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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现海:《榆林明长城考察记——“长城社会史”视野下长城研究与保护的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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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明长城考察记

——“长城社会史”视野下长城研究与保护的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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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彦虎先生摄)

考察主旨的说明

 

榆林明长城包括镇城、营堡、墩台与墙体等部分,营堡自明正统年间开始不断修筑,成化年间延绥巡抚余子俊自东而西,修成两道墙体,即“大边”、“二边”,在调整原有营堡位置的同时,又增修了许多营堡。正德、嘉靖年间,历任延绥巡抚又不断修缮长城。万历年间,长城整体包砖,愈发雄伟。榆林明长城是明朝大规模修筑长城的开始,引发了明后期大规模修筑长城的热潮,在明长城史上具有开创之地位。

入清以后,榆林长城边疆防御的功能不复存在,不过仍在西北战事中发挥重要作用。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并未抵达陕北,榆林明长城免遭战火之苦。不过此后的内战以及建国之后的多次运动,榆林明长城都未能逃脱厄运,接连遭受严重冲击。这其中尤以在“大跃进”、“文革”中受到的破坏最为惨痛。榆林明长城包砖除榆林城及部分地段外,绝大部分被完全拆除,用于修建道路、水渠,或者被老乡拆去建房。残存夯土部分也未能幸免。改革开放以后,部分地区在进行交通建设时,未能充分考虑长城的历史文化价值,往往对形成“障碍”的长城墙体拦腰斩断。老乡也往往沿长城修建房屋,掏挖窑洞,致使坚固的长城墙体不断坍塌。处于人烟稠密区的营堡破坏尤其严重,包砖基本被完全拆除,夯土也多被老乡挖走充作地基。处于山腰的营堡旧址由于目前居民多移于山下,尚残存部分夯土墙,大致可看到其原先规模;建于山下的营堡旧址由于与目前乡镇村落相重合,基本被完全夷为平地。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对长城的保护工作开展得较晚。榆林作为老少边穷地区,很长时间以来,长城保护观念较为薄弱,保护资金更是匮乏得可怜。近年来随着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自然资源的发现与开发,榆林经济发展迅速,但长城保护却远远落后于整体社会的发展。虽然榆林当地政府与民间团体开始将更多的力量投入到长城保护中来,但榆林明长城长期以来积累的破坏程度,目前经济发展对长城形成的新一轮冲击,都使目前的榆林明长城保护处于十分危急的关头。保护榆林明长城,刻不容缓。

笔者从事明长城,尤其榆林明长城史的研究。2009年5、6月,赴榆林地区,开展为期两周的榆林明长城现状的学术考察。由于时间所限,仅考察榆林、横山、定边、靖边大边长城、营堡、墩台,对米脂、佳县、宁夏盐池、内蒙古伊克昭盟、包头也收获了浮光掠影的印象。

本次考察与以往的围绕长城本身,甚至是墙体的考察方式本身不同,强调在“长城社会史”的视野下,对长城及其所辐射的区域社会展开整体考察。这种考察方式有利于揭示长城与其周边环境的关系,促进长城整体景观的保护。考察过程中,对榆林明长城与周边地理、经济、文化的关系充分关注,搜集了不少关于长城修筑、功能及破坏的碑刻与口述材料,亲眼目睹、亲耳听闻了榆林明长城的破坏乃至毁灭。

考察结束后,在整理所搜集的史料的同时,感到十分有必要将榆林明长城的破坏状况向世人多加介绍。因为并非榆林明长城现状如此,全国长城现状也大体如是。如果我们这一代人对长城不再爱惜与保护,不远的将来,中国长城会如世界历史六大奇迹一样,完全消失(世界七大奇迹中目前仅存埃及金字塔)。那不仅是中国的巨大损失,也是世界文明无法弥补的损失。文中所用资料,除考察所得外,还结合了其他一些文献史料。

 

一、榆林城

 

1、大漠边城——初到榆林

榆林城的前身是榆林庄,是在普惠泉旁建立起来的小村庄。洪武年间榆林庄为绥德卫屯所,千户刘宠屯治于此。[1]因是一个军事机构,故又称“榆林寨”。[2]宣德以后,蒙古部落逐渐进入河套,开始侵扰榆林。正统年间,明朝建立延绥镇。成化七年(1471),余子俊为加强防御,将延绥镇治北移至榆林,并沿河套南缘修筑大边长城。成化十一年,榆林城初具规模。“城垣一所,周围六里零二百四十六步一尺五寸。”榆林城控制大边长城75里330步,崖砦小墩42座,川面水口22处,守瞭墩5座。此后,榆林城不断增扩,有“三拓榆阳”的传说。万历三十年(1602年),榆林城垣建有东城门两座,即威宁门、振武门;南城门一座,即镇远门;西城门四座,即广榆门、宣武门、龙德门、新乐门;北城垣无城门;中部建有镇北楼,加上各城门楼,城墙四角楼及东城上的讯敌楼、观远楼,全城墙上共建有城楼14座,城周长5354步,东门、南门有瓮城,并设千斤闸,与城墙构成完整的防御体系。(图1)

余子俊曾在成化十一年底,向全镇颁发《边备榜文》,详细规定了榆林镇长城防御事宜。这一榜文后来被刊刻成书,名《余肃敏公经略公牍》,现藏宁波天一阁图书馆。根据此书,可对成化年间榆林长城防御体系的运作形式有一清楚的了解。榆林镇由于是镇城所在,且地处大边,故而传递信息之墩台较多。“边墩九座,沙山墩、走马梁墩、红山儿墩、芹河墩、黑山儿墩、靖远墩、高山儿墩、郭家梁四墩、柳河梁墩。”墩台信息传递则除世人所知的白天举烟、晚间举火的一般规则外,对举烟、举火的时间进行了详细规定,并且依照蒙古军队仅是近边还是入境的不同,决定是否放炮。近边仅举烟火,入境则随之放炮。由于各种信号代表的信息十分明确,明军可以此尽知蒙古军队近边、离边;入境、出境缘由,“不必差人沿墩爪探,枉劳马力,或陷不测。”信息传递效率很高、很准确。榆林镇处于大边长城之上,在《余肃敏公经略公牍·榆林城》中,详细记载了榆林城控扼边墙长度,暗门、崖砦小墩、川面水口、柴堆的数量,并且记载了守城、出哨所用火器种类、数量。[3]榆林镇营堡虽然由于是否控扼边墙,地位有所差别,但也只是在火器种类、数量上有所差距,在每次烟火燃放的把数上加以区别,其防御形式却是一致的。可见,明中期榆林明长城防御体系已经设施齐备,实现了长城与火器的多方位结合,构建起多层次、立体化的长城防御体系。

2009年5月25日,笔者由北京乘机至榆林。沿途飞越燕山、太行山、吕梁山山脉,群山连绵,形势险要。以此为限,南为农田,北为草原,恰是农耕区与草原区的生态、经济分界线。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与北族政权长期对峙局面之形成,其根源便在于这种生态格局。古人所谓“天限华夷”,所指便是北方边疆诸山将华夏民族与北族隔离开来。古代中原王朝遵照《周易》“王公设险以守其国”的边防理念,沿此一线之山脉,修筑万里绵亘之长城,加强边防,抵御北族政权骑兵的长驱直入,从而得保华夏文明长期不坠,形成了文明的连续性与稳定性的特征,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飞机降落在榆林的新机场——榆阳机场。第一次踏上笔者研究的这片土地,这座古城,扑面而来感受的并不是历史的气息,而是现代经济开发的热潮。沿路的沙化与荒芜似乎使笔者身处沙漠边城,一座现代化城市的高耸却又使带笔者回到了现代社会。沙化与现代,彷佛榆林这座城市的两极。

