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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大中《古代北西中国》在大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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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研究秦汉还行,姚关于长城的认识与研究中致命的问题有两点:1.过分接受与吸收西方学者的观念,试图以西方理论来理解古代中国的问题 2.缺乏对中国长城实际情况的真实考察。还好,他在描述长城时用的是“性格”二字,而不是“性质”。

现将他对中国长城的认识摘录于下,供大家思辨用。

该书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多有值得研究秦汉历史的学者吸收与借鉴的内容。在长城的思辨上也有可圈可点之处。能看出优点在哪、问题在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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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摘自《古代北西中国》。

长城工程的艰巨为可想而知,问题是: 为什么要兴筑这道城墙?对于这个问题,很多人都会提出公式化的一个答案: “秦始皇造长城以防胡。” 外国学者的看法也相同,他们接受了古代罗马人为防御北方蛮族而自纪元八三年以后,陆续建筑从梅因兹沿莱茵河至多瑙河上游的长城系统,而以中国大长城与之相比拟。

然而,这个答案与中外学者的另一个共同的问题:长城非秦始皇所“ 造”,不过他在统一中国之后,以战国北方诸国原已分段建筑的城墙连贯起来而已。长城既非秦朝始建,则长城作用如解释为防胡,时间上也应往前溯向分段建筑的战国, 而非秦朝。

战国列国间普遍流行系列性筑城运动,系在纪元前四世纪前后,当时这项运动的突然兴起, 各国都显得特别热心,而且时间上也正随着北方胡人开始出现之后。 但是,胡人出现地区限于北方,战国时代的筑城运动,却须注意非北方汉族国家特有地方现象, 此其一;其二, 北方国家且非率先领导,反而还是追随了内地国家才筑城。

在如上情形之下,只有一种解释为合理,便是说:长城系战国列国出于相互间对抗需要而构筑的大规模防御工事。这些防御工事存在于北方的,对象便非汉族国家而转向为胡人。依此了解,可明了当初建筑长城,本质上并不含有偏重防胡的意义。而且恰恰相反,长城还是汉族自身间基于相互对抗需要的产物。

北方长城较内地长城开始构筑年代要晚到一个世纪之久的事实,史学界往往容易忽略,事实上,这却是交代史实的关键,至少说明了当时汉族眼中的敌人, 主要还是汉人自己。尽管早在纪元前五世纪北方已有足使汉人惊讶的胡人出现,也逼迫汉人放弃一部分传统文化而非学习胡化不可。但是,胡人压迫的危机,却未令汉人恐惧到必须建筑一道坚固防御工事抗拒的程度,相反,这个时期所见的胡汉斗争,胡人侵略汉人,还不如汉人侵略胡人严重, “ 胡化” 最热心的赵国,大将李牧便曾制造一次战役杀戮胡人骑兵十余万人的惨烈场面,北方诸国于战国后半期开拓的新领土,也全夺自北方胡人。赵国取得阴山—黄河间走廊地带的“ 北河” 之地,以后于秦国进行 “ 中国” 统一战争期间虽回复胡人支配, 但待统一成功而秦朝大帝国建立时,这一地区不但立即再被收复, 更在卓越军事家蒙恬指挥之下,连同夺取了胡人发源地的整个鄂尔多斯或当时所谓 “河南” 与今日的河套。这种汉族对胡人当时压倒性的军事攻击力,乃是必须注意的事实之一。

之二,又须注意北方列国北长城的兴筑,都是合并夺自胡人新领土的直接后果。

 

北方长城,作用自始非只消极面的防御,而另有其更主要的积极原因才兴建。 这个原因,须从长城为什么构成为北方新领土,以及新领土为什么开辟和为什么建设而得知。那便是汉族势力继续膨胀之下,汉式农耕环境扩大与净化趋向的再延长。汉族从游牧胡人手中夺取土地,是为了这片土地适合于农耕,这片土地既加入农耕中国,便拒绝胡人再予游牧化,拒绝部分必须有个标志,这个标志,便是长城。长城在一系列建设新领土措置中担当的任务,也即在此, 而代表了汉族巨大的压制和吓阻力量,一种向胡人警告止步的指示。

