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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现海:《正在消失的长城——“长城社会史”视野下榆林明长城研究与保护的新思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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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消失的长城——“长城社会史”视野下榆林明长城研究与保护的新思考(二)

一、研究主旨

从先秦至民国,长城不断被修筑、勾连、重修,最终蔚然成为东起鸭绿江,西至西域的世界史上最大的军事防御工程。长城的长期存在,源于我国历史上中原政权与草原政权的长期并存、对峙之结构性态势。这一态势之形成既根本上由沿燕山、太行山、阴山一线地势“天限华夷”之分隔、南北生态环境天然不同之地理环境所决定,又由我国古代政权力量相对有限,无法突破地理环境之局限所直接决定。无论如何,长城长期存在既受制于我国古代地理、政治之实际状况,又对我国历史产生了长期、整体性的影响。长城周边社会尤其受到长城长期、直接的影响,其建筑、信仰、艺术与民众心态,都深深地镌刻上了长城的印记。

以往长城之研究,主要侧重于从长城修筑过程、位置及遗存等三个方面展开论述。研究的对象也主要是长城墙体。其实长城不仅包括边墙,还包括镇城、营堡、墩台;不仅包括主体建筑部分,还包括其周边受其影响,附属于长城的民间堡寨、庙宇寺观、壁画碑刻、族谱传说、文艺戏曲等。相对于长城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目前的长城研究显得单一而表层。当前长城研究,需要在整体史观的关照下,选取某段长城及其所辐射的周边社会为研究对象,对围绕长城在区域社会形成的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展开整体研究,以期揭示长城全方面的历史文化内涵。这种研究范式可概括为“长城社会史”。“长城社会史”有两方面之内涵。一,长城社会史在内容上旨在研究长城与包括国家与社会的“大社会”整体关系,以区别于以往单纯就长城研究长城的内容局限。二,长城社会史在方法上旨在引入整体史观,将长城置于所有历史因素中去,考察其与一切历史现象之关系,以突破以往长城研究中研究视野的局限。

长城是世界文化遗产,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文物遗存,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在2006年“世界新七大奇迹”的全球评选中,长城位列第一。值得一提的是,长城票源绝大部分来自国外,这反映出长城在全世界人民心目中崇高的地位。长城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象征,在近现代更被赋予抵御外侮的内涵。那句“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在近一个世纪内,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爱国情怀。长城因其特殊的地位,在我国国歌、国徽等国家标志上都留下了印记。如果说长城在并不久远的一天,将会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那会被认为天方夜谭。但现实是长城正在逐渐消失。

长城由于体积庞大,横亘万里,在保护上存在一定的难度。长期以来,由于自然与人为的原因,破坏十分严重。目前为止,三分之一的长城已完全消失,三分之一的长城破坏严重,只有三分一的长城保存尚可。2002年,长城被列为世界濒危文化遗产。长城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也是全人类的文化财富,如何保护长城,使其不像其他世界奇迹那样消失,是摆在我们这个时代面前的艰巨任务。

党和国家对这一问题高度重视。2006年,国务院颁布《长城保护条例》,并在长城沿线全面启动“长城保护工程”,长城保护工作从此进入有法可依、有据可查的新时期。2008年,国家测绘局、文物局组织专家对明长城进行了重新测量,为进一步保护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但长城保护的对象是否已经完全清楚了呢?长城应该如何保护呢?在国务院颁布的《长城保护条例》在界定长城保护对象时,指出:“本条例所称长城,包括长城的墙体、城堡、关隘、烽火台、敌楼等。”这一定义相比于以往长城即是墙体的观念,无疑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不过这一定义仍然局限于长城主体建筑。其实在长城周边修筑的民间堡寨也同官方堡寨一同构成了长城防御体系的基层单位,只不过是最为基层,且具有附属性质的单位罢了。比如在米脂无定河两侧、佳县佳芦河两侧便普遍建立了城寨、墩台,佳县通镇悬崖上甚至还凿有石洞,是当地军民坚壁清野所用设施,这些建筑配合榆林北部防御体系,同样肩负防御蒙古军队之责任,只是规模较小(部分城寨规模与小型营堡类似)、级别较低罢了。这些虽然不是长城防御体系的主体建筑,但应该属于附属建筑,同样是长城防御体系的一部分。建于营堡内外的庙宇寺观构建了长城守军的信仰体系,与长城的关系也是密不可分。壁画碑刻、族谱传说、文艺戏曲作为长城的非物质文化内涵,更直接记载、体现了长城的历史文化内涵。这些内容虽然不似长城主体建筑那样易于获得认知,不过却同样是长城历史文化内涵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目前长城主体建筑部分虽破坏严重,但至少尚多残存。民间堡寨破坏更甚。壁画碑刻、族谱传说、文艺戏曲由于被作为“封建文化的代表”,在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中,几乎全部消失了。残存的一点也多残缺不全。可以讲,随着长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失,大量长城历史文化内涵甚至也随之永远消失了,我们永远无法了解这部分内容了。

可见,无论从长城研究,还是保护来看,单纯地强调长城历史文化内涵中的一部分,都不足以揭示与反映长城的全貌。目前的长城研究与保护,应该在“长城社会史”研究范式下,研究围绕长城形成的一切历史现象,揭示长城的整体历史文化内涵。只有这样,我们获得的长城印象才是完整的。

2009年6月,笔者曾考察榆林部分地段墙体、营堡,并撰成《榆林明长城考察记——“长城社会史”视野下长城研究与保护的新思考》一文,发表在《炎黄文化研究》第11辑。笔者于2010年8月再次赴榆林考察明长城。在此结合文献材料,继续讨论榆林明长城的研究与保护。在这里对笔者之所以选择榆林明长城作为考察地点作些补充说明。一,榆林明长城具有历史的典型性。榆林明长城是明朝大规模修筑长城的开始,其建筑理念、形式对明长城修筑影响很大。二,榆林明长城现状与未来保护面临的问题都具有现实的典型性。榆林本来处于我国“老少边穷”地区,长城保护观念落后,保护资金长期匮乏,长期以来基本处于无保护的状态。近年来随着当地能源开发,社会经济飞速发展,长城在这种情况下将面临什么样的冲击,以及如何进行保护,是一个新的社会课题。三,榆林明长城具有保护的急切性。虽然目前全国长城皆处于亟需保护的境况,不过西部长城显得更为急迫。原因在于中、东部长城,尤其东部长城多为砖石结构,自然因素对其形成的冲击相对缓慢,这也是目前中、东部长城相对保存较好的根本原因。西部长城却完全不同。由于西部长城多建于平原地带,系砖石、夯土结合结构。建国后外层砖石基本皆已拆除,夯土从而裸露于外,虽然夯土非常坚固,但较之砖石,显然容易破坏得多。榆林明长城夯土部分由于长期遭受自然、人为之破坏,已大规模削薄、坍塌。近几年来其基本面貌已有不小的变化。故而,如果说中、东部长城要做的首先是不破坏,那么西部长城却面临着“抢救”的局面。目前西部长城却确实面临着最后的抢救机会。这在于西部长城被拆毁之砖石,皆用来铺路修屋,或修建水渠等,目前这些工程、房屋基本皆已荒废,或者倒塌,正可以回收利用。总之,对地处西部的榆林明长城展开考察,也是展开西部长城抢救工程的一个例案。相信本文对榆林明长城保存现状的揭示、对未来保护方案的建议,对于全国长城保护能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二、榆林东部长城

    

榆林镇东部长城分布于榆阳区东部、神木、府谷,地处山区,隶属清水营,依山面河,起到阻挡蒙古军队跨越黄河,进入山西之作用。

1、神木堡

神木堡位于今神木县城,是榆林明代营堡中比较特殊的一个,在堡之外,还设置了县这一级民政机构。这源于神木县历来的重要地位。神木东有九龙山,西有二郎山,西侧由北至南有窟野河流过,作为窟野河的支流,滴水崖水由西至东汇入其中。可见神木既是险要之地,又是交通要冲。这也是明朝初年便甚为重视此地,设立县治的原因。神木堡建立于成化十一年之前。“城设在平川,系极冲之地。”成化十一年,神木堡规模为“周围二里零八十步,边墩五座:镇远墩、西平墩、柴家墩、铧子墩、毛峰子墩。”控制大边长城85里357步,崖砦小墩36座,川面水口10处。[1]此后不断扩展。“周围凡五里零七十步,楼铺三十三座,隆庆五、六年加高。万历六、七年用砖包砌。边垣长七十五里零八十六步,墩台六十座。”[2]由于神木城为明清、民国以至今日之县治,故堡城目前已不存。据城内飞云洞遗址1922年立《重修北关飞云洞大仙楼碑记》所载,神木北门即在飞云洞附近。颇有意思的是,该碑记所载捐资名录仍多属军警系统,其次才是当地行政部门,这也反映了民国战事频繁,军队地位高于行政机构之现实。倡修之事由神会负责,“经理”、“经理会末”、“督工”、“社首”名录镌刻于后。通过2006年立《飞云洞重新改装庙堂》可以看出目前当地神会进一步区分出“总会首”、“分会首”,更有组织性。飞云洞之南为凯歌楼,俗称中楼、大楼,为隆庆元年(1567)神木参将高天吉得胜归来、感谢天恩所建。是神木堡城仅存之文物。飞云洞之西南鼓楼北街虽多有古雅、气派之四合院,其中白家大院尤为壮观,不过皆为清代建筑。