这天在榆林走访了几家市民,获得了近距离接触榆林人生活的机会。榆林人很好客,愿意花费一整天的时间陪你喝酒、聊天,很有古风。食物较为特殊,是土豆炖鸡肉,并无其他菜肴,这和内地讲究几盘几碗的习俗颇不一样。土豆在西北,尤其陕北人民生活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由于山岭起伏,干旱少水,陕北生产条件十分脆弱,水稻、玉米等产量很低。土豆在清代传入西北之后,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北的种植与饮食结构,成为老百姓餐桌上的主要食物,西北人对于土豆的感情是他人很难理解的。

榆林由于处于大山与沙漠之间,之前经济十分落后,人群迁移较少。榆林方言词汇比较接近于古语,如女子被称作为“婆姨”,妻子称丈夫为“老汉”。当一位年轻丈夫被如此称呼时,外地人乍听之下会哑然失笑。曾有人说陕北民歌最大的特色是“悲苦”。笔者曾在米脂群山中亲耳听到陕北民歌,那种凄苦与悲凉被婉转、绵长的歌声一层层传到一重重的山岭之外,浓得化不开的感情好似一圈圈的涟漪波澜开去。

吃饭之后,主人引笔者看了一方青灰古长条砖,上有图案,背有水泥。主人讲这是他从田间所获。榆林长城、营堡、墩台多贯穿田间,在被拆毁的过程后,一些砖块便散落在田野。这在考察过程中经常可以看到。该砖便是散落的明长城砖。

晚上独自一人在榆阳区的街道上漫步。榆阳区地处榆林西北,是一个新区,也是学校集中的地区。但沿街几处书店主要提供中小学辅导读物,并无其他更高层次的书籍。到处是一派商业气息,文化北路夜市十分繁华,人们喝酒划拳,在微风中十分惬意。就连笔者拍照,也不以为意。街道上弥漫的那种小城市气息,非常浓厚,就连音乐,也是不再流行的过时音乐。街道两边,虽也有“榆林小吃”的招牌,更多的却是“内蒙小吃”、“关中小吃”、“延安小吃”,榆林反而显得没什么特色,榆林作为文化过渡带的特征,在这种生活景观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夜幕之中,榆林为沙漠与群山所包围,仿佛与世隔绝,却又自得其乐,沿着自己千年不变的轨迹,隐藏在西北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那么独特,却又那么微不足道。

 

2、风沙古城——榆林古城的破坏与困窘

26日起风沙,整个榆林城弥漫在漫天黄沙之中,真切地体验了榆林风沙之厉。上午骑车沿文化北路、人民西路、常乐路、榆阳路考察,沿途经榆溪河、榆阳河、长城大街、长途汽车站所在古城、御碑巷、凌霄塔与东城墙等古迹。下午坐车至东山古城墙、城隍庙、无量殿、走马梁长城。

无论骑车,还是坐车,风沙毫无顾忌地扑面而来。与东北、北京的沙尘暴风中有沙不同,榆林简直就是沙中有风。尤其下午考察走马梁长城时,简直就是一坯沙土直接扔向车里。榆林的风沙从毛乌素沙漠吹来。毛乌素沙漠地处河套南缘。河套最初生态环境甚好,所谓“黄河百害,唯富一套。”但明朝在汉、唐开发的基础上,继续开发,由于当时处于气候史上的“小冰期”,引起了较为严重的沙化。榆林明长城修筑之后,毛乌素沙土经常掩埋边墙,万历年间守卫长城的明军的一项日常任务便是“挖沙”,即将沙子从长城上挖去,避免蒙古骑兵沿沙堆越墙而过。“三拓榆阳”的传说便反映了明清以来毛乌素沙漠对榆林的威胁。建国之后,在“向沙漠进军”政治口号的鼓舞下,内地大量向河套移民垦殖,河套生态环境更趋恶化。除湖泊即“海子”处耕田绿茵外,其他地区基本成为沙地草滩区。近20、30年来,榆林为抵御沙化的侵袭,开始沿长城沿线建设防护林带,形成一道“绿色长城”。不过据定边一位老乡说,当地虽然每年植树,但都是有种无养,小树很快枯死,沙化一直未能遏制。整个现代化的榆林便笼罩在黄色沙尘之中。

黄沙漫漫的榆林,正是靠着榆溪河水才建成明朝的西北重镇。榆溪河自西北至东南,贯穿榆林城,以宽阔的胸膛滋润着这片贫瘠的土地。榆林人也敬称她为母亲河。晚上这里华灯初上,人们载歌载舞,榆溪河就是榆林的魂。当地流传一个传说,余子俊在建榆林城时,将红石峡水源引至无定河,才使镇城拥有了充足的水源,成为九边重镇之一。不过当地民众却遗忘了他。在考察过程中,问了多人,却无一人知道余子俊。

民国年间,榆林城墙尚保存完好,后经战火破坏,城楼多已倒塌。“文革”前,古城墙尚存二层城楼5座,城墙底宽15米,顶宽9米,内壁黄土夯筑,外包厚近1米的砖墙。城内纵列大小街道两条,大街店铺林立,六楼骑街,古朴的横盘式街巷与仿京式四合院落组合,被誉为“塞上小北京”,被国务院评定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但现在城墙遗存段保存率不到80%。原有6700多米的城墙,现存有基础的也就5200多米,部分已经坍塌或者人为拆除。城墙除修复段外,基本没有完好的部分。破坏原因虽有自然风沙原因,但主要是人为,比如建于五十年代的榆林汽车站便系依托南墙,出口在南墙下挖洞形成。城墙下目前尚有许多住户挖窑洞而居,缺乏维护与修缮的城墙已经多次发生坍塌事故。[4](图2)过榆溪河,沿榆阳路向东,便逐渐进入老城区。对榆林城墙的第一印象便是长城路东侧的西墙。这段城墙相对保存较好,但道路正在翻修,尘土漫天。再向东,便看到了破坏最为严重的南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汽车站旁摇摇欲坠的城墙。城墙虽仍高大,但裂痕明显,触目惊心。汽车从城门而出,前边便是繁华街道。古老城墙在现代的嘈杂中,显得垂垂老矣,破败不堪。(图3)

汽车站旁南墙与原南墙镇远门之间的城墙已被拆毁,但自汽车站旁远望镇远门,仍然十分威武,遂循迹而去。镇远门南侧即为榆阳河,已为污水排放之处。镇远门东侧南墙坍塌十分严重,内侧夯土已小半裸露。墙体灰色,夯土黄色,两相对比,显得很沧桑、凝重。东墙部分坍塌较少,但居民所挖窑洞较多,一个个洞口排列于东墙南侧,而且还有两个巨大的豁口,通向城里。榆林城依驼山而建,东高西低,故站在东墙之上,对城内之景观一目了然。大街(榆林话“街”念 GAI)由北至南依次为鼓楼、凯歌楼、钟楼、星明楼、万佛楼、文昌阁及四座木牌坊,目前只有新明楼、万佛楼和钟楼3 座为遗留古迹,其他皆为重新修建。其中星明楼为明代正德年间始修,万佛楼为清代康熙年间始修。(图4)

