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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秦始皇长城西端起首地“临洮”的几种说法简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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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史党社  田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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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史记》和《汉书》以来的文献中,有关于秦始皇“万里长城”的记载。现今对于秦始皇“万里长城”本身之所指、起至、走向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未解决的问 题。这一是由于田野工作的不足,另外是由于研究者对于文献仍不能察其究竟所造成的。本文想对文献所记载的秦始皇长城西端的起首地——“临洮”的相关问题加 以评说,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秦始皇长城西端起首地的诸家观点评说

对于秦始皇长城西段的研究,往往与更早的战国时期的秦昭王长城纠结在一起,二者虽有沿袭的关系,但修筑时代却是不同的,此点须先行强调。

近代对于秦始皇长城的探索,大致始自上世纪早年,1911 年,傅运森在《地学杂志》2卷7期发表的《秦长城东端考》一文,可以看作其发端。对秦始皇长城西段(大致为内蒙古河套西)的实地探索,当始自顾颉刚先生 1937-1938年的那次亲临洮河流域的考察,当今自以甘肃当地的学者贡献最大,这个过程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已开始,八、九十年代进入高潮,考察的人数 和发表的探索文章都有所增加。下面我们把学者们的观点简归为几种说法加以叙评,其中就可以反应对于秦始皇长城的实地考察和相关问题的探索过程。我们所收集 的材料虽不一定完整,但基本可以代表关于这一问题的几种主要观点。

1、 岷县说。今岷县就是秦汉时代的“临洮”,“岷县说”是一种最为流行的说法,来源最早。《史记》之《蒙恬列传》、《匈奴列传》就明言西起自“临洮”,大约同 时代的文献《淮南子·人间》也明确记载秦始皇时代所作长城是“西至临洮”的。这些文献我们下面还有详细的引文。《汉书》的《匈奴列传》也记载是起自“临 洮”的。后来的徐广、郦道元、李泰、杜佑等人,大致都跟随此说。如《蒙恬列传》之《集解》引徐广说“临洮”“在陇西”,也就是说临洮指的是属于秦陇西郡的 “临洮”。《水经注·河水》也说蒙恬所筑长城“起自临洮,至于碣石。”《匈奴列传》之《正义》引李泰《括地志》言:“秦 陇西郡临洮县,即今岷州城。本秦长城首,起岷州西十二里,延袤万余里,东入辽水。”《元和郡县志》说法大致相同:“溢乐县,本秦汉之临洮县也,属陇西郡。 秦长城首,起县西二十里。始皇三十四年并天下,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筑长城,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杜佑《通典》“州郡典”之岷州条说:“岷 州,春秋及战国时冰属秦,蒙恬筑长城之所起也。”注又云:“属陇西郡,长城在今郡西二十里崆峒山,自山傍洮而东,即秦之临洮县境在此矣。”宋乐史《太平寰 宇记》陇右道岷州条、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陕西岷州卫条,均同《通典》之说,谓岷州境内有秦长城之遗址。唐岷州即今岷县,也就是秦汉之“临洮”。

“岷县说”长期作为一种主流观点,近代学者也从之甚多,如王国良、顾颉刚、罗哲文、张维华、谭其骧、史念海、彭曦、吴礽骧、艾冲等,容下文缕述。

不过这些近代学者虽都同意“岷县说”,在长城离开岷县后至于今内蒙古阴山一带的具体走向上,看法是有所不同的。

王国良先生认为,“秦长城西起于今甘肃岷县,东行经狄道、固原、隆德等地,包六盘山而北走,再东经环县而入陕西境,过绥德,渡黄河,历山西河北境,到山海关转向东北,横贯辽宁南部,” 一直到今朝鲜平壤南之“碣石”[1]。 参照王书中所附图可知,王国良的解释,虽然有隙,但是对于长城的基本走向的解释,则是正确的。他还正确指出,秦始皇万里长城,是沿用了秦、燕、赵三国旧有 的长城的。在秦始皇长城的具体走向的判断上,除了在今鄂尔多斯、阴山一带有所不妥之外,王说大致正确。王说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在那么早的时候已有此见 解,王说还是令人佩服的。

王国良《秦长城图》(摘自王书第30页)

顾颉刚先生认为,秦始皇长城的走向,“自岷(县)折而北,东行至渭源,又西北至今临洮,又北至皋兰(按即今兰州——引者),沿黄河至宁夏而北而东,与赵长城相衔接。”顾先生认识的来源是1937、1938年去甘肃的考察。按照他所撰文中记述,他只到了渭源锹家堡、临洮的庆坪和尧甸(也称窑店)、岷县,以及膏兰(今兰州)等地,所以得出了上述有限的结论[2]。

顾颉刚《甘肃秦长城遗迹》图(自顾著《史林杂识初编》书后附图)

罗哲文先生早在1963 年即考察过临洮东尧甸(也叫窑店)乡的秦昭王长城,并做出了此就是秦始皇长城的判断,在其发表的考察简报中,也承认秦始皇长城起点的“岷县说”[3]。笔 者在1999年也曾来此考察,所见长城今貌与罗先生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所拍照片所反映情况变化不大[4]。在1982年出版的《长城》一书中,罗哲文认为, 秦昭王长城西起今岷县,后来这段长城被秦始皇长城所沿用,北段、东段则沿用了燕、赵长城[5]。在黄河-阴山,是设立“亭障要塞”的。在后来出版的《世界 奇迹——长城》一书中,罗哲文、刘文渊先生认为,秦始皇长城的西段“从甘肃岷县起,沿洮河东岸北行,经临洮、兰州,入宁夏,沿贺兰山至内蒙古的高阙,与蒙 恬率兵修筑的长城相接。东段,大抵循着赵国、燕过的北界长城的路线,从内蒙古、河北,向东跨越辽宁省辽阳市,直抵雅绿江边。”中段,即今河套和阴山一带, 基本是利用、增修赵长城而成的[6]。看来罗先生是认为,秦始皇长城是沿用了岷县-临洮段的秦昭王长城的。