虽然神木堡城基本不存,不过其东西两侧九龙山、二郎山拱卫堡城之长城却多仍存在。神木县城有秦、明两代长城。秦长城横亘高速公路之上,为不斩断长城,公路在其下穿越而过,这是目前为止在榆林发现的第一例路避长城的情况,让人颇感欣慰。长途车在窟野河大桥上停下。神木堡西部军事布置围绕滴水崖设置,民国年间曾经修复。这在二郎山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石壁摩崖石刻《重修西山担桥前后边墙题名碑》中有清楚的记载。目前尚可见墩台四座,其中一座为上世纪九十年代修复。神木县长城协会1996年立《修复滴水崖明长城烽火台碑记》载滴水崖墩台原为秦长城、明长城交汇处,修筑于成化八年。建国后被毁。此次由神木长城协会号召,神府精煤公司出资修复。据当地人讲,原来这四座墩台之间有坚固夯土城墙连接,墩台宽广,可在上做饭、游玩,十分惬意。“文革”中,老乡将砖墙拆下建房,台基也拆去一半。目前四堡间墙体仅存少量部分,且多被辟为老乡家后墙。墩台南侧皆有洞,但多已掩埋或半掩埋。大边长城在神木堡东北侧蜿蜒北去。当前神木长城保护措施起到了一定作用。据当地人讲,现在长城不能拆了,否则(神木县)长城协会就过来了。
滴水崖墩台滴水崖墩台
滴水崖墩台

 

两座周边宽广的墩台南侧皆设祭祀之牌位。分别为“南方五道、青云老仙、黄云大仙”、“红云大仙、白云二仙”。这些神灵信仰在神木非常发达。据当地人讲,滴水崖长城周边建国初年有很多这类神灵的信仰场所,在上世纪60年代被完全拆除。当前民间信仰重新活跃起来,周边又建立了不少庙宇,还有一些信众将神位置于长城墩台前神龛中,或干脆挖掘墩台,置于其中。总之,长城周边作为曾经的民间信仰集中地,以及其所代表的历史意味,使其在当前再次充作民间信仰区。

神木堡东部军事布置围绕九龙山设置,目前尚可见墩台三座。一在东北,一在东南。还有一座居于九龙山东南伸出城内部分,居高临下,可俯瞰全城。东北墩尚高大,北侧挖有一洞,上用锦旗遮挡,锦旗为今年五月一位信徒所赠。掀开锦旗,可以看到里面供奉三座木制神位。左侧为“清洒□□、老活洒□□、清洒娘娘”。因前有神龛挡住,未能看到全部内容。中间为黑虎灵官、黑云大仙神位,右为黑云老仙、主峰将军、白云二仙之神位。东南墩已低矮。山角墩仅残存小部分,裸露出内部砖砌部分,为一圆形,可能用于藏兵或兵器。旁侧有一小树,夕阳西下,荒山、残墩、弯树,与山下现代化之城市相映衬,显得愈发古老。九龙山长城墙体为神木堡东墙外层,沿九龙山体由北至南贯彻全山,并在南、北两端各向西折弯,拱卫神木堡。目前东墙北部虽有断续、削薄,大尚存不少高大地段。南段却甚低矮,已逐渐与山体融合,山角之墩台成为其目前残存之醒目的部分。九龙山已成神木坟葬之区,“本山后土神之位”的石碑比比皆是。东南墩旁便有大量坟墓。
滴水崖墩台2
滴水崖墩台

 

神木信仰系统设立于东山、西山之上。东山又称“九龙山”,这取自九座似龙头之山峰伸向神木县城的典故。九龙山庙宇众多,不过在“文革”中基本皆被拆毁,场地及材料用作修建粮仓,目前九龙山上可见多处粮仓旧址,大量明砖被用作材料。目前所见皆为当前修复。顺着山路上路,南侧有观音庙、马王庙、文昌庙。观音庙顾名思义祭祀观音。前有2001年所立记载重修之碑,记载神木东山旧城于1967年被毁,1997年开始重修观音庙。观音庙是一处红色高台建筑,由一尼姑负责管理寺产。马王庙是一处紫色建筑,下临深渊,祭祀马神,始建时间无考。庙前2008年立《东山马王庙补修碑记》推测是清代当地一名乔姓商人在口外蓄养多头牲畜,为祈求保佑,故修建此庙。庙中供奉真武祖师、关圣帝君、马王爷。民国年间,马王庙开始衰落,逐渐荒芜。“文革”中,马王庙遭到冲击,仅余三口窑洞。70年代,生产队利用作米面加工作坊。但很快便衰落了。马王庙旁尚有一方道光三年(1823)捐资之残碑,落款为“经理会首……”

文昌庙座落于九龙山最南端,远望二郎山,下为神木城,颇合风水。文昌庙也为新近修复之庙宇,记载修复事宜碑刻众多。在此之中,有一方乾隆三十年立《重修文昌阁碑记》载当年中举士人鉴于文昌阁之颓坏,借乡里庆贺中举之机,加以重修。背后为题名记,姓氏十分分散,这也反映了清中期神木仍是多姓杂居之情况。在两次榆林考察所见碑刻记载中,多见会首倡修庙宇者,也有民间纠集自愿者,一直未见宗族、家族之身影。这也反映了明清榆林社会宗族力量并不发达,反而是民间宗教团体较为发达。文昌庙东侧殿宇内完整地绘出了四云大仙,依次为:白云老仙、红云大仙、黄云少仙、青云大仙。皆着清朝官服,手持一剑。管理寺产的是一位75岁的僧人,该僧人原是甘肃地质大队的,儿女众多,但老伴去世后便出家了。昏昏夜幕中,只有一条小黑狗与他为伴,在山之尽头,只有一条小黑狗与他为伴,但他觉得出家修行好,无欲无求。

九龙山北侧庙宇更多。有三清洞、龙凤洞、万佛洞、财神庙、七佛洞、云崖洞、极乐寺、龙王庙。最下面一座为万佛洞,座落于一首龙头之下方,地势险要。据1992年立《重修东山万佛洞记事》碑载,万佛洞始建于正德(1506-1621)年间,在嘉靖(1522—1566)年间遭到战事冲击,万历年间得以重修,最终毁于同治七年(1868)西北回乱。万佛洞最引人注意者除历经劫难,仍然保留的佛像壁画外,便是支撑洞窟的两座菱形石柱上的碑文。这两座石柱是最早开凿洞窟时保存下来的。在万历二十年(1592)三月重修洞窟时,镌刻上了重修碑记。碑记载延绥巡抚、总兵官率榆林镇下属文武官员,捐资修筑万佛洞之故事。结合简顒修筑大雄殿、观音堂之故事,可见榆林信仰体系构建过程中,官方起到了推动作用。万佛洞旁角尚有嘉庆二十二年(1817)夏立《重修东山眼光阁碑记》载张筹捐资修缮眼光阁之事。万佛洞庭院中供奉神位,上书“供奉五姓孤魂十方白子神”,也就是所谓的“厉”。孤魂也即厉祭在中国古代祭祀中具有悠久的传统,在明代尤其发达,这与朱元璋鉴于开国战争死亡将士甚多,心有不忍,故命全国各地皆设厉坛有关。在榆林信仰体系考察中,可以发现厉祭是非常普遍的。这应与榆林作为边地,作战死亡将士甚多,且多无后人祭祀之背景有关。

祖师庙位于九龙山高地,祭祀北方普遍流行的真武神。重修庙塔一座,已成神木标志。庙前1994年立《重修祖师庙记》载祖师庙殿堂毁于1947年内战,60年代庙宇彻底被毁。改革开放以后,九龙山下旧城村民逐渐修复祖师庙。祖师庙西侧供奉满屋神位,且皆为神木地方神灵,堪称神木地方信仰系统之大全。祖师庙东北有一颓圯庙宇,扁额尚存,上书“极乐寺”。九龙山最北端尚有一处信仰场所——龙王庙。据庙前2008年立《重修龙王庙碑记》载神木龙王庙祭祀九江八湖黑龙老爷,上世纪40年代遭战火毁坏,此后屡次迁移之故事。目前庙宇仅为一小屋,内有壁画与神位。

目前来看,九龙山重修庙宇距神木东墙皆有1—2里之路程,不过从东墙垣边有大量瓦砾、磁片来看,原先信仰场所应已靠近墙体,只是建国后皆被拆除。

与九龙山相对,位于库野河西岸,便是著名的二郎山。二郎山因两边高,中间低,形似笔架,被巡游至此的明武宗赐名为“笔架山”。二郎山山势陡峭,且临河而故,成为神木信仰系统最为发达的地区,比九龙山信仰场所更为集中,且保留下来更多的遗址。

二郎山信仰场所之修建在明以前便已经开始,经过不断发展,形成儒、释、道完备的信仰空间。不过登上二郎山,首先引入眼帘的仍然是山前稍宽阔处所立“无祀孤魂之位”。二郎山最下层祭祀场所为“地藏洞”,始建于正统年间,祭祀地藏王菩萨。不过洞内藻井石雕却以道家八卦为中心。八仙洞建立时间最晚,始建于1940年,同样是民间之经理所倡修。旁有民国碑文数方。这在二郎山十分常见。可见在民国时期,二郎山深受关注。

