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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中国长城建造时》

长城随笔 huang 664次浏览 0个评论 扫描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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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林赛一家子”)

万里长城止于中国的最北端。工程从东南和西南两头发端,伸展到这里相联结。这种分段修建的办法在东西两支劳动大军的内部也以小的规模加以实行。方法是:二十来个民工为一小队,每队担负修建约五百米长的一段,邻队则修建同样长度的一段与他们相接。但等到两段城墙联接以后,并不是接着这一千米的城墙的末端继续施工,而是把这两队民工派到别的地段去修筑城墙。使用这种方法当然就留下了许多缺口,它们是渐渐地才填补起来的,有些甚至在长城已宣告竣工之后才补全。据说有一些缺口从来就没有堵上,这当然只是一种说法,它可能仅仅是围绕长城而产生的许许多多传说之一,由于工程范围之大,后人是无法凭自己的眼睛用尺度来验证这种说法的,至少对于个人来说是这样。

人们一开始就会这样认为的吧,建造长城时把它联成一气,或者至少在两个主体部分之内联成一气,这从哪方面说都是更为有利的。众所周知,长城之建造意在防御北方民族。但它造得并不连贯,又如何起防御作用呢?甚至,这样的长城非但不能起防御作用,这一建筑物本身就存在着经常性的危险。这一段段城堞孤零零地矗立于荒无人烟的地带,会轻易地一再遭到游牧民族的摧毁,尤其是这些游牧民族当时看到筑墙而感到不安,便像蝗虫一般以难以置信的速度辗转迁徙,因此他们对于工程的进展有可能比我们筑墙者自己还要看得清楚。尽管如此,建筑的方法除了现在这个样子也许没有别的途径可想。为了理解这点,必须考虑下列各点:长城要起几百年的防御作用;这是一项极为细致的工程,因此,利用有史以来各民族的建筑智慧和建筑者个人的持续的责任感对于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前提。虽然,那些较简单的劳动,可以从民众中雇佣无知识的民工,那些想多挣钱的男人、妇女和儿童;但是,每四个民工就需要一个在建筑专业方面受过训练的人去领导,此人对工程的全局和底细须有深切的领会。工程越大,则要求越高。这样的人事实上都在应命,尽管数量不敷工程的需要,但数目确实很大。

这项建筑不是草率动工的。在破土前五十年,在整个需要围以长城的中国,人们就把建筑艺术,特别是砌墙手艺宣布为最重要的科学了,一切其他技术,只要与此有关的,一概加以赞许。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在孩提时候,两脚刚刚能站稳,就在老师的小园子里,被命令用鹅卵石建造一种墙。记得当时老师如何撩起长袍,朝这堵墙冲来,当然一切都推倒了,由于我们的墙造得太单薄,他把我们训斥得这样严厉,以致我们号哭着四散跑回父母的身边。这件事的本身是微不足道的,但很能反映那时的时代精神。