 

罗哲文《秦长城》图(摘自罗著《长城》第26页)

张 维华认为秦始皇长城的西段——河套、秦九原郡以西之长城,沿用了秦昭王长城,在兰州以南段长城的走向上,看法与顾颉刚同。兰州以东,顾先生认为是沿黄河而 东北行,最后与赵长城相接的,而张维华则认为是“再由膏兰(兰州)东行,越陇山,入固原县境。复东北行,入合水与环县之境(按二县今属甘肃庆阳地区——引 者)。自此再东北行,入今陕西之鄜县(按即今陕西富县——引者)境。再东北,经延安县而入绥德县经。再东行,达于黄河西岸而止。”[7]。张维华在秦长城的走向、沿用关系等方面的观点,并不恰当。在我们看来,其说有两点是值得肯定的:一是认为沿黄河所筑,并非长城;二是认为秦始皇时代所筑长城之西段,并可分为三个部分,张称为“三道边”,却是极为精当合理的[8]。

张维华《秦统一后长城图》(摘自张著《中国长城建置考》上编)

史 念海先生认为,今岷县至于临洮,是沿用了秦昭王旧城的,秦昭王长城与秦始皇长城在临洮一带分支,一行向东者为昭王长城;向北至于兰州者乃秦始皇长城,秦长 城的西段,只有临洮至于兰州、阴山一段为新筑。他认为,兰州以东至于阴山,也是筑有长城的,只不过今或消失,或堙没于宁夏一带黄河以西的流沙之中[9]。 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第5-6页的秦“关中诸郡”图上,在今岷县至于临洮之间,也标注有长城,显然与史看法一致。在今兰州——内蒙古 河套一带的黄河岸边也标注有“始皇时所筑长城”,明乎谭先生在认为秦始皇长城起于“临洮”的同时,也承认兰州以东的黄河岸边所筑为长城。次年(1983 年)谭先生又发表了《秦关中北边长城》一文[10],认为“因河为塞”者,乃蒙恬新筑之长城,在今阴山之上,

史念海《秦昭襄王时长城图》

(摘自史文《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第61页)

吴礽骧也主秦始皇长城西起点的“临洮说”,但他同时认为,秦昭王长城是自今临洮北三十里墩村附近开始的,而秦始皇长城则起自今岷县的[11]。

艾冲先生的看法基本与史、谭先生同[12]。

彭 曦先生认为,秦始皇时代,是利用、修缮了秦昭王长城的,而且,秦长城决不可能只止于今三十里墩村的杀王坡一带,而向南之延续情况到底如何,则还需要更加细 致的实际考察,须不仅仅限于文献探讨。对于兰州以东至于河套的“城河上为塞”的,是否就是长城,彭先生基本持肯定态度,觉得应是长城的不同形式而已,但也 须实际调查的帮助[13]。

彭曦《战国秦长城略图》(摘自彭著《战国秦长城考察与研究》第234页,图八十二)

总 结以上“岷县说”者的观点,明确指出秦始皇长城沿用了昭王长城的,有王、史、罗、张、彭等人。其中,王、张认为,秦始皇长城的西段,是完全沿用了秦昭王长 城的,二者都是起自今岷县的,然后经兰州、固原向东到陕北绥德,或到内蒙古南部的鄂尔多斯,二人说法的差异只出在陕北、鄂尔多斯一带长城的走向上。彭曦虽 然承认秦始皇长城沿用了昭王长城,但对今临洮以南长城的存在持怀疑态度,也就是对于“岷县说”的态度在两可之间。罗哲文、史念海先生认为秦始皇长城只沿用 了秦昭王长城的岷县至临洮段,临洮以北,至兰州、阴山,则为新筑。顾、罗、史、谭、吴、艾诸人在叙述秦始皇万里长城时,都认为是从今岷县沿洮水到兰州附近 然后沿黄河东北行,然后至于今阴山一带,与赵长城相接。此六人除罗哲文、史念海外,其他人都未明确指出秦始皇与秦昭王长城的沿用关系。

实地考察是研究秦始皇长城西段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最早的如上述顾颉刚、罗哲文、史念海、彭曦,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六十年代以来陆续有人做这方面努力。还有甘肃是学者张学正[14]、何钰、苟惠迪、张芳贤[15]、孙益民、王楷[16]、陈守忠[17]、王宗元[18]、李并成、李琳[19]、景生魁[20]、范学勇[21]等。

顾颉刚先生,1938 年曾来岷县,没有发现任何长城遗迹。甘肃老一辈考古学者张学正,在1964年也进行过踏查,犹无发现。1985年临洮师范地理教师孙益民先生也来此而未发 现任何遗迹。1991年,西北师大李并成、王宗元赴岷县一带考察,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这样的结果,最终促成了孙益民等人的“临洮说”的提出。

另外有学者也进行了许多考察,也列出了一些实物证据。李琳所列有以下几项:1947年岷县曾出有秦货币万余枚;大量的秦瓦遗存,这些瓦片与临洮等地长城沿线的形制一致;有大量的壕沟存在,当是以“堑”作长城的遗留[22]。

支持“岷县说”,如李琳虽未言岷县境内有否长城,但也承认秦长城是起于岷县的[23]。

景生魁通过实地考察后认为,秦长城当起于进岷县县城西十里乡的大沟寨一带,沿洮河岸下行,一直可与康乐、临洮的长城联系在一起。李琳与景生魁都列出了一条重要的理由,就是说长城的修筑,也是为了防止羌人的,故“岷县说”不容否定。

