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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益:《西方长城印象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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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牛湾,杨理先生摄)

本文作者:黄益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代名词,是中国的名片,这是世界现在公认的事实。但是,长城在人们的心目中一直存在多种声音,这些声音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宏观来看,西方世界对长城的印象从古至今有三个大的阶段,有如一部宏大的音乐巨制,有缓进,有低估,也有高潮。
与长城有关的信息传递到西方世界,有一个缓进的过程。中国西高东低,东南面对大海,在古代属于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在这片土地上,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根据 自身发展的需要和实力对比,进行着各种各样的碰撞、交流与融合。昭君出塞、澶渊之盟、隆庆和议等历史事件无不在体现着农耕政权与游牧政权之间的交流互动。 尽管这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但并不代表它与外界完全隔绝。张骞凿空、玄奘西游、鉴真东渡、郑和下西洋等无不体现着古代中国与外界的交流。除中国人不 断外出取经问道、交流互访外,世界各地的民族、国家也在历史上不断与中国建立联系。在这些联系中,中国多个朝代大量修建并利用长城的信息传到世界。其中, 古代中国周围的民族和国家对长城的认识与中国国内的认识较为一致,从长城的实际功能和留存状况上分析和认识长城的文章比较多。但在西方,最初对长城的认 识,大量借助了人的想象力,因此增加了不少夸大的成分。当传教士不断将长城的信息传递到西方世界时,长城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地位日渐高大,远远超过了长城实 际上具有的高大。正如比利时人南怀仁(1623~1688)盛赞的那样:“世界七大奇迹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中国的长城,欧洲所有出版物中关于长城的描述,都 不足以形容我所见到的长城的壮观。” 长城的信息被不断引进西方知识阶层和上流社会,又通过他们的言谈和著述不断传递给中下层民众。到17世纪初期,世界地图上标出万里长城成为世界地图学的基 本标准。长城作为世界上唯一的建筑物绘入地图,充分说明了长城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就在长城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形象被夸大的同时,长城与中国的关系得到 强化。而这时候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是以《马可·波罗行记》为代表的作品掀起西方人无限向往的中国。因此,这一时期长城的高大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也与西方 人心目中的中国的高大形象有关。
西方人很快开始认识真正的中国,西方人对长城的印象也随之出现了戏剧化的过程。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西方人加强了与中国的直接交流。此时的长城,已经逐渐成 为了代表中国文明的标志,西方人审视长城的价值和作用时,往往与中国联系起来。英国人笛福认为,长城虽然是一项伟大的工程,但它连乌合的鞑靼兵都抵挡不 住,实在有些“大而无当”。这一观点见于《鲁滨孙历险记》中。罗尔夫·J.格贝尔(Rolf J. Goebel)在论述卡夫卡的东方话语(Constructing China: Kafka’s Orientalist Discourse)时中引用德国人F.史莱格尔认为,“实际上中国根本没有历史,中国的一切都像长城那样凝滞,千年不动”。德国马克思将长城视为“最反 动最保守的堡垒”。这些对长城的评述中,有意识地将长城与中国联系起来考虑,长城与封闭保守、长城与中国长时间的社会相对停滞、长城与中央集权……可以 说,在文艺复兴开始的较长一段时间里,西方虽然肯定长城的伟大,但对长城的认识多带有消极、负面的信息。这些信息的获得,与当时西方世界在工业革命中逐渐 崛起、西方社会思想启蒙运动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当然,在西方认识长城的第二阶段,长城作为中国人民经过长时间历史创造的奇迹、作为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优势的体现、作为中国古人智慧和决心的象征等多方 面的意义也逐渐得到阐释与弘扬。长城也逐渐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进入人们的视野。1908年,美国威廉·埃德加·盖洛前往中国,从山海关到嘉峪关全面考察长 城并写了《中国长城》一书。他在书中认为:“这座世界最大的城墙,长久以来不只对和平有很大贡献,也对延缓战争的突发影响深远。”透过长城,盖洛认识到: “砖石和骨头就像月光下其他万物一样必然会化为灰烬,但创造了如同长城这般伟业的心智则决不会腐朽和崩溃。”
在中国被列强蚕食和鲸吞的过程中,长城也一度成为一些国家对付中国的工具。一些受政治影响甚至直接为政治服务的学者开始大造声势,将长城视为中国的边界。 日本矢野仁一等人开始鼓吹“长城以北非中国论”,苏联学者也一度大力宣称长城和东北柳条边是“中国的国界”。这些说辞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逐渐被纠 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中国逐渐强大,对长城的认识逐渐纠正了原来夸大和贬低两种截然不同的取向。西方世界中研究长城和研究中国问题的有关著作不断涌 现。美国人林蔚《长城:从历史到迷思》通过对长城历史的考察,结合以前各种对长城的言论,对西方世界将长城与中国联系起来后,又曾经过分夸大长城的做法进 行了辨析。这一作品虽然也存在不少对长城认识的不妥当处,但其对西方人认识中国的梳理功不可没。
在中国逐渐强大、与世界各国的交流逐渐走向深入的今天,以英国学者威廉·林赛为代表的一群致力于研究长城的学者,通过几十年对长城的保护和研究的具体行 动,出版了《徒步长城》、《万里长城百题问答》等多部长城专著,直接开始挖掘长城的积极意义和价值。研究中国和亚洲历史、地理、民族、语言、环境等学科的 学者也往往通过考察长城区域的情况分析长城对中国、亚洲乃至世界的影响。如美国学者拉铁摩尔考察亚洲内陆边疆的过程中,虽然对长城的认识不完全符合历史的 实际,却通过对由长城隔离开来的南北双方、尤其是通过长城以北游牧民族的考察,将长城区域的各项研究拉入更为广阔的视野。西方对长城的研究中,客观的信息 逐渐增加,正面的信息逐渐增加。在长城研究走向全面的同时,也走向客观。这成为了西方认识长城的第三部曲。
长城是一本大书,其所蕴积的思想内涵十分丰富而复杂,这决定了人们在认识和解读长城的过程中,对长城的认识难以一致。人们不可能在短时间里穷尽长城的所有 问题,也不可能对长城的所有认识完全正确。从逐渐变成一个神话到更多看到长城的消极意义,到逐渐走向客观,西方人对长城的印象在数千年间随着认识的不断深 入出现了极大的变化。由于长城是中国的名片,透过西方人看长城的眼光和角度,我们也从一个侧面看到了在几千年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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