东墙北段保存较好,但墙根已为黄沙掩埋。两个雄伟的城楼高倨俯视,城楼石基宽大洁白,十分整洁而壮观,门洞两旁有多处对称之墙洞,为放置门闩之所。

综观榆林城地理特征,东依驼山,西临榆溪,北限河套,南踞黄土高原,居高临下,既遏河套之冲,又收水源之利,实为地势险要之处。余子俊将延绥镇迁移至此,充分利用了当地的地理条件。

 

3、塞上江南——榆林的温柔与静谧

27日,榆林却变换成另外一个世界。早晨醒来,听到小雨淅沥的声音,刚开始还以为是幻觉,很快便察觉到并非如此。拉开窗帘,一条细雨蒙蒙的小巷呈现在眼前,光洁的石面泛着冷寂而清凉的光。整个榆林沉浸在一片温柔与静谧之中。明前期榆林人口很少,建镇之后,大量从江南迁移士兵与民众,使这个大漠边城充斥着南音。已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榆林小曲便体现了江南戏剧特征,唱腔柔美伤感,与西北戏曲的苍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榆林姑娘也糅合了塞北与江南的特色,白皙而红润,多情而坚韧。

28日是端午节,端午节是当地的一个隆重节日,艾草、朴草是民众的必备之物。望着笼罩在雨雾的缠绵与伤感中的古城,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油然而生,昨天那个沙尘满天的城市一夜之间洗去了所有的尘土,宛如冰清玉洁的处子。这时我才深刻理解了榆林流传的桃花姑娘传说反映的榆林的那份纯真与委婉。

上午至大街浏览,两旁是旧式的四合院,榆林文化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也在这条街上。街面是修复的石子路面,绿树点缀着红瓦,笼罩在菲菲细雨中。街道两旁虽有不少书店,但只有君正书店藏有地方文史资料,其中一册收录了榆林学者研究榆林长城的几篇颇值借重的论文。

榆林消费水平与北京仿佛,水果还要贵出不少。榆林运输之难,可见一斑。明代榆林建镇之后,长期驻扎数万军队,给陕北这个贫瘠的地区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压力。外来物资的运输需耗费两倍甚至三倍的运费。故而当地物价甚高,士兵在整个九边诸镇中,也是最穷的,士兵妻子甚至衣不蔽体,民众更是生活沉重,社会也因此而变得动荡。万历年间便有官员指出陕北将成乱源,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明末农民战争起源于榆林镇的外围军事地带,这一地带的陕北民众多被吸收参加驿站或运输工作,成为与军事相关,却并非国家编制士兵的一类特殊群体。正是这类群体在明末失去国家保障之后揭竿而起,成为明清鼎革的重要力量。长城虽保护了榆林的外部安全,却无法解决更为根本的生态、经济危机。

 

4、榆林的信仰体系

榆林古城周边是古代榆林人的信仰区,榆林东山尤其集中了众多的寺庙、道观与宗祠。凌霄塔便是其中著名的一个。凌霄塔在桃花姑娘的传说里,是托塔李天王为镇遏淹没榆林的海水,而将手中之塔置于其上形成的。凌霄塔,又名文笔塔,始建于正德十年(1515),万历三十五年(1607)重修,塔为楼阁式八角形13层砖石结构建筑。高43米,底边周长33.9米。由于居高临下,凌霄塔成为榆林的战略要点。远远听见凌霄塔清脆铃声。游人纷纷为其吸引,沿曲折之胡同,拾级而上。塔内中已无文物,只有现代所放佛龛及香炉。塔外绘出八卦方位。塔下曾发现记录塔修筑经过之石碑,应是了解明代榆林信仰体系的重要史料。不过此碑早已封存,未能一睹。(图5)

为寻凌霄塔,误入御碑巷。据当地人讲,所谓御碑,是康熙皇帝私访时所撰碑,但该碑已消失很久。在榆林当地流传的传说中,有两个皇帝与本地关系最为密切,一为正德皇帝,一为康熙皇帝。正德十三年十月,正德皇帝曾至榆林,当地从而流传着正德建榆林城的传说。当地流传的康熙传说种类很多,本次考察见到的碑刻主要记载了康熙与城隍庙修建的传说。传说康熙微服私访到榆林,遇见大风沙,为土地神所救,于是敕建城隍庙。这一传说蕴含了两个信息,一是榆林沙尘天气在清朝时便已经很严重了;二是本次考察见到三座城隍庙皆称是本城隍庙的土地神救了康熙,康熙从而修了此庙,可见当地信仰体系未能免俗地存在扯虎皮作大旗的传统。

无量宫也处驼峰山上,榆林古城东北部,是一处道教信仰场所,初建于正德年间,与佳县白云观、榆林青云寺并称榆林三大道观,毁于内战,目前建筑皆为重修,香火旺盛。

走马梁长城属大边长城,墙体虽日渐削薄,但轨迹仍较清晰,一个个墩台横跨墙上,蜿蜒而去。爬上一个墩台,向北望去,土地平坦,田地齐整。余子俊之所以要修筑大边长城,是鉴于榆林北部地区地势平坦,难阻蒙古骑兵,故修建边墙,以弥补地理条件之不足。该墩夯土十分坚固。明朝部分官员反对修筑榆林长城者的理由是长城所用材料为黄沙,易倾圮。这座墩台却十分坚固。后来几天考察营堡,夯土有十分坚固者,有确实十分脆弱者,这由当地土质所决定。走马梁长城内有佛寺与关庙比邻而居,皆为现代重修。捐资者甚有意思,主要是伊克昭盟民众所捐,这与明代情形相仿。榆林明长城建立初衷之一虽为阻隔汉族民众与蒙古部众的往来,但事实上榆林明长城在成为汉、蒙互市贸易场地的同时,大量信仰场所还成为汉、蒙民众共同信仰的空间。一面是官方间的作战,一面是民间的交流,长城不仅是政权间的阻隔带,也是民众间的联络带,长城的历史作用,正在于此。

29日上午又先后考察了镇北台与红石峡。镇北台原为明、蒙互市之所,为控制贸易安全,明朝选择在红山之巅修筑此台。镇北台因此之故十分雄伟,号称“长城第一台”。镇北台南面刻有延绥巡抚涂宗浚所题“向明”二字。这一题字背后反映了明朝九边民众经常因生计、宗教或个人野心逃亡大漠的尴尬现实,这部分民众在明清时期有一个专门的称谓:“板升”。不过相对于九边其他地区,榆林民众的逃亡较少,这与榆林风气的坚韧与敢勇有关。(图6)

镇北台西北侧有榆溪河通过,水流湍急、水面清澈,十分清美。镇北台东侧长城仅存夯土,新修之砖筑敌楼与原貌差别甚大,反而破坏了该段长城的整体美感。

红石峡座落于红山脚下,峡谷中间断开,榆溪之水潺潺流过,注入榆林城。红石峡宋时为红山寺所在,明成化年间改称雄山寺,是著名的佛教场地。令人遗憾的是,文革时佛像大量被毁,佛龛中佛像或缺少头部,或铲削尽净。陕北似乎崇尚激进高昂的风气,这种风气可以使明代榆林成为蒙古族畏惧的“骆驼城”,可以在上世纪30、40年代支撑起红色革命,却也在建国后的各种运动中推波助澜,对于古迹之破坏,令人叹息地彻底。目前红石峡最引人瞩目的便是两壁上的摩崖石刻了,明清以后文人、疆士留下了许多题咏,反映出这座边城曾经是如何的引人关注。不过最为吸引笔者的还是镌刻于石壁的碑文。这些幸运躲过各种运动的碑文生动记载了明代榆林信仰场所的修建与信仰体系的特征。(图7)

