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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山林 、陆思贤:《潮格旗朝鲁库伦汉代石城及其附近的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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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内蒙古文物工作队陆思贤、王龙耿二位同志到潮格旗做文物普查时,在潮格旗乌力吉公社西北50余公里发现汉代石筑古城一座。次年7月陆思贤和盖山林对该城进行了试掘这座石城。蒙古语称朝鲁库伦,即汉语石城的意思。古城建筑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在古城东有一条河流,名叫高勒布桑旦赛拉河,经古城的北部往西北流去,夏日河内积水不多,说明还是终年有水,过去石头城里的主人,大概也靠这条河流饮水。
这座石城基本呈方形,城墙的长度,从内墙角量,东西两墙各为126.8、南北两墙各为124.6米,方向3度。这座城的南墙两段保存最为完好,墙壁垒砌整齐。城墙的基宽5.5、顶宽2.6米,高度因其墙根有积土,只能量得2.7米,估计实高还应增加数十厘米。
城墙的四角向外凸出,凸出的部分也较方正,除西南角已残损外,其余三个角的基部都是5×5平方米。城门设在东墙,门道宽6.6米。外设瓮城,瓮城门南向,宽度5.6米;瓮城的长度14.5米。城门里的两侧,四角的两侧和南墙与西墙中段的内侧,都有登城台阶的遗迹,宽狭略有出入,以东南墙角的台阶为例,宽度1.1米。
城内西南部,还有一个大院的痕迹,实际是起到内城的作用。如果同大型的汉城做比较,则与呼和浩特市郊区二十家子汉城的形制相似。它的东侧围墙厚0.6、长65.8米。北侧围墙长64米,南、西二围墙,即依外城的城墙,房屋遗迹主要分布在这个古城的西部,东部遗迹很少。现存房屋遗迹,也是全部用石块垒砌成的,我们把这些房址编了号,还做了若干清理工作。
F1:位在大院的西南角,它与F2组成了一个小院落,成为院中之院,这个小院落的西墙,即依大古城西城之旧。F1是一间东西向的长条形房屋,长10.9、宽4.75米(计算房屋面积都从房基的内角丈量。下同),墙厚0.72、残高0.5——0.9米。门在北墙的西段,宽1.25米。门口两侧立有较大的石块。房基里面原来积满了许多流砂和乱石。清理后,有少量的汉代文物,在房基的东半部,有较多的板瓦和筒瓦残片。房基地面是有沙性的灰黄色土。
F2位于F1之北约3米,方形,面积3×3平方米。墙厚0.55米,残高0.4米。门向不清。F2的南墙东端与F1的北墙东端,外侧各凸出一块,构成这个小院的门道。小院内的居住者,除出入这个正门之外,西南角还与登城的踏阶相连,可以登上城头。
F3位于小院的中心部位,从地表看,它是一个圆形的建筑物,清理结果,它还是一个方形房基,面积2.5×2.5平方米,墙厚0.5、残高0.5米,门向东开。
大院内的其它房屋遗迹,主要分布在靠近东墙和北墙,已清理的有:
F0:方形,面积2.5×2.5平方米,墙厚0.55、残高0.7米,门向东开,门道宽0.8米。
F14与F15:是一个内外间的房屋。外间为F15,长方形,面积4.6×3平方米,残高0.5米,门向东开。F14与F15的隔墙上设一腰门,内门道宽0.8米。F14的房面积与F15同,在这个房基的西北角,出土了半枚五铢钱。
F13:方形,面积4.8×5平方米,墙厚0.65、残高0.5—0.7米,门向南开,宽0.8米。
F12:方形,面积3×3平方米,墙厚0.7、残高0.5米,门向不清。
在这个大院内,还挖了两个探方,编号是T1和T2。这个大院出口门道痕迹现已无存,估计东、北两墙中间的那个缺口,是院落的出口。它们的外侧,还各有一片房屋遗迹。也做了若干清理,例如:F16:方形,面积3.5×3.5平方米,门向东开。F19:是这片房基的最西北角的一间。石墙构筑不那么严密,里面堆积很厚的马粪,可能是晚期牧民所垒砌。另外,在 F20与F27之间还试挖了一个探方,编号为T3。在这片房基的西部,到西城墙脚下,是一个流沙坡。在这个城址的东半坡,只东北角有两个房基,其它为空地。
