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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其言 观其行 大清王朝也大修长城

长城论文 成 大林 761次浏览 0个评论 扫描二维码

20091129古北口卧虎山02

(古北口卧虎山,杨理先生摄)

此为  中国-张北·长城论坛 发言参考资料和提要

题目:大清王朝与边墙

1978年秋,我开始了长城专题采访,采访第一站就是著名的山海关。我向山海关文物管理所所长郭述祖先生请教中国历史上有多少朝代修筑过长城。郭所长告诉我长城始修于春秋战国,止于明朝。郭所长破例将文物管理所珍藏的乾隆《临渝县志》借给我。夜读时,在卷六·边防一节中我发现有这样一段记载:“康熙七年,永平道佥事钱世清、管关通判陈天植、山海路都司孙枝茂、游击陈名远、山海卫守备陈廷漠重修边墙,计工一千八百二十六庹。”一庹约为今5尺,重修长城合今约2800多米。

第二天我指着这一段文字问郭所长,清代不也修了长城吗?郭所长答曰“这是重修,不是新筑”,而且还引用康熙皇帝在康熙21年(公元1682年)东巡时写的一首题为《蒙恬所筑长城》的诗,诗曰“万里经营到海涯,纷纷调发逐浮夸,当时用尽生民力,天下何曽属尔家。”嘲笑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也没有保住江山。郭所长还举康熙、乾隆修避暑山庄建外八庙,实行“怀柔”政策来证明清朝是不修长城的。他还说,当时人们称“一座喇嘛庙,胜敌十万兵”。

但是,不管郭所长怎么说,我也认为山海关长城已不是明朝的原貌,重修长城算不算修长城?秦、南北朝及明朝长城的许多段落不都是在早期长城的基础上重修的吗?清朝到底修没修过长城,清王朝特别是康熙皇帝,当真为长城修筑史划了一个大句号吗?在我心中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从此,我开始关注清朝是否修过长城的问题。研究清史的专家、学者很多,有很大的成就,但研究清朝“边墙”的还没有,没有现成的成果可以学习、参考。一切从头做起,开始注意收集有关清朝与长城关系的资料。至今已有30多年,最近把收集的资料梳理一下,已经可以看出一些眉目,为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这当中许多资料背景复杂,叙来也难得有头绪可循,不是一两个小时可以说清楚的。我只好将收集的资料选了一部分按编年体提供给大家,希望能引起社会的关注,也许对大家的研究有一些帮助,如果能达到这个目的,我也就很满足了,没有白辛苦。每一次修“边墙”的背后,必定有其背景,有故事情节。在这个短文中,不可能一一交代,只在每节首做一个提示,如要详细了解可去查阅原文。

努尔哈赤

早在清朝开国鼻祖努尔哈赤及皇太极就开始修边关和边墙。据《清实录·太祖实录·卷之二》记载:乙卯年,(公元1615年,万历43年),女贞族叶赫部在明朝的支持下,竟然将努尔哈赤已聘之女,改嫁给喀尔喀蒙古的台吉。(后来努尔哈赤发布的“七大恨”中的“老女”即指此事。)为此,诸王臣“反复谏之,必欲兴兵”劝其对明兴兵。努尔哈赤怕叶赫部和蒙古各部从背后攻击他,拒绝了诸王的劝谏,曰:“及是时先治其国,固疆圉,修边关,务农事,裕积贮”遂不动兵。《清实录·太祖实录》卷之二。

当时,条件还不成熟,努尔哈赤还没有打进长城,问鼎中原的野心。能雄踞东北,裂土为王,他也就满足了。天命六年(明熹宗天启元年,l621年)三月,辽阳落入努尔哈赤之手。辽河东岸七十个城堡,都降了金。明庭任命孙承宗为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主持辽东防金。在他主持下山海关东二百里处增筑了宁远城(原为宁远卫的卫所城)成为山海关外的一个重镇。此时,金国势力占据了辽河以东的大片土地,并自耀州(今辽宁营口市〔大石桥镇北岳州村〕经北沿辽河岸筑边城、设堡、台,防御明和蒙古。这种对峙相继四年之久。至今营口辽河(太子河)南岸还有些村名叫“二道边”、“老墙头”、“北边墙子”、“后墙缝”、“高墙子”,不知是否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修边关和边墙有关,待考。

1626年(明天启五年、金天命十一年)8月11日努尔哈赤病死,68岁。

皇太极

皇太极登基后於天聪元年正月丙子(公元1627年2月23日)

天聪八年(1634年)正月十六日,众汉官赴户部衙门,向主管贝勒德格类诉苦,说他们负担的差徭繁重,太宗马上派龙什、希福调查差役重科的情况。经查,证明这些汉官所述与事实不符。于是,萨哈廉奉命召集这些汉官,传达了太宗长篇谕旨。其中曰:“就说满洲人苦于汉人,每牛录出妇女三口,又是耀州烧盐、畋(ㄊㄧㄢˊ)猎、取肉供应朝鲜使臣、驿马、修筑边境四城、巡视边墙” 《皇朝文獻通考》卷二十一

 

“太宗即位之初,嘗諭羣臣云:城郭邊墻事闗守禦,勞民力役事非得已。今修葺已竣,嗣後不復興築。用卹民力,専勤南畝,以重本務。”《皇朝文獻通考》卷二十一

 

天命十一年(1626年),九月,丙子,“諭曰:「工築之興,有妨農務,前因城郭邊牆,事關守禦,勞民力役,深用憫念。後頹壞者止令補葺,俾民專勤南畝,以重本業。」”;《新清史》太宗本紀·本紀二 太宗一·即位

 

顺治二年、春正月,才“罷修邊民壯八千餘人。”《新清史·世祖本紀》至此,山海关外的边墙修筑才停止。

这些资料可证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确实修过边墙。至于修筑的规模和位置,还待考证、调查。

不过还要说明的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修筑的边墙决不是柳条边。柳条边始修於顺治五年,此时还没有修筑。

顺治朝

崇德八年八月(1643年),皇太极故,未满6岁的爱新觉罗·福临在沈阳正式即位。是清王朝的第三位君主,也是清王朝入关以后的第一个皇帝,第二年(1644年)改元顺治。顺治即位后,叔父多尔衮辅政,亲政以前,政令均出自多尔衮。顺治元年(1644),多尔衮率兵入关,相继夺取河北、山东、山西数省。順治元年九月,顺治入山海关。

清军入关占领燕京以后,政治和军事形势十分严峻。清统治者在以武力征服关内各族的过程中,从顺治元年(1644年)至康熙三年(1664年)的20年间,以征服者姿态推行了极其残酷的民族高压政策,先后颁布了圈地令,剃发令,投充法,逃人法(清朝为严禁八旗奴仆逃亡和其它八旗人员逃旗而颁布的法令),禁关令(禁止汉人出山海关)。特别是剃发令、圈地令给广大的汉族人民带来了极大的苦痛,伤害了汉族人民的民族感情。清军所到之处,对当地进行大规模屠杀,这种民族高压政策,激起了汉族,也包括其他少数民族各阶层人士的强烈反抗,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参加这场斗争人数之多,地区之广,来势之猛,声威之大,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多尔衮试图在短时间内征服中原的梦想彻底破灭。顺治年间,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加太子太保的魏裔介在奏疏中说:“尔时天下嚣然,丧其乐生之心,盗贼蜂起,几成燎原之势”《魏文毅公奏议》卷一。如:顺治元年四月,河北三河县农民首先点燃了抗清火炬。此后,抗清烈火迅速燃遍了京畿腹地、黄河两岸、大江南北、西北西南等广大地区。

顺治二年(1645年)二月,朔州蒋家峪等村皇天清净善友会,不堪忍受宣化利民堡参将王守志“借端酷诈”,“纵兵抢夺”,便组织宣化、朔州一带群众奋起反清,其声势之大“但见满山遍野俱是贼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宣大巡按张鸣骏残题本。

顺治五年(1648年)四月,原明朝回族将领米喇印、丁国栋在甘州发动反清起义,诱杀甘州巡抚张文衡等清朝地方官员10余人,拥出明朝延长王朱识镑作为反清复明的旗帜。起义军东进后发展迅猛,并连克凉州(今武威)、兰州、河州(今临夏)等地,“关辅大震”。

1648年(顺治五年)十一月,永历南明几乎光复江南,蒙古喀尔喀部二楚虎尔犯边。十二月初三日镇守大同已降清的故明大同总兵姜瓖自称大将军,据大同叛清。大同左卫(今左云)、浑源、太原、汾州(今汾阳)、泽州(今晋城)等地农民军竞起响应,清朝许多地方官吏望风归降,全晋震动,形势的风云突变对满洲贵族的统治中心威胁极大。姜镶反清之战前后10余个月,以失败告终。《清实录·顺治卷》

顺治五、六年间,东起五台山,西至嘉峪关北方高原大都曾被自清朝营垒中“反正”出来的力量所占领。当时“反正”的传闻遍及朝野,清朝的统治再次受到严重挑战。

进关以后,朝内对于能否在中原站住脚,还有疑虑。据《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八载,顺冶元年八月朝鲜国王李倧与从清朝回去的使臣一段对话曰:“又问:‘八王(即阿济格)则不欲留北京云然耶?’对曰:‘八王言于九王(当时朝鲜人称多尔衮为“九王”)曰:初得辽东,不行杀戮,故清有多为辽民所杀。今宜乘此兵威,大肆杀戮,留置诸王以镇燕都,而大兵则或还守沈阳,或退保山海,可无后患’九王以为先王曾言,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况今人心未定,不可弃而东还。两王论议不合,因有嫌隙云。”就反映了清朝内部的这种情绪。满清把关外作他的退步,顺冶五年开始修筑柳条边以固后方。

顺治九年(1652年),李定国统领的西南瑶、亩、僮、彝各族人民组成的军队向清军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攻。他东出广西,下桂林,除掉了叛明降清并为清军充当急先锋的定南王孔有德,反攻湖南,衡阳一战,击毙了清敬谨亲王尼堪,收复了两广失地,取得了著名的“两蹶名王,天下震动”的大捷。农民军另一将领刘文秀出兵四川,大败平西王吴三桂,克复了川南各州县。

亲王受首,清庭沮丧,朝鲜使臣认为清朝“危亡之兆已见”建议李朝政府预防清朝退回关外后再次威胁朝鲜的安全。《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九册。

 

面临这种严峻形势,驻防京畿之八旗兵,在宣大至山海关沿明边墙开始布防。

顺治初先后设立顺义、昌平、三河、良乡、宝坻、固安、采育、东安、玉田等处之守尉。设张家口、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各守御。命外藩蒙古各部俱于边口贸易。喀尔喀部来市马者,令驻口外,申报户部,听候谕旨。《清史编年·顺治朝》

 

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设卫仍旧,撤关(山海关)。康熙《山海关志》·卷二

 

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复设关。(山海关)康熙《山海关志》卷二

 

顺治四年十二月。庚寅“户部兵部奏、差理事官科奎、钟固、自张家口起、西至黄河止,察得张家口关门迤西、黄河迤东,共一千四十五里。其间险峻处、约六七里一台。平坦处、约四里一台。共应留台二百四十四座,每台设军丁三名共军丁七百三十二名。其余台一千三十二座、应不用。故明时得胜堡一口、系察哈尔国讨赏出入之路,河保营系鄂尔多斯部落茶盐交易之处,以上二口、俱已堵塞。又差理事官满都户等、自张家口起、东至山海关止、察得张家口迤东、山海关迤西、共二千四百四里其间险峻处,约六七里一台。平坦处,约四里一台,共应留台四百一十七座。每台设军丁三名。共军丁一千二百五十一名。其余台二千四百五十座,应不用。洪山口、龙井关口、西常峪正关口、潘家口冷口俱系捕鱼网户、耕种往来之路。密云迤后石塘岭正关口系民间运木之路。昔户部于此按板抽税。以上应留关口共六处。外如常峪口、独石口、龙门所口、墙子岭口、黄崖口、罗文峪、董家口、刘家口、桃林口、界岭口、一片石口、以上十一关口、俱已堵塞。墩台兵丁、应照城守例、月给米一斛,银一两。得上旨,河保营既为鄂尔多斯部落交易盐茶之地,与董家口、俱准开。余如议。”《清实录·世祖实录》卷三十五

 