我很幸运,当我以二十岁的年龄通过初级学校最后一关考试的时候,长城的建筑刚刚开始。谓之幸运,因为有许多人当年在自己所称心的课程中取得了最好的成绩,却常无法施展他们的知识,他们头脑里有最宏伟的建筑蓝图,却一筹莫展,久而久之,知识也大量荒疏了。那些好容易当了施工领班的人,哪怕是最低一级的,到了工地,也觉得是值得的。那是一些泥水匠,他们对于工程已经考虑得很多,并且还继续不停地考虑下去。是他们让人在墙基上放下第一块石头,他们以此感到自己和长城互为一体了。自然,这样一些泥水匠除了渴望着把工作彻底完成外,也迫不及待地想看到长城最后以完美无缺的面貌诞生。民工是不会有这种迫不及待的心情的,他们只管拿工资,那些高级领班,甚至是中级领班眼看工程多方面进展也足令他们精神上为之一振了。但对于那些基层的、精神上远远超过他们表面上那微小的任务的领班人员,就得事先为他们考虑到别的情况,譬如你不能让他们在一个离家几百里、荒无人烟的山区,经年累月,一块接一块地往墙上砌石头;这种辛勤的、然而甚至一辈子都看不到完工的工作会使他们绝望,首先使他们失去工作效率。因此之故人们采取了分段建造的办法。五百米长城约在五年内可以完成,然后那些领班们通常已经精疲力竭,百无聊赖,对自己、对长城、对整个世界都失去了信心。因此,当他们还沉浸在庆祝一千米长城会合的兴奋之中时,就已经被派到老远老远的地方去了,旅途上他们看到一段段完工的长城突兀而起,经过上级领队们的大本营,接受了勋章,见到了从深谷下涌来的新的劳动大军的欢呼,见到树林被砍伐,以用于施工的脚手架,看到山头被凿成无数的砌墙的石块,看到虔诚的信徒们在圣坛上诵唱,祈祷长城的竣工。所有这一切慰平了他们的烦躁情绪。在家乡过了一些时候的安闲生活,使他们养精蓄锐,每个建筑者所拥有的威望,他们的报告在邻里间所获得的信任,那些质朴、安分的老乡对长城有朝一日完成的确信不移,所有这一切把心灵的弦又拉紧了。于是,像永远怀着希望的孩子,他们告别了家乡,重返岗位,为民众事业效劳的欲望又变得不可遏止了。他们一大早就出发,半个村子的乡亲陪送他很长一段路程,都认为这是必须的。一路上人们三五成群,挥动着旗帜,他们第一次看到了他们国家是多么辽阔,多么富庶,多么美丽,多么可爱。每个国民都是同胞手足,就是为了他们,大家在建筑一道防御的长城,而同胞们也倾其所有,终身报答。团结!团结!肩并着肩,结成民众的连环,热血不再囿于单个的体内,少得可怜地循环,而要欢畅地奔腾,通过无限广大的中国澎湃回环。

因此,分段而筑的办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此外还有别的理由。我对这个问题这样久久不肯放过,这也是不足为奇的,此乃整个长城建筑的一个核心问题,尽管初看起来无足轻重。如果我要把当时的思想和经历介绍出来的话,我恰恰对这一问题不能追究到足够的深度。

首先,我们必须得说,当时长城所完成的业绩,比起巴贝尔塔的建筑毫不逊色,显然,天意也,至少根据人类的计算,它与巴贝尔塔的建筑完全相反。我之所以提及这点,因为在该建筑动工之初,有一位学者写了本书,对这两项建筑作了详尽而精确的比较。他在书中试图证明,巴贝尔塔之所以没有最后建成,绝不是由于大家所说的那些原因,或者至少在这些公认的原因中没有最重要的那几条。他的论证不仅依据文字记载,而且据称他还做了实地调查,并且发现,巴贝尔塔的倒塌在于基础不牢,因而必然失败。从这一点上看,我们的时代远胜于古代。今天,几乎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是专门的泥水匠,在打基础方面是不会有错失的。但这位学者却根本不朝这个方向去论证,而是断言,在人类历史上只有长城才会第一次给一座新巴贝尔塔创造一个稳固的基础。因此,先筑长城,而后才建塔。这本书当时人手一册,但我承认,我至今仍然不甚明白,他是怎样设想那座塔的建造的。长城连一个圆圈都没有形成,而不过是四分之一或者半个圆圈,难道这就可以作为一座塔的基础了吗?这只能从精神角度去理解。然而,长城又是为了什么呢?它是某种实实在在的东西,是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和辛劳的成果。为什么在那本著作中要写上那座塔的计划——显然是迷雾一般的计划——和一个个具体的建议:即应如何集中民众的力量参加强大的新的工程?