张公庙位于八仙洞左上方,是一处很有特点的祭祀场所,是嘉靖年间大同总兵官张坚为其父——死于“土木堡之变”的宣府参将张锐建立的家庙。中间供奉者为张锐,已从人升华为神,被称作“黑云老仙”,着明代官服。两旁陪祀者为唐代张说、北宋张充之。张公庙曾被毁坏,目前之格局为1985年所重设。
二郎山张公庙
二郎山张公庙

 

再往上走,便是建于清代的古佛洞,供奉释迦牟尼佛、药师佛、阿弥陀佛。其旁尚存1932年立《重修笔架山三身佛洞记》。古佛洞旁地上有一块扁额,上书“观音阁”,且镌刻天启元年(1621)正月修建观音阁的主持僧人、门徒、功德士名录。古佛洞再往上便是观音堂,该址原为诸圣殿,始建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目前尚存可有“诸圣洞”之扁额。康熙十一年(1672)改为观音堂。庙中尚存康熙十年立《观音殿重建题名碑记》,记载了武将系统捐资修殿之经过。

再往上便是二郎山信仰系统核心区域——二郎庙。关于二郎神,有多种传说,二郎山所祀二郎神为治理水患的道教神赵昱。二郎庙始建于正统年间,此后经万历、乾隆、道光年间相继补修,目前存有正殿,左右偏殿,东西庑殿,另有钟鼓楼、山门、照壁各一处。乾隆年间二郎庙改为三圣殿,祀杨二郎、关羽、赵公明。但仍以防范窟野河水患为理念。山门前照壁所绘“九龙治水图”,便是直接的反映。道光十五年(1835)三月十五日神木县教谕撰《驼峰山重修三圣庙碑记》认为神木多年不兴水患,实赖二郎水神赵昱之庇佑。庙前尚有乾隆四十年(1775)神会于二郎神“圣诞”立《三圣庙立会碑记》。碑文内容简单,值得注意的是落款部分。首列为“会末”,而不是流行的“会首”,这并不是谦辞,会末应是神会中负责具体事务的级别较低的人员。上文所引《重修北关飞云洞大仙楼碑记》可以作为侧证。其次为生员、施财信士、榆林商人、信女。这种分类与顺序很有意思。生员尽管经济地位不一定高,但却有着半官方的社会地位。商人、女性位于后面,分别由于其社会地位与性别。这显示出直到晚清,尽管商人在地方上的经济实力已不可小觑,不过其社会地位仍是最为低下的。女性尽管在中国古代地方宗教活动中,甚至已成为最大的推动力量,不过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具体负责神会组织、执行等活动的仍是男性。女性并不可以加入神会组织。另存一不知年代《阖会施财募化众姓》碑,在官员名单之后便是“神木阖营公助银”,这仍显示出直到晚清,军队仍是地方宗教活动的一大推动者。二郎庙前东侧有“红龙将军正殿”,内中供奉红龙将军、红云仙兵、白云老仙之泥塑。一侧壁画上彩绘制二郎山之全景。

过了二郎庙,山势向下,便是龙母庙。庙前尚存二碑,年代分别是乾隆三十一年(1766)、嘉庆四年(1799),碑皆无名。乾隆碑由增广生员麻杰、董沐撰,载龙母庙荒废,于乾隆三十年重立龙母庙圣会,加以修葺之事。嘉庆碑由邑士袁子兴撰,载地方捐资修筑圣母殿之经过。

龙母庙之后为诸神殿,始建于万历年间,祀佛教诸神。庙前有侯铨训导郭洪撰《重修驼峰山诸神殿碑记》与1923年立《重修诸神殿碑记》。庙正殿一座,两侧有庑殿,有多幅壁画。不过当前庙中还供奉着其他神灵。庙旁有墨笔书写“门楼上奉祀文章爷,文人学士提拔高升;学生高考升学念书,请上去拜拜文章爷。”

诸神殿后为三教殿,宣扬三教合一,供奉孔子、释迦牟尼、老子。始建于嘉靖年间,道光年间曾改为护国寺,1934年重修为三教殿。殿前有道光二十一年(1841)施财众姓碑,1914年立《驼峰山三教殿老君殿重修碑记》。1961年立《重修西山各庙记》虽然最为晚出,不过却可能是最有意思的。因为明清、民国兴建、修复庙宇之事为稀松平常之事,在一半印象中,这种活动在建国后新的政治气候下,基本很少进行了。但这块碑记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与民国碑记没有大的差别。区别仅在于碑文强调修复古迹是为落实文物保护政策。至于碑记行文,落款仍为“经理某某众人”之形式,实延续明清以来之传统,尤直接继承民国传统。

倒坐观音殿又称白衣观音殿,是一处较为奇特的建筑,坐南朝北,故有此名。该庙于嘉靖年间由尹功德所建。该殿规模小而齐整。不过院中祖师庙始建年代不详。万历年间尚为青龙宫,祖师庙祀北方较为流行的真武神,贴金塑像,双手展开,颇有威严。每年正月初八、四月初八为庙会。

碧霞元君是明清时期在我国北方广泛流传的一种信仰。在二郎山后山,有娘娘庙一座,始建于正统年间,祀碧霞元君,前有石坊一座,正面题“碧霞行宫”,背面题“圣母元君”,为崇祯年间建筑。目前娘娘庙尚存主殿一座,庑殿两座。主殿内供奉碧霞元君。石壁上有摩崖石刻一处,简略记载了康熙十年创修圣母娘娘庙道路之经过。庙内有碑数方。《重建三元君殿记》载康熙初年重修三元君殿之经过,值得注意的是碑文后所附之题名录,榆林镇各堡守备、协标把总列名较多,且居生员之上。雍正四年(1726)《重修圣母殿记》题名中也仍是武将系统在前,文官、生员在后。进入清中期,权力格局已然不同。乾隆二十七年(1762)碑记载了生员倡导修复庙宇之事。《重修圣母元君庙碑记》所载内容为“会末”倡议捐资修复庙宇之过程,但并未有时间之记录。

娘娘庙后之山神庙为二郎山信仰场所最后一处。庙宇仅为一屋,供奉山神、土地神。二郎山在土地庙之北,山形变陡峭为平坦,但信仰场所反而不再出现。可见二郎山信仰场所有意选择陡峭处建立,以凸显其高耸、缥缈之感。站在二郎山回望神木县城,高楼大厦节次鳞比,窟野河绕城而过,真有当地人所自称的“小香港”的感觉。

 

2、镇羌堡——漫山向日葵中的旧城

镇羌堡由延绥巡抚卢祥建于成化二年。不过《余肃敏公经略公牍》中并未记载该堡。(康熙)《延绥镇志》载:“明成化中余子俊遣镇羌指挥宋祥置城,设在山上。系极冲中地。周围凡二里零二十五步,楼铺八座。万历三十五年,巡抚涂宗濬用砖包砌。边垣长四十五里零一百一十九步,墩台二十九座。”[3]

镇羌堡位于今新民乡新民堡村。所谓“新民”,是建国后出于维护民族团结的考虑,在全国范围内将“镇羌”统一更改的结果。新民堡村原为新民镇治,后因交通不便,迁移至山下。新民镇目前是府谷最为富有之镇,全镇居民实现了免费医疗。新民镇非常繁荣,不过其座落于山间之旧址却仍保持着原有的宁静。

四望镇羌堡环境,东、南皆有沟涧,尤以南部为深,四周为地势较低的丘陵地带,镇羌堡就座落于这样一座山原之上,居高临下,控制边境。

因镇治迁移的缘故,虽然镇羌堡内古建筑基本皆已拆毁,不过墙体大体保存完整,只有南墙西部被拆除,东部稍显低矮。南墙从内部看,原本较之其他堡墙,可能即较低矮。南墙外为沟谷,南墙原来即系铲削墙体而成。整体上看来,镇墙堡墙体显得高大而厚实。堡内四面四居皆以堡墙为院墙。

引人注意的是南墙中部稍微靠东有一暗门,呈圆形,内外皆砖石砌筑。墙内尚洞口处旁尚立一石板,应为遮盖使用。向里望去,即可见暗门深处尚有台阶,通往墙外。故而墙外之洞口较墙内之洞口为高。墙外洞口下侧,有砖石结构的横切面,其原理类似于目前防止山体滑坡的防护石壁,作用在于保护城墙。其下面便是甚深之沟谷。
镇羌堡暗门
镇羌堡暗门

 

南门目前尚存,在其门楼之上便是新筑之遏云楼。墙体剥离严重,东侧已被拆毁,后被居民用现代砖重砌。西侧墙体被辟为院墙,院中房屋、院墙多拆毁墙砖修城。瓮城仅存西侧之门与数米长断垣,从斩断部分可看到夯土、砖筑结合之结构。东门位于东西主干道,已被拆毁,原址处堆积了大量碎砖、瓦砾。

镇羌堡东、北两面尚存宽大之瓮城,皆为四方形。东瓮城较为完整,处于东墙靠北部分,门在南侧,较宽大,尚被作为由东部进入堡内北侧之路径。门东侧被居民挖开一洞,用于存贮草料。西侧也有一洞,堆满了杂物。瓮城内种植玉米。北瓮城因被道路穿越的缘故,仅余半面。东侧也有暗门,砖块砌筑。
镇羌堡东墙
镇羌堡东墙