姜瓖之乱以后,形势十分紧张,大臣陈协给皇上写了《大同邊備疏》,疏中曰:“夫天下事防於已然。不如防於未然。則雖有修葺遷運之勞。形勢屹然。邊民知警。若待已然。則煩費又當何如。臣愚以為沿邊設險。莫如大同。”、“以邊務重大。不宜輕忽故也。其他屬在宣雲。如口北等處。皆當嚴加修備。以待不虞。”賀長齡《皇朝經世文編》卷八十· 兵政十一·塞防上·大同邊備疏 陳協

 

(順治)十五年又題準修完邉牆五十丈至百丈者紀錄一次。《欽定大淸會典則例》卷一百二十七·工部營繕淸吏司·城垣

康熙朝

顺治皇帝不长寿,亲政也只有10年,1661年就死了,只活了二十四岁。他的八岁第三子玄烨立,改元康熙,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十四岁才亲政(康熙六年,1667年)。

 

康熙元年題準:捐修城垣務照舊式,堅築取結,報部。如不合舊式並三年内塌壞者,管工官役,該督撫指名叅處○;《欽定大淸會典則例》卷一百二十七·工部營繕淸吏司·城垣

 

康熙三年:定凡捐修城垣、譙樓、雉堞、房屋等項,督撫親身察驗保題,若三年内損壞者,監工員及該督撫,皆降級賠修○《欽定大淸會典則例》卷一百二十七·工部營繕淸吏司·城垣

 

康熙四年,山海关东罗城,在东关外,国朝康熙四年移关时通判陈天植、都司孙枝茂、守备王御春同修完固,塞南北二门,即以东门作关门。康熙《山海关志》卷三;

 

康熙五年,山海关钟鼓楼,国朝康熙五年,管关通判陈天植重修。康熙《山海关志》卷三;

 

康熙元年(1662年),吴、尚、耿便成为各据一方的藩王势力,世称三藩。康熙帝得知吴三桂企图谋结青海多尔济为援时,预做准备,命张勇屯甘州防御,在康熙六年“臣節准二鎮臣咨稱前由再四籌畫,唯有照明季舊址脩築邊牆,審度形勢大小,酌量安兵,勤加守望之為得策也。然脩築可可口迤西至白石崖後所口等處,及重整扁都口至嘉峪關各隘,中間壘砌墻閘,需用磚石、鐵柱以及匠作、夫役、工料等項,約估銀三萬餘兩。業經臣行令鎮道地方文武各官會議脩築去後,但查邊隘地寒早凍,必須來年五六月間,天氣和煖層氷消解,方可興工。俟到彼時,提鎮隨帶官兵道臣,督率夫匠分頭脩築,懸垜固守,整立烽燉”《張襄壯奏疏》卷二 甘肅提督靖逆侯張勇撰。

这段长城的重修和整治,既割断了多尔济与吴三桂的联系,又使青海和硕特各部回归故地,维持了青海地区的安定。吴三桂煽动蒙古叛乱,威胁北京的阴谋彻底破产。

 

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诏发帑金修边城。”光绪《永平府志》;

 

康熙七年,永平道佥事钱世清、管关通判陈天植、山海路都司孙枝茂、游击陈名远、山海卫守备陈廷漠重修边墙,计工一千八百二十六庹。乾隆《临渝县志》卷六

 

康熙七年,“关城为向化首区,且其地东通奉天,西连畿辅,屹然称中腹重镇,因设章京四大人,为城守计用讥查。向来越边者出入靡禁,当事者患之,遂谋修葺边墙。今上龙飞改元之七年,诏下大司农议:发内府金钱二万五千有奇,修筑坍垣。”乾隆《临榆县志》卷十三《重修澄海楼记》陈天植

 

康熙九年,山海关老龙头澄海楼,国朝康熙九年,通判陈天植、游击陈名远、守备陈廷谟见在募修。康熙八年《山海关志》卷三;

 

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诏修独石口边垣,……至十二年(1673年)始竣工。《畿辅通志》

 

康熙十二年,起直隶口北道参议。时宣镇未设府县,但置同知分防。元珙和调将士,严斥堠、增亭障,葺城郭,修学舍,边境晏然。清史稿·卷二百六十六·列传五十三·徐元珙》九九四八

 

早在皇太极时,对清威胁最大的是当时漠南蒙古察哈尔部,其君主叫林丹汗。其时,蒙古察哈尔部实力雄厚,其势力范围东起辽东,西至洮河,号称四十万蒙古,自称:“南朝止一大明皇帝,北边止我一人!”、“大元大可汗”、“全蒙古大汗”号令漠南蒙古。皇太极两次亲征,大破察哈尔部,1634年(明崇祯七年,后金天聪八年),林丹汗走死西逃路上。清政府将察哈尔部众迁徙到今河北的张家口、宣化、山西大同边外安置。康熙十四年(1675年),漠南蒙古林丹汗之孙布尔尼亲王及罗卜藏、阿杂里喇嘛、僧额浑津喇嘛、喀尔喀公垂扎布、都统晋津、副都统布达里乘三藩之乱举兵反清,率领数千人的队伍(其中也有奈曼旗郡王札木禅的队伍),直奔张家口,准备与调驻宣府的察哈尔左翼四旗的散秩大臣禅尔济、一等侍卫阿达、参领舒什兰会师。但是,这三人不敢与满清朝廷对抗。而察哈尔左翼四旗官兵,不顾散秩大臣禅尔济的阻拦,在宣府哗变,毁长城边墙去投布尔尼亲王的队伍。农历3月27日,布尔尼亲王的起义队伍到达张家口以北的鄂西奚,夺取御马厂和清朝大臣马厂的马群挺进张家口。”布尔尼之变”不到两个月就以失败告终。

“奉调宣府左翼四旗察哈尔镇大同、众哗、毁边墙私遁。”,“闻向日所调左翼察哈尔驻扎宣府者、今毁边墙私遁、恣为寇抄、直趋独石口。”《圣祖实录》卷之五十四

 

康熙十四年十二月己卯。谕四子部落多罗达尔汉卓礼克图郡王沙克都尔曰、镇守宣府察哈尔兵反叛、尔即欲领兵征剿、遣使来奏。可嘉。《圣祖实录》卷五十九

 

布尔尼兵败身亡,余众被迁至宣化、大同边外,编为察哈尔八旗,驻牧于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东南部及锡林郭勒盟南部,为内属蒙古。

 

康熙十四年(1675年),设山海关总管、防御;随后又设张家口总管、守御;沧州、冷口、罗文峪各守御。《清代全史》第二卷

 

(康熙)十五年,題準城池不豫先修理以致傾圯者,罰俸六月○《欽定大淸會典則例》卷一百二十七·工部營繕淸吏司·城垣

 

康熙十七年,閏三月 庚申,噶爾丹興兵攻西海,飭備邊防。《新清史·聖祖本紀》本紀七·聖祖二 台湾國史館清史組

 

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工部差官查估边工。时以边垣坍毁者多,且越边盗马者屡经告发故也。”;《畿辅通志》·卷70

 

康熙二十二年十 一 月,癸巳,帝巡幸邊界。《新清史》·聖祖本紀·本紀七·聖祖二

 

康熙二十九年,十月,癸亥,發兵戍宣府、大同沿邊諸路。《新清史》·聖祖本紀·本紀七·聖祖二 台湾國史館清史組

 

康熙三十年。五月。丙午。工部等衙门议覆、古北口总兵官蔡元疏言、古北口一带边墙倾塌甚多请行修筑应如所请,上谕大学士等曰、蔡元所奏未谙事宜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蔡元见未及此。其言甚属无益。谕九卿知之。《聖祖仁皇帝聖訓》卷七

 

康熙三十年八月乙未,上廵幸塞外,駐蹕烏喇岱。諭扈從諸臣曰:昔秦興土石之工,修築長城。我朝施恩於喀爾喀,使之防備朔方,較長城更為堅固也。《聖祖仁皇帝聖訓》卷七

似乎清王朝特别是康熙皇帝,当真为长城修筑史划了一个大句号。

 

但是,在康熙三十三年。甲戌。春。正月。四川陕西总督上疏请求修陕西三边长城,九卿似乎忘了皇帝三年前的圣训,九卿议覆:“四川陕西总督佛伦疏言、臣奉上旨查阅三边、查陕西自肃镇嘉峪关北边、以至宁夏贺兰山起处、俱系土筑边墙。自贺兰山之胜金关起、至贺兰山尽之平罗营原无边墙、以山为界。自平罗营以至延绥汛地之黄甫川、亦系土筑边墙。至于甘肃、凉、庄、一带南山、原无边墙、俱系铲山掘壕为陡岸作界。其间陡岸壕堑、甚多残缺。又肃、甘、凉等处南山、及宁夏之贺兰山隘口、原有石垒木榨堵塞、年久倒废、人可越度。又西宁镇汛之西石硖、镇海、西川一带、原有边墙。其南山直抵河州、北山直抵庄浪、原无边墙、皆系铲山为界亦有年久頺倒、可以越度者、或平坦无迹者。三边墙垣、历年久远坍坏已多。若不亟为修理、必致倒废。但三边延长辽远、不能刻期修理、勒限完工、请于每年渐次修补。今提镇及专城之副将参将游击等、量给步战守兵工食、督其修理各隘口、应堵石垒木榨之处、亦令提镇等酌量堵塞。其倒坏边墙。沙淤壕堑。应今兵丁修挖。俱应如所请。从之  ” 《康熙朝实录》

 

同年,(康熙三十三年)应总督佛伦题请,丈量应修(甘肃西宁县永安堡)边墙一万二百八十四丈《甘肃通志》卷十

 

为了使修边墙制度化,还修改了法律,并得到了皇帝的批准。

康熙三十三年,定修理邊牆捐納贖罪例。先是,部定西安等處捐納事例,有流犯納銀贖罪給照還籍之條,至是川陜督臣佛倫奏修理秦省三邊牆垣,請照西安納贖辦公例,凡各省已遣流犯除死罪減等之犯外,其已流三千里者,納銀五百四十兩:流二千五百里者,納銀四百五十兩;流二千里者,納銀三百六十兩,給照還籍。其已遣徒罪五年者,納銀五十兩;五年以下,按年逓減銀數。免其配驛。部議應如所請,從之。至三十九年十一月,部議停止定,因賍審擬,流徒賍銀全完,方准捐贖之例。《皇朝文獻通考》卷二百九

 

(康熙)三十三年,覆準提鎮及專城副將、叅游,每年量捐工食給與歩戰守兵修理邉牆至二百丈者,紀綠一次,八百丈者加一級,多者照數遞加,各將弁量捐銀數,修理丈尺,每年造册,具報兵部察覈,具題照例議敘○《欽定大淸會典則例》卷一百二十七·工部營繕淸吏司·城垣

修理边墙成为沿边官员的法定任务,修理的数量,直接影响到他们升迁,应大大调动了他们修理边墙的积极性。

康熙皇帝还亲自检查边塞守卫和修葺的情况。康熙三十三年,七月,庚寅,帝巡幸邊塞。《新清史》聖祖本紀·本紀七·聖祖二   台湾國史館清史組

 

在康熙二十七年——三十五年间,潘育龙镇守甘肃肃州,“捐俸修築邊牆,自野麻灣至下古城,袤延一百七十里。商旅安行,番夷歛跡。優恤軍士,捐貲修復嘉峪闗七層城樓。内安外攘,夷人畏服。《甘肅通志》卷三十

雍正朝

清世宗雍正名爱新觉罗·胤祯(公元1678年12月13日-1735年9月28日),康熙第四子,为清代入关第3帝,1722年康熙病死后继位,45岁继承帝位。在位13年。

雍正元年,青海和硕特部蒙古贵族罗卜藏丹津罗卜藏丹津胁迫青海蒙古各部,发动武装割据叛乱。雍正二年(1724年)三月,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奋威将军岳钟琪兵分三路,进讨叛军。年羹尧先率兵至西宁,受命后,分兵甘肃永昌、布隆吉尔,防叛军内犯。南守巴堰、里塘、黄胜关,扼其入藏之路。又请敕富宁安等屯吐鲁番、噶斯口、截其通准噶尔之路。大破之,罗卜藏丹津易妇人服率少数残骑兵北逃投准噶尔部,平息了叛乱。“尔后总理事务王大臣等据年羹尧奏,定青海善后事宜:青海各部头目分别赏功罚罪。各部游牧地划分地界,按扎萨克制……贡期自明年始,分三班进京请安进贡,三年一次,九年一周。四季贸易应在指定地点,擅进边墙者惩治。”《清史编年》卷四引《清世宗实录》卷二十、《皇朝藩部要略》卷一一。年羹尧以筑边墙切断青海蒙古各部与准噶尔蒙古的联络和保护军事通道——河西走廊

