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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概念的认定方法——兼谈《长城保护条例》的适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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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张依萌先生

摘要:本文通过对几种长城认定标准,以及对当前长城概念的主要争论进行分析探讨,提出了认定长城概念的方法问题,并将长城的概念划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层面的长城认定,以学术研究为目的,这一层面的长城概念属于历史文化的范畴。历史文化层面的长城,应该包括中国历史疆域内用于政权之间防御的古代线性军事工程。其构成包括城墙及墙体设施、壕堑、关堡、敌情侦查与预警系统、辅助防御设施。

第二层面的长城认定,则以长城的保护管理为目的,这一层面的长城则属于文物的范畴。保护管理层面的长城概念,应当涵盖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长城资源。包括现存的古代或近代修建的线性军事工程遗存及相关设施、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历史城镇和村庄、地理环境等共同构成的文化与自然遗产。

关键词:长城  认定标准  历史  管理

箭扣3

(杨理先生摄)

The identification method of the Great Wall concept-holds the applicable objects of the Great Wall conservation regulation

 

AbstractThis paper discussed several standards of the Great Wall identification, as well as the current argument for the the Great Wall concept. Based on which, a method of the Great Wall identification has been put forward. We argued that the concept of the Great Wall sh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levels.

The first level of the Great Wall concept belongs to the scope of history, and was defined for academic purpose.At this level, the Great Wall is considered as an military engineering;

The second level was defined for the purpose of administration, the Great Wall concept at this leve,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a cultural heritage.

 

Keywords: the Great Wall  standard of identification  history  administration

 

一、长城的认定标准问题

现有研究对于长城的认定,并无明确统一的标准,或以文献记载;或以遗迹的建筑形态;或以功能为依据;或同一定义中,几种标准兼而有之。

首先我们认为,尽管历史文献是长城概念的渊源,但长城的认定,不宜以文献记载为标准,因其所指过于狭窄,且自身标准就不统一。如秦《战国策》将长城与“钜防”并称,宋太宗诏定“潴水为塞”时有云:“筑长城,徒自示弱,为后代笑。”是就其地理位置与建筑形式而言;到了明代,《全辽志》等文献在计算边墙长度时则明确将自然险归入其的范畴。汉蔡邕《难夏育上言鲜卑仍犯诸郡》有“秦筑长城,汉起塞垣”语,则又以时代作为区分,将汉塞看作与长城并立的建筑类型;《文选·鲍照<东武吟>》:“始随张校尉 ,占募到河源;后逐李轻车,追虏穷塞垣。”(唐)张铣注:“塞垣,长城也。”据此,则唐人将长城、塞垣视为同一概念。此外,长城在明代改称“边墙”,如果以“长城”二字作为认定长城的标准,则现存最完好,类型最为丰富的明长城将要被排除在长城的概念之外。《康熙朝实录》载:“至于甘肃、凉、庄一带南山,原无边墙,俱系铲山掘壕为陡岸作界。”又将山险墙与边墙相区别…因此若以文献为标准认定长城,则势必造成概念混乱。

第二,若以建筑形态为认定长城的依据,虽然可以最大成程度涵盖长城的概念,但势必忽略长城建筑与其他线性军事工程的区别,抹杀其特殊性;若唯建筑功能论,主观性又过强。

因此我们认为,认定长城应当从建筑形态与功能两个层面综合考虑。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将历代线性军事工程按照上述两个标准分类如下:

建筑形态上,可分为墙体及墙体设施、壕堑、关堡、敌情侦查与预警系统、辅助防御设施五类;具体到当前的争论,焦点有二,一是自然险是否属于长城;二是壕堑是否属于长城。

在功能上,或者说防御性质上,可分为外防、内防两种。外防,即政权之间的相互防御。内防分为民族区域隔离、叛乱防御。目前的争论焦点有二:一是地方政权修建的用于防御中央政权或中原政权的线性军事工程是否属于长城;二是用于内防的线性军事工程是否属于长城。

二、历史文化层面的长城概念认定

根据清华简《系年》第二十章的记载:“晋敬公立十又一年…齐人焉始为长城于济,自南山属之北海。”晋敬公十一年即公元前441年。此为关于长城出现时间最早的文字记载[1]

此后,长城的修建几乎贯穿整个中国历史。关于长城修建的最晚记载,见于左宗棠《西四城流寓各部落分别遣留并议筑边墙片》奏疏。疏云:“若南自英吉沙尔……改筑边墙,于要冲处间以碉堡,则长城屹立,形势完固”。时惟光绪四年(1878)。