还有下列说法,认为秦始皇长城更在今岷县以西,可以看作“岷县说”的衍生说。

巩如旭认为,秦始皇万里长城起首于岷县城西,向西出岷县,经卓尼、临潭而北,然后经康乐、和政、临夏,抵积石山县(按当即今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境黄河岸边,大致呈东南-西北走向,全长四、五百公里。然后在黄河岸边“因河为塞”走向东北,出甘肃、宁夏而到达内蒙古[24]。巩文认为,“洮州边墙”可能有的地方就是在秦始皇长城基础上做成的,但这种说法仍有把明清“洮州边墙”与秦始皇长城互混的嫌疑,并不一定靠得住。

范学勇通过对明清时代的“洮州边墙”的考察,把秦汉临洮的位置向西大幅移动了100 公里以上,认为卓尼县西卡车乡的羊巴城即秦汉临洮城,而且绵延二、三百华里、位于今卓尼、临潭境内的“洮州边墙”,大部分是沿用了秦长城的。若按照范学勇 的解释,秦长城起于今羊巴城西,那么秦始皇长城就是从今卓尼一带大致呈北行状,至于黄河的。可以看出,其所定的长城的走向,与巩如旭之说是相似的。

遗 憾的是,这些实地考察的人,大都非专业的历史考古学者,也没有更加深入的调查发掘工作,所以材料的可靠性因此就大打折扣。从实物资料证实“岷县说”的合理 性,现在看来条件并不具备。反过来,若因为岷县一带无实物可证,就否认“岷县说”,同样没有充分的理由,下文的“临洮说”就是如此。

综合“岷县说”的学术进程以及其中的差异,诸论者关心的要点其实有二:第一,秦始皇长城西端的起源地“临洮”,是否就如《括地志》等判断的一样,在今岷县一带?第二,若承认“岷县说”,那么是否秦昭王长城也起于岷县,而且秦始皇长城也是沿用之岷县- 临洮段?关于第一点,我们认为,主要依据文献的“岷县说”,不可轻易否定;若要否定,还要更加坚实的证据。关于第二点,虽然现在秦昭王长城西端起点临洮说 似乎得到很多人赞同,但仍存在也起于岷县的可能。若此猜测成立,则秦始皇长城很可能沿用秦昭王长城岷县-临洮段,而不可能作其他走向。

2、临洮说。

上 世纪四十年代初,寿鹏飞就在《历代长城考》中有此种看法,他说:“若陇西秦郡,设治巩昌,其西百里,即为临洮,昭王所筑,是否已至临洮(按寿文即今岷 县),虽不可知,然亦后代陕甘长城张本。后人每谓陕甘长城,悉出秦筑,实则至此,且亦秦昭所创,而非出于始皇也。”“西部临洮秦城,盖不出昭王旧筑,则以 陇西秦郡,治今巩昌,临洮距巩至近,或当无甚延展。由是言之,昭王所筑,仅洮榆一段;始皇新筑,亦仅新拓至五原一段。秦长城如是而已。”[25] 按照寿鹏飞文以及文后附图来看,他这里所说的临洮,就是指的今岷县,昭王长城是否已经至此,并不可知,但必是至于陇西郡治了。所以,寿鹏飞当属“临洮说” 者。必须指出的是,寿文中把明清巩昌府治即今陇西,误当作秦陇西郡治了,不知秦陇西郡治,在秦之狄道,也就是今临洮。

寿鹏飞所示秦长城图(自寿著《历代长城考》书后附)

这个说法代表性的人物主要是当今甘肃地方学者如孙益民、王楷[26]、陈守忠、王宗元[27]等,他们都亲自进行过秦长城的踏查。还有其他一些人也跟随此观点[28]。

秦 始皇长城的西段部分地区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孙益民、王楷先生首先发文认为,秦始皇长城的西端起点“临洮”不是秦汉临洮,即今岷县,而是今临洮即秦汉狄道 县。“临洮说“一个最主要的论据就是今岷县——秦临洮一带,并无长城遗迹,而今临洮——秦狄道北则有明显的秦长城村子。秦始皇长城西段,也是利用了原来的 秦昭王长城的,它的起首地就是原来秦昭王长城的西端起点,在今临洮县城北约15公里左右的新添乡三十里墩村附近, 村东即为城墙岭,从此向东都是丘陵地带,长城在此向东南连绵。城墙岭之边有地名叫杀王坡,孙、王二先生认为此处就是秦始皇长城的起首地。这里现在还有长城 遗存,往上到岭上更位明显,我们在1999年曾经到此考察,遗迹尚存很长一段[29]。不过,若同意二位的观点,这段长城无论如何是应该延伸到岭下洮河岸 边的,与洮河天堑相接为用。很有可能的是,在洮河岸边当时还修有关塞之类的建筑,今天已经看不到了,反正三十里墩村一带,在长城一线,必是一紧要之处。

孙益民、王楷《甘肃省秦长城》图(摘自孙、王文《万里长城西部起首于今临洮辩》图六)

在孙、王二人的文章发表大约2 年后,陈守忠、王宗元也发表了两篇观点、论述过程与孙、王大致相同的文章。这三篇文章的作者都说,自己的成果都是在八十年代初前后实际考察的结果。王宗 元、齐有科[30]也发文,专门对于“临洮”问题加以讨论,观点与上述人的大同小异。何钰先生等人也根据实际考察结果,认定定西地区现存长城为秦昭王长 城,并对“岷县说”加以怀疑,观点倾向于“临洮说”[31]。