 

雍正元年七月初九日从年羹尧言,于距嘉峪关五百里之布隆吉尔筑城驻兵,因该地北达哈密。西接沙州也。《清史编年》卷四

 

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年羹尧条上青海善后诸事曰:“西宁北川边外筑边墙,建城堡。”《清史稿》列传八十二

 

雍正二年……請於西寧北川邊外上下白塔處,自巴爾托海至扁都口一帶創築邊牆悉建城堡《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卷十四

 

雍正三年,皇上新設天津水師以習海戰。昨歲復令封疆大臣察修邊墻,增邊兵,嚴烽堠,然則險要阨塞所在,守土諸吏可無知乎。《畿輔通志》卷四十·關津

 

雍正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陜西肅州總兵官臣楊長泰……今臣查看所屬地方,凡邊牆傾圯者,即報明督臣,明春開凍後照例補葺。其兵馬營汛,飭令嚴加操防,務期地方寧謐,軍民安堵,以仰副 皇上慎重邊疆之至意。《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卷九十五

 

雍正四年 丙午 公元1726年正月初八日辛丑(2月9日)时将有罪官员多人发往宣化镇罚修城堡垒。本日,新任宣化总兵官黄廷桂奏报:因监工游击史兰褐与前任总兵许国桂家从钱四及工头人等任意侵肥中饱,工程或偸工减料,甚不坚固;或拖延工期,任意怠玩,本年三月,黄廷桂又奏:前任总兵官许国桂侵冒工程银一万五千余两。本年五月、七月、八月,又连续奏报:各处工程用银计十余万两,有今秋可以完工者,有俟该员原籍家产变买后方可告竣者,有本人力竭由他人接替者。《清史编年》卷四,引《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五辑、第六辑

 

雍正五年为了加强对蒙、汉、苗等民族的控制,严禁汉满、汉苗、汉蒙通婚和汉人进入苗、蒙、甚至台湾高山族聚居区。

雍正五年二月二十三日(3月15日)“时直隶、山西等省人民出长城外种地者颇多,雍正帝以为如不互相对阅查明,则将来俱为蒙古矣。本日,命古北口、张家口、归化城三处新设同知按所管地方,将寄居民人与种地民人查明姓名、籍贯、造册咨查其本籍。命各该省县将出口种地民人记档,以备查对。嗣后再有出口种地之民俱一面安插,一面移咨本籍查无过犯逃遁等情,准其居住耕种,年终造册报部。”《清史编年》卷四

 

雍正五年二月二十七日(3月19日)雍正帝谕:“驻防兵丁均系旗人,竟有与汉人做亲者,尔到去,此事须当严禁。”《清史编年》卷四,引《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九)

 

雍正五年闰三月十五日辛未(5月5日)“本日,准福敏奏湖广苖民事宜:严禁汉苖互为婚姻。严禁汉民与苖民借债鬻产。严禁汉民勾引苖民,掘人塚墓,掠人牛畜,为己报仇泄愤。严禁苖民私藏兵器。贩卖火药。苖民越界抢掠,责令邻省文武官弁协力缉捕。”《清史编年》卷四

 

雍正七年六月……奏為請招無管生苗以安三省邊境事,竊照貴州銅仁一府地處黔省極邊,逼近紅苗夷界,向因路逺苗强不能管轄,僅於近府之烏羅等司地方薄築土牆以分内外,繼而楚苗通同作祟,雖經用兵剿撫,設官防範,而日久廢弛,兇頑如故,流官不敢輕出邊牆,苗人轉復侵擾内境。《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卷一百二十五之十一

 

雍正七年 已酉 二月十一日丙戍(3月10日)雍正帝往遵化谒陵途中,命修补蓟州頺坏城垣。谕:嗣后州县官升转离任,将城垣有无頺坏与接任官交代,若交代不明,即著前任官修补,凡有新修城垣,皆照此例行。《清史编年》卷四

 

(雍正)七年,定外省新修城垣,地方官遇有升轉離任,將有無坍塌之處交代與接任官,交代不明致有坍壞,仍著前任官修補。《欽定大淸會典則例》卷一百二十七·工部營繕淸吏司·城垣

 

雍正七年六月……奏為請招無管生苗以安三省邊境事,竊照貴州銅仁一府地處黔省極邊,逼近紅苗夷界,向因路逺苗强不能管轄,僅於近府之烏羅等司地方薄築土牆以分内外,繼而楚苗通同作祟,雖經用兵剿撫,設官防範,而日久廢弛,兇頑如故,流官不敢輕出邊牆,苗人轉復侵擾内境。《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卷一百二十五之十一

 

雍正)八年覆準,晉省坍塌邉牆,該地方文武各官不時修築,果能堅固如式,百丈以上者,該撫提勘確,年終題請議敘,準予紀錄一次,多者以次計算,不及百丈者,該撫提酌量奬勵。倘揑報修築,照妄冒軍功例治罪○《欽定大淸會典則例》卷一百二十七·工部營繕淸吏司·城垣

 

雍正九年·秋九月上諭大學士等曰:沿邊一帶地方最紧要,向來額設之兵太少,古北口、宣化、大同三處應召募兵丁,添入防汛,以實營伍。獨石口以東至山海闗,皆屬内地,各處營汛仍照舊規。其獨石口以西至殺虎口一帶,中間紧要隘口。必須查勘明白,以定添兵多寡之數。至於邊墻年久倒塌,而地當紧要者,亦應酌量修築,以肅邊境。《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卷二十六·雍正九年·秋九月

 

臣又與提臣商酌,邉墻最闗緊要。雖因需費浩繁不能一勞永逸,是以奉旨無庸修理。……今臣於雍正十年三月,内檄行沿邉官弁陸續修理去,後於五月内據該將等禀稱,近邉百姓俱各欣躍,急公於耕種之暇即来修邉,俱巳修築齊全。臣随親往查看,新舊畫一。……但修理邉墻,盤查匪類、逃盜,若不令附近副参管轄,則及時修邉垣,急切拏匪類,必至呼應不靈。《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卷一百六十一

 

雍正十年范時捷……雍正十年六月奏修西寧鎮邊牆《欽定八旗通志》卷一百九十二·人物志七十二·范時捷

乾隆朝

1735年(雍正十三年)雍正去世,弘历即位,改年号乾隆。爱新觉罗·弘历,是雍正帝第四子,乾隆在位六十年,退位后又当了三年太上皇,无疾而终,终年89岁。他60年的统治,是清朝由盛转衰的过渡。

乾隆四年四月工部议复:直隶总督孙嘉淦疏称,直隶东西南北四大道墩台,营房俱应兴修、改建砖瓦。其州县所设墩台不係来京驿路,不必悉行更改……总期,结实、壮观、经久。乾隆《宣化府志》

 

乾隆三年,戊午。二月。命修筑山海关边墙城垣。《高宗实录》卷六十二;

 

乾隆三年,永平知府梁锡藩增修山海关东门建楼。乾隆《临榆县志》卷三

 

乾隆六年。辛酉。六月。工部议覆直隶总督孙嘉淦奏称:直隶关口要隘边墙旧迹颇多倾圯。京东一带边墙之外,皆系崇山峻岭,山口多有封闭。惟山海关为蓟辽锁钥;喜峰口当八沟通衢;古北口乃潮河要路;实属冲要之地。京西一带边墙之外,多系平原旷野,四通八达,边口皆宜慎防;而张家口独石口尤为极冲之所,二口之路皆归并于居庸,故居庸一关乃中外之咽喉,岔道城当居庸之北口,昌平城当居庸之南口,此数处工程皆当先行修理,应如所请,查勘兴工。从之。《乾隆朝实录》

 

乾隆八年,知县张楷重修山海关钟鼓楼。《临榆县志》卷三;

 

乾隆十年。乙丑。正月军机大臣议覆、甘肃巡抚黄廷桂奏、请修葺通省城堡边墙一摺。查城垣为地方保障。应如所请。仿照豫省之例。凡工程在一千两以内者。令各州县动支额设公费银。分限五年修竣。在一千两以外者。无论新坍旧坍,俱确估造册,取结存案,俟水旱不齐之年,以工代赈。自一万两至十万有余者,难一时并举,应酌地形缓急,次第兴修。至边墙大堡,亦应一体修葺。但各项工程。必须遣大员确勘。方可核计无浮。得旨、著派户部侍郎三和驰驿去。巡抚黄廷桂、亦著前赴应行查勘处所等候,会同查勘估计具奏。余依议。《高宗实录》卷二三二

 

乾隆十年。乙丑。三月。工部议覆、川陕总督公庆复等奏称。……驰勘甘肃一带城堡边墙。应令就近会同该省督抚。详查确勘。分别缓急具奏。……此议覆内。庆复等奏称一千两以内之工程。令州县合力捐修。督抚司道等共勷其事等语。部议准行、朕思大小各官。所领养廉。原以资其用度。未必有余。可以帮修工作。倘名为帮助。而实派之百姓。其弊更大。转不若名正言顺。以民力襄事之为公也。此议不准行。……朕再四思维。凡有修建重大工程。小民力不能办者。国家自不惜帑金、为之经理。至于些小城工。补葺培护。使之不至残缺倾圯。则小民农隙之所能为。而有司之所当善为董率者也。余依议。《高宗实录》卷237

 

乾隆十年,(公元1746年)应琚率同知张渡于残缺处复捐俸葺理,虽垣堑时有损益,而规模仍旧。《西宁府新志》塞垣

 

(乾隆)十三年……又議準,陜省邉牆在河套内者二千里,在河西者三千里,套内之地,沙浮無土而輕颺,牆當浮沙之上,坍塌者多。河西之沙兼土而實,坍塌者少。套内舊建十有二堡,見在居人。八百十有九砦,七十八小墩,十有五大墩,尚有堅完可觀者。其牆雖傅浮沙,亦可爲中外之限。一切甎石自不應聽其倒塌,爲閒人取去。若河西之牆,則尤不可使之漸壞。令陜西督撫,將見在邉牆,飭令該管官弁加意保护,其有坍塌甎石收貯備用,毋許聽人竊取。如漫不經心,即將該管官弁照例指叅,凡有邉牆各省均照此例辦理。《欽定大淸會典則例》卷一百二十七·工部營繕淸吏司·城垣

 

乾隆十八年,临榆县知县钟和梅,再次增修山海关东门建楼。乾隆《临榆县志》卷三;

乾隆十九年,知县钟和梅,重修山海关钟鼓楼;《临榆县志》卷三

“嘉庆二十年,海疆戒严,疏请旅顺口为水路冲衢,当顾要筹备。英船入奉天洋面,先后游弋山海关、秦皇岛等处,锦州、山海关皆设防。”《清史稿》.卷三百七十.列传一百五十七.宗至·耆英。此时的长城重镇山海关、锦州开始担负起“保国”的重任。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八月。山西巡抚明德奏、准兵部咨军机大臣议覆达松阿等奏、将山西省边墙坍塌之处。令地方官兵、以土石筑砌等因。查晋省边墙,向日原系边民、边军、营兵、合力修筑。但未经奏明办理。且无大员督查,不免日久废弛。应请嗣后令文武各官,照旧例督率修筑。并交与大同镇臣暨雁平道每年秋后、会查一次。臣于巡查营伍之时,亲往查验。如不修整,将该管官弁参处。报闻。《高宗实录》卷五一九