试掘的三个探方,以T1为例,地表稍微隆起,土质灰黄色而有沙粒,已经板结,但比之一般称为戈壁的地表稍微松软些。开始判断它是一个土木建筑的废墟,根据它的面积,开了5×8平方米的探方。去掉浮土后,下面是黑色或淡灰色的灰烬,里面又夹杂有砂土的堆积,土质较松软,出土了大量的红烧土块,火烧过的木篆残片,还有大量的糜子壳,马、牛、羊的残骨。出土的遗物有大量的板瓦、筒瓦和“千秋万岁”文字瓦当,陶器残片,铜镞、铁制盾鼻、铁釜、铁钁残片和砺石等工具和武器。
遗物介绍:
陶器:日用陶器只见有泥质灰陶的残片,有瓮、盆两种器形和残纺轮一件。砂质陶有小坩埚一件,敞口圜底,已被烧炼成焦黑色。
铜器:有镞、环、弩机牙等,铜环的内径1、外径2厘米,是一件砝码。铜镞有三种形式。
Ⅰ式:束尾三羽式,标本F25:1,是锥中空的锥体,散出三个双面刃的脊,三刃脊的尾部又向内收切。銎口部作圆筒式,銎口直径0.8、通长4.1厘米。
Ⅱ式:束尾三棱形,标本T3:Ⅰ,镞身和铤杆都是铜质,三棱(三刃)聚为一锋,三棱之下部向内收切,与铤部联接处的剖面作六边形。通长5.9厘米。
Ⅲ式:三棱式,这种铜镞变形较多。第一种带血槽的。标本一,T1:1,三棱的尾部作成倒钩,铤部也是铜质,通长6厘米。
标本二,采集:1。尾部不作倒钩,残长4.6厘米。第二种三棱的前部作弧形收聚为一锋,标本一,T2:1,镞身尾部有一个圆形的中空小口,长3.6厘米。标本二,F3:1,尾部有锈结已折去的铁杆痕迹,长3.7厘米。第三种,形同第一种,镞身较短,没有血槽。铁杆,标本T3: 2,残长4.2厘米。
铁器有钁、铁镰、盾鼻、残剑、残甲片、残銎形镞、残锥形镞和残釜片等。
钁,一件, T1:1,出土时已锈蚀残碎,但能复原。
插,一件, T1:2,作一面斜的偏刃,两侧至刃部还向内收小,宽6.8、銎口2.6厘米×14.4厘米。
镰,一件,T3:3,弧刃,弧背,方头。
宽1.8——2.7厘米,安把处收狭,尾部还折成一个棱,以便安把后不致于左右摇动。通长23.4厘米。
盾鼻,一件,F1:1整体似为长方形而削去四角,较平整。安纽处已锈蚀不清。长20.2、宽12、厚0.4厘米。
残剑,一件,T1:2是为剑身一段,因锈蚀而有较多的纵长裂口,但两侧刃部还感到锋利。剖面呈柳叶形。残长17.3厘米。
残甲片,有几种形式。一、长方形,小圆角,标本F1:1,残一角,存五孔。长4.7、宽3.6厘米。二、长条形,圆头,标本F7:1,长10.9、宽2.8厘米。二、圆形,标本F26:1,直径2.5厘米,残存一孔。标本二F26:2,直径1.3厘米,残存一孔。其它残片形制不清。
残銎形镞,标本T2:1,用铁片锻打卷成,中空成銎,可以穿杆,残长8.3厘米。
朝鲁库伦城障遗址中出土的这些遗物,大部分是内蒙古地区汉代古城遗址中常见的,与呼和浩特郊区二十家子汉城出土文物做比较,陶盆上的宽抹道、短间距的断续绳纹,是西汉中期的纹饰特征之一。直口瓮也是西汉中期开始产生,而兴盛于西汉的中期至晚期。但后者在瓮的腹部常施以曲线环带式的弦纹或附加堆纹。这里出土的瓮片。却没有这种纹饰。出土的半枚五铢钱,正好残存一个五字,虽然破锈较甚,但基本可以判断,字迹较瘦,两叉较直,是早期五铢的一种特征。其它遗物,虽不好做确切比较,但大体在西汉中期都有。因此,判断这些遗物主要是属于西汉中期的,其下限到不了西汉的晚期。
从这些遗物可以看出这个城障主要是属于军事性的,陶器中不出炊事用的夹砂陶釜,说明是为了适应于军营生活,因陶器易碎,炊具可能主要用铁器。《汉书·李广传》在比较李广与程不识两支部队的时候,说“(李)广行无部曲行陈,就善水草顿舍,人人自便,不击刁斗自卫”。“程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陈,击刁斗。”孟康注说:“刁斗,以铜作鐎,受一斗。昼炊饭食,夜击持行夜,名曰刁斗”。说明炊具可作夜警用具,因此可知遗址中缺陶质炊具的原因了。此外,还出土了为数不多的手工业或农业用的生产工具。
地面还采集到铜渣,将它与小坩埚联系考虑,很可能说明简单的兵器,如大量使用的铜镞,是就地制造的。又朝鲁库伦的东侧向西北有河流,水边有小片的可耕地,少量的蔬菜也许生产自给,这种情况与《盐铁论·和亲》所记,长城沿线军民是“介胄而耕耘,锄耰而候望”的生活写照也相吻合的。