那时候,人们头脑中充满许多混乱的东西,这本书仅仅是一个例子而已;之所以这样,也许正是因为人们想把这样多的可能性都汇集到一个目的上。人的本质说到底是轻率的,天性像尘埃,受不了束缚;如果他自己束缚起来,不久便会疯狂地猛烈挣脱束缚,把长城、锁链以及自身都扯得粉碎。

很可能,这些对建造长城甚至是相悖的考虑,主事者们在决定分段而筑的时候,并非没有顾及到。我们——我在这里以许多人的名义讲话——实际上是在一一研究了最高领导的命令以后才认识了自己本身的,并且发现,没有上级的领导,无论是学校教的知识还是人类的理智,对于伟大整体中我们所占有的小小的职务是不够用的。在上司的办公室里——它在何处,谁在那里,我问过的人中,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人知道——在这个办公室里,人类的一切思想和愿望都在转动,而一切人类的目标和成功都以相反的方向转动。但透过窗子。神的世界的光辉正降落在上司的手所描画的那些计划之上。

因此,公正的旁观者并不认为,领导者要是真的愿意,他们对构成长城连贯而筑的那些困难会克服不了。所以结论只能是:分段而筑乃领导者有意为之。可是,分段而筑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并没有实际意义。如果结论是:领导者存心要干某种没有实际价值的事的话——奇妙的逻辑!——一点不假,而且他们还从其他方面为自己找理由。今天谈论这些事也许不会有危险了。当时许多人,甚至最优秀的人都有这个秘密的原则:竭尽全力去理解领导者的指令,但一旦到达某种限度,就要适可而止,进行思考。这是一条十分明智的原则,在尔后经常重复出现的比较中,它还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解释:不要因为有害于你,就停止进一步思考,而且谁也没有把握说,将来一定会有害于你。这里根本不能说有害,也不能说无害。事情之于你,犹如春天之于河流。河流在春天里上涨着,变得更强大,更有力地肥沃着两岸的土地,并且获得它固有的本质,以一条真正的河流的面貌继续注入大海,因而在大海眼里它与别人的身份更平等了,也更受大海的欢迎了。——你要把领导者的指令思考到这个程度。——但接着,河流泛滥于两岸,失去了它的轮廓和面貌,减慢了它的流速,违背它自己的本质,在内陆形成一个个小海洋,毁坏一片片农田,但是这种扩展并不能持久,然后又重新涌回岸内,甚而至于到了跟着来的炎热季节干涸枯竭,一片惨状。——你不要把领导的指令思考到这个地步。

当年,在建筑长城期间,这个比方也许是格外恰当的,但对于我现在的学术报告来说,它只有有限的价值。我的考查仅仅是历史性的;从早已消逝了的雷雨云层里已经发不出闪电了,因此我可以寻找一种分段而筑的说明。这个说明要比当时人们借以满足的那一种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的思考能力的界限是够狭小的,但这里需要驰骋的领域却是无限的。

万里长城是防御谁的呢?防御北方民族。我生长在中国的东南方,那里没有北方民族能威胁我们。我们在古书里面读到他们,他们本性中所具有的残忍使我们坐在平和的树阴下喟然长叹。我们在艺术家们真实描绘的图画上,看到那一张张狰狞的脸面,张得大大的嘴巴,长长的獠牙,眯缝斜视的眼睛像是已经瞄中了猎获物,马上要抢来供嘴巴撕裂、咬啮似的。要是孩子撒泼,我们就给他们看这些图画,于是他们吓得边哭边往你怀里躲。但是,关于这些北方国家,除此之外我们就不知道了。我们从未见到过他们,假如留在自己村子里,我们永远也见不着他们,即使他们骑着烈马径直追赶我们,——国土太大了,没等到追上我们,他们就将消失得无影无踪。