康熙三年、康熙三十三年、雍正八年、乾隆二十一年……,都重申了修边墙的奖惩制度和质保期、资金来源,并作为升迁的依据。这种奖惩制度实行到如何程度,没有专项的记载。从散记於各种方志及传记记录中,可以发现明长城沿线的官吏确实修了不少长城(边墙)。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二月甘肃巡抚明德奏、巴里坤等处遣犯。遇有脱逃。地方官自应上紧查拏。无如甘省幅员辽阔。稽查稍疎。即难免其透漏。惟嘉峪关为内外往来咽喉。盘诘最易。但两旁土筑边墙。年久残缺。请动项粘补完固。撙节办理。嗣后再有逃犯。审系由关度越者。将嘉峪关游击。严加议处。得旨、所见甚是。如所议行《高宗实录》卷之六百三十一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七月又谕、去年潮河暴涨。冲及古北口边墙。致有倾颓。因特发帑金。……重加修筑。以复旧观。……本年七月初雨后。河涨复盛。新修之墙。仍然摧塌。兹跸路经临。亲行阅视。见城垣圯处。适当来水之冲。荡击在所不免。原不当与水争地。况自古建立边墙。本为守险控远而设。……所有经水冲损之墙。竟无庸复行补筑。止须就其形势。于外层稍加甃葺。因啮址量置炮台。俾存规制而示观瞻《高宗实录》卷八八八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秋。七月。丙戌。谕军机大臣等、据德成等奏、查勘嘉峪关一带边墙情形。……至嘉峪关、为外藩朝贺必经之地。该侍郎等因旧有城楼等项。规模狭小。年久未免(曹少)糟朽闪裂。请另行修筑。估需工价。不过五万余两。为数无多。著即如所请办理。以昭整肃而壮观瞻。将此谕令知之。《高宗实录》卷一三0八

 

纵观历史,中国的“边患”几乎无例外地起自“三北(西北、华北、东北)”,历史证明,“三北”安,国家亦安;“三北”乱,则国无宁日。在满族建立清王朝统一中国后,“三北”能否安宁?蒙古人能否长久地同清朝保持一致?是关乎清朝的统治能否巩固,能否长久的大事,清朝丝毫不敢忽视“三北”,时刻关注,加强防范。自努尔哈赤起至乾隆未已基本完成“三北”地区利用、修缮明代旧边墙和新边墙的修筑。

 

所谓的“康乾盛世”,指的是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文治武功。所谓“文治”,就是经历了明末清初的战乱和王朝更迭后,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所谓“武功”,是指平定了准噶尔、回疆、西南苗瑶及大小金川战役。经过这些平定反抗、叛乱,巩固清朝统治和统一的战争,蒙古、青海、西藏、新疆尽悉收入中国版图。进行了云南、贵州、广东和川西北的“改土归流”,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这些边鄙地区的统治。清廷与准噶尔部历经近七十年的战争,终于消除了准噶尔部割据势力,统一了天山南北。完成了清朝的一统天下。

 

乾隆在位六十年,太上皇三年(在嘉庆四年正月去世),打了不少次仗,并未次次打胜,而性好虚荣,自夸“十全武功”。(钱穆语)自诩为“十全老人”。并作《御制十全记》,令写满、汉、蒙、藏四种文体,建碑勒文

从以上历史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所谓的“康乾盛世”,“武功”是其核心内容,是一部战争史,验证了毛泽东主席的名言“枪杆子里出政权”。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说一下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

康熙二十年(1681)十月,吴世璠在昆明城服毒自杀,云贵悉平。平定“三藩”叛乱战争至此结束。

同年,康熙二十年(1681年)采取一次重大举措:在蒙古翁牛特、敖汗、喀喇沁几个部落献给皇家的牧场上,修建皇家的禁苑,称“木兰围场”。皇帝亲自统率八旗王公贵族及将士,每年秋季举行一次“狩猎大典”。狩猎活动,实际是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实践训练。也是对蒙古各部炫耀武力和心理震慑。

此时的康熙皇帝十分得意,在康熙二十年(1682年)东巡至山海关写下一首题为《蒙恬所筑长城》的诗,诗曰“万里经营到海涯,纷纷调发逐浮夸,当时用尽生民力,天下何曽属尔家。” 嘲笑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也没有保住江山。

但是,好景不长,康熙二十八年准噶尔部噶尔丹发动叛乱(1688年-1697年),西北遂成为叛乱多发地区。此地区不安定,闹得清朝不得安宁。这引起康熙帝对蒙古问题加倍关注。康熙三十年(1691年),康熙同喀尔喀蒙古三部王公贵族在木兰围场西北五十多公里的多伦诺尔以”赐宴”的形式举行会盟。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选定在京师与木兰围场之间的热河兴建了避暑山庄。避暑山庄原叫热河行宫,是清帝在口外所建的二十个行宫之一,自康熙四十二年始建,五十年宫殿区初步完成以后,就把热河行宫改名避暑山庄。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蒙古诸部王公为庆祝康熙皇帝六十寿辰,请旨营建了溥仁寺和溥善寺(已毁)。此时,康熙年事已高,1722年去世,终年69岁。避暑山庄是其晚年休心养性之所,整合游牧民族的功能并不明显。

1722年雍正帝即位,他在位只有13年,他既没有去过山庄,也停止“秋狩大典”。史料中没有发现雍正皇帝修避暑山庄的纪录。

至乾隆朝时,在原有的基础上,对山庄进行大规模改造和扩建,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主要工程才最后完成,至此,已历时89年。在这个时期避暑山庄笼络游牧民族的功能才充分发挥。乾隆为了利用宗教,并把它转变而为一种政治上的势力,构成团结力量的因素,加强对青藏和蒙古各部的控制。因此,乾隆极力推崇藏传佛教,在避暑山庄隆重接待了三世、四世哲布尊丹巴和六世班禅,巩固了清王朝在西藏和外蒙古的宗教统治。据有的学者统计,乾隆帝一生去山庄达52次。

乾隆之后,清朝已走下坡路,呈衰落之势,国是日非,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变和西方列强的入侵成为大清朝的主要问题。嘉庆、道光、咸丰皇帝,虽然遵循祖制,坚持巡幸山庄、木兰秋狩。山庄仍是蒙、藏等民族上层领袖人物聚会的中心,外国使臣也来到山庄。但山庄盛况已不在,国内各族反起起义风起云涌;清朝皇帝在这里被迫与英、法、俄等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同治以后,皇帝不再来山庄,这里日渐荒废,再也见不到昔日各族首领云集山庄对清后的顶礼朝拜了。

自清朝康熙皇帝对历代修筑长城做出完全否定,特别是康、乾修筑承德避暑山庄以后,对康、乾的“文治”、“武功”和避暑山庄、外八庙的历史功绩,后代史家和文人、政治家赞颂不绝于口,不绝於笔。康熙二十年(1682年)东巡至山海关写的《蒙恬所筑长城》的诗及康熙三十年。对大学士等的“圣训”作为清朝不修长城的铁证,被广为引用;甚至于称“从万里长城到避暑山庄标志着游牧与农耕民族由长期的分裂走向重新统一,是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点”,还有“一座喇嘛庙,胜抵十万兵”之说。

实际的景观是,诗尽管写,“圣训”尽管训,庙尽管造,边墙还在不断地修。嘉峪关、山海关已是旧貌换新颜,更加雄伟、壮丽,“夷人畏服”。从以上文中所罗列的创修、修缮长城的史实,我想读者会为自己的判断。

嘉庆朝

嘉庆皇帝名颙琰,爱新觉罗氏。公元1796年,正月初一日,受乾隆帝内禅,即帝位,年号嘉庆。在位的25年,卒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终年61岁。他是大清历史上带有悲剧色彩的皇帝。即帝位前三年,乾隆以“太上皇帝”名义当家。到了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乾隆去世.才亲政。这时候,他已是四十岁的人了。一上任就面对乾隆末年危机四伏的政局,嘉庆一朝,可说是与变乱相终始,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年年有事。他面对的不再是叛服不定的蒙古族部落,而汉、苖、回各族如火如荼的起义;是成倍增长的人口压力和尖锐的民族矛盾及阶级矛盾,以及统治集团的彻底腐败。清王朝已经像即将倾颓的大厦势难支撑,而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炮舰却正在隆隆地驶近,中国的历史,即将翻开令人痛心疾首的一页。

嘉庆元年(1796年)至九年(1804年),首先从湖北四川陕西三暴发了以白莲教为组织形式,“官逼民反”为号召的大起义。嘉庆四年初,嘉庆亲政,任勒保为经略大臣,统一指挥川、陕、楚、豫、甘五省军队;大力推行乡勇、团练,保甲制度,筑堡寨,坚壁清野,修筑边墙,对起义军进行堵、剿。至嘉庆九年九月,历时9年的白莲教大起义以失败结束。起义先后波及湖北、河南、陕西、四川、甘肃等省一百个以上州县,几百万人。清朝政府军事力量损失惨重,耗费军费二万万两白银。清朝由盛世走向衰落。

嘉庆四年(1799年)清军经略大臣额勒登保在“疏陈军事疏”中曰“……从前湖北教匪多,胁从少;四川教匪少,胁从多。今楚贼尽逼入川,其与川东巫山、大宁接壤者,有界岭可扼,是湖北重在堵而不在剿。川、陕交界,自广平至太平,千余里随处可通,陕攻急则入川,川攻急则入陕,是汉江南北剿堵并重。川东、川北有嘉陵江以限其西南,余皆崇峻岭,居民皆扼险筑寨,团练守御;而川北形势更便於川东,若能驱各路之贼偪川北,必可聚而歼旃;是四川重在剿而不在堵。但使所至堡寨罗布,兵随其后,遇贼迎截夹击,以堵为剿,事半功倍,此则三省所同。臣已行知陕、楚,晓谕修筑,并定尝格,以期兵民同心蹙贼。……” 《清史稿》.卷三百四十四.列传一百三十一.额勒登保

 

据嘉庆六年《白河县志·志序·严一清选亭氏谨序》所记,在嘉庆五年六月间陕西省白河县署白河县事候补通判严一清接到抚宪扎饬“令增修寨堡,并将与川楚交界地方挖壕筑垒等因。”,他“予因与众绅士、乡总、堡总悉心筹议,东至黄龙洞以西至紫木树垭一百五六十里俱与竹山交界,有界岭一道,自白河紫木树垭以北历洵阳水磨河金河脑五条岭至歇马厂直出展园至汉江口,中间一百余里亦有界岭一道。自白河黄龙洞以东历郧县葛藤垭,大坪木瓜沟至汉江之口一百余里亦有界岭一道。以上界岭虽分三道,然一脉相通,山势亦互为联络。计擬於此三百余里之地尽筑边墙一面,依持山险,一面隔断汉江,河山带砺,可以永远固守。

予随劝谕居民兴工修筑,黄龙洞至紫木树垭一带界岭業於前四月兴工,已修分十之七八;其水磨沟以北一带界岭,洵阳居民恐碍禾苗,迟至七八月方行兴筑,约行十之五六;其黄龙洞以东俱係郧县地,予又派白河居民帮助工作,亦约修十之五六。时届隆冬,雪重冰凝,未竟其事。”,在该志中对所修边墙作了详细的描述:“其修筑之法垒石为堵,无石之处始用土筑。俱上为堵堞,下削城身。高或丈余或七八尺不等。其有通大路之处,俱修筑城门,以通出入小路、僻径概行挖断。惟兾筑成之后,当可同心固守,以保无虞。”

 

笔者於2007年和今年(2009)年两次先后对陕西白河县段、湖北竹溪县段边墙进行了实地考察。其地理位置和建筑形制与《白河县志》的记载相同。这段边墙是在1982年首次被陕西的文物工作者发现,新华社发了消息,1982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报导《陕西发现楚长城遗迹》,说楚长城北起旬阳境内的石长城,南至平利境内关垭,长约200多里,并在主要的关隘中“散存南北朝时代青瓷陶片”,结论竟然是发现了“楚长城”。查诸资料,2000年湖北文物工作者又对此进行了调查。最近,据媒体报导说:据专家考证,秦楚古长城绵延460多公里,由北向南经过陕西白河、旬阳、湖北竹山、陕西平利等地。虽然有许多文史工作者发表文章,引用大量的史料和实地调查结果,明确指出这段边墙是清朝所修,非“楚长城”。但当地政府在所立的保护标志中仍称其为“楚长城”,国内外媒体进行的宣传中,当地的地图上,也都称其为“楚长城”。近年,当地政府对湖北省竹溪县与陕西白河县交界处的“关垭”用钢筋水泥进行了复建,据媒体报导(2007年)元月至10月,“迎得海内外12.6万人游览了竹溪县境内的秦楚古长城。”令人啼笑皆非。