 

5、米脂、佳县印象

29日,6月4日,曾对在明代属榆林镇腹里地区的米脂、佳县二地进行简略考察。二地处于二边之内,亦未设营堡,属民政机构管辖地带。但沿路所见,墩台林立,二地亦皆有“五里一墩,十里一堡”的说法。可见余子俊所设计的长城防御体系,并非单纯地依靠墙体,墙体起到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作用,营堡起到控扼要道、分段阻击敌人的作用,墩台起到传递信号、联络各地的作用。借助这种多层次的军事设施,榆林长城防御体系将前沿防御与弹性防御相结合,是一种纵深防御,富有立体性与层次性,最大程度地将明军作战特点与榆林地形相结合,实现了防御的最大化。这与嘉靖以后明朝长城防御体系单纯强调墙体的阻隔作用,沿边墙“摆边”的前沿防御不同,摆边防御是明后期九边长城中墙体防御走向极端后的负面结果。

 

二、中路七堡

 

1、榆林三堡

榆林镇营堡分中、东、西三路,其中中路诸堡属榆林镇直接管辖,沿榆溪河、无定河两侧分布,自北向南排列,控制蒙古军队沿河南下之主干道,分段阻击。中路营堡如此设置与陕北地形直接相关。陕北山脉连绵、丘陵起伏,汉族需要靠近水源才可以定居与农耕,城市与村落相应也沿河道分布。蒙古骑兵进入陕北之后,由于山岭阻隔的关系,沿河谷而行也成为最为便利的路线。加上蒙古骑兵行军途中,人需食物,马需水草,这些都只有在河谷中才能获得。故而,陕北河谷基本与生命线、交通线相重合。明朝营堡多设于河谷旁之山腰,既方便控制河谷沃地,自身又可恃险而守。靠近内地的营堡由于军事形势较为缓和,有居于河谷沃地之上的,这主要是为了控制河谷经济与承担运输。因此,掌握了陕北河流分布图,等于掌握了陕北的生命线与战争图。榆林镇中路诸堡目前分属榆林与横山。

30日,自北迤南,沿榆溪河南下,先后考察榆林归德堡、鱼河堡、镇川堡三堡。公路沿河谷前行,考察较为方便。

在(康熙)《延绥镇志》军事地理分布图中,此三堡皆处“腹里”,显然三堡并非处于抵御蒙古骑兵之第一道防线,而是承担控制蒙古南下之要地,防其进入内地的职责。归德堡位于榆林城南40里刘官寨乡归德村,建于山腰半山半川之地,在大边长城、二边长城之间,属“腹里重地”。堡处于河谷旁一处小山之巅。前为榆溪河,北侧泉水汇聚为沟河。归德村是个小村庄,十分安静,溪水潺潺,庄稼幽幽,一幅田园景色。几座破败的民居保持了旧四合院的建筑风格,古色古香,这是陕北一般民居的特点。一株参天古树树立于拐角的小径旁,沧桑而隐秘。

历经曲折,终于遥遥望见一段土墙,笔者终于第一次见到了榆林的营堡,第一次踏上了研究的历史,仿佛时空穿越,十分激动。余子俊于成化十一年建成归德堡。初建之时,归德堡“城垣一所,周围一里零五十八步,墩台二座。”[5]此后经过不断扩建,形成了如下规模。“周围凡二里六十七步,楼铺一十五座。嘉靖时筑关城,万历六年重修。”[6]属小型堡。归德堡连接东西二路与中路诸堡,传递信息。“沙峰子墩、杜二家窊墩。止许将东西二路传到烟火炮往南接举。”崖砦也起着与墩台相似的作用。“崖砦四座,北边二座,南边二座,举烟火放炮则例与本堡墩台相同。”[7]

据当地老人讲,归德堡初建之时,为四方形,但后来风水先生说,归德堡与周边地形形成了“四龙奉兽”的格局,即归德堡四周四山形似四龙,中间归德堡形似兽纽之印。从风水的角度讲有王者之气。当地官员遂改堡形状,后面加以不规则的长方形,并开南门,以泄其气。从实地考察来看,堡墙仍是规则的四方形,堡南之地,明显有建筑拆毁之痕迹,砖、石丢弃满地。是在建国后历次运动中拆除,用于修筑水堤。归德堡现残存四面土墙,西、北墙低矮,东、南墙高大,东墙已被打穿一大豁口,可能是为修筑城隍庙通车所致。堡中间有一城隍庙与戏台相对,皆为现代重修。城隍庙门左右两侧各一碑,左碑载城隍救康熙,康熙感恩敕建本城隍庙之事,同样的记载还发生在鱼河堡、镇川堡。右碑是现代重修城隍庙记。

尽管现在归德堡仅有城隍庙,文革前却有多处信仰场所。据当地人讲,归德堡内本有城隍庙、龙王庙、祖师(无量祖师)庙、大师庙、老爷庙(关公)、财神庙、观音庙、活神庙、山神庙、城隍庙、虫老(治理虫子的神仙)庙、马王(保大牲口平安的神仙)庙、娘娘庙等大概18个庙。这在城隍庙前重修碑记中也可以得到证明,碑文提到的神灵有府城皇、曹官爷、石唐(?)严君、石大元帅、董元帅、地方爷等。而鱼河堡本有30多个庙。镇川堡也有多处庙宇。在以前的观念中,卫所作为与州县平行的军政机构,具有行政管理的职能。营堡作为后期的以军事防御为职责的单位,应主要是一个作战单位,而不是社会管理单位。但通过此次考察所见,可知营堡同样担负着社会管理的职责。归德堡内复杂多样却分工明确的完备信仰系统反映了明代守堡士兵与民众多方面的信仰需求。与榆林镇城佛、道系统发达,所崇奉神灵多为官方认可的正统神灵相比,榆林营堡信仰系统信奉的神灵更为多样化,更体现了草根性、民间性,更适应下层士兵与民众的需求。

堡内荒草丛生。站在堡中,望着矮矮的土墙,四周静谧得很,笔者却突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似乎蒙古骑兵正策马而入,厮杀连天,有一种恐惧感与走进历史的真实感。俯望堡之东北角外,有一汪碧蓝碧蓝的泉水,在四周黄土连绵中,显得奇特而灵动。堡之西南侧,有二墩台,攀援其上,流沙倾下,可见当地土质并不适合筑城。本次考察诸堡,尤以归德堡城墙矮小,这与当地土质应有关系。此二墩不知是否是最初修筑之墩台。(图8)

鱼河堡的前身是鱼河寨。正统二年(1437),明朝在今榆林市南鱼河镇九股水处设鱼儿河寨,属绥德卫。成化十一年,迁至黑山,即今鱼河镇政府所在地,也即黑土圪瘩,地处二边长城,控扼榆溪河与无定河,位置重要。由于当地水源丰富的缘故,成为蒙古军队进入榆林后就水草之处。[8]成化十一年,鱼河堡“城垣一所,周围二里零二百七十五步二尺,墩台四座。”[9]控制二边长城72里300步,崖砦小墩56座,川面水口19处。[10]属中等规模的堡。此后不断扩建,形成“周围三里三百步,楼铺一十五座,万历四年,砖砌牌墙垛口.”的规模。[11]鱼河堡与归德堡一样,需将从东、西二路收到信息向南传递。

由于地处鱼河镇政府所在地,鱼河堡损失极重,目前仅存一段土墙,且是由于流沙掩盖才得保存,北门永昶门基本是仿明建筑了。据当地人讲,鱼河堡的被毁是在建国后老乡修建房屋,拆砖运土时所致。(图9)

