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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民:垛口石上的盲孔真的是为佛郎机等武器而设?

研究短札 huang 185次浏览 0个评论 扫描二维码
 隆庆三年,戚继光任蓟镇总兵。他主张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依托坚固的边墙敌台,实施积极防御的战略,因而上疏朝廷《请建空心台疏》,其中有“宜将塞垣稍为加厚,两面皆设垛口”几个字。《练兵实纪·杂集》(卷六)“敌台解”中,有这样一段对空心敌台的说明:“中间空豁,四面箭窗,上层建楼撸,环以垛口,内卫战卒,下发火炮,外击敌贼,贼矢不能及,敌骑不敢进。”

由此可见,垛口修建在长城的内外两侧和敌台等设施上,其主要功能是辅助士兵有效施用兵器。十四卷本《纪效新书》“悬眼解”中,对垛口的功能进行了详细叙述:“贼远则瞭之垛口,铳矢射之。贼近我不出头,以身藏于垛下。”垛口功用,极为清晰明确。尽管如此,笔者在观察明蓟镇长城的垛口时,仍发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信息,由此进行了一番求证,得到了一点自认为有所价值的信息,特就正于方家。

  
     蓟镇长城的垛口由长短尖砖及垛口石(砖)垒砌,垛口石多以整块石料制作而成,总体呈长方形,正面两侧呈坡形,中间形成一个脊,两侧略低,共同形成尖垛形,中间有孔,直径4-5厘米,有深3-5厘米的盲孔。少数盲孔较深,但少见超过10厘米的孔。由于因石料薄,盲孔有的通透。

 

值得一提的是,砖制的垛口石,其盲孔通透。正是这垛口石上的盲孔,引发了笔者的好奇。学界普遍认为,盲孔的作用是用来插弩或者为佛郎机而设,这究竟对不对呢?笔者觉得有些不妥,略作说明于下。

    先说弩。戚继光十四卷本《纪效新书》“弩解”中介绍:“今有大将军、(佛)狼机、鸟机等铳,比之弩矢百倍,故遂不言弩。”“北方风劲,弩檐竹木皆燥,不可折弯,发矢无力。”戚继光《练兵实纪·杂集》(卷六)“台解”中有台墙什器:“佛郎机八架,子铳七十二个,铁锤八把,铁剪八把,铁锥八件,药匙八件,铁送八根,圆木座八个,木梃八根,合口铅子二千一百六十个,石砲五十位,河光大石四百块,河光小石四千块,神快枪八杆。”十四卷本《纪效新书》“垛口解”中用于垛口的什器有:“每一垛或鸟铳或快枪一门,少则三垛一门,每五垛(佛)狼机一位,盖(佛)狼机利而准,更发易,一位必九子,少则十垛一位。”《四镇三关志》“蓟镇经略今制”中介绍:“附墙台佛郎机三架,蔺石大小各足。”敌台、垛口、附墙台所置的各类器物中,并无弩的存在。因此,蓟镇长城上盲孔的功用,与弩无关,这一点应该是没有疑义的。略有些牵强的联系,是弩在南方多用,戚继光此前在南方进行海防,仅从蓟镇长城垛口石上盲孔的功用而论,它为弩而设的理由应当不成立。
    嘉靖元年,葡萄牙殖民者来到中国。“佛郎机”,本是明朝人对葡萄牙国的称呼。明军在对抗葡萄牙的侵略中,缴获了葡萄牙的舰船,收获了当时葡萄牙人所用的舰炮,于是将其称为“佛郎机”炮了。佛朗机炮一经传入中国,立即得到研究和仿制,并发到北方边塞,成为当时重要的防御火器之一。《皇明世法录》卷五十九“蓟镇边防”中介绍:“新建空心台后,以高临下,中层窗眼深狭,他项重大火器难于运展,长柄之具,置装不使。唯有佛郎机母铳安平不动,只以子铳更番,且一母九子更番不断。”

《火攻挈要》“佛郎机”条中介绍了这一火器的特点:“恐铳短不能远,故铳身必取其长,又恐体长转身不便,难于装放,故多设子铳。”这说明佛郎机的设置机巧程度比较高,是当时比较先进的火器。十四卷本《纪效新书》“佛郎机解”中更指出:“此器最利,且便速无比,但其体重,不宜行军。”“最利”二字说明了佛郎机的功效,而“体重”二字,又说明这种武器属于防守类型,适用于敌台之类的军事防御类设施。