就在为镇圧白莲教起义在湖北与陕南交界处修“边墙”时,在湖南和贵州也为镇压苖民起义大筑边墙,现在称为“南疆长城”。

乾隆六十年(1795)贵州松桃厅的石柳邓、永绥厅黄瓜寨人石三保、乾州厅平陇人吴八月起义。起义军击毙同知宋如椿,歼灭总兵明安图、永绥厅副将、同知及所部清军、乡勇1500余人。起义队伍迅速扩大到30余万人,起义军连克湘、川、黔交界的许多州县,吴八月被推为吴王,声势大震。清政府调集云、贵、湘、粤等7省10余万兵力,围攻起义军。起义军余部退入山中继续战斗,直到嘉庆十一年(1806)才被镇压下去,史称此次苖民起义为“乾嘉苖民起义”。

这一带苖民起义的历史由来已久,早在明朝万历43年就为防苖修筑亭子关至镇溪320里“边墙”。天启年间,筑镇溪至保靖喜鹊营边墙60余里。自康熙时期,湖南、贵州就不断爆发苖民起义。康熙五十年(1711年),总督颚海“奉命同提督、巡抚会勘”,计划“依旧址,大筑镇竿边墙。”但由于沿边墙百余寨苗民“先后诣武昌归诚”,“愿编为民,输粮供役”,“边墙之议逐寝。”

 

雍正七年六月……奏為請招無管生苗以安三省邊境事,竊照貴州銅仁一府地處黔省極邊,逼近紅苗夷界,向因路逺苗强不能管轄,僅於近府之烏羅等司地方薄築土牆以分内外,繼而楚苗通同作祟,雖經用兵剿撫,設官防範,而日久廢弛,兇頑如故,流官不敢輕出邊牆,苗人轉復侵擾内境。《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卷一百二十五之十一

 

直至乾嘉“苗变”,”乾嘉苗民起义被镇压后,朝廷重修边墙。嘉庆二年。丁巳。夏。四月。“定苗疆善后事宜。谕内阁、毕沅等奏、苗疆添设营汛官兵、及修城筑堡、酌给新设苗弁饷银各摺。此等善后章程。既经毕沅等分摺具奏、自应。核议施行。”……“。查乾州凤凰厅。旧有边墙一道。自喜鹊营至亭子关。绵亘三百余里。为苗民之限。”……“前此和琳条奏善后事宜。请于厅城紧要隘口。设卡驻兵。并于岩门高村等处。添筑城堡。奏蒙允准在案。今该督等奏、查照奏案。设卡驻兵。已足以树屏障而资捍卫。应如所奏办理。至筑堡所以安兵。现据查明。目下留防官兵安营处所。濠沟壁垒。具有规模。自应将旧有基址。酌量增修。毋庸另行添建。其余应行筑城修堡处所。俱应如所奏查明办理。” 《嘉庆朝实录》卷一四九六

具体承办者为嘉庆元年,授凤凰厅同知傅鼐,他认为对苖民“愈抚愈骄”,於是他“招流亡,团丁壮,於要害防苗出没。苗以死力来攻,且战且修,阅三年而碉堡成。有哨台以守御,炮台以御敌,边墙相接百余里。每警,哨台举铳角,妇女、性畜立归堡,环数十里皆戒严。”《清史稿.》卷三百六十一.列传一百四十八.傅鼐;嘉庆八年(1803年)在黔东南苗区“南起铜仁的夥哨营,经松桃厅的东部,北与永绥的茶洞相接,计修碉卡一百几十座”,完成了“周围千里,内环苗地二千余寨的封锁线”

此时的嘉庆皇帝不仅有内忧,外患也日益严重。为了打开中国的大门,各国列强对中国施行炮舰政策,实行武力进攻,企图占领中国领土,强迫清政府簽定不平等条约。至嘉庆时期中英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列强的军舰游弋中国海疆。

 

“嘉庆二十年,海疆戒严,疏请旅顺口为水路冲衢,当顾要筹备。英船入奉天洋面,先后游弋山海关、秦皇岛等处,锦州、山海关皆设防。”《清史稿》卷三百七十·列传一百五十七·宗至·耆英。

此时的长城重镇山海关、锦州开始担承“保国”的重任。

道光朝

道光帝(1782~1850),嘉庆帝第二子。嘉庆二十五年,嘉庆帝卒,即位。1820-1850年在位,年号道光,是清入关后的第六个皇帝,在位30年.病死,终年69岁。

他即位时,清王朝日趋衰落,吏治腐败,武备张弛,国库空虚,民众反清斗争频频;西方列强势力东侵,内外交困,史称“嘉道中衰”。道光二十年发生鸦片战争,英军炮舰一路北上,攻陷大沽口炮台,四千英兵直逼天津大沽。道光帝大为震惊与英国议和,与英国签订《穿鼻草约》,割让香港给英国并赔款600万元及恢复广州为通商口岸。道光帝又认为割地赔款有损尊严,又决定对英宣战。战败后,又与英国订立《广州和约》,清军退出广州,向英军缴纳600万元“赎城费”。二十二年,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随后又与美、法签订了《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道光帝在位期间,国内不断爆发起义。道光十一年,湖南、广西、广东的瑶民发动起义,还有山西先天教,北方白莲教和东南各省的天地会,也发动频繁的武装反抗。道光帝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最后一位君主,也是近代中国社会第一位君主,他之前中国封建社会延续千年,他之后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

 

道光二十一年海疆戒严,诏赴天津、山海关勘筑炮台,复偕御前大臣僧格林沁查阅海口。《清史稿》卷三百九十二·列传一百七十九·赛尚阿

 

道光二十二年知府彭玉雯,知县陆为棣重修山海关东门建楼,高三丈,凡二层。上层广五丈,下广六丈,深各半之。有额曰“天下第一关”。光绪《临榆县志》卷十

 

道光二十二年知府彭玉雯,知县陆为棣重修山山海关西门。制同东西。光绪《临榆县志》卷十

 

道光二十二年知府彭玉雯,知县陆为棣重修山山海关南门。与东门同制。光绪《临榆县志》卷十咸丰朝

咸丰皇帝道光十一年(1831年7月17日)生,道光帝第四子。1850年(道光三十年)道光帝宗逝世,正月19岁的奕詝即帝位,以第二年为咸丰元年。咸丰十一年(1861年8月22日)病故承德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年仅31岁在位11年。

咸丰帝即位后,面临内忧外患的统治危机。(1850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1851年(咸丰元年)1月11日,建立“太平天国”。咸丰三年 (1853年)三月攻克南京并建都,与清政府分庭抗礼

1851年(清咸丰元年)至1868年(清同治七年)在黄河淮河流域爆发了捻军起义。在交界地区,形成十余支相对独立的队伍,1857年(咸丰七年)春,捻军渡淮南下,与北上的太平军陈玉成、李秀成部会师,接受太平天国领导,与太平军联合作战,在淮河两岸抗击清军的围攻,并一度攻入湖北。1858年(咸丰八年),捻军主力回到淮北,一面以圩寨战抗击清军进攻,一面以快速的流动作战方式出击豫、鲁、苏,歼灭大量清军,并与太平军配合进行了多次重要作战。1860年(咸丰十年)冬,清廷调科尔沁僧格林沁全权督办攻捻战事。1863年(同冶二年)皖北根据地丧失。突围而出的张宗禹等部,继续坚持斗争。1864年夏,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今南京)失陷,捻军与太平军余部在鄂、豫边界会师,改编组成新捻军,以复兴太平天国为目标,运用新的游动战术,并逐渐易步为骑,使捻军变为一支约十余万人的骑兵武装。1865年(同治四年)5月,于山东菏泽高楼寨取得阵毙僧格林沁,全歼僧格林沁马队7000余人的重大胜利,使清廷同治皇帝“震悼、缀朝三日”,“京师惊疑”。1865年秋,捻军在河南许州(今许昌)分为东、西两部。赖文光率东捻军留守中原地区,西捻军西进陕西,与陕甘回民军相互配合,取得灞桥伏击战、进军陕北等作战的胜利,后闻东捻军被围,转兵东进救援,1867年(同治六年)12月,西捻军张禹爵率领突击队,乘夜由陕西宜川壶口,踏黄河冰桥而渡过,击败了山西巡抚赵长龄和河防守将陈湜的守军,迅速占领山西吉州,经乡宁、临汾和垣曲等地,越太行山、王屋山从小路而入豫北济源,再由怀庆、新乡等地入冀南,复沿河北中部连夜北上。这支大军极其神速地经顺德、保定和易州,一直到达北京近郊的芦沟桥,继太平军北伐之后,清王朝又一次陷入了兵临城下的危境。以后经山西、河南、进入直隶,于饶阳(今属河北)之战失利后,继续转战于山东、河北地区。1867年(同治六年)6月,东捻军由湖北,经河南,越贸鲁河和黄河而入山东,直指烟台。这时,李鸿章已在构筑胶莱河工事,准备把东捻军围歼在滨海区。赖文光闻讯,遂立即撤军而西,8日突破所谓胶莱河防线,进入鲁中地区。当东捻军拟突破运河防线,再入河南时,清军在运河西岸构筑的长墙工事已经完成,加以大雨连绵,黄河水位突然上升,东捻军被围困于北有黄河,南有六塘河,西有运河,东有胶莱河的四方形地区里,无力突围而出。1868年1月,东捻军终败灭于江苏扬州地区。

8月16日的山东茌平南镇之役,是捻军史上的最后一战,这一次西捻军全部被击溃。历时18年的捻军起义,以失败告终。

咸丰年间,西方列强以“修约”为名,准备对中国发动新的侵略战争。沙皇俄国兴师动兵,强占中国黑龙江以北大片领土。咸丰六年(1856年),英法对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攻占广州。咸丰八年(1858年),英法舰队攻陷大沽炮台,进迫天津。咸丰派员往天津议和,与英、美、法、俄分别签订《中英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和《中俄天津条约》。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两国再次组成侵华联军,大举入侵,攻占天津、大沽一带,大沽再次沦陷。英法联军攻占天津,随即向北京进犯。咸丰帝派遣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往通州与英、法议和。英法联军以议和为掩护,继续进攻北京,圆明园、清漪园等处被焚掠。咸丰帝逃亡热河,恭亲王奕欣留京议和与英、法、俄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 》、《中俄北京条约》,并批准了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在《中俄北京条约》中,承认了咸丰八年(1858年)沙俄迫使清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的《瑷珲条约》。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咸丰皇帝病死于热河避暑山庄。人称咸丰皇帝为“战乱天子”。 咸丰二年(1852年)捻匪入境,于济牛头河滨筑战墙,北岸六千三百丈,南岸八千六百丈,赖以守御。《清史稿》卷四百二十三.列传二百十.宗稷辰

(咸丰)三年……疏言:“贼匪滋事以来,屡谕各省办团练,筑寨浚壕,仿嘉庆年间坚壁清野之法,行无实效,贼窜突靡定,各州县毫无设预备,贼至即溃。请严饬督抚,责成贤能有司,会绅速办;有怠玩从事,反滋扰累者,予参处。从之。”《清史稿》卷三百九十·列传一百七十七·周祖培

 

(咸丰)五年……又奏:“山西前明逼近三边郡县,率民筑堡自卫。一县十余堡至百数十堡,星罗棋布。今惟云中、代、朔堡寨相连,省南各属,则多残缺,当令缮完。定社规,立义学,化导少壮惰游,合祭赛以联其情,相守望以齐其力。有事则聚守,无事则散居,于无形中寓坚壁清野之法。”《清史稿》卷四百二十六·列传二百十三·王庆云

 

(咸丰)七年(1857年)…五月,议粗定,英兵退。未尽事宜,桂良等赴上海详议。於是筹议海防。命僧格林沁赴天津,勘筑双港、大沽炮台,增设水师。以瑞麟为直隶总督,襄理此事。奏请提督每年二月至十月驻大沽,自天津至山海关海口,北塘、芦台、涧河口、蒲河口、秦皇岛、石河口各炮台,一律兴修。《清史稿》卷四百四·列传一百九十一·僧格林沁

 

咸丰七年,(1857年)“回匪入河套,近边震动。敦谨移驻宁武督防,别遣兵守榆林、保德下游各隘。增募炮勇,补葺河曲边墙。回匪窥包头镇,沿河堵御,会绥远城将军定安遣队迎剿,总兵张曜自河曲截击,破走之。”《清史稿》卷四百二十一·列传二百八·郑敦谨