朝鲁库伦城障遗址,在发掘的几个坑中,都有红烧土、灰烬、炭块等,因此这座古城有可能是毁于兵燹。由于地表拣拾有西夏时的遗物,又在F2东北角的地面,挖到有西夏房屋的废址,判断这个古城是西夏时。可能为防御蒙古人南下而又曾被利用过,或者当时就是西夏的一个游牧点。
这个城障遗址,在使用的时代的名称,现在不得而知。但它可能是包括在汉武帝时徐自为所筑的亭障列城之内。除自为所筑的列城,在《汉书·地理志》五原郡稒阳县下注称:“北出石门障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又西北得虖河城,又西得宿虏城。”所举列城大概是几个主要的。
以现在调查所知,远远超出这个数字,朝鲁库伦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列城,因为迄今发现的其它城障中没有多少遗物。光禄、支就、头曼、虖河诸城,排列的顺序都由东南而向西北,这也有可能是在东南而西北向的长城沿线,而宿虏城则在东西向的长城沿线,这样,它们的走向和前说外长城走向完全吻合。朝鲁库伦则是在东西向的长城沿线上,因此怀疑它是宿虏城。或者它另有没有被记载下来的名字,为徐自为所筑的另一列城。这座石城是为了戍守其北的汉长城而修建的,是日夜守卫长城的戍卒驻扎之所,无疑是军事性质的。涉过高勒布桑旦赛拉河,行不到半公里,即为这条汉代的石筑长城。
长城跨越古城东北的一个小山上,山名巴力格罕拉,石城和长城都是利用了这个自然地形。这段长城保存完好,由东南迤逦而西北,用巨型板石垒砌而成,构筑坚固,气势雄伟。
这道长城是汉武帝时修建的,即所谓“外城”。《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障列亭至庐朐,而使游击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屯其旁”。就指这条长城。为了加强防御,这条长城采用复线形式,在朝鲁库伦石城北的长城是南面的一道。
这两道长城蜿蜒于大青山之北的蒙古高原上,横亘于潮格旗、乌拉特中后联合旗北部的乌力吉公社、宝音图公社、巴彦前达门公社、中华公社和乌兰公社。北面的那条长城由乌拉特中后联合旗桑根达来公社进入达茂联合旗的红旗牧场,大概由达茂联合旗百灵庙之北,向东南折入武川县西部,与阴山北麓的长城会合。南面那条长城,由乌拉特中后联合旗新忽热公社进入达茂联合旗的新宝力格公社,又到武川县西部,与阴山北麓的长城会合。
1975和1976年夏,我们调查了潮格旗北部乌力吉公社锡尼乌苏大队的一段长城,它们是南北并列的两道,相距三至二十公里不等,我们调查的是南面一道。这段长城,从锡尼乌苏向西都是用石块垒砌;从锡尼乌苏向东,有一段是由石片包外,内实夯土。再向东则都是土筑的。石筑的长城用青灰色的石片交错叠压而成,壁面整齐而坚实,保存较好,有数十里一气相连的,很是壮观。
基宽一般为3.5、顶宽2.5——3米、高2——2.5米。内实夯土,外包石头的长城,保存很不好,它的基础与石墙联接在一起,说明它完全是一个时间建筑起来的。这个夹心墙倒塌以后,剩下了全用石块垒砌的石墙的接头巍然不动;孤零零的立在荒石丘上,犹如沙海中浮游的一个龙头。基宽3.4、顶宽2.7、高2米。夹心墙的基宽也是3.4、残高平均0.5米。夯土筑的长城已风化为一道自然土垒,上面是风沙淤积层和野草植被,自然基础约5米,残高1——1.5米。没有做解剖。长城用石筑还是土筑,主要由各地的自然条件决定的。
沿着南面那条长城的南侧,散布着城障和烽台,每隔约10余公里左右有石筑或夯筑城障一座。我们于1979年7月试掘的朝鲁库伦石城就是其中的一座。此外,我们还调查了青库伦和乌兰库伦等城障。
“青库伦”,又称“土卜格”,蒙汉混合语,意即“青色的城框”,在朝鲁库伦以东的10余公里,在夯土构筑的长城南约50米。方向(以西墙和东墙为准)24度,城墙早已倾塌而成弧背形土垄,实量东墙130、南墙也130米,城作方形,墙基的宽度东墙5.7、南墙6.3、残高1.5米,顶宽5米。它的四角,散出较大的圆土包。南、西、北的正中,也有一个鼓包。说明它们原来都是凸出于城墙,而且要比城墙高厚些。这个城的东墙正中,设有一门,门道宽6米,外设瓮城。瓮城墙向东折出9米,又向南折12米。在城内西南部有四个较低平的夯土台应是房基址,但上面没有遗物,城内试掘出土有石夯、木椽、黑白瓷片和马、牛、羊的骨头等。这些都是西夏时代的遗存。
