯将自己的私藏,捐于这两个图书馆。建国后,又辗转保存于首都图书馆。

 

 

 

首都图书馆藏《九边图》成图于崇祯后期,全长约15米,是现存《九边图》中最长的一幅。全图采用形象绘法,青墨重彩,是现藏《九边图》中最为形象的地图,是一幅军事示意图,而非作战地图。这反映出直到明末,中国古代地图绘制仍受到人文传统的强烈影响,以直观、实用为目的,对中国古代地图史的研究,不能单纯以科学、定量作为标准,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具有自身的内在传统。首图《九边图》借鉴了许论《九边图》系列,又发展了形象绘法的特点,非常重视地理、宗教因素。不过这一地图机构错讹、漏绘很多,地理方位也有不小的偏差,甚至制图方向也不断变化,给人以错讹、凌乱之感,是现存《九边图》精确性最差的一幅地图。不过该图很可能是明代最后一幅长城地图,反映了明末九边长城防御体系的全貌,也是目前所见唯一一幅明末长城地图,具有一定的学术与文物价值。

 

原载《古代文明》2012年第2期

[1] 张宝钗:《明绘本〈边镇地图〉考》,《东南文化》1997年第4期。

[2] 周铮:《彩绘申用懋九边图残卷》,曹婉如主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106页。

[3] (清)穆彰阿、潘锡恩等纂修《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太原府·关隘》,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清史馆藏进呈写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4] (明)张居正等:《明世宗实录》卷二五七,嘉靖二十一年正月癸巳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5152页。

[5] (明)卢承业原编,(清)马振文等增修,民国王有宗校订《偏关志》卷上《职官》,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清道光年间刊民国四年铅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第115页。

[6] 《明世宗实录》卷五五六,嘉靖四十五年三月戊午条,第8947页。

[7] (明)叶向高等:《明神宗实录》卷四九四,万历四十四年四月癸未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9307页。

[8] 黄色的羊应为黄羊,生长在蒙古高原,较一般羊类体型较大。《明太宗实录》中便曾记载黄羊。“癸亥,敕宣府总兵官武安侯郑亨等曰:‘比闻黄羊、野马俱望西行,或是走失捏干阿鲁台之众。向西行则宁夏、山西,不可无备。尔等更须严兵勿怠。’”(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一二五,永乐十年二月癸亥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1567页。“(陕西)出黄羊,身尾似鹿,而角似羊,肉甚美。”(明)李翊撰,魏连科点校《戒庵老人漫笔》卷三《周尚书谈边境》,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00页。

[9] 代表性的研究有以下几种。(法)沙畹(Edouard Chavannes):《中国地图学中两幅最古老的地图》(Les Deux Plus Anciens Specimens de la Car- tographie Chinoise, Bulletin de I’Ecole Francaise de I’Extreme Orient,Vol,3,1903.)(日)小川琢治:《近世西洋交通以前の支那地图に就て》,《地学杂志》(日本)第22年第258号,1910年。《中国地图史纲》,第1—72页。(英)李约瑟(Dr.Joseph Needham):《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248页。

[10]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赵伯雄整理,王文锦审定《周礼注疏》卷三三《职方氏》,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0页。

[11] (明)霍善等:《诸司职掌·兵部·职方部》,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17页。

[12] 《诸司职掌·兵部·职方部》,第7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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