笔者於1981年到山东省考察战国齐长城时,自章邱县至青岛间发现有许多段石筑长城保存极好,使人难以置信是2000多年前的遗存。仔细搜寻遗物时,在章邱县与莱芜县交界处鲁地北山一段保存极好的长城北侧墙脚下发现一通石刻,上书曰:“章邱城南三□□重修向西三百尺余甘泉庄向东六十尺余咸丰辛酉年五月二十九日申□兴工□月初九日告竣”,此为施工碑记。由此碑可以确定,这段长城非战国齐长城,乃是清朝咸丰十一年(1861年)为防捻军所修。距此不远即为青石关,据当地年长者说:清咸丰年间曾国藩曾亲临青石关,组织抵抗捻军北进,其当年住所仍在,但原有“曾王所栖处”碑已不见了。此说也可以佐证此段石墙乃为防捻而筑。当年我把这通碑刻拍了照片,并在1984年发表。近年我到山东去,文物部门告知,此碑已不知去向。

辛酉年,是咸丰十一年(1861年)。“辛酉政变”是慈禧太后第一次夺取政权。

同治朝

1861年咸丰皇帝病死于承德,由其6岁的儿子载淳继位,就是同冶皇帝。慈禧太后篡夺大权,垂帘听政,独揽权柄,把持朝政长达48年之久。同治这个傀儡皇帝只作了13年,于1874年12月,19岁的年轻皇帝同治病逝,死时无子。

同治皇帝即位时,面临着西北陕、甘、宁、青广大地区活跃着许多支回民起义军和进入陕西西征的太平军、西捻军。清政府在陕、甘的统治一度陷于岌岌可危的境地。

同治六年,清政府特授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西上“剿办”各路起义军。左宗棠在陕西始终以“剿捻”为首要任务。试图把捻军剿灭于陕西境内。十月下旬,捻军接连攻占陕北的延川、绥德二城。十二月,西捻军由宜川强渡黄河,从陕西进入山西。西捻军从山西经河南入直隶,于同治七年正月十二日(1868 年2 月6 日)逼近北京卢沟桥,清廷大为震惊。

1868年(同治七年),东、西捻军相继为清军镇圧。同治十年后左宗棠相继打败了回民军马化龙部,甘肃南部回民军和青海回民军马文义部,占领了青海西宁。同治十二年(1873年),甘肃西部回民首领马文禄向清军投降后被杀,清军占领肃州。坚持十二年之久的西北回民起义失败。

 

同治三年。甲子。三月。○又谕……昨据御史蒋彬蔚奏、迩年近畿一带。时有骑马贼匪。抢劫行人。请饬该地方官严拏窝顿。免致酿成巨寇等语。直隶马贼。节经降旨严饬摉捕。而根株未绝。总由办理不得其法。未能清源之故。著刘长佑按照该御史所奏。督令各州县严查密访该匪聚集材庄窝藏处所。立即派兵摉剿。并饬邻近州县四面兜拏。毋任一名漏网。原片著摘钞阅看。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同治朝实录》卷九十七

同治三年。甲子。三月○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昨据御史蒋彬蔚奏、马贼横行,请饬各将军总督府尹查拏等语。著玉明、宝珣、德椿、督饬所属严密查访。如有此等匪徒,即行调派兵勇会合兜剿,毋任漏网。其边墙颓坏处所。并著赶紧修整。以防窜逸。原片著钞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同治朝实录》卷九十七

从此两条判断。捻军骑兵已经常出没於京畿一带,北京附近的长城又严密设防并维修。

 

清初至乾隆、嘉庆朝,蒙边绥辑。咸、同之间,西陲用兵,蒙匪亦渐滋事。同治四年,以直隶北境沿边关口五十余处,兵数甚单,调拨京师火器营、威远防、提标马步队,分驻喜峰口、铁门关、滦阳、丽河桥、遵化、罗文峪迄西等处。《清史稿》·卷一百三十·志一百十二·兵八·边防

 

同治三年春……又奏:“然督师年余,捻驰如故。将士皆谓不苦战而苦奔逐,乃起张秋抵清江筑长墙,恁运河御之。未成而捻窜襄、邓间,因移河西,修沙河、贾鲁河,开壕置守,分地甫定,而捻冲河南汛地,复突而东,时议颇咎国蕃计迂阔,然亦无它术可制捻也。”《清史稿》卷四百五·列传一百九十二·曾国藩

 

 

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乙丑。十月。又谕、王榕吉奏、续查口内边要情形,并会商筹防磴口等处。……晋省北镇官兵,前已移置南镇,以防直豫边境。甯武一带各营,存兵无多,现在东南防务紧要,未便再行更调。即著王榕吉严饬在防文武各员,就现有兵力,加意筹防。并将雁门关及边墙倒塌处所,设法重修,以固北路锁钥。前因甘省逆匪有北窜磴口之信,当经谕令德勒克多尔济等督饬在防兵弁,设险固守。……即著桂成统带所部官军,严防磴口,毋稍松懈。磴口石觜子均与蒙古接壤,并著德勒克多尔济饬令阿拉善蒙兵,协力防守,以资得力。傥军情紧要,即著王榕吉将存城大同官兵添调,择要严防。并飞调察哈尔马队,以备策应。《同治朝实录》

 

 

同治四年。乙丑。七月又谕、王榕吉奏、回逆扰及鄜州,晋省西路边防吃重,拟即亲往布置。并将分防隘口绘图呈览一摺。陕省鄜州一带,既经告警,晋省蒲州府属之荣河等县;绛州所属之河津县与陕境均止一河之隔,自应实力严防。王榕吉现令和昌、杨宝臣、李庆翱等、添兵益炮。……惟该省沿边周围著名要隘,大小五十六处,著名渡口大小六十三处。通共防兵不及一万,未免地广兵单,该护抚惟当确探贼踪,何路吃紧。即将距贼稍远之防兵调集一处,并力防剿。《同治朝实录》

 

同治四年。乙丑。八月。又谕、长善奏、大股马贼窜出铁门关,官兵追击接仗情形一摺。据称贼众从滦阳窜至三岔口,由东北奔出铁门关,官兵追出关外,迎头抄击,至桃树岭地方。该匪伤亡十数人,现已远窜。……马贼虽窜出铁门关,难保不去而复来。长善务当督率弁兵,严防关隘。并于附近一带地方,多设侦探,遇贼即击。所有边墙倒塌地方各小口,著刘长佑、麒庆、长善、派员查勘,设法堵御,为一劳永逸之计。……谕军机大臣等、文祥奏、督同马步各队,驰抵隆福寺大概情形一摺。此次马贼由边口窜入,该管官业已疏防于前,迨该匪回窜,并不拨兵严密堵御,任令窜出铁门关,抢去炮位擡枪,营务废弛已极。……即著饬令荣禄等带队回京,至所称蓟东一带酌留兵队,沿边各口添兵守御,使该匪不敢再来窥伺,所筹甚合机宜。本日据麒庆奏、查明马贼入口情形,现派佐领济楞带兵赴喜峰口扼截。已严饬该都统督率各营,认真堵剿。并令刘长佑添派官兵,将边墙一带各隘口严密设防矣。……又谕……将边墙一带各关口,如遵化之鲇鱼池、冷水岭、山查峪、沙宝峪、马头峪、罗文峪,迁安之喜峰口、铁门关等处,以及不甚著名歧出边口,择要堵扼,严加备豫。《同治朝实录》

 

同治四年。乙丑。九月。谕军机大臣等、前据文祥奏、筹剿马贼,务使净绝根株一摺。……所有盛京直隶吉林热河等处,各豫派出官兵及备调兵,专为剿贼之用。如该匪伏而不动,但宜坐镇弹压。……刘长佑查勘边墙。已否周历。应如何择要设防。并赶紧兴修之处。著据实具奏。《同治朝实录》

 

同治四年,以直隶北境沿边关口五十余处,兵数甚单,调拨京师火器营、威远防、提标马步队,分驻喜峰口、铁门关、滦阳、丽河桥、遵化、罗文峪迄西等处。……《清史稿》卷一百三十·志一百十二·兵八·边防

 

 

(同治)五年,肃州贼沿南山西窜,景廉遣总兵张玉春败之黄花营。败扰安西州,又大败之。景廉以安西玉门为新疆门户,巴里坤虽天险可守,然力单不恃,疏请驻安西,布置防务挽运,得旨报可。贼扑敦煌,景廉阳令副将蒋富山邀击南干沟,而伏劲旅桥湾三水梁。贼果取道三水梁南戈壁,伏起,追击败之。捷闻,得旨嘉奖。贼复扑安西,景廉戒守将坚壁毋浪战,伺其懈击之,而设伏要其归路,贼大创,遁。景廉谓敦煌重镇,当守以重兵,因移镇敦煌,留兵安西、玉门相犄角。坚壁清野,完城浚壕,择要区筑空心敦台,守具毕备。……《清史稿》卷四百三十九·列传二百二十六·张之万

 

同治五年,丙寅,冬,十月。恐仍垂涎山西完善之地,稍为松劲,即恐回窜。堕其狡谋,赵长龄务当督率陈湜等昼夜堤防,不可稍涉大意。如晋省边防吃紧,恐非陈湜一人所能兼顾。即著赵长龄随时确探,出省督办。上年冬闲防河。山东、山西,均雇觅小船敲冰,最为得力。该二省沿河虽有炮船,尚恐不敷调遣。仍应照上年办法,多雇民船,轮织敲冰,以防逆匪偷渡。《同治实录》

 

同治六年。丁卯。四月。又谕、左宗棠奏、晋省防务吃紧。……所有山西军务,仍归左宗棠节制,以一事权。赵长龄务须和衷会筹,不可先存意见。陈湜有防守黄河之责,尤宜激励所部实力严防毋得贻误。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左宗棠、富明阿、富尔荪、德英、赵长龄、并传谕陈湜知之。《同治朝实录》

 

六年春,…分三道入关,而皖南镇总兵刘松山率老湘军九千人援陕,山西按察使陈湜主河防,其军皆属焉。……而捻遂取间道逾山至壶口,乘冰桥渡河。《清史稿》卷四百十二·列传一百九十九·左宗棠

 

同治六年。丁卯。十一月。又谕、左宗棠奏、和厚两营,遇回失利。……其大股捻逆,仍分扰宜川、延长等处。是回捻互为扰乱,窜北窜东,均未可定。著左宗棠、库克吉泰、乔松年、檄催刘松山等军,分途抄截,使回捻不得相结。……晋省河防。曾经谕令赵长龄饬令陈湜妥为防范,此时宜川、延长一带贼踪麕集,偪近河堧,尤不可不加意严防。著赵长龄传知该臬司严督所部,昼夜梭巡,探明何路警急,迅即相机堵剿。如因防守不密,致逆匪窜扰晋疆惟赵长龄、陈湜是问。《同治实录》

 

(戊辰年•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8月)二十六日(庚午)郑敦谨奏言:八月初二日,探闻榆绥境内贼匪肆扰。当飞咨大同镇总兵马升,挑选精兵一千名豫备调遣。并飞饬保德、河曲在防文武,严密侦探,旋据禀报。榆绥等处,贼匪已经西窜,河防尚属稳固。臣於十二日,驰抵保德,该州沿河境内,有副将呼延霖一军,分札於东关渡等处,往来梭巡。而隘口以天桥为最要,拟俟壖水退,由呼延霖督率勇丁修筑卡垒,以凭堵御。惟下游隘口八处,地势绵长,拟令添募劈山炮勇,两哨往来应援,以期严密。由天桥而北,两岸石山陡削,贼匪窥伺尚易堵截。惟河曲县冰路最长,开冻最晚,现派已革总兵阎文忠等管,带各营在彼防守,其沿河边境共九十余里,旧有边墙已多坍塌,今拟补葺并挑壕、筑垒,修建垛卡堵御较为得力。当饬该州县等,劝督民团分段承修,务於冬月以前竣事。现查,榆绥近河一带,业已肃清。惟土回各匪出没靡常,仍严饬在防文武,实力防守,不得以贼踪已远稍形疏懈。……上命军机大臣传谕左宗棠,库克、泰定安、郑敦谨、李鹤年、刘典桂成曰:晋省保德、河曲一带河岸绵长,冬令冰桥凝结,贼骑处处可行。该署抚拟於保德之天桥修筑石卡石垒,并於下游各隘口分派官兵驻杞,添募炮勇,为上下应援。其河曲,旧有边墙亦拟补葺,挑壕、筑垒、修建垛卡以资凭守,所筹尚属周妥,即昭所拟办理,务於黄河未冻之前,速行布置完密,不可延缓贻误,归绥所属萨清托等处,地势平衍,无险可扼。总兵马升现虽驻守包头,惟隆冬河冰坚冻,贼匪若自蒙古地面乘窜而下,路径歧出,处处可通。著郑敦谨,饬令马升俟入冬后,再於包头以内相度地势,将沿河一带可以乘冰偷越之处,添兵助防,并著定安、桂成添派驻防旗兵协同堵扼,以重边防。……《(钦定)平定七省方略•钦定平定陕甘新疆方略》•卷一百八十二