甘肃省定西地区文化局秦长城考察组《甘肃省境内站战国秦长城走向示意图》(摘自甘肃省定西地区文化局秦长城考察组、何钰执笔《定西地区战国秦长城遗迹考察记》,图二十二)

综 观“临洮”说,在笔者看来自有值得肯定之处。例如他们认为,今临洮一带的长城,是秦昭王先筑,而蒙恬后有缮修的。另外,他们还认为秦统一后所修筑的沿今兰 州一带向东的黄河岸边的“城河上为塞”的那条防线,不是长城,而是与秦始皇长城不同的北边防线。在考察现存秦长城方面,他们还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弄清楚了 秦长城西段很多具体问题,例如对于长城的走向、功能的分析等等。但是,“临洮说”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   对文献的曲解。

这 一点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临洮”的理解上。我们现在见到的最早的记载秦始皇长城的文献是《史记》、《汉书》等,其中都提到“临洮”是秦始皇长城的西端起 点,“临洮说”为了适应自己的观点,强解文献,说“临洮”乃泛指,即洮河岸边的某处,例如,孙、王文中说,“临洮”“不过是洮河流域县份的泛义词罢了”[32]。可是,在《史记》、《汉书》的作者即汉代人的心目中,“临洮”一直是有具体所指的,就是陇西郡属县——今岷县的,此点吴礽骧先生有详细的考证,不待我们在此罗列[33]。而今临洮在秦汉则是陇西郡的首县——狄道。

王宗元、齐有科先生认为,“临洮”有广义、狭义两种解释。广义的解释泛指今洮河周边一带一个广大的地区,狭义的就是指的秦时的临洮县城,即狄道。《水经注》卷二狄道下说:“汉陇西郡治,秦昭王二十八年置。”许多学者把秦昭王二十八年(前279年),即秦有陇西郡的那年,作为临洮一带秦长城的始筑年代,这个年代推测,其实更应该相信较早的文献《史记·秦本纪》。在后者中记载前一年(前280年)秦“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张维华、杨宽都认为秦之有陇西郡的年代,不会晚于此年[34],王、齐也跟随了《水经注》的观点,并认为秦有陇西郡后,即有长城。对于“临洮”的由来,他们的发挥尤其不审:

问题的关键是“临洮”这一地名,在战国至秦代时发生了变化,在秦昭襄王筑长城时(公元前279年),秦陇西郡和临洮县的治所都在今临洮县城,迨及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迁屯留民于临洮后,遂将临洮县境的北部改为狄道县,其治所设在临洮城;南部仍为临洮县,治所则由北部迁到今之岷县城,至此岷县才具有了临洮之名。发现这一点是解开长城起首地之名的关键。临洮县分境为二是在秦筑长城约40年后的事。而《史记》所云秦长城起首地的“临洮”,则是指秦昭襄王筑长城时的临洮,即今之临洮县城,不能将其与40年后的临洮城(即今之岷县城)混为一地。

这种轻率否定文献的做法,极为不可取,并且也无多大可靠性,自然站不住脚。可是在秦长城有关方面的研究文章中,却是屡见不鲜的。对于此类现象,当是由于许多作者并非专业的历史考古学者,专业素养缺乏;同时也不排除当时急功近利缺乏认真求实精神这个原因。

又如对于上引杜佑《通典》卷174“州 郡”四岷州条注释说:“属陇西郡,长城在今郡西二十里崆峒山,自山傍洮水而东,即秦之临洮境在此也。”这个记载与《旧唐书·地理志》等文献也有同样的说 法,认为秦长城在唐溢乐——秦“临洮”西二十里。孙、王文根据崆峒山的地望,判定长城在今临洮——唐狄道县内。文中认为,崆峒山“又名空头山,就是今临洮 县西北部的马啣(陈、王文写作衘)山,在山下有崆峒小山、崆峒湾。杜甫上哥舒翰诗说‘防身一长剑,将欲倚空同。’又寄高适诗说‘空同小麦熟,且愿休王 师。’上面所说的崆峒,都是指临洮的崆峒,据近代史学家考证,岷县并无崆峒山。《通典》、《通鉴》(按孙、王文中所指为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中的记 载,岷县可能为临洮之误,‘西二十里崆峒山’可能为‘东二十里崆峒山’之误,因秦长城位于临洮城东10.8公里的处的崆峒山山上。”他们不但认为今天的临洮——秦时的狄道,当时也有可能就叫做“临洮”的,例如《哥舒歌》中的“临洮”[35],并且崆峒山也被他们移至今临洮了[36]。

在以上理解下,“岷县说”就被轻易地否定了,而秦始皇长城的西端的起首地也从今岷县被位移到了今临洮。

又如孙、王文中认为,《史记·匈奴列传》等文献所记载的秦始皇时代“筑 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適戍以充之……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的长城,主要是为了对付匈奴,防守的重点在河套一带。但是,如我们 下面将要详引的《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明确记载取“河南地”与“西北斥逐匈奴……城河上为塞”是并列的两回事。而“城河上为塞”所在的地域,已经超出了 “河南地”的范围,由此可见不仅“河南地”需要秦之防卫,其西的“榆中”上下的黄河,也应是匈奴侵寇之地而须加防卫的。所以无论“河南地”还是西边的黄河 上游一带,都是秦人所须防备之处,并不见得河套一带就是所谓“重点”。

第二,在对考古资料的解释上,“临洮”说对于“岷县说”考古材料的质疑,以及自己所举的考古材料,似都有一定合理性,我们上文也已经论述“岷县说”所举的考古材料缺乏科学性而不能让人信服。但反过来,若就此跟从“临洮说”者的质疑、相信临洮-岷县间无所谓“长城”,同样是不可取的。

