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城时光”公益网站欢迎您的到来,我的朋友!
  • “长城时光”上所有的内容围绕长城和长城文化展开,期待您的投稿!
  • "长城时光"得到了成大林、杨奕、威廉·林赛、董耀会、杨理、王一舰、张俊、张依萌等诸多长辈和朋友的支持和鼓励,我们由衷感谢!
  • 如果您觉得这个网站不错,欢迎您常来坐坐!网站竭诚为您服务!
  • 欢迎加入我们!辛苦联系bnusimply@126.com

黄益:《小黄眼里的长城》

研究短札 长城 作者 1902次浏览 0个评论 扫描二维码
本文目录
[隐藏]

缘起

2016年8月初,有长辈让小黄来说说长城。小黄惶恐,毕竟研究的时间不长,只有短短的6年时间,而且常常不求甚解,不喜欢太多例证型的长篇大论,而往往喜欢写一些不严谨的意识流。但是,当长辈提及的时候,倒是觉得自己在此前读数百长城书籍和3000余篇长城论著的过程中,终究有一些小黄认为很闪光的思想被淹没在了长城的各种辩论中。

于是,觉得长辈提议的以自己的角度来认识长城,倒也不失为一种写作方式:一则可以将此前的思考进行一番梳理,二则若理解中掺杂了自己的认识,也不至于唐突了此前的学者。

说到底,这种梳理,只是尝试着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此前学者研究和认识的长城,并尽量用自己的体系完成一次梳理罢了,不严谨,只是将曾经的思考和现在的思考拿出来讨论,是以命名为“小黄眼里的长城”。

黄益谨记

2016070111012397

长城研究应始于最初的长城设计

什么是长城?一般来说,研究长城的朋友都喜欢追问这个问题。原本,我也想首先将自己眼里的长城进行一番论辩,然后再切入长城的主题。然而,另外一个问题在小黄的脑海里一直在打转:到底是先有长城还是先有长城研究?这个想法,在很多人看来简直是笑话:没有长城,哪可能有什么长城研究?可是,小黄还是进行了这样的思考,只因为长城的形成是人的主动行为,是进行了预先的设计与思考的行为。如同我们说某位高层领导是伟大的设计师一样,设计源于事物未成形之前的思考。

关于长城的设计,在我们古代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以小黄的认知,大抵可以追溯到大禹治水的时候。2016年8月5日,美国时间8月4日,《科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报导,由南京师范大学吴庆龙带领的一支国际科学团队,为“华夏历史口说无凭的源头带来了举足轻重的事实依据”。这个举足轻重的“事实依据”便是青藏高原边界的一处远古滑坡垻遗址,证明了因滑坡垻形成的堰塞湖崩溃时,瞬间倾泻而出的洪水造成了黄河下游的改道和绵延的洪灾事件。远古滑坡垻所形成的堰塞湖崩溃、位于洪水直接冲击范围内的“东方庞贝”喇家遗址在因地震损毁之后,很快便遭遇洪水的冲击。据此喇家遗址的遗骨碳14断代检测,将洪水的发生时间压缩到了公元前1922±28年的范围内。在严密的推论最后,《科学》期刊给出了一个非闭合的信息:发现这样一场史前洪水,究竟是让夏朝的源头露出了冰山一角、还是让它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了?虽然地质学、考古学与历史学的证据都非常巧合地暗示着同一事件,但要证明二里头文化确实是夏文明的代表、二里头遗址确实是一座曾经辉煌的夏都,恐怕我们还是需要更直接的考古证据。在较为严谨的考古推论之下,我们不难看到,关于夏的研究,仍旧有很多值得更为深入分析和判断的信息。如此详细介绍这一最新的发现,并不是认为这一场大水就是夏禹治水时所发生的那一场大水,但这信息至少说明了一点:中国古代中原的历史,往前又推进了一步。《史记》中关于夏的记忆,在走出疑古时代的思辨中进行过一番探源,如今可信程度又增加了一层。

正是基于此,我们不妨相信,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曾经有大禹的存在,不妨相信他曾经也是一个有着缺点的伟大的设计者,他真的如《史记》中所记载的传说里所说的那样:“左准绳,右规矩”,爬山涉水,“行山表木”,初步确定了中国古代九州的分布。二里头里文化早期城池的建设,也说明当时在城池建设之初,已经有了对城池的初步思考,早期的测绘、设计在天文、气象、农业、地理等各种类型的实践活动中已经开始。当人进入群居生活状态,便有了政治。从这个思考来推演,从政治目的出发的各种建筑设计,也在人们应对自然与社会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

长城到底起源于什么时候?综合考察认为,长城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应该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但是,在长城登上历史舞台之前,与长城密切相关的各种设施已经在人们的各种需求中逐渐成熟。

城池,在不少学者的观念中,这是长城的雏形。不容否认,城池的修建理念,为长城的修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源泉。但城池只是长城设计的一部分。

堤坝,在一些学者的观念中,是长城的缘起。不容否认,堤坝首先运用于防水,后来人们也发现高且直的墙体建筑有助于阻滞战车和战马的前行。于是,堤坝的理念也成为长城设计的一部分。

烽火,在一些学者的观念中,是长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烽火传递讯息的方式,也早在长城出现之前,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了较为成熟的运用。

……

当所有的一切具备的情况下,在时势转变到春秋战国交际、礼坏乐崩、楚王问鼎、季氏旅于泰山……当原来约束各个诸侯的周王朝式微,各个诸侯为了保护和保全自己或者壮大自己开始展开各种类型的博弈时,长城这种事物在各种政治人物的脑海中初步成型了。