 

镇羌堡东、南皆有高大空心墩台一座。东墩台有人攀登之痕迹,入口处在西侧,即堡城一侧。从墩口进入,攀着夯土,向上攀登,并不费力。墩中尚存部分砖体。攀至顶上,向下望去,却仍觉高耸。下去时因无处可抓,只能全身依托于墩台之上,有些危险。南墩台南侧洞口目前被重新砌砖,想来是被老乡开发利用了。镇羌堡东北、西北远处皆有墩台,东南、西南有墩台遗址。大边长城在镇羌堡西侧,沿山之走势,蜿蜒北去。

据当地人讲,镇羌堡内原来庙宇、碑刻众多,皆在“文革”中被毁,目前堡中心处为鼓楼,鼓楼下为木制结构,撑起城楼,颇为奇特。鼓楼南侧有重修戏台,名“遏云楼”。鼓楼东有重修观音庙,因门锁紧闭,无法考察。观音庙东侧一小砖筑方格中,供“土地爷之神位”。东墩台西侧,原为庙宇,后被拆毁,遗留大量砖块、瓦砾、瓦当以及其他砖饰。比较引人注意的三座石像,已无石首、石手。南墙东部有暗门一道,堡内开一洞,堡外有石、砖砌之洞口。堡洞原为信仰区,目前拆毁,散落之瓦砾、饰物堆积一片。尚有瓦当、兽饰。值得注意的是,三座被打去头部的石人像仍树立在瓦堆之中。庙宇废墟位于漫山遍野的向日葵丛中,自此向西望去,灰色的镇羌堡在鲜艳葵花映衬下,凝练出历史的沧桑。

堡内尚有一座二层青灰古楼,一排瓦房,上题“为人民服务”。堡内有1997年立有“陕西省甘露工程管网供水项目”标志牌,想来当地因地势较高,存在饮水困难。

 

3、木瓜园堡

木瓜园堡建立于成化十六年。“明成化十六年设堡,隶孤山。二十三年,展中城。弘治十四年,募军治为新城。设在山上,系次冲上地。周围凡三里零九十步,楼铺一十七座。万历三十五年,巡抚涂宗濬用砖包砌。边垣长三十三里零一百五十四步,墩台三十二座。”[4]

木瓜园堡位于今府谷县木瓜乡政府所在地。据当地人讲,在清水、黄甫、孤山、木瓜园诸营堡中,木瓜园堡规模最大。事实在这四个堡中,应属木瓜园堡为小。不知当地人为何有这种看法。之所以有此名称,在于该堡形成似一侧放之木瓜,当地人称“桃形”。西北宽,东南合并为一角,西墙呈两个弧形,北墙、东墙合并为一弯线。从内部来看,堡墙并不高大,但由于木瓜园堡是依山而建,四周峡谷深峻,故而从外部看,堡墙仍很雄伟。堡内目前已开辟为农田,种植了向日葵、玉米与荞麦。中心高台地块满是散落之瓦砾,应是木瓜园堡最初核心建筑所在。这块高地之上新建两座庙宇,分别为木瓜园堡墙同样是明朝修筑长城采用就地取材方法的一个代表。从目前裸露的墙体看,砖、石与夯土夹杂,充分利用了当地的地质资源。不过泥筑土墙却非常脆弱,是目前考察为止所见土质最差的,沙的含量很大,攀登堡墙时,“哗哗”脱落。
木瓜园堡
木瓜园堡

 

木瓜园堡四门皆毁,不过堡内中心处偏东北尚存一完整的小型城楼。堡内目前正在铺设地下管道,街道全部被剖开,十分凌乱。堡中央为玉帝楼,东侧题“玉帝楼”,西侧却题“南海大士”。玉帝楼南为三官庙,庙东有雍正十年府谷生员王钦撰碑记,载善士任大烈鉴于三官庙倾圮严重,加以重修,木瓜园堡守备张宏伟等施舍地产为庙产之事。玉帝庙、三官庙皆为府谷县保护文物。玉帝楼东,也即靠近木瓜园东端,为新修之魁星楼。

木瓜镇并没有煤炭、石油等能源,生活也并不富裕。不过为了致富,当地开始发掘历史文化资源。木瓜园信仰场所分为三个区域,一是堡内重建的关公庙(陪祀者为岳飞、文天祥)、城隍庙,二是堡南山上的娘娘庙,但规模最大的还是堡西包括祖师庙、真武庙、至通庙(吕祖庙)、孔庙(供奉孔子,陪祀者为颜回、孟子、曾子)、龙王庙(供奉老龙娘娘、老龙爷爷)。真武庙东侧有康熙年间重修碑记。孔庙塑像很有意思,孔子也着官府,成为通常玉帝、城隍那样的装扮。

南山上为娘娘庙,娘娘庙规模较大,奇怪的是,庙址由环形土墙围绕。山门处有1995年刻《重修碑记》。根据庙中《碑记》所载,民国年间娘娘庙曾遭毁坏,目前格局为重修。娘娘庙供奉三位娘娘,里面锦旗挂满了整个房子。院中有供奉土地、药师之神龛。庙内有两方正德碑,分别是正德六年、十二年。两座碑所载皆为修建北岳神庙之事。六年碑题名为首者是陕西都司多位佥事。十二年碑题名为首者是延绥镇参将。可见娘娘庙最初是北岳神庙,由当地军队修建。三个区域信仰场所都有非常醒目的红色指示牌。为了开发旅游资源,木瓜园镇甚至专门修建了通往吕祖庙(祖师庙)的专线公路。

木瓜园堡毁坏的时间较早。在内战时期便深受战火的影响。建国后又不断拆毁。目前多所房屋皆是拆堡砖而建。其中一座尤其明显,墙泥尚新,上半部分为现代所烧灰砖,下半部分却是用宽大之古砖。堡四周尚存三墩台,其中两个在东南山腰上,另一处在堡东。另外堡东南有一墩台遗址。堡内还有两处西洋风格的建筑,可见在民国年间,这里还是颇有接受外来思想的开明人士的。
木瓜园堡东墙
木瓜园堡东墙

 

4、孤山堡

榆林明长城诸营堡中,可能属孤山堡最得山川形胜之利。孤山堡北依太平山,南临黄河,高耸于河谷旁之悬崖上,远远望去,已动人心魄。孤山堡之得名,源于此段流域称孤山川。满河的芦苇丛随风摇曳,发出“沙沙”的声音。黄河水已成涓涓细流,不过十分清澈。

孤山堡建立较早。正统二年,延绥巡抚郭智最初建于西山,也即今址西十里的军沟村。成化二年,移至孤山戴家石畔底成化初年。成化十一年,始移至今址。“设在山畔,系次冲上地。”成化十一年时,孤山堡“城垣一所,周围一里零二百七十五步,边墩六座:大山墩、永镇墩、安家山墩、东山墩、武宁墩、中山墩。”控制大边长城78里,崖砦31座,川面水口3处。[5]此后规模不断扩大。“周围凡三里零三十四步,搂铺一十四座。万历三十五年,巡抚涂宗濬用砖包砌。边垣长三十七里零二百五十五步,墩台五十座。”[6]

孤山堡四面墙体皆存,仅南半部有神朔铁路穿过。堡北有墩台两座,一座位于太平山最高峰,规模较大,另一座位于堡北不远处。堡西北另一高峰处,亦有墩台一座,难于攀登。堡南、西南各有一墩台。堡原有四门,目前东门、南门已毁外,其他三门皆存砖券拱洞。北门连接太平山,地势开阔,西门地处堡之西南角,下为悬崖,没有瓮城。南门面朝河谷。西、南门呈现如此地势在于康熙年间黄河冲断孤山西边的龙泉山,西、南门前台基被冲毁的缘故。西门内为垃圾场,蓬草丛生,夕阳西下,西门似乎要被时间掩埋。三门从门洞建设规模与材料看,丝毫不亚于榆林镇东门之雄伟,令人赞叹。北门原题“天垒雄守”,今已不存。东西两侧各有瓮城一座,东城较小,西城利用山体低洼之地形,充分扩张,在西部形成两道堡墙。堡内无泉水,堡西门北开有一洞,居民从山沟处担水而入堡。
孤山堡北门
孤山堡北门

 

孤山堡形状并不规则,不过由北门至南门,一条并不宽阔的主干道贯穿全堡。由于地势北高南低的缘故,这条小路颇为陡峭。一座修复戏楼横跨于小道之上。其北侧为近年重修之城隍庙。西为庙址,东为广场。庙内一殿中有多座出土佛、道神像与武将,栩栩如生,是在重修庙宇时,从台基中挖出。墙壁上存留有佛教壁画。榆林民间信仰在一度遭到催折后,近年来借助当地能源开发的浪潮,重新兴旺起来。孤山堡城隍庙每年在农历5月26、27、28日举行庙会。
孤山堡
孤山堡

 