让我们对秦昭王长城是否到达今岷县稍作推测。

《汉书·地理志》记载陇西郡治狄道,即今临洮,其南为“临洮“即今岷县。秦代狄道、临洮是秦朝的边塞,洮河也是秦与羌、匈奴的分界线[37],也是古代羌人、匈奴南下的重要交通线。《汉书·西域传》记载:“及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 不过在其北,匈奴已经被赶往黄河、阴山以北。秦汉之际,中原内乱,匈奴复以“故塞”(即秦昭王长城与赵长城)与汉朝为界。由于这个格局,高后、文帝间,匈 奴就可以方便地“三困陇西”,并入安定、北地二郡。一直到西汉中期武帝筑令居塞(今甘肃永登县境)、开河西,洮河流域一直是秦汉之边塞地区。

根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此间的景帝时期,曾发生了羌人研种要求归顺汉朝的事件: “研种留何率种人求守陇西塞,于是徙留何等于狄道、安故,至临洮、氐道、羌道县。”按安故在今临洮南洮河边上,氐道在今甘肃礼县,羌道更在岷县南卓尼县 境。此时洮河以西河湟一带的羌人已臣服于匈奴,匈奴也常常侵寇陇西,归顺汉朝的羌人研种,守“陇西塞”的作用,当是防止羌、匈奴的侵扰与羌人的“南度”。 这条资料告诉我们,西汉前期的所谓的“陇西塞”边防体系,必定是包括了上述诸城的。

这条防御线的走向,可能从秦代到西汉前期变化并不大,但是对面羌人的情况可是发生了变化的。《西羌传》记载的战国晚期到秦代,秦人或“并不西行”使羌人繁息,或筑塞“使众 羌不复南度”,羌人都处于弱势地位,与秦矛盾似并不尖锐;秦末以来,羌人臣服于匈奴,必定是转而站在了中原王朝的对立面的。秦代,在更北的黄河岸边,尚有 一条“城河上为塞”的防线存在,此时匈奴却已南侵至于临洮“故塞”即秦昭王长城一线。以此两点,使“陇西塞”的地位在西汉前期更加突显。若此,则临洮-岷县一线,岂能无所防御?其有防线存在,固无可疑。

由 此推测此前不久的秦始皇时代的防御线,其从临洮向南延伸到岷县,就是极为可能的。秦代与羌人虽然矛盾并不尖锐,但仍要发挥使“众羌不复南度”的作用,羌人 不是匈奴在秦之北,而是分布在洮河以西,故防线须从临洮向南延伸。所以秦代修筑于洮河流域的这条防御线,无论是长城还是别的什么形式,都应是一种客观存 在。由于其与秦昭王、赵、燕长城等相接,也有所新筑,构成了宏伟的“万里长城”,所以无论是什么形式,把这些关塞,看作“绵延万里”的秦始皇长城的一部 分,都是可以的。

读者或许会疑问,在此西的临夏一带,尚有秦县枹 罕,秦沿洮河谷地设防,总不能把其抛于塞防之外。我们认为,按照《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枹罕位于秦汉离水(今大夏河)与洮水(今洮河)之间,地近黄河, 后人按照后起的文献即《水经注》以来的解释,可能并不准确。枹罕并不属于此处所说的秦洮河防线,而当属那三十四县城所构成的黄河防线。或许,枹罕就是这三 十四座县城之一,并且是最西的一座。

有鉴于此,秦始皇长城南到岷县说,也就有了合理的理由,不能轻易否定。我们怀疑,在临洮-岷 县一线,可能没有长城建筑,而与“榆中”以东的“城河上为塞”一样,也是以筑城为堡垒、或者“堑溪谷”的这些形式进行防御的。因为这里并不同于北方较为平 坦的沙漠草原地带,需要有连续的防御工事;这里有的只是连绵的黄土丘陵和山岭,其西侧逐渐向黄河上游的草原地带过度,所以只须在交通要道设立据点,或者别 是什么形式,就足以达到防御的目的。后来明清时代的“洮州边墙”,设立在本条防线更西的卓尼、临潭境内的草原地带,与此处洮河中下游的情况正好相反,正可 作为此处因属山区而不须修筑连续性长城的证据。难怪今日临洮-岷县一线无长城踪迹可寻了。

因此,“临洮说”者根据今临洮南无长城遗迹,就认为秦始皇长城也是起点于临洮,论据也是不坚实的。

二、秦始皇时所筑长城的基本事实辨正

所有的论者所依据基本材料,无非是两类,一类是文献材料,一类是实际调查而得的考古材料。下面我们根据此两类材料,所谓秦始皇长城的基本事实加以辨正。明白了这些问题,有助于对于秦始皇长城西起点的判断。

对于秦始皇长城,《史记》、《汉书》的记载最早最详。为了说明问题,我们还是不厌其烦地重新辑录如下。

《史记·秦始皇本纪》:

三十二年……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

《史记·蒙恬列传》:

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于是渡河,据阳山,逶蛇而北。

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堑万余里。

《史记·匈奴列传》:“

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

《汉书·匈奴列传》:“

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数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缮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

以上文献可以对读,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基本事实,秦始皇时代向北斥逐匈奴后,进行了三种大的防御工程的修筑:

第一,秦始皇三十三(前214年) 始,在“略取河南地”,并向“西北斥逐匈奴”后,“城河上为塞”、“因河为塞”,自榆中(今兰州一带)——阴山(今乌拉山、大青山)修筑一道防御线。具体 的“城河上为塞”、“因河为塞”的情况,当如辛得勇所理解的,就是筑三十四(四十四)座县城以为堡垒,东端当一直道今乌拉特前旗一带,与赵长城相接,辛得 勇名之为“黄河-阴山”防线[38]。这条防线利用了原来的赵长城,就是现在所称的赵北长城的那条,至今在阴山南麓东西绵延尚存。