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为什么离乡背井,辞别双亲,离开饮泣的妻子,待学的孩儿,开到遥远的城市去受训,我们的思想甚至飞到北方的长城?为什么呢?去问首领吧。他们了解我们,他们,心头翻江倒海,忧虑重重,他们懂得我们,懂得我们卑微的营生,看见我们大伙一齐坐在低矮的茅屋里,看见家父傍晚时分的祈祷,也许高兴,也许不高兴。如果允许我对领导阶层发表这样一种看法的话,那么我得说,领导阶层早就存在了,他们聚集到一块,不是像那些高级官吏,由于一场美好的晨梦的激发而心血来潮,匆匆召集一次会议,又草草做出决议,当晚就叫人击鼓将居民从床上催起,去执行那些决议,哪怕是仅仅为了搞一次张灯结彩,以欢庆一位昨天对主子们表示了恩惠的神明,而在明天,彩灯一灭,就立刻把他们驱赶到黑暗的角落里去。与此不同,领导阶层确实是古已有之,而造长城的决策在那时就定下来了。那些天真的北方民族,他们还以为这是为了他们而造的呢,那位值得尊敬的、无辜的皇帝也以为那是他下令造的。关于建筑长城之事,我们所知并非如此,并且保持缄默。

在当年建筑长城期间和自那以后直至今天,我几乎完全致力于比较民族史的研究,——有一些问题可以说非用这个方法搞不透彻——并且发现,我们中国人有某些民间的和国家的机构特别明确,而有些又特别含混。研究它们的原因,尤其是后一种现象的原因,对我产生过极大的吸引力,今天仍然如此,而长城的建筑实质上也是跟这些问题相关的。

最为含混不清的机构莫过于帝国本身了。当然,在京城,就是说在朝廷范围内对这个问题是有所了解的,尽管也是现象多于真实。在高等学校教国家法和历史的老师也自以为他们在课堂上讲的这些事情是千真万确的,并能继续把这些知识传授给学生。学校的级别越是接近基层,人们便越不怀疑自己的知识,这已成了当然之事,半文明的教育把那多少世代以来深深打进人们头脑的信条奉为崇山,高高地围绕着它们起伏波动,这些信条虽然没有失去其永恒的真理,但在这种烟雾弥漫中,它们也是永远模糊不清的。

然而,在我看来恰恰是有关帝国的问题应该去问一问老百姓,因为他们才是帝国的最后支柱呢。这里我当然只能还谈我的家乡。除了神昽和那一年到头如此富有变化而好看的祭神仪式外,我们想到的就是皇帝。但不是当前的皇帝,或者倒不如说,如果我们认识这位皇帝,或者对他有所了解的话,我们本来就已经想到他了。我们唯一的新奇之处是,我们总是想方设法想在这件事上打听到某种情况,可是说来也怪,几乎不可能打听到任何事情,向走过那么多地方的香客打听不到,向远近的村庄打听不到,向那些不仅航行在我们的小溪上,而且也航行在各条圣河上的艄公们也打听不到。诚然,听到的不少,但一件也不能落实。

我们的国家是如此之大,任何童话也想象不出她的广大,苍穹几乎遮盖不了她——而京城不过是一个点,皇宫则仅是点中之点。作为这样国度的皇帝却自然又是很大,大得凌驾于世界一切之上的。可是,那活着的皇帝跟我们一样是一个人,他跟我们一样躺在一张卧榻上,诚然,卧榻是很宽大的,但也可能是很窄很短。同我们一样,他有时也伸展四肢,如果他很累的时候,也张开他那线条柔和的嘴巴打呵欠。但我们在千里迢迢的南方,都快到达西藏高原了,如何知道这一切呢。再说,纵使有消息抵达我们这里,但已经太晚了,早已失去时效了。皇帝周围总是云集着一批能干而来历不明的廷臣,他们以侍仆和友人的身份掩盖着奸险的用心,他们抵制君权,总是设法用毒箭把皇帝从轿舆上射下来。君权是不灭的,但皇帝个人是会倒毙的,甚至整个王朝最终也要垮台,处于奄奄一息之中的。关于这些争斗和痛苦老百姓是永远不会知道的,他们像迟到者,像初到城市的人站在拥挤的小巷的尽头,安闲自得地嚼着所带的食物,而在前面,在市中心的广场上他们的主子正在受刑。