在这个城障遗址东南约10余公里,又有一城障,称“乌兰库伦”、蒙语“红色的城垣”。在长城南侧百余米,城墙南北长128.5、东西134米,方向15度。门东向,门道宽5米,外有瓮城,瓮城墙向外伸出9.2、向南折10米。四角各有一圆形土丘。西北和东北两角尚遗有1米多高的夯土墙。夯层厚7——15厘米,每面中段又各有一微向外凸的土丘。城内地势平坦,有些沙丘散布。地面全是西夏时遗物,有石件、黑釉瓷器片、灰红色陶壶和宋钱“元祐通宝”等。西南角地表下约30厘米处,有灰土层,厚约30厘米,内含木炭、羊角及马牛羊骨头等。
在南面这条长城沿线,此类城障还有很多,如距乌兰库伦东约20公里又有再根胡图克库伦,形制大小与上同。在乌力吉公社略偏东北约四、五公里,又有乌力吉高勒城障等。
乌力吉高勒城障东西130、南北128、墙宽6米。它与上述城障不同的是:在它的南墙下,和东西两墙外的南段,又加了一道外墙。内外两墙的间隔14米,中间有凹沟的痕迹。外壁宽约2米,地表只有汉式绳纹陶一片,这是全部土筑城障中所见唯一能说明时代的陶片。
属于北面这条长城沿线的,我们只调查了乌力吉公社东北部的蓿荄小古城。它位于这条长城南面不远的地方。城障的形状类似平行四边形,东西125、南北110米。东北角与西南角,西墙的夹角各为86度,门东向,无瓮城。城内地势甚平,遗物绝少,仅见到西夏时的黑瓷一片。
除城障以外在南面一道长城的沿线,还调查了一些烽火台遗址。也有石筑和土筑两种。在青库伦城障西半公里就有土筑烽台一处,直径约8、现高约3米。再西约三公里有石筑烽台一处,已坍塌成一堆乱石。再西二点五公里又有石烽台一座,方形,用石块砌成。基宽5×5平方米,现高4——5米。台前联筑一小院,门东向,门道宽1米余。墙高约3、厚1米。据说此台上原堆放着木柴。其余烽台大致类同。这些城障和烽台,都修筑在长城沿线的南侧,离长城约200米左右,一般修建在较高的丘阜上,烽台间距约二点五公里左右。
这些城障和烽火台的时代,根据在长城沿线及朝鲁库伦等地采得陶片和瓦片看,应属于西汉武帝或稍晚些时期的文物。前引《史记·匈奴列传》载徐自为所筑的城障列亭,是和上述长城障塞遗迹相吻合的。可知潮格旗北部的两道长城,应是武帝时命徐自为主持修建的。庐朐当在今阿尔泰山南麓某地。这两条长城,在今潮格旗西北部,都进入了蒙古境内。据当地的牧民说,北面的那条长城,一直到了阿尔泰山脉中。南面的那条长城,据内蒙古文物队1962年、63年在额济纳旗调查所知,和居延塞外的长城障塞遗迹可以联系在一起。《史记·匈奴列传》载:“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两事同系于汉武帝太初三年(前102年),可见上述长城障塞遗址,同额济纳旗和阿拉善左、右旗,包括蒙古境内的相同性质的遗迹,是同时修建的。它们东西呼应,而又互相联接。
关于汉武帝时期在蒙古草原上所修建的这道长城的时代,背景和性质,在《汉书·匈奴传》侯应与汉元帝的对话中说得很清楚,侯应说:“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
侯应对修建筑长城工程的巨大,建筑用材等也说明,他说:“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溪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筑治,功费久远,不可胜计。”这里除木柴僵落还没有调查到实例外,土垣和因山岩石却见了很多。大凡不管山地或平地,只要有土的地方,长城、城障和烽隧的修筑,尽量用土夯筑,因此现在看到土长城的遗迹占绝大多数。在没有土的地方,则只好用石块修筑。朝鲁库伦石城之北的长城,由于地处砂石地,不易取土,因此只能就地取材,用板石修筑。
关于这个长城及其南侧城障的废弃问题,在侯应与汉元帝的对话中说的也很清楚,侯应说:“前以罢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这说明自呼韩邪单于归汉后,外城就逐渐失去了它军事上的意义。这个外城也由呼韩邪单于驻守。由此可知,外城的年代始筑于武帝太初三年,废于元帝之后。朝鲁库伦石城与其北的汉长城的兴废应是一致的。

作  者:盖山林 陆思贤
出  处:《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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