对 于“城河上为塞”的理解,就是是否真正筑有长城,张维华先生认为,“似未筑有长城”,因为黄河、县城以足以为塞,可能只于险扼之地,立有障塞而已。前引史 念海、谭其骧、吴礽骧等认为,此处当有秦长城遗址,只是今天看不到了。反正明确的是,秦始皇在今兰州以东至于河套东端的古阴山一带,是修了一道防线的,最 主要的就是修筑了三十四(或四十四)座县城。

有些人根据一些文献记载,说此处筑有长城,如《通典》卷一七四兰州五泉县下注云今兰州一带有秦汉长城:“汉金城县地,汉榆中县故城在今县东……又有故苑川城及故长城。”这里所提到的所谓的长城的时代和性质,由于今天已经不存,所以很难判定。

如 上文以述,史念海等先生认为,从古榆中向东北,一直到阴山所谓的“城河上为塞”,就是沿洮河、黄河一线修筑长城,是由于某些原因例如沙漠掩埋之类的原因, 今天已经看不到了。他的论断基于其于七十年代后期以来的考察,在时间靠后的一篇文章中,他又作出了更进一步的判断,认为今河西汉令居塞所在的永登[39],以及古浪、天祝等地尚存的汉塞[40],有可能为秦始皇时所筑长城。在今宁夏中卫北的滕格里沙漠中,发现有东汉时代的石刻文字,在中卫也有东汉墓葬,史先生由此汉代的沙漠可能并没有向南到达这些地方。因此,秦始皇长城由上述三县向东北沿黄河北岸延伸,也就是可能的[41]。 实际上史先生的观点很是错误,汉之越“故塞”、向洮水西更广大的河、湟西北扩展,都是在武帝以后,文献多有记载,上述三县长城,已达河西乌梢岭,秦之势力 何时到达于此?而石刻文字与墓葬,年代已明确在东汉,此当是汉有此黄河以北后的事情,无论如何也早不过武帝时期。《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在汉有河西并不 断出击匈奴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所谓的“地接匈奴以北”, 《正义》说就是拥有了匈奴旧地,明乎包括兰州东黄河以北地区。所以黄河以北的石刻、墓葬,都只能是武帝以后的汉朝屯田军民所留了,秦始皇时代的军民是不可 能涉足在此屯田的。

在内蒙古磴口县境内狼山东南麓哈腾套海苏木都毛都格发现有一段约1.5公里长的石砌长城,有人认为乃秦长城而汉沿用之,也是没有道理的[42]。笔者推测这段长城位于狼山一个谷口,不但防御从谷口而来威胁的意图非常明显,也与其东的汉代所谓“河西三县”(临戎、三封、窳浑)存在联系,本三县归属的汉朔方郡,是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27年)才设置的。本段所谓长城,与狼山类似的其他山谷的石墙并无不同,例如其北的哈隆格乃山谷中的塞墙。这些塞墙都是与烽燧、城障相联系而设的防御设施,互相之间必定不相联系,构不成连续的“长城”,因此不能凭空想象,把位于狼山北段的秦始皇长城人为延伸至此。

在今内蒙古乌海市的桌子山,还发现有长城遗迹,被称作“凤凰岭长城”或“桌子山长城”,南北走向约30公里位于黄河东岸的桌子山西麓,其西濒临黄河,还有一座城址,称作烂泥城,在故城北曾发现12座墓葬,其中一座具有典型的秦文化特色,因此有人推测,烂泥城始筑于秦代,为临河的三十四座县城之一,这个推测有一定的可能性[43]。但是,若推测桌子山长城为秦始皇长城在,则是不适宜的。因为,此城已在长城之外,按照长城建设的惯例,断无把自己城池置于长城外之理,所以桌子山长城,就绝对不可能是秦始皇长城了[44]。

最近在宁夏中卫县沙坡头黄河南侧,发现几段长城遗址,城墙大致作两道,相隔约600米,宁夏的周兴华先生认为这两道长城,当一为秦昭王长城,一为秦始皇时所筑长城[45],实际是不对的。关于秦昭王长城的走向,现已基本查明,是从宁夏南部固原一带通往甘肃东部,并不经此处的黄河岸边,所以说其中一条为秦昭王时所筑自是没有道理。又,秦始皇所筑“榆中-阴山”间的河上塞,并非长城,汉人却确实在本段黄河边修有长城。如《史记·高祖本纪》记载高祖二年(前205年)曾“缮治河上塞”。《匈奴列传》又载此后的元朔二年(前127年) “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汉亦弃上 谷之什辟县造阳地以予胡。”这些行为都不能排除在某些地段修筑长城的可能。我们推测,沙坡头的长城,当与汉人的这些作为有关,并不是秦人所筑。乌海桌子山 长城,与此性质当相同。

既然无论从文献与实际调查材料都不能说明“城河上为塞”就有长城的存在,那么倒不如遵从张维华先生的说法:“此一地带,似未筑有长城,纵于扼险之地,立有障塞,亦未必互相连贯,故称之曰边则可,称之曰长城则未妥。”[46]

第二,在从今榆中到阴山的黄河岸边修筑了三十三座县城的同时,又“筑长城”,这就是史有显名的从“临洮”到“辽东”的秦始皇万里长城。具体方式是“因地形,因险制塞”、“堑溪谷,可缮者治之”,即根据地形,或利用原来旧有的长城,或者新筑。原来的赵长城,现在已可知被部分利用;燕长城则基本全被利用。由“可缮者治之”的记载来看,原来的秦昭王长城,也是很可能被重新利用的。

