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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汉边防的一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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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王朝在边郡、尤其是北方和西北边郡大规模地建置边塞,构筑起坚固的防御工事,但如果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边防制度,没有一支训练有素、作战能力较强的边防军,则西汉王朝的边防守备体系仍是不完整的,边塞防御工事的巨大战略价值也就无从体现出来,敌军对边郡的侵袭与破坏便得不到制止。
边防军,在汉代文献中往往被称为“戍卒”。许慎《说文解字》云:“戍,守边也,从人持戈”。由于史料的限制,我们今天难以了解作为西汉王朝国防力量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的边防军的人数,也无法知道边防军在西汉军队构成中所占的比重。不过,通过对西汉历史发展的观察,我们可以看到,西汉时期边防军的建设,经历了一个由少而多又由多渐少的起伏过程。当西汉前期,由于边防线相对较短,战争规模又比较小,所以边防军的数量也比较少,只是在个别时候因为应付紧急军情而大量屯兵边境;西汉中期以后,随着汉武帝用兵四方而引起战争规模的扩大以及边防线的向外扩展和延长,边防军的数量大大增加,达到了顶峰;其后,由于西汉王朝与周边各族的关系日趋缓和,边防军的数量又下降了许多。如昭帝元平元年(前74年)曾经“减外徭”[1],宣帝五凤四年(前54年)又“减戍卒什二”[2]。我们还可以看到,西汉时期边防军的人数分布及地理分布是不平衡的,大致说来,东部沿海地区及西南地区受地理环境的制约,边防压力始终不大,因而这里便成为边防军人数较少、分布疏阔的地区;华南地区在南越国被平定之后,边防军的人数大减;东北地区也不是边防的重点;只有北方和西北地区是边防军的云集之地。在西汉前期,由于对匈奴实行和亲并采取单纯防御的战略,所以边防军主要集中在北方诸边郡,但人数仍不为多;西汉中期以后,不仅北方边郡的边防军大增,西北边区也屯集了大批边防军,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西汉末年。上述情况说明,影响西汉边防军发展及分布的主要因素,一是西汉王朝的政治、经济状况及由此而造成的边疆政策的变化,二是不同时期边疆地区所面临的军事形势。


西汉时期边防军的主要来源,是服兵役的戍卒,此外还有边郡的正卒、募兵、谪卒、弛刑徒及属国兵等。
(一)戍卒
戍卒即是由内地征发至边塞戍守服役的士兵[3]。在汉代,戍边又称“徭戍”、“外徭”或“屯戍”。据《汉书·食货志》引董仲舒言:“(秦时)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汉兴循而未改”。
“屯戍一岁”之制的起源,可以追溯至春秋时期。《左传·庄公八年》载:“齐侯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瓜时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问不至,请代,弗许,故谋作乱。”至秦时,屯戍一岁已成定制。汉高祖时由于北边吃紧,在汉高祖二年(前205年)曾“兴关中卒乘边塞”[4],或许当时并无戍朝的明确规定,故高后五年(前183年)又下诏“令戍卒岁更”,但在文帝前元十三年(前167年),又曾一度“除……戍卒令”[5],至景帝之后又恢复屯戍一岁之制,直至西汉末年不改。
《汉书·沟洫志》如淳注曰:“律说,戍边一岁当罢,若有急,当留守六月。”不过,这仅仅是制度上的规定,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由于战事或其他原因,超期服役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例如《盐铁论·徭役篇》:“今中国为一统而方内不安,徭役远而内外烦也。古者,无过年之徭,无逾时之役,今近者数千里,远者过万里,历二期。”《汉书·谷永传》:“使天下黎元咸安家乐业,不苦逾时之役”。从汉简材料来看,戍卒的役龄没有严格的规定,有年仅12岁、13岁、14岁者,亦有60岁、69岁者[6]
从汉简的记录中可知,在西、北边郡的戍卒,多数来自淮阳、昌邑、魏郡、汝南等郡国[7],文献中也屡见“关中卒”[8]、“东方之戍卒”[9]、“山东之戎马甲士戍边郡者”[10]、“关东戍卒”[11]等说法。
所以如此,首先是由于关中、山东等郡国之兵多为材官、骑士,比较适合与匈奴、羌人的作战需要,其次则是因为这里地近西、北边郡。
(二)边郡正卒
作为兵役的正卒,其名称由来于文献无征,有人认为这种兵役犹如近世兵役制度中的“正役”,故名“正卒”[12]。对于正卒的内涵,史家认识不一,今人黄今言认为,正卒是一种在本郡服役的兵役,期限为一年,《汉书·食货志》中的“为正一岁”及《汉旧议》中的“一岁为材官、骑士”,皆指正卒而言;内郡人除在本郡为正卒一年之外,还需到京师或边境屯戍一年,称为“卫士”或“戍卒”,但边郡人的两年兵役皆是在本地完成[13]。即使情况未必完全如此,但边郡之人作为边防军的重要来源是毫无疑问的。从文献记载中可以发现,边郡、尤其是西北边郡多出骑士,这些骑士除了一些“良家子”有机会上调京师为期门、羽林军外,多数还是留在边郡为兵。他们自幼生长于边地,习知战事,精于骑射,通晓胡、羌地理风情,加上其家族皆在边地,保家与卫国合二为一,因此作战积极性较高,作战能力较强,是西汉边防军的中坚力量,边郡太守所率领的“万骑”,极有可能就是以本地骑士为主组成的。