据此,我们选取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19世纪作为长城概念的取值范围。

在历史文化的层面上,具体到长城建筑而言,根据历代线性军事工程的特点及各家观点的总结,中国古代“大一统”时期中央政权(包括秦汉、隋唐、明代)在北方边境地区修建的以人工墙体为主的线性军事工程,是长城概念的最大公约数,几无异议,故此处不加详述。为后文描述方便,且命名为“典型长城”。

其他时代,如春秋战国、南北朝、唐代地方政权、宋辽金西夏、清代[2]等时期修筑的线性军事工程是否属于长城,则需要进行深入分析。

从建筑类别方面,有学者认为,长城沿线的自然险阻当被排除在长城概念之外,窃以为不然。首先,长城建筑的原则在于因地设险,此为惯例。自然险阻是长城人工建筑的依托,也是其功能发挥的助力。第二,在古人的观念中,就有以自然险作为长城组成部分的证据。《全辽志·边防志》在描述明代辽东边墙铁场堡至锦川营小河口台一段塞防时曾列举各类墙体长度:“共二万五千二百丈土墙九千五百二十丈石墙九千二百五十丈木柞河口二千八百七十丈山险无墙三千五百六十丈。”据此计算,“山险无墙”段的长度,是明确被计算在内的。因此,至迟在明代,已将自然险看作长城的一部分。若自然险可以纳入明长城的范畴,则其他时代与长城人工墙体相接的自然险并无排除之理;

关于壕堑的问题,以景爱先生为代表的一派意见坚持认为,这些长壕并不属于长城的范畴。就目前所掌握的实地调查材料来看,所谓“壕堑”散见战国-秦汉、于北宋、辽、金等朝代的线性军事工程中,而以后三者最为常见。事实上,之所以有此争论,一是由于先前考古工作的不足,二是文献所见古人观念与对线性军事工程称谓的混乱。

依字面意思解释,“壕”、“堑”均指向下挖掘的建筑形式,但具体到线性军事工程所指,并不尽然。目前已发现的壕堑,可分两类,一类与线性军事工程中的人工墙体首尾相接,另一类则与墙体并行。前者因地制宜,与墙体融为一体,或可看作山险墙的一种;而后者,与墙体相辅相成,在功能上二者仅有主次之分,并无本质区别。例如,分布于黑龙江[3]、内蒙古[4]等地的金界壕,沿线多见夯筑墙体,墙上甚至有数千座马面清晰可见。又如,位于吉林省境内的延边边墙,墙体高耸,遗迹清晰,据考古研究考证为金代修筑[5]。但《金史》同样只描述了“浚界壕”一事,而对于城墙的修筑记载则语焉不详,其与界壕的关系亦不明确。据此推知,《金史》对于金代线性军事工程,通以“界壕”相称。所指的是“壕”发挥了主要防御功能,已不能仅仅看作护城河而已。

从防御性质方面,除大一统王朝中央政权所建造的外防性线性军事工程外,春秋战国、南北朝、隋唐地方政权、辽代建立的线性军事工程,因文献明确称其为“长城”,且有考古材料相印证,因此学界也无甚异议。争论较多的,为宋、西夏、后金-清所建立者。审视前二者的性质,皆属于政权互防,所不同者,一是工程修建时政权之间的关系,二是文献有无明确记载。宋代“水长城”以水道为防线,材质与典型长城迥异,但作为边境大防,无论军事功能还是寨堡、烽燧的设置,都无法与长城截然分开;西夏长城,文献无明确记载,但考古材料与学者考证较为详细,现存遗迹从建筑形式与功能上,与长城并无不同,且在线路的选择上,很可能沿用了汉代长城[6],因此也应纳入长城的范畴。

后金-清代线性军事工程性质较为复杂。建筑上,可分为两大类,一为沿用前代,一为新修。沿用者包括对战国齐长城的重新利用,以及对明代边墙的全面整修利用;新修者包括于辽东、陕南、鄂西北,以及山西省黄河东岸、新疆等地新修的边墙。其长度相加,超过千里。防御对象上,则可分为外防、内防两类。用于外防者,主要是后金政权入关之前在辽东地区兴筑的用于防御蒙古与明朝的边墙;其余部分学界一般全部归为内防,即防御政权内部的叛乱势力。前面已经讲过,我们不能以文献作为认定长城的标准,依文献所记,明清两代兴修的线性军事工程全部被称为“长城”或“边墙”。这是由于当时人的地理观念上,血缘与地缘的区分较为模糊。所谓“内外”之分,混淆了国家与民族两个概念。我们认为,长城的概念不宜无限扩大,以内防为目的的线性军事工程,其性质与外防工程迥异,不能作为长城来看待。因此,后金-清代修建的线性军事工程中,防御明朝的部分,应当纳入长城的范畴,而其他部分则应当排除。同理,明代“苗疆边墙”亦应排除。