这种既有新筑、又有沿用“万里长城”,走向已经可以基本清楚。我们判断的秦始皇“万里长城”的走向是如下的:

从 今岷县(秦临洮)北行,至于临洮,此间可能并无长城存在,有的只是城或其他形式的防御设施,例如烽燧之类。从临洮后然后沿用了秦昭王长城,经今甘肃定西、 宁夏固原、陕西延安和榆林地区境后,到达内蒙古东胜市境内,在今东胜市区与准葛尔旗交界处沿用了战国赵河南长城西南侧的那一段,本段长城西北行至达拉特旗 北的黄河岸边,与对面黄河北乌拉特前旗东的赵北长城西端相接[47],然后沿用了赵北长城东行,至于今呼和浩特市北郊坡根底村附近与下文将要叙述的秦始皇时代所筑的”阳山长城”会合,然后沿用了赵长城,东行至卓资县三道营乡北大黑山一带,新筑长城,然后东南行[48],“经卓资县南部山区、丰镇市北部、察右前旗南部、兴和县南部,再东行进入河北省怀安县桃沟村。”[49]再向东至丰宁县森吉图村南与燕北长城相接,其东则利用的是燕北长城[50]。

有人以为,秦始皇长城利用赵长城,只是卓资县大黑河北大约18公 里的一段,与我们的认为的自乌拉特前旗的赵长城西端开始一直到卓资县大黑山一段赵长城,都被秦始皇长城沿用的观点不同。其实“阳山长城”,虽也为秦始皇时 代所筑,但与秦始皇“万里长城”分明是两事,这段长城自乌拉特中旗石兰计山口北小山开始,向东沿狼山、大青山北麓,经乌拉特前旗、固阳县,从武川县东南入 呼和浩特北郊坡底村附近与赵长城相交,一直到东面的卓资县三道营的大黑山一带,沿都是用的赵长城。大黑山以东卓资县东部一直到兴和县境赵长城之终点——民 族团结乡二十七号村附近,沿线遗物稀见,所以有学者推测秦长城在卓资县西部大黑山一带越过大黑河东南行,是有理的。总观起来,秦长城自乌拉特中旗至于呼和 浩特市北郊段,多石筑;在卓资县越过大黑河后东南向后,除了兴和县的一段为石筑外,大部分则为土石筑,与乌拉特中旗——呼和浩特北郊段差异明显。所以我们 认为,乌拉特中旗-呼和浩特北郊自狼山而来的长城,就是我们本文所说的“阳山长城”,是秦始皇时代 蒙恬将众渡河至阳山后所筑长城,其东端在今呼和浩特北郊坡跟底村一带而止。而此前开始修筑的秦始皇“万里长城”及走向,则如上段所述。蒙恬在这条万里长城 上的新筑,主要在今卓资县西部至于兴和县,东到河北丰宁县之间,李逸友先生总结这段长城的特点时说:“自呼和浩特市北郊的坡跟底村以东,直至兴和县高庙子乡南山顶之间,仅可见有局部长城遗迹,主要是多在东西横亘的大山区,都可因山制险,不必兴筑墙体,仅在一些山势较缓地带筑有墙体,其中也有局部可能因为水土流失而消失”[51],这正反映了秦始皇“万里长城”因险制塞”的特点。而对于呼和浩特卓资县三道营以西的赵长城、丰宁县森吉图村以东燕北长城的沿用,又正是反映秦始皇“万里长城”的另一特点——“可缮者缮之”的。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上文临洮-岷县间所谓“长城”的问题。本段塞防,也是利用地形,属于“因险制塞”是情况之一,不一定非要筑长城。几座城池之类,已足以为塞,在“万里长城”一线,情况正与卓资-兴和县之间“因险制塞”的情况类似。同时,由于地处洮河谷地,自也可有“堑溪谷”的形式。所以,说秦始皇“万里长城”起于岷县,就是有理的了。

相反,自秦榆中至于阴山,所筑数十座县城,“城河上以为塞”,虽也可属“因险制塞”的性质,但由于此处无长城遗迹,在长达千里的黄河沿线,只有城池数十,怎么说都是不能称作“长城”的。

 

 

国家文物局《内蒙古自治区战国、秦、汉、北魏长城遗存图》(局部)

(摘自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分册》上,第64-65页)

第三,除了修筑三十四(或四十四)座县城临河、“筑长城”,秦始皇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这次所筑的,虽言“亭障”,实际也是筑有长城的,此就是本文屡言的从乌拉特中旗东行至于呼和浩特市北郊坡根底村的“阳山长城”,此处不再赘述。

三、小结

综合本文,可得出以下论断:秦始皇“万里长城”西端起点的“岷县说”,并不能是轻易否定;而“临洮”说则有很大漏洞。

与上相联系的是,秦始皇“万里长城”所指,当是以下一条基本连绵不断的防御线:从岷县起,再沿用秦昭王长城至于内蒙古东胜市境,由此西北行沿用位于东胜-达 拉特旗的赵河南长城,越黄河后再沿着赵北长城,一直到今卓资县西部大黑山一带后,再新筑长城,东向在河北丰宁县与燕北长城相接,最东段沿用的是燕北长城而 终于朝鲜境内。所谓的“阳山长城”,虽也为秦始皇时代,但并不在“万里长城”之列;自“榆中”至于阴山的“城河上为塞”,根本就非修筑长城。这或许才是 《史记》、《汉书》作者所谓秦始皇“万里长城”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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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王国良:《中国长城沿革考》第29-33页,商务印书馆,1930年。