 

(戊辰年•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9月)二十九日(癸卯)左宗棠奏言:窃臣奉谕旨,令将给事中陈廷经所奏各条,统筹全局具奏。臣查山西河防,自河曲保德以南,夹岸山谷,迤逦有险可据。前据陈湜缄称,已一律修砌垒卡,设险增防,该处尚可无虑。《(钦定)平定七省方略•钦定平定陕甘新疆方略》•卷一百八十四

八十年代初,山西省临汾地区文化局和吉县文物工作站的同志,发现同治七年陈湜于沿黄河东岸修筑的防捻工事。并对南起乡宁,经吉县、大宁县和永和县,黄河沿岸计334华里地段现存遗迹作了考查。於吉县东城乡小船窝村东石碣下,发现一块同治七年山西布政使、提督陈湜《修长墙碑记》。1999年6月笔者对这长墙进行了全程考察,也见到了《修长墙碑记》。据碑文记载:这段长墙自6月初6动工,11月15日告成,修墙100多丈,墙高1丈4尺,厚1丈2尺,还修了3座烽火台,挖了1丈宽的壕沟。长墙上设有关隘,炮台等设施,沿线还筑有石寨,是沿河各村村民受官府之命对捻军实行“坚壁清野”所筑之民防建筑。

 

(庚午年•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11月)山西巡抚何(王景)奏言……何璟又奏言,臣於闰十月二十日,行抵河曲县周视营垒边墙,即循河北行。二十三日,抵保德州,逐一屡斟窃,维河保情形以河曲为最要。上自马连日起至石梯隘止,计八十里,中结冰桥约六十里。两岸沙滩平衍,径路纷歧。边墙坍塌处所虽经随时修补。《(钦定)平定七省方略•钦定平定陕甘新疆方略》卷二百三十一

 

同治七年,授陕甘总督,命赴山海关治防,复乞病归。《清史稿》卷四百十三·列传二百·曾国荃;

 

(庚午年•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12月)十二月十五日(丙子)同日何璟奏言:晋省河防北自偏关县起,南至永济之风陵渡止,皆与陕境接壤。河岸袤长,其间以河、保、吉乡为最要。河曲冰桥最长,地势平衍,现有高占彪所统精锐四营驻札该处,惟力尚单。幸有宋庆一军留札河西,足为声援;吉乡两处仅驻陆师十营,赖有旧筑卡垒、长墙,经张树声李庆翔酌量增修,得以凭墙扼守,籍可稍省兵力;……又准蒋志章咨称,调派总兵王名滔新募略武四营由韩城赴宜川力扼龙王辿要津,现在皆未到防,臣当就现有兵力严密布置,不敢稍涉疏懈,均奏入。《(钦定)平定七省方略•钦定平定陕甘新疆方略》卷二百三十五

 

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嘉峪关楼被毁。同年,陕甘总督左宗棠率军攻克肃州,令军队重建嘉峪关楼,他挥毫题下了“天下第一雄关”,字如斗大,后人刻匾悬于关楼。《酒泉文史资料》第二辑

光绪朝

爱新觉罗·载湉是醇亲王的儿子,慈禧太后的外甥,内侄。登基时只有五岁,两宫太后“慈禧”、“慈安”即“垂帘听政”。十八岁大婚,十九岁受慈禧“归政”,慈禧仍实掌大权。光绪二十九岁被幽禁,三十九岁暴卒。

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七月一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后清廷战败,签订马关条约,史称为甲午战争。至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清德宗下诏变法。但以慈禧太后为主的守旧派反对变法,于是发动政变,光绪被幽禁,康、梁逃亡日本,变法失败。因历时仅一百零三天,故称为百日维新。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义和团起事,英、俄、法、德、美、日、义、奥八国共组联军,攻陷北京,光绪,慈禧太后逃亡西安。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九月七日,在北京与各国所订立不平等条约。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光绪被软禁瀛台,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在瀛台涵元殿内死于砒霜中毒,时年38岁。

清军收复新疆之战是发生在1876年-1878年间。1864年新疆地区的回族、维吾尔族人民,在陕甘地区回民起义影响下,在天山南北起兵反清。但是,反清的武装暴动,一开始就被少数反动封建主窃取了领导权,成为他们进行割据分裂活动的工具,他们还进行通敌叛国的罪恶活动。喀什噶尔的封建主金相印为了兼并汉城(今疏勒),向中亚的浩罕汗国求援。洁罕汗国派遣阿古柏率大军于1865年侵入南疆。并1867年底以喀什噶尔为中心,成立所谓的“哲德沙尔”伪政权。到1870年,阿古柏控制了整个南疆和北疆的部分地区。阿古柏侵占新疆期间,对外投靠沙俄、英国和土耳其。

沙俄以帮助清政府安定边境秩序为借口,于1871年6—7月间,强占中国伊犁地区,于1872年承认阿古柏为“哲德沙尔汗国君主”;英国也于1874年承认阿古柏窃踞的地区为“合法的独立王国”,阿古柏就成了沙俄和英国分裂中国领土的傀儡。新疆面临着被肢解吞并的危险。

光绪元年(1875年)5月,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花了近两年时间,完成了收复新疆的作战准备。1876年11月,清军收复了天山以北的全部阿古柏军占领之地。1877年12月中下旬先后收复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和阗。至此,除伊犁外,新疆全境被收复。粉碎了英国、沙俄肢解和侵吞新疆的企图,捍卫了清朝领土的完整。1881年,中俄通过谈判,中国收回伊犁的主权。

 

光绪四年,二月初二。(公元1878年)左宗棠在他写的《西四城流寓各部落分别遣留并议筑边墙片》奏疏中曰:“若南自英吉沙尔,北至布鲁特界,按照卡伦地址,改筑边墙,于冲要处间以碉堡,则长城屹立,形势完固,界画分明,尤为百世之利。”《左宗堂全集•奏稿》第七册

左宗明确称其所筑“边墙”为“长城”。

 

在收复全南疆后,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上命军机大臣传谕左宗棠金顺刘典曰……“著左宗棠等妥为分别办理,仍著随时稽察勿任再行勾结为患。喀什噶尔城形势险要,该大臣等所称南自英吉沙尔,北至布鲁特界,按照卡伦地址,改筑边墙,于冲要处间以碉堡,形势益臻完固。著照所议妥为筹办。”《(钦定)平定七省方略·钦定平定陕甘新疆方略》卷三百七

 

 

最后想谈谈在整理这些资料时的几点认识:

一.清朝300年中,没有大的间断地利用了前朝的边墙和长城,特别是明朝的边墙。

二.清朝对明朝的边墙进行了全面的修缮,也有改建和重建。现在我们所见的明长城相当多的地段已不是明朝的原貌。

三.清朝也新修过不少“边墙”,还有不少我们还没有发现。现在已知的至少已有千里之上。

四.清代“边墙”的功能是多样性的,但不外乎“安内攘外”。明朝何尝不如此,明朝嘉靖年间兵部尚书王宪在奏疏中曰:“於雙伯、羊川擇地建立衛城,以禦北兵及欲行山西三闗宣大四川等處,一體設險固守一節為照,設險禦敵乃安内攘外要務”《名臣經濟錄》卷四十一;隆庆元年至四年,兵部右侍郎进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的谭纶,总督蓟辽保定军务的时上疏曰:“薊鎮與敵僅隔一牆,保固薊鎮,即以拱護京師。薊鎮誠急,朝廷尚當别行遣將發兵以為聲援,以張天討。京師則堂奥也,薊鎮則門戸也。徵列省之兵,以實京營,誠得居重馭輕之法,出京營之兵以守門戸,亦為攘外安内之圖,事均一體。” 《譚襄敏奏議》卷十

所谓“内外”是相对而言,是动态的。没有列入版图之内的则为外,列入版图之内则为内。也可能相互转换,明朝推翻了元朝,但没有消灭元政权,北元政权存在了很长时间。实际上是为裂土分治,互为内外。过去我们只关注“边墙”或长城的“攘外”功能,很少提及它的“安内”功能。

清朝的“边墙”,即有防外族的,也有镇圧农民起义和分裂国土的反叛。就民族而言,从满族的视角看,满族以外的都是外族;从政权的角度看,凡是反政府和分裂国土的都是反叛,无论是那个民族的。

五.任何一个朝代的政策都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调整改变,有的政策实行的时限很短、还有的政策制定了并没有实行,清朝也是如此。在历史评价时,不能将一个朝代某个时间段的政策,解释为贯彻这个朝代的全过程的政策,以偏概全,以局部概全局;更不能将某个领袖人物,一时激情而发的表述,作为整个时代的政策,并对其无限地放大。现在是历史地研究长城,历史是过去时,是不可改变的。研究中,要尽量全面地收集历史事实,对这些资料加以分析,辩其真伪,以定取舍;如果有条件,有可能就亲自进行实地考察,取得实物证据,也可利用其它途径得来调查资料,以求更加接近历史真相。以史实说话,不是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地推理、衍义,更不能为了某种需要选择性地收集、取舍史实,更不能成为随意宣传或辩护及谋取不当利益的工具,失去了学术的独立性。由于对唐朝李世民的民族政策的推崇,多年来史家对多种文献记载的唐朝修过长城的史实,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则是这一现象的明证。

六.清朝新修或重筑的“边墙”是否是长城?目前在学界有很大的争议,以至没有将它列入本次的长城资源调查之中。只有一处例外,就是把青海的长城列入明朝长城的调查范围。从文献记载论之,青海现存长城应为清朝重筑或新筑。

我认为清朝所筑“边墙”是明朝长城的延续,应是我国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否则,从历史或逻辑都不通。

七.建议国家文物主管部门,关注清朝“边墙”的问题,把对它的研究和调查提到日程。如果清朝边墙的问题不解决,对明代长城的调查和研究、保护的科学性、真实性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附件:

我将几个典型地段的“边墙”的修筑情况,按时间排序进行了编辑,供参考

一.修山海关

康熙四年始开始大修山海关

山海关东罗城,在东关外,国朝康熙四年移关时通判陈天植、都司孙枝茂、守备王御春同修完固,塞南北二门,即以东门作关门。康熙《山海关志》卷三;

 

山海关钟鼓楼,国朝康熙五年,管关通判陈天植重修。康熙《山海关志》卷三;

 

康熙七年,永平道佥事钱世清、管关通判陈天植、山海路都司孙枝茂、游击陈名远、山海卫守备陈廷漠重修边墙,计工一千八百二十六庹。乾隆《临渝县志•卷六》

 

山海关老龙头澄海楼,国朝康熙九年,退判陈天植、游击陈名远、守备陈廷谟见在募修。康熙《山海关志》卷三;

 

乾隆三年,戊午。二月。命修筑山海关边墙城垣。《乾隆朝实录》;

 

乾隆三年,永平知府梁锡藩增修山海关东门建楼。乾隆《临榆县志》卷三

 

乾隆八年,知县张楷重修山海关钟鼓楼。《临榆县志》卷三;

 

乾隆十八年,临榆县知县钟和梅,再次增修山海关东门建楼。乾隆《临榆县志》卷三;

 

乾隆十九年,知县钟和梅,重修山海关钟鼓楼;《临榆县志》卷三

 

“嘉庆二十年,海疆戒严,疏请旅顺口为水路冲衢,当顾要筹备。英船入奉天洋面,先后游弋山海关、秦皇岛等处,锦州、山海关皆设防。”《清史稿》.卷三百七十.列传一百五十七.宗至耆英。

 

道光二十一年海疆戒严,诏赴天津、山海关勘筑炮台,复偕御前大臣僧格林沁查阅海口。《清史稿》卷三百九十二.列传一百七十九.赛尚阿;

 

道光二十二年知府彭玉雯,知县陆为棣重修山海关东门建楼,高三丈,凡二层。上层广五丈,下广六丈,深各半之。有额曰“天下第一关”。光绪《临榆县志》卷十;