镇川堡已荡然无存。镇川堡建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周围凡一里三分。”[12]是榆林镇最南的一处营堡,地处河谷平川,地势开阔,主要承担控制河谷与运输之责。镇川堡所在地现为镇川镇政府所在地。《中国文物地图集》上已无镇川堡故城,但仍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前去考察,几乎绕镇川镇东面山上转了两圈,也未找到痕迹,可见镇川堡确已消失。远远望去,镇东西大概有三处墩台,其中一处甚为壮观,利用山形铲削而成。镇川镇十分繁华,尤其南、北大街上尚存古建筑、古胡同多处,但也未得到保护,已与现代牌匾混在一起,杂乱不堪。(图10)

明朝停止搜套的原因之一,便是西北财政无法负担长期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明末陕北爆发农民战争,也是由于财政匮乏导致的社会动荡。陕北生态、经济条件是关系明代陕北社会局势的根本因素。通过对榆林至三堡的沿途考察,发现对陕北生态、经济条件要区别分析。在水源充足处,虽然并无大规模平原,但小规模的农耕还是可以实现的,也并不见沙化之迹象。三堡之中,归德堡、鱼河堡皆依水而建,镇川堡也距榆溪河不远,四周皆田地平整,禾苗壮实,这也是本次考察对一般营堡的印象。

 

2、横山四堡

31日,6月1日,沿无定河继续南下西行,赴横山考察响水、波罗、怀远、威武四堡。四堡皆属中路,共同的特征是沿无定河而设,皆为控扼水道,防止蒙古骑兵本突内地,故皆依山面河而建,堡皆处水道旁之山巅。

响水堡建立甚早,正统初年便由延绥巡抚郭智创立,其间虽曾迁移,但成化七年复归旧治。成化十一年,响水堡“城垣一所,周围三里零二百九步二尺,边墩四座。”控制二边长城58里260步,崖砦小墩33座,水面水口8处,守瞭墩台8座。[13]属大型堡。后来不断扩展,形成如下规模:楼铺8座,墩台22座,堡方3里210步,垣长19里276步。[14]响水堡地处榆溪河与无定河交汇之处,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响水堡建于山顶,宽阔的无定河床迎面而来,行经堡处,折而向东,河床骤而变窄。响水堡所在山岭规模很大,北部为堡城,南部为农田,土地平整,一望无际,能够提供丰富的粮食资源。响水堡东、西、北墙保存相对完整,尤以东、西二墙较为高大,一直延伸至山之北端。西垣仍存部分,十分高大。响水堡尚有东、西、北3座墩台。其中东、西墩台所连直线,大体与无定河防线垂直,正形成横截之势。北门、西门仍存,北门正处于山岭北边峭壁之上,上题“渊停”二字,其意便取自响水堡横阻无定河之意。堡南现有墩3座,皆甚高大,分布于农田之中。正值播种季节,农田里三三两两的农户正勤于耕作,一幅田园风光。(图11)(图12)

响水堡虽地势平坦,但由于山岭较高,饮水是个问题。现响水村多数居民已迁至山下,与此应有关系。山脚下有一牌子,上写“国家饮水项目工程实施区”。山之东侧有一巨大铁制水管,自下向上,将地下水抽至山顶,用于灌溉。响水堡墩台为粘土所筑,十分坚固,攀援其上,毫无问题。(图13)(图14)

堡内有新修祖师爷庙,碑记载该庙前身为玄武祠,万历十八年(1590)建,康熙年间重修,后经战火而毁,1988年重修。几位老妪于庙前乘凉,上前问讯该庙由谁所建,称是“会里”,问该堡为谁所建,也称会里。会即香会,是古代民间围绕宗教等问题形成的社会自组织,建国后废止,近年来各地之会重新兴盛起来。问知道余子俊吗?皆称不知。(图15)

波罗堡亦处二边长城,前身是波罗寺寨。正统十年(1445),延绥巡抚马恭建波罗寺寨,成化二年(1466),兵部尚书王复将寨迁移至今址,并升级为堡。成化十一年,波罗堡“城垣一所,周围二里零一十一步,边墩七座。”控制二边长城55里270步,崖砦小墩28座,川面水口14处,[15]属中型堡。此后不断扩展,楼铺10座,墩台35座,堡方2里270步,垣长35里47步。[16]

波罗堡据称是目前榆林营堡中保存最好的城堡,是榆林诸堡中唯一的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在榆林旅游地图上,也特别用图案标明。但当地人显然并不这么认为,当笔者说明来意后,他们说:“这还算保护好的?几乎都被毁了!”

波罗一词为佛语,意为“渡到彼岸”,相传唐时一僧人在此竖 “波罗石佛爷”像,此后沿袭成为地名。波罗堡地处黄云山顶,北为无定河,靠近河边之山坡有修于成化年间的凌霄塔,塔河相映,风景优美。塔东又有多处废弃之民宅,再往东便可看到已成废墟的堡城。四面堡墙皆有残存,东墙长406米,西墙长312米,南墙长271米,北墙长521米,墙高9米。东、南二墙较高大,东墙墙根尚有未及挖走之墙砖,又有散落一地之碎块,令人痛心。南墙部分尚为砖筑,但大多已剥露,夯土露于外,倾危严重。北墙低矮,大西门仍为砖筑,甚为雄伟,上题“凤翥”。小西门经过重修,上题“通顺”,南、北门洞亦为砖筑,较为低矮。波罗堡内外曾有玉帝楼、三宫楼、城皇庙、河神庙、老爷庙等40余座庙宇,但皆毁于文革。堡中除凌霄塔、接引寺外,仅存重修之灵霄殿,重修碑记载了灵霄殿因用以储存粮食,而幸免于难。接引寺曾遭地震、兵祸,现在也已经过重修。寺内尚有几块明清碑刻,但堆积一起,无法阅读。(图16)(图17)

波罗堡似乎面临着与响水堡相同的饮水困境,山脚下“国家以工代赈工程波罗镇波罗村人饮工程”牌子表明了这一点。综合考察结果来看,波罗堡虽破坏严重,但仍是本次考察所见保存最好的,影响也最大,正因如此,当地政府欲在此地建立影视基地,希望这种开发不要以破坏波罗堡的原貌为代价。

怀远堡地处今横山县城南山顶,初建于天顺中期。成化十一年,怀远堡“城垣一所,周围一里零四十步,边墩六座。”控制二边长城73里216步,崖砦22座,川面水口10处,[17]属小型堡。后来不断扩展,楼铺12座,墩台27座,堡方2里17步,垣长43里17步。[18]当地人多不知遗址所在地,寻找起来费了许多周章。终于找到上山之路,却为三条狗所阻,进退不得,十分惶恐与窘迫。幸亏老乡喝止,才得以解围。本次考察多次遇到这种情形,养成了先看周遭是否有狗,才敢进入的习惯。