[2]顾颉刚:《甘肃秦长城遗迹》,顾著《史林杂识初编》第77-81页。中华书局1963年2月第一版。

[3]罗哲文:《临洮秦长城、敦煌玉门关、酒泉嘉峪关勘察简记》,《文物》1964年第6期。

[4][29]史党社、田静:《甘、宁地区秦长城考察记》,王子今等编《纪念林剑鸣先生学术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月。

[5]罗哲文:《长城》,第19-20、25-30页。北京出版社1982年2月第一版。

[6]罗哲文、刘文渊:《世界奇迹——长城》第22-25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11月第一版。

[7]张维华:《秦昭王之长城》,张著《中国长城建置考》上编,第113-118页,中华书局1979年2月第一版。

[8]同[7]张维华《秦统一后之长城》,张著《中国长城建置考》上编,第129-136页。

[9]史念海《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文物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第52-67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2月第一版。史念海《论西北地区诸长城的分布》,中国长城学会编《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68-182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第一版。

[10]《历史地理》第三辑。

[11][33]吴礽骧《战国秦长城与秦始皇长城》,《西北史地》1990年第2期。

[12]艾冲《中国的万里长城》第33-35页,三秦出版社1994年8月第一版。

[13]彭曦《战国秦长城考察与研究》第256-260页,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年11月第一版。

[14][19][22]李琳的观点,以及张学正、李并成先生的考察过程,同见李琳《对秦长城西起临洮即今岷县的再认识》,《丝绸之路》1999年第2期。

[15]甘肃省定西地区文化局长城考察组《定西地区战国秦长城考察记》(何钰执笔),《文物》1987年第7期。

另外,何钰先生在《秦长城西部起首崆峒山刍议》一文中还列举了其在岷县曾经捡到与秦昭王长城沿线相同的陶片,何文见《社科纵横》1994年第3期。

[16][26]孙益民、王楷:《万里长城西部起首于今临洮辩》,《兰州学刊》1982年第1期。下引孙、王说同。

[17]陈守忠:《甘肃境内秦长城遗迹调查及考证》,《西北史地》1984年第2期。

[18]陈守忠、王宗元:《甘肃境内秦长城遗迹调查及考证》,黄盛璋主编《亚洲文明》第一辑,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年。

[20]景生魁:《秦长城西端遗址探索》,《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岷县秦长城遗址考察》,《丝绸之路》1996年第2期。下引景说同。

[21]范学勇:《秦长城西端起点临洮地望与洮州边墙考》,《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1期。下引范说同。另外,关于洮州边墙的情况,可参李琳《洮州边墙》,《丝绸之路》2004年第1期。

[23]参李琳:《甘肃境内秦长城考察记略》,《丝绸之路》1996年第6期。

[24]巩如旭:《秦始皇万里长城起首处遗迹求索》,《西北史地》1984年第2期。

[25]寿鹏飞:《历代长城考》第5-8页,1941年自刊。明文书局[台北]编《长城研究资料两种》,1982年10月初版。

[27]同上[17][18]陈、王二文。

[28]例如董耀会先生也持此观点,这或许是因为董先生的文章作为长城学会的工作报告性质的缘故。参董耀会《秦始皇长城遗址研究》,董著《瓦合集——长城研究文论》,第134-148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

[30]王宗元、齐有科:《秦长城起首地——“临洮”考》,《西北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

[31]同上[15]文《定西地区战国秦长城考察记》(何钰执笔)。

[32]何钰等人观点同。参上[15]何钰文《秦长城西部起首崆峒山刍议》。

[34]同[7]张维华:《秦昭王时之长城》,张著《中国长城建置考》第114页;杨宽《战国史编年辑证》第84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11月第一版。

[25]《哥舒歌》为唐代民间歌颂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的一首诗,全文作:“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见《全唐诗》卷七八四,署名西卑人。此临洮当如谭其骧先生主编之《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册第39-40页所标注,就是在今甘肃临潭。也有学者前述误说加以驳正,例如李琳《〈哥舒歌〉中的“临洮”在何处?》文中,就与谭先生观点相同而批评了孙、王之说,李文参《丝绸之路》1994年第5期。

[36]持此崆峒山在临洮说法的还有原定西地区博物馆的何钰等先生。参何钰《秦长城西部起首崆峒山刍议》,《社科纵横》1994年第3期。

[37]《后汉书·西羌传》等。

[38]辛德勇:《张家山汉简所示汉初西北隅边境解析》,《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

[39]甘肃永登县文化馆:《永登县汉代长城遗迹考察》,《文物》1990年第12期。

[40]吴礽骧:《河西汉塞》,《文物》1990年第12期。

[41]同[9]《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史文。

[42]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分册》上册,第266-267页图;下册第616页文字说明。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年11月第一版。

[43]李逸友:《中国北方长城考述》,《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年第1期第22页;同[42]《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分册》上册第134-135页、下册第75页。

[44]辛德勇《阴山高阙与阳山高阙辨析》,《文史》2005年第3辑(总第72辑)。

[45]据“宁夏旅游网”。

[46]同[7]张著《中国长城建筑考》第132-133页。

[47]赵河南长城西南侧的那段性质的判断,辛德勇说极为精当,故从之。同上[38]《历史研究》辛文。

[48]同[42]《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分册》下册,第538页。

[49]同[43]李逸友文,第30页。

[50]同[42]《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分册》上册,第94页。

[51]同[43]李逸友文,第14页。

本文转引自:http://www.hylae.com/qhsxxw/history/htdocs/XXLR1.ASP?ID=5616,如不允许转载,敬请告知,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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