有一个传说对这一状况做了很好的描述:皇帝向你这位可怜的臣民,在皇天的阳光下逃避到最远的阴影下的卑微之辈,他在弥留之际恰恰向你下了一道谕令。他让使者跪在床前,悄声向他交代了谕旨;皇帝如此重视他的谕令,以致还让使者在他耳根复述一遍。他点了点头,以示所述无误。他当着为他送终的满朝文武大臣们——所有碍事的墙壁均已拆除,帝国的巨头们伫立在那摇摇晃晃的、又高又宽的玉墀之上,围成一圈——皇帝当着所有这些人派出了使者。使者立即出发;他是一个孔武有力、不知疲倦的人,一会儿伸出这只胳膊,一会儿又伸出那只胳膊,左右开弓地在人群中开路;如果遇到抗拒,他便指一指胸前那标志着皇天的太阳;他就如入无人之境,快步向前。但是人口是这样众多,他们的家屋无止无休。如果是空旷的原野,他便会迅步如飞,那么不久你便会听到他响亮的敲门声,但事实却不是这样,他的力气白费一场;他仍一直奋力地穿越内宫的殿堂,他永远也通不过去;即便他通过去了,那也无济于事;下台阶他还得经过奋斗,如果成功,仍无济于事;还有许多庭院必须走遍;过了这些庭院还有第二圈宫阙;接着又是石阶和庭院;然后又是一层宫殿;如此重重复重重,几千年也走不完,就是最后冲出最外边的大门——但这是决计不会发生的事情——面临的首先是帝都,这世界的中心,其中的垃圾已堆积如山。没有人在这里拼命挤了,即使有,则他所携带的也是一个死人的谕旨。——但当夜幕降临时,你正坐在窗边遐想呢。

同样,我们的百姓对于皇帝既深怀失望,又充满希望,他们不知道哪个皇帝在当朝,甚至对于朝代的名称都还存在着疑问。在学校里许多这样的朝代一个接一个地都学过,可是在这方面普遍是不清楚的,其程度之严重,连最好的学生都未能避免。在我们的各个村子里,早已死去的皇帝,大家以为他还坐在龙位上;新近牧师在祭坛上宣读了一份诏书,而颁发这诏书的皇帝只活在歌谣里。我们最古老的历史上的许多战役现在才刚刚揭晓,街坊欣喜若狂,带着这新闻奔走相告。那些皇妃们靡费无度,与奸刁廷臣们勾勾搭搭,野心勃勃,贪得无厌,纵欲恣肆,恶德暴行就像家常便饭。年代过得越久远,这一切情形被渲染得越可怕,一旦村民们得知,几千年前一个皇后如何痛吮她丈夫的鲜血,不禁失声悲鸣。

老百姓就是这样把已往的统治者弄得面目全非,把今天的统治者与死人相混淆。如果有朝一日——一生中只要能遇上一次——来了一位钦差大臣巡视本省,偶尔来到我村,代表当权者发布敕令,稽查税收,检查教学,向牧师询问我们的行为,然后在他上轿之前向聚集来的村民发一通长篇训诫,于是每个人脸上都掠过一丝笑意,悄悄地向旁人递个眼色,弯下身去,与孩子们一起,以便不让当官的察看。有人想:怎么,他讲起一个死人来就像讲一个活人一样,这位皇帝确实早已死了。王朝也已经消灭了,这位官老爷在拿我们寻开心吧。但是我们装做好像什么也没有觉察,以便不得罪他。我们需要认真听从的是现今的长官,因为不这样做那是犯罪。在匆匆离去的钦差的轿子后头,从已经瓦解的骨灰坛中专横地升起一个乡村老爷的形象。