     十四卷本《纪效新书》“佛郎机解”中还强调:佛郎机中“一号二三号者,可用于舟城、营垒,四号者可用于行营,五号者只可为玩具。”同书“佛郎机制”进一步对一至五号佛郎机的规格进行了说明:“一等长九尺,二等长七六尺,三等长五四尺,四等长三二尺,五等长一尺不等。”根据这些说明可以看出,当时佛郎机不仅已经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仿制,而且已经进行了功能的细分。至于佛郎机的使用方式,则在十八卷本《纪效新书》卷十五“佛郎机式”中有介绍:“出则力达要坐后,而人力不能架之。”也就是说,佛郎机的使用,需要有支撑架,它不像鸟铳,可以由人直接拿着使用。那么,佛郎机的支撑架是怎样的呢?查《西法神机》,其卷上“造小佛郎机法”中指出:“以熟铁椎击为子母铳,约共重三十余斤,口径一寸,母铳管长五尺,子铳管长五寸,做雌雄簨,铳槽及尾条长八寸,子铳后门长五寸,见方二寸。炼铁贵精,合筒贵密。母一而九子,子铳之管与母铳之管等,母铳前管与后等。弹必合口,口必合底,不得任意宽窄,以致临用忙迫。口厚四分,腰厚六分。铳尾距铳身二尺五寸处为铳耳,径八寸。用铁作半圆丫架,以承铳耳,竖于如意车面左右横木之中。铁架长一尺,径一寸,而末尖之点,放几铳低昂,左右咸使合宜。”这一段最后所提的铁制半圆丫架,即佛郎机的支撑架。丫架与佛郎机的铳耳相接,以横木辅助稳固,使佛郎机炮身得以利用这个支撑而可以进行俯仰的角度调整,竖于横木又保证了左右的角度调整,实现了控制射程、减少射击死角、提高命中率等多种功能。

 

     在河北秦皇岛海港区驻操营镇板厂峪长城博物馆内,藏有一架佛郎机,母铳为铁制,全长176厘米合五尺五寸。铁丫架长(至炮耳下)30厘米,约一尺。尖至圆挡,铁信长16厘米,径3厘米(合一寸)。明代的营造尺,1尺约为32厘米。

板厂峪所藏佛郎机,尺寸与《西法神机》中描述的佛郎机的尺寸相同,属于戚继光所说“可用于舟城、营垒”者。

    十四卷本《纪效新书》“舟师篇”中这样介绍佛郎机:“预将船舷上凿孔,可容铁信,高下左右利便活动。”卷三“校火器”中强调佛郎机的“机架倏高倏低,倏左倏右,是否活便”活便是衡量机架与孔是否合适的重要标准。
    板厂峪所藏佛郎机上,铁信长16厘米,圆挡直径5厘米。垛口石上的孔深必须大于铁信的长度,孔的直径必须小于圆挡的直径,这样才能使佛郎机左右旋转,灵活机便。《登坛必究》“佛郎机式”中指出:“此器曾于教场中试之,止可百步,海船中之利器也,守城亦可持以,征战则无用矣。后汪诚斋鋐为兵部尚书,请于上铸造千余,发于三边。其一种有木架而可低可昂、可左可右者,中国原有此制,不出于佛郎机。”《明史·兵志》也强调,这些火器的支撑物,“大者发用车,次及小者用架、用桩、用托。”佛郎机一般是在尾部安插一根木把当作手柄,用来调整方向的。《练兵实纪·杂集》(卷六)“敌台解”中介绍了八个圆木座,便是以圆木为座(桩),凿眼插佛郎机的。