孤山堡地势既甚险要,历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唐、五代时,此地称折塘关。堡北著名的七星庙据称便是佘太君招亲杨业处的所在,属陕西省重点文物。不过庙内目前仅祭祀一神,且无牌位,从其衣着装扮来看,应是城隍神。七星庙前尚有昊天宫,据说秦修长城,唐征突厥时,皆曾补修昊天宫,内中供奉真武神。

孤山堡现存信仰场所集中在对岸之南山上,由东至西依次为龙泉寺、龙王庙、玉帝庙。一座类似于民居的红色砖瓦房是挪建之龙泉寺。寺内壁文载2002年,因公路修建的缘故,龙泉寺移至今址。寺甚简单,仅在院门处题“龙泉寺”三字,居中之释迦牟尼佛且为壁画。寺内存康熙二十八年吏部侯选训导梁景隆撰《重建龙泉寺碑记》载龙泉寺经1644年明、清易代之战火,化为瓦砾尘灰。康熙二十三年,僧人觉喜募资重建,二十八年完工。碑阴撰有捐资助建题名录,记载了孤山堡守备、清水营把总、府谷县贡生以下兵民名录。

南山庙紧邻龙泉寺,地势更高。龙王庙亦被环形土墙围了起来。南山庙经过“文革”之冲击,虽未拆毁,不过破坏严重。所谓龙王庙,其实仅存一座破落的灰砖古居,坐西向东,屋顶长满杂草。两座龟趺匍匐于草丛、瓦砾中。庙内有同治十二年府谷县儒学优廪生刘钟新撰《孤山堡南山庙补塑神像碑记》,载同治年间,南山庙遭“回乱”之冲击,神像碑毁。赖龙泉寺主持真仪募准葛尔等处银两,补塑神像之经过。碑阴记载了孤山堡千总侯补守备以下兵马捐资名录。庙内外尚有多块残碑,其中一方载题名为《重建碑记》,还有一方为题名碑,皆已不知年代。

据当地人讲,庙内供奉主神为玉帝,神像仅存下身。前挂锦旗两面,却都是献给南山娘娘的。据当地人讲,南山娘娘庙在“文革”时被拆除了。庙内墙壁两侧朱笔写有马元帅位、温元帅位、赵元帅位、刘元帅位。

龙王庙距离龙泉寺、玉帝庙较远,已处于孤山堡西南,同样由土墙圈围。龙王庙仅为一间新建红色琉璃瓦小屋,上题“风调雨顺”,供奉神灵为圣母娘娘,亦为简单地绘制墙上。右侧为龙天圣母、大青龙之位,左侧为小青龙之位。屋后神龛供奉山神、马王之位。

站在南山之上,北望孤山堡,可看到其依附于山体,逐渐向下倾斜,其形状类似于不规则三角形,以东北墙最长,从中部向下,向内收缩。全堡俯瞰黄河,控扼咽喉。地理之险要,再次得到印证。

 

5、清水营

清水营是明代榆林长城防御体系中东部最重要的一环,由延绥巡抚卢祥于成化二年修筑。“城设在山坡,系次冲中地。”成化十一年,清水营“城垣一所,广□□□□□四步,边墩七座:仝家山墩、柴关儿墩、□□□墩、四州墩、清水川墩、白家梁墩、石家墕墩。”控制大边长城125里18步,崖砦小墩61座,川面水口28处。[7]后来不断扩展。“周围凡三里一十八步,楼铺一十九座。万历三十五年,巡抚涂宗濬用砖包砌。边垣长三十里零二百一十步,墩台三十八座。”[8]

领略了孤山堡动人心魄的险峻后,站在更为宽阔的清水川,身处漫野金黄的芦苇丛中,看到远处扑面而来的清水营,只能用目瞪口呆来形容了。从来没有一个营堡如此彻底地暴露在面前。孤山川的峭壁掩藏了孤山堡,清水川的平坦却完全使清水营从山顶一直蔓延至河谷,气势雄伟,直插天际。清水营依山面水,关楼即建在山顶处,南、北两墙顺着山势,一直延伸至河谷,河谷西侧原来为东门,目前已毁为民居。河谷两侧原来应有多处墩台,目前仅存两处。清水营上半部分已经荒芜,内中堆满了瓦砾,应是原来拆毁建筑所留。最上部正中间为一庙,大门紧锁。营之中部偏南平坦地带有一小屋,从神像来看,应是城隍神。但对联横幅却是“南无阿弥陀佛”。

清水营南墙外,利用山势,又修筑了一道城墙,从而如孤山堡西墙一样,扩充了营堡的规模。堡墙保存完整,南部内墙上半部保存完整,下半部多已拆毁,尚存一堵高大墙体,屹立于山坡之巅,遥远河谷。南内墙便有不少石头夹杂其间,无疑加固了墙体。南内墙中段尚有暗门一处,且被加以修缮。南外墙倾圯严重。北墙只有上半部保存完整,下半部已被拆除,或为老乡院墙,最东端伸入河谷,仅存一段。两墙之间,尚有高大墩台一座。山顶关楼南侧亦有两道西墙,构成一座较大的瓮城。清水营之西,也即山后约一里处,有高大墩台一座,西侧便是高峻之悬崖。西北处为广阔山原。西北约三里处有一墩台,墩台东侧且有一平坦山原,疑为点将或练兵之所。向东望去,东北山坡上有一墩台,上已长树。更远之山顶,有一处红色圆墩,人工铲削的痕迹较明显,疑亦为墩台。
清水营
清水营

 

区分清水营上半部、下半部的是清水营学校。连接上下的一条山坡上的小径,几乎是沿着山脊,下面便是沟谷,非常陡峭。清水营下半部分民居辐辏,青灰色古建筑随处可见,多已废弃。清水营原有城门四座,目前仅存南门砖券拱洞,规模很大,气势雄伟,与榆林东门不相上下。从目前南门遗存来看,当时清水营尚有“城中城”。南门西侧便有高大夯土墙。由于南、北墙下半部多被拆毁的缘故,从遗存墙体来看,清水营非常类似于正方形。
清水营南门
清水营南门

 

清水川河谷内正在修筑河堤,虽然非常杂乱,但漫野的金色修长的芦苇在河谷中飘荡,一汪汪清水幽幽碧蓝,回望清水营,夕阳下荒草连天。

 

6、黄甫川堡

黄甫川堡是榆林明代营堡最东的一个,建于弘治初年。“明天顺中清水营。弘治初,始添设关城。设在山畔,系次冲中地,周围凡三里零二百七十四步,楼铺十六座。万历三十五年,巡抚涂宗濬用砖包砌。边垣长三十里零二百一十步,墩台二十八座。”[9]

黄甫川堡位于今府谷县黄甫镇政府所在地,堡在镇治西侧之山上。距清水营不远,只有16、17里地。这也是为什么黄甫川地势重要,却迟至弘治(1488—1505)年间才设堡的原因。在去往黄甫川堡的路上,不断看到山巅有墩台耸立其上。另外小庙也多在山巅修筑。黄甫川堡与清水营格局相似,亦居黄甫川西侧,依山面水,堡址一直伸入黄甫川河谷。“文革”期间,黄甫川堡遭遇到很大的破坏。目前仅西墙完整保存,尚高大,北墙西半部尚存,不过部分已低矮,且被公路斩断。东、南二墙皆已不存。

堡南更高之山顶上有二高大墩台,山腰处有一墩台,目前正处于公路东侧。堡西侧、西南各有一毁坏严重之墩台。东北、东南各有小型墩台一座,控遏水道。再往北去,河东岸尚有一俏立之墩,墩上长出一树,颇为灵秀。堡西群山连绵,沿山脊大边墩台蔓延不绝。堡南至清水营,除山上墩台外,河道西侧也多设置墩台,用于控制水道。堡地势西南高、东北低。
黄甫川堡北墩
黄甫川堡北墩

 

内西部高地建有“古佛寺”,中供释迦牟尼,西供关公,东供观音。堡东北深入川中部分有新建之信仰场所。堡中心新修之建筑,北门上题“金黄甫”。当地流传着“金黄甫、银麻镇、铜哈则、铁古城”的说法,可见黄甫川堡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府谷是很有盛名的地方。门两侧有古民居多所,尤其东侧李家大院是榆林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颇为古朴,门楼更是木制结构,十分高耸。镇内尚有新修之两座戏台。堡东北侧伸入黄甫川部分新修了一座寺庙,上题“黄甫六庙”,将原来黄甫川堡所信仰之神集中在了一起。庙后有一古牌坊,上书“雨旸时若”。庙西有顺治十二年资助贡生之碑记。

黄甫川堡值得注意的是北墙下黄甫川河床处,有一暗门,非常平坦而宽阔,尚可直接通入堡中。从山上下到山下,由于无路可走,只能沿着斜坡,坐在草上滑下。虽不雅观,但却非常实用,减少了很多危险,要不不知又要跌多少跤。

黄甫川河水已经干涸,不过河床仍甚广阔,河床沙质,两边岩石挤压多层。河内芦苇飘荡,草色泛红,在夕阳之下,颇为美观。一牧羊人手持羊铲,散放羊群,在暮色中缓缓向南走去。北部俏立之小墩在泛红的霞光中,孤芳自赏,长出之小树宛如她在宁静地侧望,令人心动。
黄甫川堡北墙
黄甫川堡北墙

 

三、榆林西部长城

 

