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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写长城·沙场著风流(4)榆镇狼烟

长城随笔 杨, 奕 913次浏览 0个评论 扫描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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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在流经宁夏中宁后,转而向北、再向东、再向南转了一个千里大弯儿,把一块儿不宜耕种的毛乌素沙漠也圈在了里边。

在中原农民的眼里,黄河这口小肚大的圈儿实在像个“套”,而套在其中的这块儿土地就习惯地被称之为“河套”。

而在蒙古牧民眼里,这是一块儿人烟稀少的牧放之地,进入其中的多为鄂尔多斯部的蒙古人,于是这儿就被叫做“鄂尔多斯”——它是蒙古语“不毛之地”的意思。

秦朝这一片地域叫“河南地”。

汉朝为“朔方郡”。

但因为历史上西周、秦汉、隋唐的都城都在其南不远的镐京、咸阳、长安、洛阳,所以在军事上,作为王朝心脏地带的襟连部分,是防御北方侵扰的战略纵深。据此而论,它不无意义。

秦始皇,千古一帝,雄心勃勃,在河南地驱逐了匈奴,跨过了黄河,在阴山标明帝国的领域。

汉朝文武并举,至少在黄河一线的朔方郡展示了自己有效控制的实力。

唐朝威远德广,王朝兴盛而形成的巨大向心力和感召力,模糊了文明与蛮荒的界限,召得万方来朝的胸襟,比自我画地为牢的心态更为积极。

在那段时间里,尽管河套一带无法开垦成真正的农耕区,但按当时的地缘政治概念,或沿黄河或循阴山,还是把这块儿宽广的地域当成不可忽视的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侵扰的战略纵深予以高度重视。

朱棣迁都北平,随着国家政治中心向北提升、向东转移。河套防务相对边缘化。这块儿想管又似乎管不了的不毛之地,已不是天子头上的达摩克斯利剑,而是天边的一片乌云。

从地理或心理上似乎应该划归中央王朝版图的河套地区,却因明朝自永乐之后陆续撤销的、包括东胜在内的战略据点,使其北方势力范围界限退到了平原与高原交界的第二、第三级台地的边缘。

每逢隆冬,蒙古牧人趁黄河封冻,进入河套,来到他们眼里的南方。更何况蒙古内部矛盾重重,内讧不断,加之灾荒,让游牧者增添了铤而走险的动力,为了生存值得血脉贲张。

随之而来的劫掠、战争一次次点燃内郡的烽火,严峻形势的进逼让明朝皇帝、地方官员为之焦虑。

朝中重臣李贤、白圭提议发兵“搜套”,三次派大将朱永、赵辅、刘聚,调兵8万讨伐,但都因劳师糜饷收效不大。主动进击、运动防御的战策遭遇挫折。

对河套地区是动态控制还是静态控制,并使之常态化,从地方到朝堂,都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激烈争论。

除了有像白圭等力主搜套的大臣外,兵部尚书王复、户部右侍郎叶盛、延绥巡抚余子俊则主张修复边墙。

最早提出在榆林筑边墙的是余子俊的前任王锐,时在成化六年。紧接着是陕西巡抚马文升。

同年,余子俊请求修筑榆林边墙的提议被兵部否决。理由是连年的战乱、民众的赋税压力和榆林一线沙地不易筑边墙的地质条件。

倒是蒙古人的进犯,使战守问题不容搁置。

是两个战役的捷报帮了余子俊的大忙。

成化十年九月,河套蒙古三首领向西侵掠。

陕西参赞军务左都御使王越与总兵官许宁、游击将军周玉各率兵4600人,从榆林出境,昼夜兼行三百余里,直捣河套蒙古人设在红盐池,连营五十里的老巢。

明军先是诱敌出营拒敌,再使伏兵从后方杀来。斩敌355人,获驼、马、牛、羊及器械无数,烧毁庐帐,捣毁巢穴,使蒙古人不敢复居河套。

同年十月,河套蒙古三首领又入寇韦州。

蒙古人先攻红城儿的明军左哨,被游击将军缑谦、祝雄击退。

又攻右哨,遭副总兵王玺及周贤斩杀。

明军士气大振,冲杀十余合,打败敌军。

总兵官刘聚又追杀于三岔,共斩杀149人,夺还男女1934人,骡马牛羊12.9800余头,皮袄、盔甲、弓箭等物1600余件,驱敌20000人。

两次“大捷”让龙颜大悦。

赐勅奖谕:“尔等先时远谋,临时奋勇,故成克捷之功。……今后须从长计议,用何方略,使虏贼畏惧,不敢犯边,虽来不敢深入……尔等不负寄托之重,而朕亦用纡西顾之忧。”