 

道光二十二年知府彭玉雯,知县陆为棣重修山山海关西门。制同东西。光绪《临榆县志》卷十;

 

道光二十二年知府彭玉雯,知县陆为棣重修山山海关南门。与东门同制。光绪《临榆县志》卷十

 

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自天津至山海关海口,北塘、芦台、涧河口、蒲河口、秦皇岛、石河口各炮台,一律兴修。”《清史稿》卷四百四·僧格林沁;

 

同治七年七年,授陕甘总督,命赴山海关治防,复乞病归。《清史稿》卷四百十三.列传二百.曾国荃;

 

二.清朝修嘉峪关

在康熙二十七年——三十五年间,潘育龙镇守甘肃肃州,“捐俸修築邊牆,自野麻灣至下古城,袤延一百七十里。商旅安行,番夷歛跡。優恤軍士,捐貲修復嘉峪闗七層城樓。内安外攘,夷人畏服。《甘肅通志》卷三十

 

在康熙三十三年。甲戌。春。正月。四川陕西总督上疏请求修陕西三边长城,九卿忘了皇帝三年前的圣训,九卿议覆:“四川陕西总督佛伦疏言、臣奉上旨查阅三边、查陕西自肃镇嘉峪关北边、以至宁夏贺兰山起处、俱系土筑边墙。自贺兰山之胜金关起、至贺兰山尽之平罗营原无边墙、以山为界。自平罗营以至延绥汛地之黄甫川、亦系土筑边墙。至于甘肃凉、庄一带南山、原无边墙、俱系铲山掘壕为陡岸作界。其间陡岸壕堑、甚多残缺。又肃、甘、凉等处南山、及宁夏之贺兰山隘口、原有石垒木榨堵塞、年久倒废、人可越度。又西宁镇汛之西石硖、镇海、西川一带、原有边墙。其南山直抵河州、北山直抵庄浪、原无边墙、皆系铲山为界亦有年久頺倒、可以越度者、或平坦无迹者。三边墙垣、历年久远坍坏已多。若不亟为修理、必致倒废。但三边延长辽远、不能刻期修理、勒限完工、请于每年渐次修补。今提镇及专城之副将参将游击等、量给步战守兵工食、督其修理各隘口、应堵石垒木榨之处、亦令提镇等酌量堵塞。其倒坏边墙。沙淤壕堑。应今兵丁修挖。俱应如所请。从之  ” 《康熙朝实录》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二月甘肃巡抚明德奏、巴里坤等处遣犯。遇有脱逃。地方官自应上紧查拏。无如甘省幅员辽阔。稽查稍疎。即难免其透漏。惟嘉峪关为内外往来咽喉。盘诘最易。但两旁土筑边墙。年久残缺。请动项粘补完固。撙节办理。嗣后再有逃犯。审系由关度越者。将嘉峪关游击。严加议处。得旨、所见甚是。如所议行《乾隆朝实录》卷之六百三十一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秋。七月。谕军机大臣等、据德成等奏、查勘嘉峪关一带边墙情形。……至嘉峪关、为外藩朝贺必经之地。该侍郎等因旧有城楼等项,规模狭小,年久未免(曹少)糟朽闪裂,请另行修筑。估需工价,不过五万余两,为数无多,著即如所请办,以昭整肃而壮观瞻。将此谕令知之。《乾隆朝实录》

 

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嘉峪关楼被毁。同年,陕甘总督左宗棠率军攻克肃州,令军队重建嘉峪关楼,他挥毫题下了“天下第一雄关”,字如斗大,后人刻匾悬于关楼。《酒泉文史资料》第二辑

 

三.清朝修河曲边墙

咸丰七年,(1857年)“回匪入河套,近边震动。敦谨移驻宁武督防,别遣兵守榆林、保德下游各隘。增募炮勇,补葺河曲边墙。回匪窥包头镇,沿河堵御,会绥远城将军定安遣队迎剿,总兵张曜自河曲截击,破走之。”《清史稿》.卷四百二十一.列传二百八.郑敦谨

戊辰年•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8月)二十六日(庚午)郑敦谨奏言:八月初二日,探闻榆绥境内贼匪肆扰。当飞咨大同镇总兵马升,挑选精兵一千名豫备调遣。并飞饬保德、河曲在防文武,严密侦探,旋据禀报。榆绥等处,贼匪已经西窜,河防尚属稳固。臣於十二日,驰抵保德,该州沿河境内,有副将呼延霖一军,分札於东关渡等处,往来梭巡。而隘口以天桥为最要,拟俟壖水退,由呼延霖督率勇丁修筑卡垒,以凭堵御。惟下游隘口八处,地势绵长,拟令添募劈山炮勇,两哨往来应援,以期严密。由天桥而北,两岸石山陡削,贼匪窥伺尚易堵截。惟河曲县冰路最长,开冻最晚,现派已革总兵阎文忠等管,带各营在彼防守,其沿河边境共九十余里,旧有边墙已多坍塌,今拟补葺并挑壕、筑垒,修建垛卡堵御较为得力。当饬该州县等,劝督民团分段承修,务於冬月以前竣事。现查,榆绥近河一带,业已肃清。惟土回各匪出没靡常,仍严饬在防文武,实力防守,不得以贼踪已远稍形疏懈。……上命军机大臣传谕左宗棠,库克、泰定安、郑敦谨、李鹤年、刘典桂成曰:晋省保德、河曲一带河岸绵长,冬令冰桥凝结,贼骑处处可行。该署抚拟於保德之天桥修筑石卡石垒,并於下游各隘口分派官兵驻杞,添募炮勇,为上下应援。其河曲,旧有边墙亦拟补葺,挑壕、筑垒、修建垛卡以资凭守,所筹尚属周妥,即昭所拟办理,务於黄河未冻之前,速行布置完密,不可延缓贻误,归绥所属萨清托等处,地势平衍,无险可扼。总兵马升现虽驻守包头,惟隆冬河冰坚冻,贼匪若自蒙古地面乘窜而下,路径歧出,处处可通。著郑敦谨,饬令马升俟入冬后,再於包头以内相度地势,将沿河一带可以乘冰偷越之处,添兵助防,并著定安、桂成添派驻防旗兵协同堵扼,以重边防。……《(钦定)平定七省方略•钦定平定陕甘新疆方略》·塞垣卷一百八十二

 

戊辰年•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9月)二十九日(癸卯)左宗棠奏言:窃臣奉谕旨,令将给事中陈廷经所奏各条,统筹全局具奏。臣查山西河防,自河曲保德以南,夹岸山谷,迤逦有险可据。前据陈湜缄称,已一律修砌垒卡,设险增防,该处尚可无虑。《(钦定)平定七省方略•钦定平定陕甘新疆方略》卷一百八十四

 

庚午年•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11月)山西巡抚何(王景)奏言……何璟又奏言,臣於闰十月二十日,行抵河曲县周视营垒边墙,即循河北行。二十三日,抵保德州,逐一屡斟窃,维河保情形以河曲为最要。上自马连日起至石梯隘止,计八十里,中结冰桥约六十里。两岸沙滩平衍,径路纷歧。边墙坍塌处所虽经随时修补。《(钦定)平定七省方略•钦定平定陕甘新疆方略》卷二百三十一

 

庚午年•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12月)十二月十五日(丙子)同日何璟奏言:晋省河防北自偏关县起,南至永济之风陵渡止,皆与陕境接壤。河岸袤长,其间以河、保、吉乡为最要。河曲冰桥最长,地势平衍,现有高占彪所统精锐四营驻札该处,惟力尚单。幸有宋庆一军留札河西,足为声援;吉乡两处仅驻陆师十营,赖有旧筑卡垒、长墙,经张树声李庆翔酌量增修,得以凭墙扼守,籍可稍省兵力;……又准蒋志章咨称,调派总兵王名滔新募略武四营由韩城赴宜川力扼龙王辿要津现在皆未到防,臣当就现有兵力严密布置,不敢稍涉疏懈,均奏入。《(钦定)平定七省方略•钦定平定陕甘新疆方略》卷二百三十五

 

四.青海边墙

康熙元年(1662 年),吴、尚、耿便成为各据一方的藩王势力,世称三藩。康熙帝得知吴三桂企图谋结青海多尔济为援时,预做准备,命张勇屯甘州防御。在康熙六年“臣節准二鎮臣咨稱前由再四籌畫,唯有照明季舊址脩築邊牆,審度形勢大小,酌量安兵,勤加守望之為得策也。然脩築可可口迤西至白石崖後所口等處,及重整扁都口至嘉峪關各隘,中間壘砌墻閘,需用磚石、鐵柱以及匠作、夫役、工料等項,約估銀三萬餘兩。業經臣行令鎮道地方文武各官會議脩築去後,但查邊隘地寒早凍,必須來年五六月間,天氣和煖層氷消解,方可興工。俟到彼時,提鎮隨帶官兵道臣,督率夫匠分頭脩築,懸垜固守,整立烽燉”《張襄壯奏疏》卷二,甘肅提督靖逆侯張勇撰。既割断了多尔济与吴三桂的联系,又使青海和硕特各部回归故地,维持了青海地区的安定。吴三桂煽动蒙古叛乱,威胁北京的阴谋彻底破产。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春。正月。四川陕西总督上疏请求修陕西三边长城,九卿议覆:“四川陕西总督佛伦疏言、臣奉上旨查阅三边、查陕西自肃镇嘉峪关北边、以至宁夏贺兰山起处、俱系土筑边墙。自贺兰山之胜金关起、至贺兰山尽之平罗营原无边墙、以山为界。自平罗营以至延绥汛地之黄甫川、亦系土筑边墙。至于甘肃、凉、庄、一带南山、原无边墙、俱系铲山掘壕为陡岸作界。其间陡岸壕堑、甚多残缺。又肃、甘、凉等处南山、及宁夏之贺兰山隘口、原有石垒木榨堵塞、年久倒废、人可越度。又西宁镇汛之西石硖、镇海、西川一带、原有边墙。其南山直抵河州、北山直抵庄浪、原无边墙、皆系铲山为界亦有年久頺倒、可以越度者、或平坦无迹者。三边墙垣、历年久远坍坏已多。若不亟为修理、必致倒废。但三边延长辽远、不能刻期修理、勒限完工、请于每年渐次修补。今提镇及专城之副将参将游击等、量给步战守兵工食、督其修理各隘口、应堵石垒木榨之处、亦令提镇等酌量堵塞。其倒坏边墙。沙淤壕堑。应今兵丁修挖。俱应如所请。从之  ” 《康熙朝实录》

 

康熙三十三年,应总督佛伦题请,丈量应修(甘肃西宁县永安堡)边墙一万二百八十四丈《甘肃通志》卷十

 

雍正元年,青海和硕特部蒙古贵族罗卜藏丹津罗卜藏丹津胁迫青海蒙古各部,发动武装割据叛乱。雍正二年(1724年)三月,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奋威将军岳钟琪兵分三路,进讨叛军。年羹尧先率兵至西宁,受命后,分兵甘肃永昌、布隆吉尔,防叛军内犯。南守巴堰、里塘、黄胜关,扼其入藏之路。又请敕富宁安等屯吐鲁番、噶斯口、截其通准噶尔之路。大破之,罗卜藏丹津易妇人服率少数残骑兵北逃投准噶尔部,平息了叛乱。“尔后总理事务王大臣等据年羹尧奏,定青海善后事宜:青海各部头目分别赏功罚罪。各部游牧地划分地界,按扎萨克制……贡期自明年始,分三班进京请安进贡,三年一次,九年一周。四季贸易应在指定地点,擅进边墙者惩治。”《清史编年》卷四引《清世宗实录》卷二十、《皇朝藩部要略》卷一一。年羹尧以筑边墙切断青海蒙古各部与准噶尔蒙古的联络和保护军事通道——河西走廊

 

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年羹尧条上青海善后诸事曰:“西宁北川边外筑边墙,建城堡。” 《清史稿》列传八十二;

 

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請於西寧北川邊外上下白塔處,自巴爾托海至扁都口一帶創築邊牆悉建城堡《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卷十四

 

乾隆十年,(公元1746年)应琚率同知张渡于残缺处复捐俸葺理,虽垣堑时有损益,而规模仍旧。;《西宁府新志·塞垣》

2009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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