榆林明长城西部,即靖边县、定边县、延安吴起县,所处地形与中、东部稍有不同。南部亦处黄土高原,山脉连绵,北部却处毛乌素沙地的延伸地带,地形景观主要是风沙草滩,地势十分平坦。由于地理条件的缺陷,明朝在西部设置定边营、安边营、靖边营统辖大量军队驻扎,统称“三边”,西部各堡皆归三营管理。清代三边人赴内蒙经商或移民,称“走三边”,与山西人“走西口”,山东人“闯关东”一样,皆为清代北疆开发潮流之一脉。

 

1、定边营

1)、被拆毁的定边营西墩

定边营位于今定边县城,始建于正统二年。“城设在平川,系极冲上地。”成化十一年定边营规模为“周围四里零一百七十步,边墩五座:新安墩、新添墩、安静墩、平虏墩、安定墩。”控制大边长城87里342步,崖砦小墩62座,水口4处。[10]此后不断扩展。“嘉靖中,游击梁震设关城。周围凡四里一百七十五步,楼铺二十八座。万历元年,展西关。三、四两年加高。六年砖砌牌楼、垛口。边垣长五十四里,墩台七十七座。”[11]

由于城市建设的缘故,定边营目前仅存鼓楼及其西侧一土墩。鼓楼北2009年尚存一土墩,不过在2010年的道路扩修中已被拆迁。

西土墩2009年尚被作为其旁边饭店秦妈火锅的墙体广告,2010年该店已被一新店取代,土墩上之广告也不再见。
2009年定边鼓楼北残墩

2009年定边鼓楼北残墩

 
2010年定边鼓楼北残墩

2010年定边鼓楼北残墩

 

2)、定边大边长城

明朝在定边营设置两道大边长城。河东长城进入定边县境后,分成两条脉络,呈“入”字形。一条仍继续向东,经定边营、砖井堡,在旧安边营向东南伸展,起到保护东北边地之作用。一条由定边营折而向南,至石涝池堡止。两道长城保护着定边,防备蒙古骑兵进入平漫定边营后,直接冲入内地。北道长城位于定边以北的草滩区,横向遮蔽着定边。由于定边已普遍实行封山禁牧,故而草势虽不甚好,多为一团一团之草丛,但仍然十分碧绿。北道长城横亘其中,虽局部被毁,不过大体仍连成一线,部分墩台在草滩之中尚显突出、雄伟。

定边西道长城位于定边营西,南北贯通,保障定边西部地带。建国后随着城市扩建,西道长城被拦腰斩断,没入城中之长城被逐渐拆毁。

目前定边境内西道长城以定边县城为界,大体可分为北段长城与南段长城,皆仅存夯土。北段长城由于通路的缘故,多处被斩断,部分地段随着风雨侵蚀,也较低矮,不过整体来看,尚较雄壮,共有墩台四座,其中三座为敌台,皆呈方形,中间挖洞,用于士兵攀登。一座圆形,为烽火台。最南墩台被认为拆毁的痕迹十分明显,台座尚存少量砖,地下散布碎砖。距此不远处正在修建一座新居,在工地上竟有一完整灰色明砖,想来便是来自拆除西道长城所得。最北之敌台被用作墓地。此次考察中,多次发现长城沿线成为墓地集中区,十分有碍观瞻。但如这种直接利用墩台中空作为坟墓者,尚第一次见到,睹之令人十分不适。此座敌台南侧长城有一洞,为土所掩盖,不知是明时如此,还是今人所挖。西道长城北段下小路皆为沙路,但长城却皆甚牢固。不知明时修筑长城所用材料为沙土,还是淤土。
定边北西道长城
定边北西道长城

 

南段长城(因位于贺圈镇内,亦可称为贺圈长城)虽然倾圮严重,宛如山梁匍匐于地。不过由于定边地势十分平坦,仍然可以很容易地将长城与自然地貌相区别。定边向南之公路一侧,尚存高大之郑大墩。西部本也应有墩台,只是已被铲削如墙体,但其中一个尚有甚大之洞,这与下文要提到的旧安边营五里墩有些相仿。一处明显可以看出为大型墩台遗址。继续向南,长城在绿色的田野中蜿蜒而去,虽偶有中断,但大体保存完整。尤以贺圈镇何梁村以北长城较为雄伟,座落于白于山山脊之上,部分地段墙体甚宽,有大型方形墩台五座,东侧自砖窑处向南,为沟涧地带。砖窑规模较大,目前挖土已至长城脚下。最北端一处墩台有洞口,这与五里墩也是一样的,只是被砖头掩盖,无法进入。砖窑北部分墙体应宽阔得多,这从遗址痕迹便可看出。周围碎砖瓦、瓷片零散于地。这段长城虽较高大,但土质疏松,站在其上,土哗哗地留下。在一处墩台南,发现长城编号碑,应是原来文物工作者所编。砖窑南长城段东侧沟涧处,有多处窑洞。其中几处尚有人家居住。不过这些窑洞夯得十分结实,有可能是明代守卫长城士兵居住之遗址,后来被老乡利用。山坡处有两马牧放。
定边南西道长城

定边南西道长城

 

在白湾子镇沿路所见,已不见边墙,不过一座座墩台仍矗立在山巅之上,沿着山脉走向,伸向远方。

 

3)、定边西道长城上壁画与长云山

西道长城北段还有两处遗址值得重视。一座为破坏将毁之庙宇,实际上只是一座不起眼的小屋,屋顶已漏,门也破毁。庙内虽有牌位,并有干枯之鲜花,但因未设灵位,故不知所供奉者为何方神灵。庙东西墙皆绘满壁画,根据人物服饰与内容来看,所绘应为明代故事。从画风来看,这组壁画受到了戏文图景、小说插图的影响。从颜色来看,应该绘制于清末民初。由于风雨侵蚀,东墙皮已经部分脱落,约有三分之一壁画已不存,现存壁画内容有三个组成部分。一幅画上题《太子出阁入三常》,描绘的是太子年满16岁,开始接受儒家传统思想的教育。画面共绘制出四位人物。一位形象明显比他人大,居中而坐,两位旁坐于两侧,一位似乎是躬身向居中者的样子。不过明代东宫讲读制度规定讲官是坐着的。所以这幅壁画有些奇怪。遥远的紫禁城故事居然被绘制在西北小城,着实令人惊奇与费解。另一幅壁画绘制一人雍容妇人卧于床榻,帷幔中有莲云朵朵,所描述的可能是古代普遍流行的“梦诞”传说。还有一幅题名已不清楚,只能隐约看到“三清”、“七子”字样。壁画中间绘制三人坐姿,应是三清。下面绘出五人,一人似乎跪于三清之前,腰带较宽,疑是武将。旁有私人陪侍。
定边大边长城笔画

定边大边长城壁画

 

西墙壁画虽保存完整,但有一半已甚为模糊,无法看清其题款,对于壁画内容也便无法做出准确的了解。目前能够看清的西墙壁画绘制出两类内容,一是一位道士收复“蛮夷”之过程。一幅壁画题名非常清楚,“收伏南蛮受香烟”,描述一位道士模样者居中而坐,两位“南蛮”束缚跪降。另一幅题款不清,描绘道士胯下麒麟,腾云驾雾,追赶一位持锏者。另一幅是“收复水火二将官”。描述道士同样胯下麒麟,追赶水火二将官。另一类内容只有一幅壁画,描绘的是一位建筑场面。一位官员坐于案后,下面是工匠抬木或楔钉。

长城建筑部分虽遭严重破坏,可用破碎不堪来形容,不过因其体积庞大,故仍多有遗存。但围绕长城形成之各种文化场所与形式,比如神像、壁画、碑刻却被作为封建文化被毁坏殆尽。这已是无法挽回的损失,大量长城历史文化内涵已随着这些载体的消失,而可能永远无法为我们所知,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巨大的遗憾。小屋已开一大天窗,如果再不加以及时的保护,恐怕用不了多长时间壁画会完全脱落。思之令人叹息。

长城内侧尚有一规模较大之庙宇群落。行至山门,门额上书“长云山”。庙内建筑多所,一座高大之戏台颇似古物,屋檐甚为沧桑,但通过修缮戏台之工人的描述,可知这仍是现代重修。庙宇的主体部分是多处信仰场所。居中为真武神,西为释迦牟尼,东为关公,关公旁为文财神。四座场所皆面南背北。东厢北侧供奉者为黑龙神,描述了清朝光绪年间定边一女子食果而妊,生下黑龙,黑龙救助一方百姓之事。其中涉及到“丁戊奇荒”、甲午战争等事,颇可以作为了解大事件在地方上影响的作证。值得注意的是,黑龙信仰在榆林、米脂都极为流行,也是当前民间信仰中最为昌盛的一支。南侧为城隍城,这是每个营堡都有的。西厢供奉为“云灵娘娘”,其实是各地常见的“送子娘娘”的一种。庙内空地有一神龛,上供奉“守关神将之灵位”,这是边塞文化的一种反映。不过其背后却是一种观音像。虽然北方流行道教真武神灵系统,不过佛教势力也占据一席之地。庙内尚有僧人诵经。

 