综上所述,历史文化层面的长城,应该包括中国历史疆域内用于政权之间防御的古代线性军事工程,其始建年代不晚于战国(约公元前5世纪),结束修建的年代不早于明朝灭亡(1644年)。其构成包括城墙及墙体设施、壕堑、关堡、敌情侦查与预警系统、辅助防御设施,据有人工与自然相结合、点线结合、纵深梯次的特点。

 

三、保护管理层面的长城概念认定与《长城保护条例》的适用对象

本节将对适用《长城保护条例》的长城遗产范围进行限定。

需要说明的是,保护管理层面的长城概念,是以历史文化层面作为基础的。长城的概念来自于历史。但后者是为了对一个历史概念进行限定,而前者则是为了保存和发挥其价值,并为这种价值的拓展提供空间。由于目的不同,保护管理层面的长城与历史文化层面的长城也就截然不同。后者就功能而论,是军事工程;而前者是文化遗产资源。

因此,这里我们要讨论的是长城资源的构成问题。我们认为,长城资源至少应包括长城本体、长城相关遗存、类长城遗存三个部分。

首先,长城本体遗存属于文物古迹。

作为文物的长城,城墙及墙体设施、壕堑、关堡、敌情侦查与预警系统、辅助防御设施等可以被称为长城本体。其内容并不局限于文献与考古研究所印证的部分,还应当包括消失段落的走向线路。对这部分内容的保护,即是对长城遗产体系完整性的保护。

除此之外,长城沿线一些重要的遗迹,虽然并不与长城本体一样直接发挥军事功能,但与长城关系十分密切。包括城墙之上的城楼、铺舍、暗门、水口、水关等非军事设施、用于军事交通的运河[7]、驿传系统,作为后勤保障的屯田,与长城修建直接相关的砖瓦窑、关堡内的衙署、庙宇等公共建筑、戍卒墓葬等等,这些内容应属于长城相关遗存。

长城包含了文物的多重价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条将文物分为五大类。其中:“(一)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壁画;(二)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或者著名人物有关的以及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两条被归为不可移动文物,为长城所适用。

长城有着久远的建造历史。现存建筑的一部分由于年代久远已坍塌、湮没成为遗址;另一部分则保存相对完好。因此,长城作为文物,主体部分分属古建筑,古遗址两大类。在长城建筑之上,常见古人镌刻的石质匾额、记工碑、界碑等,已与长城建筑融为一体。因此,长城文物又包括了石刻。而长城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已为世界公认,不必赘言。

长城作为一项军事工程,直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仍在发挥军事功能。1933年,宋哲元将军所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曾与日军激战于长城沿线,并利用明长城义院口、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罗文峪、界岭口等重要关隘设防据守。京北“高楼长城”敌台至今可见当年留下的机枪弹孔,河北抚宁县境界岭口附近敌台内壁还留有日本侵略者占领时留下的题刻。因此,长城的这一部分遗产当属于“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或者著名人物有关的以及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近代现代重要史迹”。

作为世界遗产的长城,其概念更加宽广。目前国内外其他主要的文化遗产保护文件中,尚无一种遗产类型能够概括长城的全部价值。

1964年通过的《关于古迹遗址保护与修复的国际宪章》强调:“历史古迹的概念不仅包括单个建筑物,而且包括能够从中找出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有意义的发展或一个历史事件见证的城市或乡村环境”[8]。长城遗产的景观体现了中国古人的世界观。通过对长城选址、规模、建设理念等的研究,能够使我们更好的理解中国文化。

长城不是“死”遗产,其沿线2000余座关堡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从古至今都是人口聚居地区,其中又有很多保留了延续数百年的街巷布局与传统民居建筑群;宋代“水长城”、明代辽东镇“路河”作为长城的组成部分,虽然最初是以军事目的而兴修,但在和平时期也作为运河发挥着民间交通与商业往来的功能,成为国家或地区经济与文化交流的纽带。