     佛郎机在中国的使用,或者以木架或木凳作为炮台,在木架或木凳上钻孔,铁信插入孔中,以保证佛郎机的上下左右灵活使用。换句话来说,垛口上的盲孔满足不了佛郎机左右灵活转动。
     既然弩和佛郎机排除了使用垛口石上的盲孔,这盲孔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卢龙塞略》“百子铳火箭议”中早就说过:“蓟镇经书,台墙规制俱出于戚少保。”因此,要了解这个盲孔的作用,我们还需要在戚继光的施政纲领中找原因。十四卷本《纪效新书》“城制解”中指出:“垛必高六尺,每垛相去牌堵中分净七尺五寸,垛口一尺各分五寸,连垛空八尺,八丈十垛,八十丈百垛,俱官尺。”中华书局2001年校译出版的十四卷本《纪效新书》中注解道:“牌堵:挡于垛口的木牌,中有轴,可转动,亦可取下。”这个信息很重要。牌堵需要有可转动的轴,而轴需要一定的固着点,这个固着点不正是盲孔的位置?也就是说,垛口石中间的孔,很可能是牌堵、木牌中间木轴的定位固着孔。
     十四卷本《纪效新书》“守哨篇”记载:“城池俱有城制,近自国朝,远自汉、唐、宋、元,如所论著,将尽易之。”根据这一信息,进一步翻查垛口的防御体系。在宋代《武经总要》中记载:篦篱笆在女墙外,以狗脚木挂之,狗脚木植二柱于女墙内。还有张挂于垛口外侧的木幔、布幔、皮帘等,竖立于垛墙上的竹立牌、木立牌、皮竹笆等。至于悬户、悬簾,则认为是“垛口第一切要之物,无此二者,敌万箭齐发,墙上不能站人”。“悬户”,是以转轴作为小门,外画虎头,上面穿两个小眼,可以用来窥视远方。这种悬户挂在垛口处,不用的时候取下来,用的时候放上去。撑起木棍为开,反之为关。所谓“悬簾”,是每垛口一木架,两足在内,在城上设一转轴,安横木于垛口,可搭毡毬、被褥,均用水浸湿,也是用木棍撑起,用于远眺。总之,悬户、悬簾等这些军事防御设施,是用来遮挡攻城敌军射来的箭镞、击砸的石块等物,有利于保护眺守者的安全。
     明四朝元老杨一清总制陕西三边军务,在《皇明经世文编》卷116中收录了他的文章“经理边防”,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每墙一丈,开垛口一处,安置转关遮板。”嘉靖年间尹畊《乡约》“堡制”中提到了敌台悬板:“今制,台高三丈,高于垣一丈,收顶方二丈,皆东西直出陴墙至三尺而止,顺立柱木二尺余,上加横木复为墙尺许,中空,编置木牌,外加附眉,内加转拨,或开或闭,惟我所欲。虏注矢于此,吾则启牌于彼。夫陴畏注矢者,陴口一定也。牌启无常,斯不畏注矢矣。此专为发火器与矢,若夫砲石则逾墙四出,不必凝望忖度也。”
    《练兵实纪·杂集》卷四“登坛口授”中指出:“敌兵惟以弓矢为强,惟有火器是我所长。”这句话说明,戚继光很清楚敌我双方的优劣势。应对弓矢,牌堵是比较有效的防御器械。戚继光参考过去的悬户、悬簾、悬板等物,取其长,补其短,改进了垛口防御,筑尖垛设牌堵,一则可以遮挡敌军射来的箭镞,一则可以进行较好的瞭望及击发火器,可以说是实现了垛口和牌堵两者更优的组合。
     那么,牌堵的设置,是在何时呢?隆庆三年,戚继光在《请建空心台疏》中强调:“宜将塞垣稍为加厚,两面皆设垛口”“骑墙筑一台”。时任蓟辽总督的谭纶在奏疏中也强调:“其加厚边墙,添设内垛,则听臣等便宜而行。”当时,台筑了,而墙未大幅增修。《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十一中记载:“万历二年秋七月,更修台墙,又发修边垛式,勘验过丈杆,令将所修丈量明白,俱出一式。”万历六年总督右御史梁梦龙上疏朝廷:“皇上御极四年,始有拆旧墙修新墙之议,新墙高广加于旧墙,皆以三合土筑心,表里包砖,表面垛口,纯用灰浆,足与边腹砖城比坚并久。”由此可见,在此前基础上大修墙体,是万历六年以后才开始渐次施行的事。万历十一年,戚继光因朝廷政治变局,调离蓟镇,前往广东任职。戚继光离开了,但他所创制的,却为后来防守蓟镇的将领继承了。
     只是,牌堵的设置,很快就因为形势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火攻挈要》卷上记载:“今之大敌,莫过于虏,彼人壮马泼,箭利弓强,既已胜我多矣。且近来火器,又足与我相当。”垛口的牌堵,不能抵挡已经日渐使用火器的北方族群的铅弹。因此,后来在蓟东修筑的边墙,有的段落,垛口石中间的孔干脆就不设了。 

文:刘建民、黄益/图:刘建民

图文整理:TASTE BOOK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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