2、砖井堡

砖井堡于正统二年由延绥巡抚郭智建立,以砖砌井,故名。因地势平漫,成化九年,在总兵官刘聚、参赞军务王越的主持下,向南迁移至新兴堡。嘉靖中期再次回迁。故余子俊成化十一年颁布之《边备榜文》中,亦仅载新兴堡,而不载砖井堡。[12]砖井堡后来不断扩展,“周围凡三里二百五十步,楼铺一十二座。万历六年加高,砖砌牌墙、垛口,边垣长一十七里,墩台二十二座。”[13]
砖井堡东墙

砖井堡东墙

 

砖井堡位于砖井镇北1公里处。呈正方形,仅余夯土墙体,保存尚可,四周堡墙、四角敌台及控遏大边长城皆存,南部尚存瓮城,尤以北墙、西墙保存完整。东墙有所倾坍,多处挖洞,且有民居、厕所傍墙而建。大边长城被公路斩断。堡内上世纪70年代尚有居民,后全部迁出,改为农田,砖井堡才得以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堡内向日葵散发着向上的气息,一牛、二羊牧放在草地中,怡然自得。
旧安边营五里墩
3、旧安边营五里墩

旧安边营由延绥巡抚郭智于正统二年筑于今安边镇。余子俊修筑二边长城后,将安边营迁至今新安边乡,称“新安边营”,原址荒废。成化末年,鉴于定边营孤立,缺乏支援,再次回迁。“城设在平川,系极冲中地。周围凡四里三分,楼铺二十座。隆庆六年加高。万历六年,砖砌牌墙、垛口。边垣长三十三里零二十三步,墩台五十一座。”[14]

旧安边营东南五里处有墩台数座,其中尤以五里墩最为高大。五里墩是一座空心敌台,墩南侧有一拱形门洞,墩南部有一洞口,甚是低矮,匍匐才能进入。进入墩底中心,地洞通向三个方向。一位小伙子领着我向一个洞口爬去,原来这里有一个洞口直接通向墩顶,两旁有开凿之坎,双手抓住上面之坎,双脚蹬牢下面之坎,可以向上攀爬。心中很是害怕,因为有些坎较浅,一不小心,便会摔下去。快接近洞顶时,坎多甚浅,需要蹬牢,心中的恐惧到了极限。当时就想到费孝通先生的第一任妻子王同惠女士,同样是人类学家,二人新婚燕尔,便同到广西考察,结果不幸跌落悬崖身亡。费孝通先生后来蜚声中外,成为中国人类学一代宗师,她却刚开始学术历程,便香消深涧,可不悲乎!虽然费孝通先生在回忆录中只是轻描数语,但心中之悲痛已溢于言表。田野考察不仅需要丰富的学识,还需要勇气、信心、细致与运气。

站在墩顶之上,四下望去,大边长城由西北至东南蜿蜒而来。五里墩是我发现的榆林第一座空心敌台。墩台西、南、北皆有墙体围绕,南侧开门,形成一座瓮城,既可于此集兵,并攀援墩顶,又可在敌人攻进时四周射箭,消灭来敌。五里墩北侧尚有墩台一座,两座墩台间为开辟道路已被断开,沿线大边长城有坍塌现象。

 

4、新安边营

定边明代营堡除以上北部营堡处于平原地带外,其他多数营堡处于南部白于山区,控制水道,联络二边长城,实行纵深防御。

新安边营位于今定边新安边乡政府所在地。新安边乡座落于山脚,是一个小乡镇,人口不多,道路狭窄,一逢有雨,便满镇泥泞,车辆严重堵塞,行人若不想双脚皆泥,只能沿镇东之桥栏,如走独木桥似地走过。新安边营便建于山腰。

新安边营是延绥巡抚余子俊为加强二边防御,守御新安边川,于成化十一年向南迁移至此而建成。最初“城垣一所,周围四里零一百二十五步,边墩六座:长安墩、永安墩、安远墩、永寿墩、清平墩。”控制二边长城97里,崖砦34座,川面水口19处。[15]嘉靖年间随着安边营再次迁回旧址,这里逐渐荒废。目前来看,新安边营的形制也符合这一历史。

新安边营规模并不甚大。尽管新安边川附近山岭众多,不过新安边营只占据其中一山。新安边营是目前所见最为充分地利用地形进行防御的营堡。新安边川是洛河支流之一,是一道狭窄深涧,穿越诸山之间,目前仍流水潺潺。为便于控制水道,新安边营选址于川西并不甚高的一座山上,这样既可将水利纳入己方,又利用居于山腰的优势,顺应山势,将营城、瓮城皆建于西北之角,构建较短的防线,以遏敌冲;同时又构建较长之东、西墙,以最大可能地对在山涧中蒙古军队进行伏击。建城于山腰却不便于瞭望远处,为弥补这一缺点,明朝又在新安边营东南最高山峰上筑烽火台,以向营堡传递消息。这种设计理念下,新安边营形制较为奇特,呈梯形,南北窄、东西宽,东西前墙沿着山体的自然走向逐渐分散开来。从新安边营南侧对面之山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新安边营旧址。
新安边营
新安边营

 

目前东、西二道墙皆存。东墙较为完整而雄壮,一直延伸至山之南端,不过南端墩台已不存。西墙北段已不存,被辟为耕地,南段仍一直延伸至山之南端,且尚存较高大墩台,只是已被农户改建为窑洞,前面居人,后面为仓库。窑洞在新边营到处可见,其中一些夯土甚固,很可能是老乡据明藏兵洞改建而成。
新安边营北墩
新安边营北墩

 

值得注意的是,一般营城皆被包于边墙之中,但新安边营城便突出在东边墙之外,这是因为这一地带是较为安全的地区,不需边墙保护也可守御。在最高墩之东山腰,还尚存一墩台。

与榆林其他部分营堡墙体尚存一定包砖不同的是,新安边营由于在嘉靖年间便废弃,故而并未经历万历年间包砖的阶段。营堡整体为夯土建筑。不过最高墩旁后来修建了关王庙,是砖筑结构,建国后被拆,目前瓦砾、磁片散落一地。两匹马在悠闲地吃草,一株枯树仰望苍天,成为群山之最高者。关王庙目前仅存一小屋,且已关闭。透过门棂,可以看到屋内情况。虽尚有神台,却无神位。小屋前两侧窗户各有雕刻飞马一匹,颇有气势。门前有一残碑,记载重修关王庙部分重修者之题名。屋后散落多种房屋雕饰,比如荷花、莲藕,皆为寓意美好之砖饰。小屋旁有一石碑,为《重修关王庙碑记》,只是岁月久远,风化严重,已不可辨识字体。

 

5、石涝池堡

石涝池堡是余子俊同样为加强榆林镇内部防御,于成化十一年修建。“设在山上,系次冲上地。”当时“城垣一所,周围三里零一百五十四步,边墩三座:甜水墩、宁朔墩、宁靖墩。”控制二边长城133里180步,崖砦26座,水口20处。[16]此后不断扩展。“周围凡三里一百八十四步,楼铺三座。万历三年加高。边垣长九里零二百七十四步,墩台一十四座。今裁并定边营。”[17]不过实地考察与这一记载存在距离。

石涝池堡位于定边县王盘山乡南石涝沟沟口山上。石涝池堡所居之山高皆陡,西为洛河发源处,十分险要。攀登石涝池堡所在之山十分困难,由于该堡已经完全废弃,长久以来无人攀登,只在部分地段有一条旧路,大部分地区毫无路径可寻,只能自己摸索。由于草丛茂盛,白色、绿色的苔藓覆盖了整个山包,走起来十分滑。高高的杂草也常常挡住去路。随着山的自然走势,从山之西南逐渐攀登,手脚并用,终于找到一段已被荒草掩盖之旧路。在山腰处发现一座隆起之四方平台,向西突出,从其与堡城的位置的来看,可能是一座楼铺。再往北走,发现这条旧路坍塌成一道深沟,这道深沟一直延伸至北楼铺。可能是原先挖掘的一道地洞常年经受雨蚀的结果。如果这一推测成立的话,那么石涝池堡守军可以不经由地面,直接从堡城由地洞进入西楼铺。
石涝池堡

石涝池堡

 

整体来看,石涝池堡遗址近似葫芦。最南侧山原之上修建了一座依托山形的圆形堡城,其北为北楼铺,再往北为方形瓮形,门向西开。而北侧更高的邻山上又建立了一座墩台,负责瞭望,传递消息。这种在比营堡位置更高处修建瞭望墩台的做法在榆林长城体系中是十分常见的,犹如现在军营旁皆有瞭望塔一样。这样石涝池堡的整体形状近似葫芦形。堡内一片长方形空地上,瓦砾满地,是原先石涝池堡的信仰区,不过现在所有庙宇已全部拆毁。

此次攀登石涝池堡十分困难,很难想象老乡们仅仅是为拆除砖瓦修建自家房屋才拆毁堡砖,因为这样付出的体力也是巨大的。榆林明代营堡的拆毁其实在当时“极左”政治思潮的影响下,有组织地拆毁的。这种拆毁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文革”,是有组织、持续的拆城运动。上至北京古城,下至普通的山村旧寨,皆是如此。

 

6、三山堡

三山堡是白于山诸堡中处于最北者,是防御蒙古骑兵由北部平原进入南部山地第一座屏障。三山堡的地理位置非常突出,依托白于山,座落于广袤山原之上,东侧为沟涧。离甚远便可看见三山堡之遗址,周围可耕可牧,一派田园景象,三山堡之地势险要且经济便利,于此便可看出。