怀远堡亦不甚大,四周墙体皆有残存,东门、北门皆存门洞,东北角、东南角尚存楼铺2座。堡东南外侧有一窖。东墙内侧亦有住家搭墙而居。堡之南,遥望有墩台2座。北墙外有重修之圣母祠,重修碑记载圣母祠初建于万历六年(1578),乾隆十八年(1753)由会首李希天倡修乐楼,圣母祠显赫一时,乾隆四十年(1775)会首李逢太倡议增设大铁钟一口,皆毁于内战。圣母祠对面为戏台,二人在唱陕北民歌。堡东南角处有一大口井。堡北侧外有圣母祠,始建于万历年间。堡南有二墩台。中有一白衣寺,据称明清时称永庵,但寺中所竖现代重刻崇祯十七年(1644)“延绥抚院标下将军指挥佥事”,也即延绥巡抚标兵将领杨化麟撰《改建怀远堡白衣寺记》却明确记载当时称“白衣寺”。现请尼姑三名,寺中人皆甚和蔼,颇有一种祥和之气。一人带笔者观看《横山县志》中所绘怀远堡旧景,楼宇众多,十分繁华,但皆在文革时被毁。堡内尚存一城楼,南题“永绥斯土”,北题“拱辰”,另两侧题字已被铲除。堡内又有重修城隍庙,重刻清代富平举人撰《重修城隍庙碑记》载该庙建于成化年间,雍正九年(1731)改怀远堡为横山县治,该庙又成县城隍庙。堡中古民居甚多,其中一家门额题“芝兰室”,可能是个书香门弟。(图18)(图19)

怀远堡下同样有“国家以工代赈工程横山镇李家坬人饮站”的牌子,堡之西侧也有一大圆池,旁有灌溉渠道,当为蓄水池。

威武堡位于无定河上游,西与塔湾镇隔河相望,由延绥巡抚王锐建于成化二年。成化十一年,威武堡“城垣一所,周围二里零八十步,边墩六座。”控制二边长城63里44步,崖砦小墩32座,川面水口34处,[19]后来不断扩展,楼铺14座,墩台28座,堡方280步,垣长34里321步。[20]虽临无定河,威武堡址要更为靠里一些。四面城墙皆有残存,但皆低矮。堡内已辟为农田。大片碎砖瓦砾遍布于地。北侧堡墙外,有大片蓝幽幽的小花,与堡内黄土相映,甚为美丽。堡东有墩台4座,相互之间距离大体相等。(图20)(图21)

威武堡南有一小庙,内有1938年杨继誏塑杨四郎之像,下注“杨四郎将军之位”,上题“宋为良相”。据《宋史》载,杨四郎为北宋杨业四子杨延彬,但在民间文学中,皆称杨延辉。真实的杨四郎在杨业没后,被宋太宗授以殿直之职。但在民间文学中,杨四郎的经历更富传奇色彩。在金沙滩一战后,他为辽军所俘,并娶铁镜公主为妻。民间戏曲中著名的“四郎探母”便是讲述杨四郎探望母亲佘太君的故事。因杨业祖籍在今神木北的缘故,杨家将的故事在陕北广为流传,但在横山出现这样一座祭祀民间传说中降将杨四郎的庙宇,还是显得有些奇怪。

威武堡中央有重修城隍庙,重修碑记载七佛寺、城隍庙修于成化年间,清末同治年间回民叛乱时,堡内建筑全部毁坏,后经重修。文革中城隍庙连同其他建筑全部被拆。堡东重修老爷庙的重修碑记也记载了相同的故事。老爷庙墙壁之上又贴有重修七佛寺、龙王庙的告示。民间信仰在一度遭受压制之后,再次复兴起来。庙对面为一戏台,上题“威武会乐楼”。

从怀远堡至威武堡,沿途所见二边长城连绵甚长,但皆已仅存夯土,盘旋于群山之间,仍然十分巍峨与雄伟。威武堡西也有二边长城经过。

本次考察期间,正值陕北气候炎热之际,诸堡又皆筑于山顶,甚至无一树木可以遮盖,遂暴晒于烈日之下。考察威武堡时,正值中午,十分炎热。考察完毕,已十分疲劳,遂未原路返回,而打算走有树荫之近路。山路之曲折迂回,出乎意料,一路踉跄,最后只能下至河谷,沿河道出山,对河谷在陕北交通中所扮演的角色,反而因此有了直接的体验。

 

三、三边

 

1、定边营

今定边、靖边二县在明代由定边营、安边营、靖边营管辖,属榆林镇西路。这一地区地形大体分为两种,北部广阔而平漫,是明蒙双方不断发展较大规模战争的地方,南部与榆林中东部地区一样,也是山岭连绵。明朝在此建立三大营,设置副总兵,驻扎重兵以防守。清代三边人向内蒙经商或移民,称“走三边”,与山西人“走西口”,山东人“闯关东”一样,皆为清代北疆开发潮流之一脉。5日,结束榆林、横山考察后,赶赴三边,先至定边,尔后返回考察安边与靖边,也算走了一趟三边。

由榆林至定边,起初沿途尚见连绵之大边夯土长城,但更往西去,墙体、营堡、墩台皆不复见,应是路线脱离长城一线的缘故。沿途向北望去基本一马平川,农田、沙地相杂,向南望去才是丛山。安边营至砖井堡一带沙化更严重一些,沙棘、沙蒿景观最为常见,其次是草原,农田甚少。砖井至定边一带,俨然进入草原地带,牧草遍地堆积,虽无蒙古高原之天高地远,但也空旷得很,心中颇为空落。考察怀远、威武二堡时,沿无定河一路西行,便已觉得心中空落,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与生疏感,独自考察最害怕的就这种寂寞感了吧。快至定边时,天已甚暗,心中愈发落寂。定边本来十分落后,但由于发现能源的缘故,建设得已很现代化,灯红酒绿,与大城市有些相似。吃碗面后,便沉沉睡去。

定边营属榆林镇西路,建于正统二年,原址在盐池。成化末年,以原址孤悬于外的原因,向东南迁移至今址。成化十一年,定边营“城垣一所,周围四里零一百七十步,边墩五座。”控制大边长城87里342步,崖砦小墩62座,水口四处。[21]楼铺28座,墩台77座,营方3里250步,垣长17里。营的建制比堡更高一级,不仅城垣更广阔,而且守将职务也较高,比如定边营便设副总兵。

次日收拾完毕,寻找定边营故城。定边中心广场、图书馆都很豪华,重修之牌坊也很漂亮。定边故城虽在地图上有所标明,但站在这个现代化的县城中,望着来往的车水马龙,一片迷茫,竟不知往何处寻。看到远处有一古代楼宇,遂前往考察。该楼为定边鼓楼,但扁额却题“玉皇阁”。楼南侧有重刻万历三十八年延绥盐粮同知罗昂撰《重修鼓楼玉皇阁记》,碑文记载了一个十分重要却鲜有关注的现象。该碑文详细记载了玉皇阁修筑经过。原来最初定边营士兵结成会,每年派遣代表前往武当山,祭拜真武神。罗昂认为路途过于遥远,遂决定在本地创设玉皇阁,得到军队的支持,于是建筑了玉皇阁。这条史料难得地提供了两条信息。一,明代士兵与普通民众一样,也具有信仰的需求。之前笔者分别考察山西晋城、甘肃张掖与榆林米脂时,都发现了明代军队与当地信仰系统存在密切的关系,或修庙,或布施。在以前的宗教史、地方史研究中,军队与信仰系统的关系几乎是一片空白。其实作为高风险的职业团体,军队对于信仰的需求恐怕比一般民众更为迫切。二,明代军队中存在信仰组织——会,而且会的力量很强大,可以组织士兵前往遥远的武当山进香。这反映出中国古代信仰系统的强大力量与中国社会的整合程度。(图22)