比照《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的标准,长城的概念覆盖了文化景观、历史城镇、传统运河与遗产线路四种遗产类型,甚至还包括自然遗产的某些元素[9]

长城规模宏大,内涵复杂,具有特殊性。《长城保护条例》的颁布是对长城特殊属性与特殊价值的强调与肯定。但以最有利于长城保护为目的,我们应当最大限度的将与长城有关的遗存纳入保护管理。其对象,应当是全部长城资源。

我们认为,在历史文化层面被排除在外的那一部分线性军事工程,可称为类长城遗存,同样属于长城资源。

作为文物建筑,从形式上看,这些非长城线性军事工程的形式与长城并无二致,其中相当一部分直接沿用了旧有长城的遗迹,如清代就曾对明长城进行全面的修缮与利用,虽然功能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但从建筑的形态、种类、尺寸上,都与明长城完全相同,二者已无法截然分开,一些重要的关口,如山海关、嘉峪关城楼则全部为清代重建[10]。我们不能只保护明代遗存,而把形制完全相同的清代遗存弃置不顾。因此,《长城保护条例》的适用范围也不应局限于长城本身,还应包括非长城线性军事工程,据此,其时间下限应不早于历史记载的最晚记录——1878年。

此外,在长城资源调查过程中,各地均发现时代和性质不明的线性军事工程遗存。由于长城规模异常庞大,对其概念的学术争论一时不可能消弭。对于这部分遗存,应当先保护,后研究,留待日后渐行甄别。

但是,即使是以最有利于长城保护管理为目的,我们也不能将长城的概念无限扩大。至少从其时空范围上,要做出明确界定。历史文化层面,我们将长城的分布范围限定在中国历史疆域范围内,但是,《长城保护条例》是一项国别法规文件,作为《长城保护条例》的保护对象,我们要把长城概念的空间范围缩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此外,与长城相关的文献,包括经史子集等传世文献、青铜器铭文、简牍等出土文献,以及从古至今以长城为主题的文学作品等不可移动文物,为我们提供了关于长城的丰富历史记录,这些也属于长城资源的组成部分,并且充分符合《文物保护法》第二条“(四)历史上各时代重要的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和图书资料等”的描述。还有比长城本身更为重要的——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人,他们口耳相传的关于长城及其守卫者、入侵者的传说、他们的宗教信仰、生活习俗、地方戏曲等等。

从《长城保护条例》的内容看,其主要针对的是作为不可移动文物的长城本体。而上述内容或属于可移动文物,或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均不适用于《条例》。这一部分内容,我们建议在《条例》中加入相关内容,或制定专门的《长城相关遗产保护条例》对其进行保护管理。

综上所述,保护管理层面的长城概念,应当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长城资源。包括现存的古代或近代修建的线性军事工程遗存及相关设施、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历史城镇与历史村庄、地理环境等共同构成的文化与自然遗产及其景观。始建年代不晚于公元前5世纪,结束修建的年代不早于公元1878年。

 

[1]李学勤等.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1936(1).

[2]成大林.大清王朝与边墙[J].万里长城.2012(1).

[3]黑龙江省长城资源调查队.黑龙江省长城资源调查工作收获体会[A].同19:p77.

[4]内蒙古自治区长城资源调查队.内蒙古自治区长城概况及保护工作报告[A].同上:p59.

[5]吉林省长城资源调查队.发现与探索——吉林省长城资源调查总览[A].同上:p72.

[6]A·А·科瓦列夫、Д·额尔德涅巴特尔.蒙古国南戈壁省西夏长城与汉受降城有关问题的再探讨[J].内蒙古文物考古.2008(2).

[7]张士尊.明代辽东路河考[J].东北史地.2008(5).

[8]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关于古迹遗址保护与修复的国际宪章(威尼斯宪章)[R].威尼斯.1964.

[9]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的政府间委员会.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R].巴黎.2007.

[10](清)许荣等.甘肃通志·卷三十[M]:镇绥将军潘育龙“捐赀修复嘉峪关七层城楼”.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编者注】

2016年5月18日,随着严欣强先生对张依萌先生文章的点评,周日因为各种事务未能脱身前往的遗憾更为浓烈。给张依萌先 生发消息求取文章发布在“长城时光”网站。张先生很慷慨地发来4篇大作。尽管张依萌先生一直主推李一丕先生,小黄很清楚地知道,他和李一丕先生、尚珩先生 等人将是长城学研究未来的翘楚。很感谢缘分,让我得以认识他们并向他们学习。

本文发表在《纪念威尼斯宪章论文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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