(三)募兵
募兵在汉初即已出现,但西汉募兵的大规模开始并形成制度,还是在汉武帝以后。元封二年(前109年)四月,武帝“募天下死罪击朝鲜”。天汉四年,又发“勇敢士”出朔方[14]。此后,关于募兵的记载史不绝书,不但在作战中使用募兵,在京师禁卫军中使用募兵,而且在边境也使用募兵屯戍。居延汉简中就保存了一些募兵屯戍的材料,例如:
建平五年十二月丙寅朔乙亥诚北候长□充言之官下诏诣□
右□□□□□□□□募谨募□戍卒庸魏□等□□□□□□[15]   出茭食马三匹,给尉卿募卒吏四月十六日食,吏一人马一匹卒一人马一匹[16]   西汉时期以征兵制为主,募兵制尚处初起之时,因而募兵的数量并不很多。在这些募兵当中,屯戍边郡的又是少数。不过,由于募兵的职业兵性质,所以他们戍边的期限肯定要长于普通的戍卒,加上他们往往都有一技之长,因此在边防军中所起到的作用并不小。
(四)谪卒
《说文解字》云:“谪,罚也”。将犯罪之人流放到边地以为惩罚的做法,大约始于商鞅变法之时。《史记·商君列传》载,商鞅将“乱化之民”“尽迁之于边城”。“迁”即戍边。根据出土的秦简材料可知,秦时有“谪罪”,凡判定为谪罪者,均要“冗边”即戍边。秦始皇三十三年,秦王朝曾“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汉人晁错称此为“谪戍”之制[17]。这种制度不仅将罪人,而且将一些并无罪行或过失的“赘婿”、“贾人”都纳入谪戍之列,较之以前,范围扩大了不少。
西汉在高祖以后,未再实行谪戍制。至武帝时又重新恢复,且比秦朝的谪戍制度有所发展,建立了“七科谪”制。所谓七科谪,即将犯罪官吏、脱离户籍的亡命之人、赘婿、商贾、前有市籍即曾为商贾者。父母有市籍者,祖父母有市籍者七类人列为谪戍对象。在“七科谪”之外,“恶少年”亦是谪戍的对象。《汉书·昭帝纪》载:元凤五年(前76年)时,“发三辅及郡国恶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屯辽东”。这里的“恶少年”,唐人颜师古注为“无赖子弟”,大体上是一些不事生产,滋事扰民的地痞流氓,他们或犯过罪,或有犯罪嫌疑而未科刑。将这些人强制送往边境屯戍,既有利于内郡的社会治安,又为边防提供了兵员,可谓一举两得。
汉简材料中有一些关于“谪卒”的记录,例如:
□適(谪)士吏张博 闰月丁未持籍诣尹府
代適卒有不然负罚当所□□
□隧缺敬代適卒郭□今遣署录□□[18]   由此可知,谪卒到达边郡之后是分散安排,使他们与普通戍卒混合编制并承担相同的任务。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防止谪卒滋事的一种监控措施,它得以实行的前提,是谪卒在边防军中所占的比重很小。
(五)弛刑徒
弛刑徒是指那些已然判刑但又因赦令或其他原因而去除了钳钛、赭衣即刑具和囚服的刑徒。征调弛刑徒戍边,西汉最早的文献纪录见于汉宣帝时期。据《汉书·宣帝纪》载,神爵元年(前61年)平定羌乱时,曾调发三辅、中都官的驰刑徒从军。后来这些弛刑徒与募兵及淮阳、汝南步兵万余人一起留屯湟中。居延汉简中常见弛刑徒屯戍的记载,例如:
髠钳城旦孙□坐贼伤人初元五年七月庚寅论初元五年八月戊申以诏书施(弛)刑故骑士居延广利里□
完城旦钱万年坐兰渡塞初元四年十一月丙申论初元五年八月戊申以诏书施(弛)刑故戍卒居延市□[19]   施(弛)刑孙田,今留不□[20]  要虏燧施(弛)刑傅当[21]   右五人施(弛)刑屯士[22]   从这些记录当中可以看出,弛刑徒与谪卒的安置办法相同,亦是与普通戍卒混合编制。他们在当时应有标明其身份的特殊标识,由于缺乏材料,我们不知这些戍边的弛刑徒和谪卒与普通戍卒的关系如何,但其地位似乎在普通戍卒之下。
(六)属国兵
属国是中原王朝安置归附的周边少数民族的一种形式,其始源不晚于战国时期。秦兵器铭文中有“属邦”,汉避高祖刘邦名讳而改称“属国”。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秦朝设有“掌蛮夷降者”的典属国,说明当时已有属国之设,但其数目及组织形式不详。见于《汉书·地理志》的上郡龟兹属国,很可能是秦朝安置龟兹归附部落而设立的[23]
早在汉文帝之时,贾谊就曾经自荐“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24],《汉书·文帝纪》有以属国悍为将屯将军的记载。又据《汉书·武帝纪》云:元狩二年(前121年)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终西汉之世,共有安定属国(又称三水属国、北地属国)、天水属国、上郡属国、西河属国、五原属国、张掖属国、金城属国等七个属国见诸文献。属国的组织形式,大约是保留内附各族或部落原有的官职名号和组织,保持其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不变,使其享有较大的自主权,但在行政上要接受属国都尉的管辖。属国都尉由中央直接任命,是领护境内属国吏民的最高军政长官,有单独的治所。属国都尉是郡守管理归附少数民族事务的助手,同时又接受中央的典属国的领导,下有丞、候、千人等佐官,地位似乎在郡部都尉之上。西汉属国的地理分布集中于西北边郡,属国吏民以匈奴和羌人为主。