鼓楼虽已找到,定边营其他遗址却遍寻不得。无奈之下,前往文化馆与文物办问询。文物办有一小伙子刚参加工作,十分热情,但他也并不知定边营故城在何处,遂多方查问,最后才知鼓楼北、西二条街道上分别残存土墩二座,加上鼓楼,便是所谓定边营故城遗址的全貌了。在文物办门前,还有一块断碑,因碑文残缺太多,已无法得知其详,仅知此碑与陕西三边总督、延绥巡抚以下文武官员有关。

按照文物办的说法,定边营故城以鼓楼为中心,向四方延伸,原城也不甚大。现存两块土墩,一在县医院对面的一户农家院墙处,一在秦妈火锅旁。鼓楼南北街要在今年8月10日拆除,两旁建筑都已写上大大的“拆”字,北土墩自然也会随之拆除(现已拆除)。鼓楼西土墩东有民居依墩而建,西侧成为秦妈火锅的广告牌,很是可怜。虽然西土墩今年不拆,但当地人称,这条东西街未来几年也会扩展,西土墩自然也会拆除。那么,未来的定边营故城便仅存鼓楼了,令人唏嘘。(图23)(图24)

定边话与榆林、横山、米脂大不一样,接近内地方言,很好懂,这可能与其临近主要由移民形成的盐池县有关吧。

 

2、盐场堡与河东长城

考察定边营故城时,打算乘车至盐场堡考察。但路途陌生,与司机交流存在障碍,一直到宁夏盐池才下车。从盐场堡至盐池,发现大段明夯土长城,高耸而宽厚,延伸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之上,看不到终点。比起前几日所看长城,雄伟许多,冲击力很大,十分震撼。这段长城便是河东长城,由余子俊初修于成化年间,嘉靖年间再次改筑,归盐场堡守御。

盐场堡长城虽保存较好,但目前破坏也甚严重,最常见的是道路建设或老乡建屋穿墙挖洞,长城被多处斩断或挖洞,其中“宁夏盐池工业园区”入口的改建尤其恶劣,不仅长城被化开一个巨大的豁口,而且两旁修筑了两段假城墙,完全破坏了长城的旧貌。另外自然倾塌现象在部分地段也较严重。从盐池堡考察回来后,打车回定边,笔者对师傅说河东长城保护得好,他说的一句话很深刻。“这不是保护的好,而是破坏的少,根本就没有保护”。整个榆林地区长城现状都可以此来概括。据他讲,定边长城这几年风化、破坏的很厉害,明显变得矮小了。他们当地人也不称“长城”,而称“边墙”,这是继承了明代的说法。

考察河东长城后,在盐场堡乡旧址入口处下车。盐场堡又称盐阳堡、盐池堡,由余子俊筑于成化十三年(1477),归定边营管辖。堡方2里3分,楼铺9座。[22]看到河东长城南侧有大片灰白色的盐场,南部似有村落,可能便是盐场堡,于是先向南考察盐场堡。走近时,才发现一堵巨大的夯土墙被从中间斩断,这应是盐场堡的北墙。进入北墙之后,看到一个并不大的乡镇,相当于内地的村子大小,这便是盐场堡乡的旧址。盐场堡东墙尚存部分段落。堡内也有部分盐场与制盐工厂,堡南为沙化田地。整个乡镇随着政府的迁走,十分荒凉,大片房屋破败不堪,如西方小说中的神秘废弃城堡。总之,由于乡镇建设的破坏,盐场堡故城的结局虽不像镇川堡那样当然无存,但也仅残存一点点可怜的痕迹了。

盐场分布于长城与盐场堡之间,白花花一片,被分成大小不等的方形。已提炼而尚未及运走的食盐堆积如山,坐落于盐场之间。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盐的原生态,看到如此多的盐堆,心中的兴奋是可以想象的。原来计划从东侧草地回到公路,继续考察河东长城,但为图捷径,也为近距离地接触盐的生产,改从盐场间小路直接向北。结果很出乎意料,看似坚硬的土地却十分稀软,一次次陷入泥潭。凡是小路,稍一用力,便深陷进去,加之天色已晚,周遭空旷无人,风在盐场肆无忌惮地刮着,使我产生了十分恐惧的感觉,一下就想起所谓红军过草地的情况。多次失败后,遂老实起来,向东面草原走去,才发现有一条有盐场堡向北去的道路。(图25)

远远望去,盐场堡北长城段有一排窑洞,令人诧异。到长城时才发现,这是王震在抗日战争期间率三五九在盐场堡打盐时所挖,用作士兵宿舍,目前是定边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革命旧址应该加以保护,但整个河东长城未有保护,却将破坏长城之窑洞单独保护,不得不令人感慨与思索。(图26)

站在河东长城之上,北面是一马平川的平原,南边为盐场。花马池便在这一地区,明代花马池是九边防御重地,这与当地较为平坦,蒙古骑兵易于进攻有关,蒙古军队进攻此地可能与盐场堡的盐业资源有关。明朝于此修筑高大长城,且专设盐场堡,也当为保护盐业资源。

 

3、旧安边营

7日,自定边打车,前往旧安边营考察。安边本也为县,后化归定边,改为安边镇。车上已有三人,皆甚健谈。问笔者往安边何干。笔者告知其考察长城。其中一人称至安边,可找李生程。李生程是安边镇文化馆的职员,业余拍摄榆林长城,搜罗广泛,出过摄影集,并在报刊上发表过文章。李竟为一普通人所知,可见长城在当地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定边人很友好。司机中途捎东西,为我们三人皆买水。一位饮料中奖,也让笔者饮其中一瓶,大家相处融洽,下车时尚彼此问候,这在其他地方恐怕少见吧。

下车即在镇中心旁一小饭馆就餐。一人称看笔者便知是外地人,问笔者是哪人,来安边做什么。当我说明考察长城的来意后,饭馆里一下子聚集了很多人在身边,积极建议安边南三岔口有雄伟长城可参观。当笔者最后说明来意,他们才明白其实是来参观他们安边的“城墙”的,便说向北走很快便到。

旧安边营由延绥巡抚郭智于正统二年筑于今址,新安边营由余子俊于成化十一年筑于今新安边乡。成化末年复以新安边营孤立无缘而复归旧址。城方4里3分,楼铺20座,控遏大边长城33里23步,墩台51座。[23]安边营故城堆满了垃圾,俨然成了垃圾处理中心,让人伤心。目前安边镇内古迹也如同其他堡一样,皆完全拆除。尚存东、北、南三面墙。其中北墙虽有一大豁口,但却最为雄壮。东、南墙却基本成为民居的院墙了。西北、东北、东南之墩台甚为高大,应是原城楼旧址。在北墙根,靠墙搭起了一个窝棚,一位老人住在里面,尽管他说自己住在镇里。当笔者问起安边故城时,老人很感慨。说他小时整个古城保存完好,他经常在甬道上玩耍。城里各种庙宇众多。1958年,便开始拆除,当时是修桥,老百姓也拆砖修房子。“文革”时进一步拆除。他也知道当时这样做不对,但没办法,只能顺应形势。一般人回忆起营堡拆除史,皆追溯至对社会影响最大的“文革”,但“大跃进”其实也是一个关键事件。即使现在,夯土城墙仍然成为人们打地基时土源的选择。老人说,这个事只有政府来管,老百姓怎么管呢?他的这番感慨确实点出了目前长城保护的制度困境。(图27)

