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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长城”概念的认定标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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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张依萌

20100130水关长城05

(杨理先生摄)

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针对长城的历史文化及考古研究不可谓不多,但作为长城研究一项基础工作,长城的定义及概念的探讨并不深入,由于其规模宏大,内涵复杂,且“家底”不清,各方观点莫衷一是,难成共识。换句话说,我们至今尚无法回答“长城是什么”。

2007-2012年,由国家文物局、国家测绘局联合开展的长城资源调查工作,首次全面掌握了中国境内现存长城各类遗迹的情况,为长城的全面保护奠定了基础,亦为长城诸概念及定义的讨论提供了新的依据。“家底”不清的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于是建立长城认定的标准便成为长城保护管理的当务之急。

很多学者曾根据自己的理解,给长城下过定义,分别阐述了长城的建造年代、规模、建筑类别、功能、特点、价值等方面。经统计,现有的长城“定义”可达十余种。

通过比较各家之说,可得如下共同点:

长城是点、线结合的巨型军事防御工程体系;

连续的防线是长城建筑的重要特点。

此外,各家观点也有一些不同。

对于长城的出现,各家基本都承认,秦朝的万里长城以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边境已有的防御工事为基础,有观点认为这些工事已经属于长城,而另一种观点则持否定态度,如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语基本以秦朝的建立作为长城的开端,且将防御方向限定在北方;

建筑形式方面,侯仁之、景爱二位先生强调了长城的人工属性,而《长城大百科全书》则认为长城是人工与自然相结合的建筑;《中国大百科全书》,以及成大林先生的定义则提出了长城的非闭合性。

若要给长城下一个准确的定义,首先我们要厘清长城的概念。对于长城的定义之所以争论不休,究其原因,是没有统一的概念认定标准。现有研究对于长城的认定,并无明确统一的标准,或以文献记载;或以遗迹的建筑形态;或以功能为依据;或同一定义中,几种标准兼而有之。

在中国各地,符合上述定义所公认特点的建筑广有分布,时代、性质各不相同。我们在此姑且将其统称为“线性军事工程”。而真正意义上的长城应从文献记载与考古调查所见的线性军事工程遗存中去寻找。

我们认为,文献、建筑形态和功能是长城概念认定标准的三个层次。

首先通过文献记载,我们可以从时代和性质上,对长城进行限定。

根据河南洛阳金村东周墓葬出土的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404)作器“骉羌钟”铭文记载,韩将骉羌于这一年伐齐“入长城”,据此,长城的出现当不晚于公元前5世纪。关于长城修建的最晚记载,见于左宗棠《西四城流寓各部落分别遣留并议筑边墙片》奏疏。疏云:“若南自英吉沙尔……改筑边墙,于要冲处间以碉堡,则长城屹立,形势完固”。时惟光绪四年(1878)。据此,我们选取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19世纪作为长城概念的取值范围。

尽管历史文献是长城概念的渊源,但长城的认定,不宜以文献记载为标准,因其所指过于狭窄,且自身标准就不统一。如秦《战国策》将长城与“钜防”并称,宋太宗诏定“潴水为塞”时有云:“筑长城,徒自示弱,为后代笑。”是就其地理位置与建筑形式而言;到了明代,《全辽志》等文献在计算边墙长度时则明确将自然险归入其的范畴。汉蔡邕《难夏育上言鲜卑仍犯诸郡》有“秦筑长城,汉起塞垣”语,则又以时代作为区分,将汉塞看作与长城并立的建筑类型;《文选·鲍照<东武吟>》:“始随张校尉 ,占募到河源;后逐李轻车,追虏穷塞垣。”(唐)张铣注:“塞垣,长城也。”据此,则唐人将长城、塞垣视为同一概念。此外,长城在明代改称“边墙”,如果以“长城”二字作为认定长城的标准,则现存最完好,类型最为丰富的明长城将要被排除在长城的概念之外。《康熙朝实录》载:“至于甘肃、凉、庄一带南山,原无边墙,俱系铲山掘壕为陡岸作界。”又将山险墙与边墙相区别…因此若以文献为标准认定长城,则势必造成概念混乱。

第二,在时代确定的基础上,以建筑形态为认定长城的依据,可以最大成程度涵盖长城的概念。

建筑形态上,长城概念应当包括墙体及墙体设施、壕堑、关堡、敌情侦查与预警系统、辅助防御设施五类;

第三,在功能上,或者说防御性质上,可分为外防、内防两种。外防,即政权之间的相互防御。内防分为民族区域隔离、叛乱防御。

具体到当前的争论,建筑形式方面焦点有二,一是自然险是否属于长城;二是壕堑是否属于长城。功能方面焦点亦有二:一是地方政权修建的用于防御中央政权或中原政权的线性军事工程是否属于长城;二是用于内防的线性军事工程是否属于长城。

前文已经提及,在明代文献中,自然险被明确认为是长城的组成部分,因此,长城的概念中应当包含自然险在内。既然明长城包括了自然险,根据标准统一的原则,其他时代长城并无将其排除之理。而壕堑的问题则需要借助功能这一标准来探讨。

壕堑,是一种以向下挖掘深壕为主要建筑形式的非闭合线性军事工程,自战国至于明代,多有文献记载。国家文物局长城资源认定数据显示,考古调查所发现和确认的壕堑遗存总长度超过4000千米。壕堑一方面主要分布于历史政权的北部边疆地区,另一方面,多与长城墙体平行延伸,或首尾相接,沿线多见关堡遗迹,可见,其与长城墙体属于同一体系,共同承担军事防御功能。因此,壕堑应当纳入长城概念体系无疑。

关于地方政权修建的用于防御中央政权或中原政权的线性军事工程是否属于长城,文献同样能给以回答。如两唐书关于高句丽政权修建“千里长城”的记载十分明确。《旧唐书·东夷传》载:贞观五年(631)“(高句丽)建武惧(唐)伐其国,乃筑长城,东北自扶余城,西南至海,千有余里”,新唐书记载略同,此不赘举。依照认定自然险的原则,历代地方政权地方政权修建的用于防御中央政权或中原政权的线性军事工程均应纳入长城的概念。

最后,作为对内防御的线性军事工程,虽与外防工程同属军事防御工程,但性质已从防御外敌入侵转向镇压民众起义或叛乱,目的迥异。因此,也就不能看作长城的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长城的概念要从文献、建筑形态和功能三个角度加以判定,其中文献用于确定长城的时代范围与性质,进而通过建筑形态和功能的探讨,最终可以确定长城的构成。

这里又产生一个问题,即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一些设施不能属于长城的范畴,但现存遗迹已经与长城本体无法区分。如清咸丰年间,曾重修利用战国齐长城遗迹,用于防御捻军,新建的关口、城楼、垛口等设施完全依托战国长城。对于这些遗存,在保护管理措施上理应一视同仁,但这是从文物科学而不是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待,已经不属于长城概念的探讨范围了。

(本文首发《中国文物报》)

【编者注】

2016年5月18日,随着严欣强先生对张依萌先生文章的点评,周日因为各种事务未能脱身前往的遗憾更为浓烈。给张依萌先生发消息求取文章发布在“长城时光”网站。张先生很慷慨地发来4篇大作。尽管张依萌先生一直主推李一丕先生,小黄很清楚地知道,他和李一丕先生、尚珩先生等人将是长城学研究未来的翘楚。很感谢缘分,让我得以认识他们并向他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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