 

换言之, 站在汉族片面与主观立场, 用人力划出与强制对方接受的一道汉胡国界或国境线, 而非纯粹的国防工事或国防线。国境线虽非不能兼为国防线, 长城的本身也不可否认必带军事色彩,但至少当时长城的要塞性国防线意义, 已隐蔽在国境线性格背后。前引 《 史记》 匈奴列传两见 “ 拒胡” 字句, “ 拒胡”( 拒绝胡人) 迥非后世所谓 “ 防胡” “ 御胡” 的示弱性可比拟, 这是个充满了骄傲与自尊的字样, 与秦始皇本纪中“ 斥” “ 逐” 相呼应。 最初的长城, 便这样拒绝和阻断了胡人— — —军事的, 也是政治的。

 

长城国境线性格, 战国时代后半列国分段建筑的北方长城已经具备,到秦朝汉族大帝国建立而愈突出与明朗。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革命、 毅力、 效率和进取的代表性朝代之一, 也是充分表现汉族诞生期勃发朝气的伟大时代,非常重视国境观念, 是其特征。 秦始皇五次巡行全国, 刻石讴歌皇帝丰功伟业时, 国界四至往往陪伴镌以明文, 如:“ 皇帝之往, 存定四极” , 以及 “ 六合之内, 皇帝之土。 西涉流沙, 南尽北户,东有东海, 北过大夏” 。 意思是说: 一统的完成, 国家东、 南、 西、 北四个方向, 都已到达了 “ 极” 。 四极之中, 两个方向有海洋作为自然界限, 另两个方向,便以长城— — —人为的国界线为界。

秦朝大长城, 这条略呈弧形而划定当时汉族意识中“ 中国” 与 “ 非中国”界限的大工程, 主持者便是蒙恬, 他是攻占鄂尔多斯草原的最高统帅, 以及郡县与移民政策的执行人。

 

雄伟的秦朝大长城, 乃是汉族人定胜天的战斗精神结晶,凭双手与决心,创造并达成了 “ 极” 的构想。 大长城的所以为 “ 极” , 正因为国界恰恰符合自然地理。 从大体而言,汉式农耕事业已到达很难利用的真正草原为止。 长城以外,断然放弃, 长城以内, 便是被圈定可供农业发展的所有土地, 这些土地,秦始皇和他的政治家们确认必须统一划归“ 中国” 。 全面隔断草原—耕地的万里长城,也便代表了农业汉族最大限度利用空间的界线。

 

长城的建造, 既表示那些土地应该保持在汉族所认定的“ 中国” 以内,以供汉族利用, 则相对而言, 也便具有其他土地汉族不该涉足的意义。 事实上,长城之为 “ 极” , “ 极” 的本身意义, 便代表了限制。 所以, 长城的作用是双重的, 非只对外, 同时也具有对内性。 关于后者, 便是设定了一道汉化极限, 一方面, 限定农业社会最大限度的活动范围,凡汉族一律必须居住长城以内, 私越长城线,罪名等于叛离中国, 惩罚可能非仅仅判处徒刑; 另一方面,也为汉族定型后所建立的统一农业社会新秩序, 设定一个界限。四 “ 极” 观念所以被秦朝重视, 长城所以必须陪伴新领土扩大而立即重建, 与统一政治的建设都有关系,四极以内, 必须车同轨、 书同文, 相反, 这些也以至于 “ 极”为限。 秦朝长城国界线意义,从这方面而强烈表现。

后代人所以相信秦朝长城防胡,最大原因可能受了见到如今日真正“防胡”作用的长城影响。事实上,古今长城,不但位置不同,性格也在变迁。长城防胡这一答案,如果用来说明后代长城的效用,可谓正确,但如用以解释长城的起源,以及建筑长城最初的用意,那便不恰当了。换言之,长城“防胡”的作用是以后才转变而成的,当初并非如此———秦朝与秦朝以前不是,汉朝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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