利用内附的少数民族守御边疆的想法,早在汉文帝时晁错就曾提出过,他建议汉文帝令“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为汉朝屯戍边防。《后汉书·西羌传》载:汉景帝时期,居住在河西走廊的(氵千干)种羌人留何因不堪忍受匈奴的欺凌而上书汉廷,“求守陇西塞”,汉景帝允准其请,将他们分别安置在陇西郡南部的狄道、安故、临洮、氐道、羌道等地,成为汉朝的戍边者。汉武帝设立属国之后,属国兵更成为汉朝边防线上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在对匈奴、西域的作战中,属国兵在属国都尉的率领下屡次出击。从“属国骑”、“属国胡骑”等称呼中可知,属国兵主要是骑兵部队,张掖属国有精骑万人,战斗力很强。汉宣帝甘露二年(前52年),常惠以后将军之职兼任典属国,开西汉将军领典属国之先河,其后又有冯奉世以右将军典属国。这种情况,大约可以反映出属国兵在西汉边防体系当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汉廷对属国兵的高度重视。
综上所述,西汉时期,各种不同来源的边防军,在边郡依照一定的制度组成不同的屯戍系统,承担起各自不同的边防任务。关于西汉时朝的屯戍制度的详情及其发展变化,由于史料的缺欠,目前尚无法作出完整系统的叙述。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不同的地域,屯戍制度的内涵也不尽相同。北方、西北地区的屯戍制度比较复杂,边防军的分类与分工较为细致,而其他地区的戍屯制度则较为简单。
大致说来,属国兵由于性质较为特殊,因而在西汉的边防军中自成系统,独立成军,他们虽受命于中央,但大约也受所在郡太守的节制,《汉书·匈奴传》载,昭帝时张掖太守曾率张掖属国都尉出击匈奴;边郡的正卒,大多数可能属于直接归郡守所领的骑兵部队,从而在边防军中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至于来自内郡的戍卒、募兵、弛刑徒、谪卒等,则打破年龄、身份、地区的界限,混合编制。西汉的边防军,有着比较明确的分工,并按分工的不同,形成了这样几个屯戍系统:
以屯田耕种为主的屯田兵系统;
以守备作战为主的将屯兵系统;
以侦察报警为主的候望兵系统;
以物资供应为主的军需兵系统。
其中,将屯兵系统和候望系统是边防屯戍的核心和主导部分。
参考文献:
1.《汉书》卷七《昭帝纪》。
2.《汉书》卷八《宣帝纪》。
3.由于在京师服役的卫士亦属在家乡之外服兵役者,因而“戍卒”有时也用来指代卫士,如《汉书·叔孙通传》的“戍卒卫官”,《汉书·魏相传》的“河南戍卒中都官者二三千人”等。
4.《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
5.《史记》卷二十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6.参见劳幹:《居延汉简考释·簿录》之“名籍类”和“车马类”,商务印书馆1949年版。
7.参见黄今言:《秦汉军制史论》第201页。
8.《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
9.《汉书》卷四十九《爰盎晁错传》。
10.《盐铁论》卷七《备胡篇》。
11.《汉书》卷七十二《王贡两龚鲍传》。
12.钱剑夫:《秦汉赋役制度考略》第179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3.参见黄今言:《秦汉军制史论》第58、178页。
14.《汉书》卷六《武帝纪》。
15.《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上,137.3,224.18。
16.《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下,290.12。
17.《汉书》卷四十九《爰盎晁错传》。
18.此三简分见《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编号364,443,461,第55、60、61页。
19.《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上),第366页,227.8,文物出版社。
20.《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上),第435页,262.19。
21.《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下),第488页,288.27。
22.《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下),第503页,308.19,3O8.5。
23.参见王宗维:《汉代的属国》,《文史》第20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
24.《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

本文出处:中国军事通史·第五卷 西汉军事史

本文插图:林赛一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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