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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李四龙:《中国古代处理国法与教规关系的经验》

义净档案 huang 67次浏览 0个评论 扫描二维码

李四龙先生《中国古代处理国法与教规关系的经验》在义净研究中心编号[2015LSL1114]。

在中国,僧人由于生活方式、价值取向与世俗社会不完全一样,虽然历史上宗教一般都没有逾越世俗权力的传统,但佛教的传播、寺院的形成,在中国社会中略微有些另类,容易引起统治者的警惕和恐慌。因此,自两汉传入中国之后,佛教在中国被社会普遍接受,并最终成为中国三大主流文化(儒释道)之一,无论对中国来说还是世界来说,都是一件值得关注的大事。李四龙先生认为,这件大事的发生,主要是外来的佛教适应了中国社会的生存规则,即教权必须适应王权的体制。

此后,李四龙先生通过东晋末年到南北朝佛教的历时变化,分南方和北方介绍了佛教界与政府部门制度建设方面的努力。在僧团规模迅速增长的过程中,在发生教权和王权关系之争时,佛教界以清醒的自我约束意识,希望通过严谨的戒律获得社会的认可与支持。这种做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政府淘汰一部分不合格僧人时,以庐山慧远领导的以自律为特点的僧团未受牵连。与此同时,在北方,统治者直接加强了对僧团的管理力度,率先在中国设立“僧官”,将原本出家了的僧人再度纳入国家的管理体制之中。

李四龙先生还通过惠深的建议,结合当时的社会大背景,进一步阐述了政府和国家对僧人管理方面的差异:政府淡化“教籍”,仅关注罪过的严重程度,僧团期望优先内律和教规,如有重罪,先革“教籍”再依世俗法律治罪。

在系统阐述了隋唐以前统治者处理国法和教规关系的情况后,李四龙先生进一步阐述了此后佛教界对惠深所提建议的主张,这种主张实际上是期望国家尊重宗教团体的自治权。僧官的设立,在调和两者的矛盾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僧官由僧人担当,体现了国家对宗教自治权的尊重,僧官受王朝管理,又使得这种自治权最终从属于王权。

李四龙先生认为,这些经验有助于国家对宗教团体的管理,但需明确国法和教规各自适用范围,以确保中国佛教的健康发展和依法治教的实现。

在文章最后,李四龙先生指出了目前佛教界一些需要规范的现象,包括僧籍管理、僧装使用等。

总体来看,本文为我们厘清了中国古代国法和教规的关系,让我们认识了佛教界爱国护教和政府部门管理宗教团体、尊重宗教团体自治方面需要面对和解决问题。

黄益

2020年6月3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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