皇帝既然让臣子分忧,又进而问计。余子俊又因先前军功进左副都御使,因是役进右都御使,便趁此之机上具筑边之事。终于以克捷之功,兴边墙之役。

余子俊的边墙工程是以榆林为中心,左右展开的。

榆林名字的由来就是因为当地曾生长着成片的榆树林。这里山上山下榆树茂密,山下的小村庄就叫“榆林庄”。

秦代在这里垒石为边,树榆为塞,在今镇北台边上,还有秦朝所筑的长城遗迹。

洪武二年建榆林塞,设18寨,屯兵千人戍之。

在余子俊准备建城时,榆林红山北有一汪水域。水中央的水寨有一伙专事抢劫的强盗。是余子俊开通红石峡渠道,泻水入无定河并灌溉两岸耕地。湿地水退后,余子俊发兵进剿,铲除水贼匪患。

余子俊在榆林旧城堡北增筑城垣,设榆林镇(边防军区),置榆林卫都指挥使司,全线拥兵2万。

成化二十二年巡抚黄黼扩建北城。弘治五年巡抚熊繍扩建南城。正德十年总制邓璋又建南关外城。

这三次扩建被称作榆林“三展”。

从明正统初年开始,到万历年的137年间不断增扩,榆林城形成长约3公里、宽1公里,东南西三面开7门的城垣格局。城中南北中轴线上呼应排列着万佛楼、钟楼、鼓楼等6座骑街古楼。

榆林红山上高大的“镇北台”分四层迭起,青砖包砌,像威风凛然的将军,坐镇一方。

它是明朝榆林巡抚涂宗浚于公元1607年继而修建的。作为明万里长城在榆林的形象标志被称为“万里长城第一台”!

镇北台边上的款贡城,不远的易马城则是蒙汉进行有序贸易、文化交流的场所。

作为户部出身的文官,余巡抚在军事上的着力不言而喻,在有关当地民生问题的设计、盘算上,极具特点,可谓处心积虑。

榆林镇所筑的边墙东起清水营,西达宁夏花马池,经过定边、靖边、横山。沿途边墙相连,墩台相望,互相驰援的距离在一日之内。

各要塞城堡多装备枪炮火器,使本来就以抢掠为目的,无心久战,无力攻坚的游猎骑手望城兴叹,弃之远离。

余子俊的边墙工程筑城垣一千七百七十里,城堡11座,边墩15座,小墩78座。沙漠平缓处挑沟筑墙,山险处铲削修寨。用役军4万,3月而成。

工程是完毕了,但对于利弊得失的争论并没有结束。

但至少有一仗给余氏边墙工程划上一个还算过得去的句号。

成化十八年边寇入犯,能利用城堡进而出击,退而据守的边防守军发兵驱除。入犯的骑兵恰好在边墙大边、二边之间的狭长地段,因为无法逃脱,全部被歼。

此时,边塞的人们越发感念余公的功劳了。

正德初年,民举官荐敕建余肃敏公祠于镇城南门内,岁时祭祀其开创大功。

榆林长城的修筑,在当时影响极大,引发了关于边防政策的巨大争论。余子俊在榆林镇筑城树立了典范,是明朝大规模在九边修筑万里长城的关键开端。

如果说嘉靖年谭纶、戚继光在蓟镇建长城是载入史册的壮举,那余子俊的先河首开则功不可没。

余子俊作为户部出身的文官,被评价为是担大事的能臣。在没有开疆略地胸襟的王朝里,也只能是守土有责、确保一方的循吏。

榆林一镇一墙,以绥靖的方式,忍痛割爱——划却一方放弃,舍远图近——圈入一方确保。它堵住了河套蒙古的南下之路,弥补了单纯营堡点状防御与搜套机动防御的不足。

天下之势在九边,两秦有其三,三边之劲甲天下,而榆林居其首。

统治者当初没想到,为自家戍边的军事力量最终竟成为异己力量。拱卫大明王朝安全的要塞,变成反抗朱家统治的基地。

严重匮乏的财政困难和浓厚的军事色彩,加之自然灾害与腐朽的国家制度的双重压迫,使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于陕北,其主力基本源自榆林镇——极度贫穷引发的暴力抗争终于吹响了灭亡明朝的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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