旧安边营故城北数里为高大的大边长城。老人讲,长城呈拱形,在安边东北,包围着旧安边故城。现在故城以北的荒地,最初也是荒地。按以前的观念,旧安边营是“皇城地界”,是“城里”,盖满了房子。后面的荒地是故意划出的,不许老百姓种地。老百姓种地都在长城以北。讲到旧安边故城的毁坏,老人很痛惜,说“可惜这个城了”。本次考察笔者虽然不时与当地居民访谈,但时间所限,在多数时候都只是观察一个营堡的基本面貌,便转移到下一个地方,而且当地居民,包括很多老人对于本堡的历史,多数也不清楚。对于长城毁坏过程,笔者也没有什么直观的认识。但听到这位老人的感叹,不禁开始伤怀长城的悲剧命运了。随着石油、天然气的发掘,安边会越来越富,长城的命运恐怕更危险了。

旧安边营颇大,整个安边镇皆在旧址之内。镇南有重修之镇安寺道观与真武观,《重建安边真武观碑记》载真武观初修于嘉庆年间,后遭兵祸而毁。据《安边镇安寺道观简介》的介绍,镇安寺建于明初,距今有600多年的历史,属“白云山庙会第六分会”。白云观是陕北最为著名的道教场所,但陕北其他道教场所竟被纳入白云观信仰体系之下,成为分会之一,陕北地区俨然形成了以白云观为中心的道教信仰体系,这还是颇出乎意料的。据此简介还可知安边营庙宇旧亦众多。镇安寺道观旁有嘉庆九年(1804)碑,载重修关帝庙经过。

 

4、镇靖堡

考察完旧安边营后,当日下午,即赶往靖边县。靖边县今址为新址,旧址在镇靖堡,又称镇罗堡。遂乘摩托前往。山路弯曲而上,山青水秀,颇似江南水乡。沿途见到不少度假村,有人垂钓于河间,悠闲之山野风光与靖边新城之喧闹形成鲜明对比。

镇靖堡便座落于山水环绕之间。镇靖堡由延绥巡抚王锐初建于成化五年(1469)。兵部尚书王复将其北移至快滩河以就险要。成化九年,余子俊复将其迁回原址。成化十一年,镇靖堡“城垣一所,周围三里零二百六十二步,边墩七座。”控制大边长城68里106步,崖砦小墩38座,川面水口17处。[24]后来不断扩展,楼铺19座,墩台43座,堡方4里3分,垣长47里。[25]属新安边营管辖。

镇靖堡地势与响水堡有些相似,依山而建,前有河水迎面而来,为山所阻,绕道而过。不同于响水堡者,镇靖堡处于山腰平原地带,利于农耕。镇靖堡四面墙体皆存,西墙位于山顶,南半部分系铲削山体而成。山上城墙与平地城墙已经被隔断。包砖虽早已拆毁,但城墙保存相对完整,城堡规模基本保持了原貌,东门、南门尚有敌楼遗址,这应该是该堡被列为靖边县文物保护单位的缘故吧。堡内南北中轴线处有砖台两座,修筑年代已不清楚。一座扁额上写“节鼎天地”,另一座写“浩气凌云”。镇靖堡规模较小,但充分利用了地理条件,居山谷之中而建,堡前及东侧有河,两面为山,堡横截河流,两面山上皆修筑长城、墩台,以为呼应,如臂膀一般,颇有气势。(图28)

本次考察所见城堡,要么十分苍凉,要么破坏得十分残缺,镇靖堡竟如此清幽。碧蓝的湖水,如梭的田地,两旁长满树木、草丛的城墙,整齐划一的村落,辛勤耕作而不问外世喧嚣的居民,都仿佛使这里成了桃花源。(图29)(图30)

 

小结

 

本次榆林明长城考察,对榆林镇,榆溪河、无定河七堡,定边、旧安边二营,镇靖堡及所属边墙、墩台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在长城社会史思路下,对榆林明长城与周边社会地理、经济、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整体考察,搜集了不少具有重要价值的碑刻与口述史料。总体地说,榆林明长城无论是物质设施方面,还是非物质文化方面,破坏都极其严重,甚至到了毁灭的边缘。希望国家与社会各界对榆林明长城、全国长城给予更多的关注与保护。

在考察途中,增强了笔者以长城社会史模式研究长城的信心。目前长城研究数量既少,方法也较为简单,基本是围绕墙体,考察长城修筑时间、过程、走向与遗址状况。这反映出目前的长城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长城社会史研究模式将会对目前长城研究形成实质性的突破。所谓“长城社会史”,是指在整体史观的指导下,采取多科学的方法,对长城及其所辐射的社会展开整体考察,揭示长城修筑原因、发挥何种作用,以及如何废弃与破坏这一完整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考察这其中的生态、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这种研究模式的优势在于扩大了长城研究范围,克服了以往单纯注意长城物质文化内涵的不足,将围绕长城形成的文化现象一同纳入进来。这不仅有助于真正理解历史为何修筑长城,长城到底发挥作用这些十分基本却没有回答的问题,而且对于目前长城的整体保护也很有现实意义。此次考察通过关注榆林明长城与其周边社会的关系,发现了许多重要而有意思的问题,这些在以往的长城研究与保护中都是未曾得到注意的。

总之,长城研究与保护都急需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开展更为全面与细致的工作。希望这篇小小的考察记能吸引更多的有识之士加入到这一很有意义的工作中来。

 

原载《炎黄文化研究》第12辑,2011年。

[1] (明)郑汝璧等修,(明)刘余泽等纂(万历)《延绥镇志》卷一《建置沿革》,明万历三十五年修,同年延绥刻本,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2] (清)顾祖禹辑《读史方舆记要》卷六一《榆林城》,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2657页。

[3] (明)余子俊:《余肃敏公经略公牍·榆林城》,天一阁藏明代政书珍本丛刊,北京:线装书局2010年版,第410—416页。

[4] 张玲玲:《榆林城墙千疮百孔亟待修缮》,《陕西日报》2009年3月23日。

[5] 《余肃敏公经略公牍·归德堡》,第416页。

[6] (清)谭吉璁:(康熙)《延绥镇志》卷一之三《地理志·中路》,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乾隆增补本,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289页。

[7] 《余肃敏公经略公牍·归德堡》,第416页。

[8] (清)顾炎武:《肇域志·陕西九·榆林卫》,续修四库全书影印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99页。

[9] 《余肃敏公经略公牍·鱼河堡》,第417页。

[10] 《余肃敏公经略公牍·鱼河堡》,第418—419页。

[11] (康熙)《延绥镇志》卷一之三《地理志·中路》,第289页。

[12] (康熙)《延绥镇志》卷一之三《地理志·中路》,第289页。

[13] 《余肃敏公经略公牍·响水堡》,第420—423页。

[14] (康熙)《延绥镇志》卷一之三《地理志·中路》,第289页。

[15] 《余肃敏公经略公牍·波罗堡》,第425—430页。

[16] (康熙)《延绥镇志》卷一之三《地理志·中路》,第289页。

[17] 《余肃敏公经略公牍·怀远堡》,第429—433页。

[18] (康熙)《延绥镇志》卷一之三《地理志·中路》,第289页。

[19] 《余肃敏公经略公牍·威武堡》,第434—438页。

[20] (康熙)《延绥镇志》卷一之三《地理志·中路》,第289—290页。

[21] 《余肃敏公经略公牍·定边营》,第488—491页。

[22] (康熙)《延绥镇志》卷一之三《地理志·中路》,第293页。

[23] (康熙)《延绥镇志》卷一之三《地理志·西路》,第292页。

[24] 《余肃敏公经略公牍·镇靖堡》,第448—452页。

[25] (康熙)《延绥镇志》卷一之三《地理志·西路》,第2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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