与此相似,我们这里的人通常很少遭遇当代的战争和国家的革命。此刻我想起青年时代的一件事。在毗邻的、但是很遥远的一个省份爆发了起义。原因我已记不起来了。这在现在也并不重要,那里每天都有暴乱发生,那是些很激动的民众。当时有一次,一个途经那个省的乞丐把一张起义的传单带到我父亲的家里。那天正好是节日,宾客挤满了我们的房间,牧师坐在中央,钻研着那张传单,忽然大家都笑了起来,传单在一片拥挤中被撕得粉碎。那个显然已被大大款待了一番的乞丐,被人推着赶出了房间,大家都开了心,并且跑回去享受美好的节日。为什么呢?原来邻省的方言与我们的基本上是不同的,这在某些书面语言的款式中也看得出来,它们使我们觉得有一种古音古调的特点。几乎没等牧师念上两页,人们已经做了决定了。古老的事情早已听到过,昔日的伤痛早已消弭。记得在我看来虽然乞丐的话无可辩驳地说出了可怖的生活,但大家却笑着直摇头,什么也不愿听。我们这里的人就是这样来抹杀今天的现实的。

假如有人根据这些现象断定,我们实际上根本没有皇帝,那么他离真理并不太远。我得反复说:“也许没有比我们南方的百姓更为忠君的了,但是忠诚并没有给皇帝带来好处。虽然在村口的小圆柱上盘曲着一条圣龙,自古以来就正对着京城方向喷火以示效忠——可是对村里的人来说京城比来世还要陌生。难道真有一个村子,房屋鳞次栉比,盖满一片又一片原野,从我们的小冈峦上看去一望无际,并且昼夜都挤满了人的吗?我们难以想象有这样一个都城,难以相信京城和皇帝是一回事,就好比不好理喻一朵千百年来在太阳底下静静地游动的云彩一样。

我们持这样一些看法,结果我们的生活就颇为自由,无拘无束。但这并不是不道德。——然而,这是一种不受任何现今法律管束的生活,它只听从古代留传给我们的训诫。

我并不想以点概面,决不断言我省所有上万个村落甚或全中国所有五百行省的情形都是如此。但也许我可以根据我在这一带所读到的许多文字记载,以及根据我自己的种种观察——特别是在建筑长城的问题上,关于人的材料给了一个敏感者以通晓几乎一切省份的人的灵魂的机会——根据这一切也许我可以说:这些人对于皇帝的看法跟我的家乡的人的看法时时处处都有一种共同的基本特征。我绝不认为持这种看法算得上什么美德,正好相反。不错,这种看法的产生主要应归咎于政府。自古以来它缺乏能力,或者顾此失彼,没有把帝国的机构搞到这样明确的程度,使得帝国最遥远的边疆都能直接地并不断地起作用。但另一方面,这当中百姓在信仰和想象力上也存在着弱点,他们未能使帝国从京城的沉沦中起死回生,并赋予现实精神,把它拉到自己的胸前;但臣仆的胸脯并不想起更好的作用,不过是感受一下这种接触,让帝国从它胸前消逝。

因此持这种看法并非美德。尤为引人注目的倒是:恰恰是这种弱点似乎成了联合我们民众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是的,如果敢用这句话来表达的话:这种看法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要在这里对一种责难充分阐述理由,据说不仅有违我们的良心,而且——令人气愤得多——我们休想站得住脚。因此之故,对这个问题的考查我暂时不想继续下去了。

卡夫卡成名于他去世之后,在他生前一直是默默无闻的小职员。本文见于作者第六本《八本八开笔记簿》,约写于1917年三四月间。应该属于未写完的作品,作者在《乡村医生》结集时,只从中收入一个片断——《一道圣旨》。1931年,马克斯·勃罗德编辑该篇并使之得以问世。本文文本为叶廷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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