三山堡是余子俊撤砖井兵守之。成化九年始增筑城,“设在山畔,系次冲中地。”[18]成化十一年,三山堡“周围一里零三百步,墩台三座,三山儿墩、可可原墩。”控制二边长城125里,崖砦40座,川面水口16处。[19]此后有所扩展,入清后裁并。“周围凡二里二百四十步,楼铺三座。万历三年加高,边垣长五里,墩台八座。今裁并定边营。””[20]

三山堡位于定边县冯地坑乡新城滩村之南,被当地人称为“烂城子”。但三山堡保存的要比许多营堡好。堡呈正方形,四面墙体皆甚完整,仅东部有两处豁口。东墙三处敌楼,两处在两角;西墙两处敌楼,皆在墙角。开南、北门,各有方形瓮城一座。堡内墙根处尚有堆积瓦砾,当为老乡拆除包砖时所遗留,有砖、瓦当,后者应是堡内建筑所用。值得注意的是,墙体上面常见岩石,尤其北墙有一巨大且薄之石块竖于墙体中间,起到牢固墙体之作用。这些石块来自于周围群山,这些山体虽表面为土质,内部却皆冰川时代形成之岩石,十分坚固。可见三山堡之修筑显然就地取材,利用了当地非常合适造墙的石块,将之掺入夯土之中。堡周边仅余墩台三座。三山堡尚有值得注意处是墙体多处出现中空,西墙内侧尤其内挖甚多,这些想来是明时用来守城之设计,这在其他营堡中尚未得见。
三山堡
三山堡

 

  

 

四、本次调研的总结与建议

 

此次考察,获得了对于榆林明长城保存现状的第一手资料。整体来看,榆林明长城目前遗存基本是部分墙体、镇城、营堡、墩台,以及很少一部分庙宇、碑刻、壁画、戏曲、传说。按照当前的文物保护理念,文化遗产分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按照这个标准衡量目前长城保存情况的话,那么榆林明长城80%部分已经完全消失了。消失者包括部分墙体、镇城、营堡、墩台,以及几乎全部的庙宇、碑刻、壁画,以及戏曲、传说。以前长城保存状况调查中往往忽略长城主体建筑以外的部分,其实正是大量的庙宇、碑刻、壁画、戏曲、传说构成了长城历史文化内涵的重要部分。目前由于这些形式的几乎全部的永远消失,我们已很难,甚至无法了解很多长城的历史文化内涵了。即使单纯地以长城主体建筑,即墙体、镇城、营堡、墩台来衡量目前榆林明长城的保存状况,也约已有50%的长城永远消失了。因为目前营堡包砖几乎已经被完全拆除,墙体、镇城、营堡、墩台大量拆毁,甚至部分营堡、墩台已完全消失。如果简要地概括榆林明长城面貌的话,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夯土坍塌、道路斩断、垃圾满地、民居挖洞、坟地遍布成为榆林明长城典型的特征。如果对榆林明长城未来状况加以预测的话,如果不加以保护,未来不到一百年,榆林明长城除了极个别作为旅游风景已被保护起来的地段外,几乎会完全消失,从此融于地表。这些并非危言耸听、杞人忧天,而是在亲眼目睹榆林明长城之惨状,听闻当地人讲述40年间长城沧桑变化后,得出的可以信服的结论。思想至此,令人悲痛万分。

如果长城在短短百年内,沦为与“世界七大奇迹”同样的命运,那么,我们将会成为历史的罪人。长城不仅属于中华民族,也是属于全世界的珍贵文化遗产。如何保护长城,使其不致“人为地”消失,是摆在我们这个时代面前的艰巨任务。

现结合榆林明长城的考察,尝试提供若干保护建议,以备参考。一,国家应肩负起保护长城的重任,解决目前长城保护中最为重要的制度问题。目前长城保护所存在的问题虽多,但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制度问题。也即国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长城保护中,其实处于“缺位”状态。由于长城文物的特殊性,国家虽然很早便展开对长城的保护,但基本责成地方自行保护。地方政府在处理经济建设与长城保护时,往往出现后者为前者让路的情况,长城保护的相关资金也一直未能及时到位。加之在《长城保护条例》出台之前,长城保护一直未纳入法律范畴,导致权力较小的文物管理部门对长城破坏情况很多情况下只能听之任之,束手无策。在当前长城毁坏严重的紧急情况下,从中央到地方应该建立长城保护的专门机构体系,从立法、权力、资金、人员等各个方面予以充分保证,对长城实行统一保护。目前长城保护已不能单纯委之于在地方上位卑权轻的文物部门,而应该责成各级地方政府配合长城保护专门机构,这样才能真正地引起地方上的重视,将长城保护行动有效地落实下来。在这一点上,北京市、河北省的做法便值得提倡。2003年,北京市便已出台“北京市长城保护管理办法”。河北省政府为加强长城保护,成立了专门的长城保护大队。在过去的几年中,这两个地区从立法、资金与机构等多个方面,为保护、维修长城做出了很大努力。他们的一些做法很直接借鉴、推广。

二,充分调动长城周边基层组织与人民群众的力量,切实地加强长城保护。长城距离我们很遥远,但可能只是当地老乡家的一面院墙。只有充分宣传、教育当地人民群众,发动当地基层组织、人民群众的力量,将之纳入长城保护的队伍中来,长城保护才能真正有效地开展起来。否则,长城随时都会遭到破坏。比如当前榆林很多百姓只称长城为“边墙”、“土墙”、“土圪台子”,根本不将其当作万里长城的一部分,破坏起来也毫无顾忌。这种观念一定要通过当地部门的宣传,加以改变。

三,充分认识到目前是修复长城的大好时机。镇城、营堡是长城的核心建筑,原来皆有包砖。只是由于建国后包砖被拆,夯土才裸露于外。夯土虽然非常坚固,但长时期风雨侵蚀,逐渐坍塌,最终消失只是一个过程而已。为有效保护镇城、营堡,在其上包砖,重新修复是非常必要的。由于镇城、营堡墙砖基本是在建国后,尤其“大跃进”后拆除,用于修筑房屋院墙或水利工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些建筑目前很多已经荒废,大量墙砖散落于地。在墙砖未进一步利用、外流的情况下,尽快回收,用于修复,正是“亡羊补牢”的适当机会。错过这一时机,以后再寻找原砖难度增大许多,甚至缺乏操作性了。

四,在当前情况下,长城保护可以与旅游开发相结合。但一定要遵循开发为了保护的原则,长城维护应严格遵守“修旧如旧”的方案,旅游开发不能破坏长城的本来面貌。也即是说,长城开发只是为了满足长期保护长城的资金来源与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需要,而不是为了短期的经济效益。在长城保护与开发中,应充分尊重、吸收专家学者的建议。长城旅游开发一定要坚持可持续发展模式。在以往的长城旅游开发中,破坏长城原貌的情况屡有发生。不当的旅游开发对长城的破坏其实更为严重。目前波罗堡正在做旅游开发,希望可以此为试点。

五,要充分调动海内外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充分利用各种民间力量与资源,实现全民保卫长城的目标。所有团体、个人只要有志于保护长城,都可以吸收进来,在国家的统一调配下,各尽所能,实现对长城最大限度的保护。

总之,希望全社会都能充分认识到长城在世界文化中的崇高地位,意识到长城保护的紧迫性,自觉投身到长城保护中来。用我们的努力,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原载《炎黄文化研究》第13辑,2011年。

[1] (明)余子俊:《余肃敏公经略公牍·神木堡》,天一阁藏明代政书珍本丛刊,北京:线装书局2010年版,第382—385页。

[2] (清)谭吉璁:(康熙)《延绥镇志》卷一之三《地理志·东路》,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乾隆增补本,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291页。

[3] (康熙)《延绥镇志》卷一之三《地理志·东路》,第291页。

[4] (康熙)《延绥镇志》卷一之三《地理志·东路》,第291页。

[5] 《余肃敏公经略公牍·孤山堡》,第369—372页。

[6] (康熙)《延绥镇志》卷一之三《地理志·东路》,第291页。

[7] 《余肃敏公经略公牍·清水营》,第364—367页。

[8] (康熙)《延绥镇志》卷一之三《地理志·东路》,第291页。

[9] (康熙)《延绥镇志》卷一之三《地理志·东路》,第291页。

[10] 《余肃敏公经略公牍·威武堡》,第488—491页。

[11] (康熙)《延绥镇志》卷一之三《地理志·西路》,第293页。

[12]《余肃敏公经略公牍·新兴堡》,第477—480页。

[13] (康熙)《延绥镇志》卷一之三《地理志·西路》,第293页。

[14] (康熙)《延绥镇志》卷一之三《地理志·西路》,第292页。

[15] 《余肃敏公经略公牍·安边营》,第472—475页。

[16] 《余肃敏公经略公牍·石涝池堡》,第482—484页。

[17] (康熙)《延绥镇志》卷一之三《地理志·西路》,第293页。

[18] (康熙)《延绥镇志》卷一之三《地理志·西路》,第293页。

[19] 《余肃敏公经略公牍·三山堡》,第486页。

[20] (康熙)《延绥镇志》卷一之三《地理志·西路》,第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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