正是基于这种思考,小黄认为,长城研究始于政治人物基于现实需要,将各种已经存在的事物进行有效组合,在脑海中进行的“长城设计”。

本文写于2016年8月7日

1.游牧与农耕概念辨

在研究长城的问题时,常遇到游牧与农耕的概念。除春秋战国早期诸侯国相互防御所修的长城之外,中国古代长城多修筑在农牧交错带,作为中原政权防御游牧势力的军事防御设施。此后长城所发挥的多方面作用,也多涉及游牧与农耕之间的关系。因此,研究长城问题,必须认真面对农耕与游牧的概念。仔细分辨学者在研究长城时使用的游牧与农耕的概念,又分为4个不同角度的概念,略作分析于下。

第一个概念,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

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古人类的定居生活等的发展,使人类从食物的采集者变为食物的生产者,是第一次生产力的飞跃,人类进入农耕文明。欧亚大陆大约1万年前逐渐形成了定居农业生活方式。此时的长城区域,原始农业占主导地位,采集、渔猎等经济类型属辅助生产手段。韩茂莉认为:畜牧业是从原始农业中分离出来的,畜牧区的形成与扩展过程,也就是农耕区的退缩过程。距今3500~3000年前,畜牧业开始向东、向南甚至向西扩展,农耕区相应退缩。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汉代。 在这个过程中,随着马具的广泛应用,形成了以畜牧业占主导地位的游牧经济类型。

在农耕与游牧两种经济类型区分的同时,根据自然环境逐渐形成了农牧交错带。在交错带以南,农耕经济占主导地位。这种经济以男耕女织的小规模自给自足为主,分工较为简单,商品交换不多。由于春种秋收的特点,农耕经济与定居的生活密切相关。游牧经济是一种不稳定的、波动的经济类型。如果处理得当,游牧既可以充分利用自然草场资源,又可以有效保护生态平衡,形成低投入高产出的经营模式。埃文思-普里查德(E. E. Evans-pritchard)认为,自然环境如气候、季节、植被、水资源直接影响着游牧社会。以蒙古高原为例,牧民根据四个季节,把牧场划分成春、夏、秋、冬四个营盘,作为适应四个不同季节的放牧之地,随着季节的变化游牧。四个营盘的循环,满足了畜牧业对草场的需要,严格执行可以实现对草场的有效保护。

当然,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都不是单一的经济模式。农耕经济包含商业和手工业的成分,大家有目共睹。游牧经济也并不是单一的经济形态,游牧经济中的毛织业、冶铁业等也具有相当的规模和水平。此外,由于游牧经济的流动性,他们逐渐承担起商业交流的责任,其商业的成分也比较大。

当南北各自以农耕和游牧为主要经济模式之后,古人很快便以农牧交错带为主要区域修建长城。随着长城的修建,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各自发展过程中的摩擦相对减少,长城沿线的经济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开发。

当然,长城不是农耕和游牧两种经济的分割线,在长城以南也有以游牧为主的经济区域,在长城以北也有以农耕为主的经济区域。因此,研究长城时,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到长城的修建在多数时候与游牧、农耕经济的矛盾与冲突有关,也不能因为由长城的修建而将长城南北的经济模式绝对化。

第二个概念,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

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是两个统称,农耕民族是以农耕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民族,游牧民族是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民族。从长城研究的角度来看,农耕民族主要指的是长城以南中原地区以农耕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民族,游牧民族主要指的是长城以北、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民族。在论述各朝代时,可以具体到不同的族群时,则最好使用当时的具体族名,尽量避免使用统称。

第三个概念,农耕政权与游牧势力。

农耕政权与游牧势力也属于统称。从铁器时代开始,游牧与农耕所发生的冲突越来越激烈。两者之间的冲突,一般是有组织地进行。在农耕经济区均以诸侯国、王朝为政权组织形式,因此,研究长城需要用统称时,可以采用“农耕政权”来表达。在游牧经济区有建立汗国甚至王朝为政权组织形式,也有的是部落、部落联盟,因此,研究长城时建议采用“游牧势力”来表达。

第四个概念,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

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也是统称。农耕文明是指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适应农业生产、生活需要的国家制度、礼俗制度、文化教育等的文化集合。游牧文明是指在长期牧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适应游牧生产、生活的政治制度、礼俗制度、文化教育等的文化集合。

任何文明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都不是孤立地、完全独立地发展。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也在不断交流。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共同决定了中华文明的特征,这两种文明交流最集中的区域是长城区域。

传统史学家不少站在中原立场看游牧社会,出现过认为游牧社会没有文明或游牧文明弱于农耕文明的认识。拉铁摩尔打破了以中原农耕文化为本体的研究模式后,通过长城南北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研究,认为正像专门化的农业文明一样,游牧文明也是畜牧经济高度专门化的产物,两者并无优劣之分。

长城的修建多数与游牧和农耕的冲突有关。在游牧与农耕的冲突中,有农耕社会向北拓展领地与游牧社会发生的冲突,也有游牧社会为了生存和发展向南获取领地或生活物资而发生的冲突。在这两种冲突中,游牧为了生存和发展向南获取领地或生活物资而发生的冲突表现得比较明显。再加上文献多是由农耕民族史家的记载,因此,多见游牧民族“侵扰”、“掠夺”之类的语言。这些记载代表的是当时农耕民族基本心理倾向。无论农耕民族还是游牧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记述时需秉持客观的态度。

当然,在客观记述的同时,我们也不需回避客观事实。游牧社会与干旱、半干旱草原环境相适应,存在较大的脆弱性。首先,游牧经济不能有效地抵抗自然环境的变化,在自然灾害频繁的情况下容易出现民不聊生的情况;第二,在牲畜较大规模增长时,游牧经济难以有效解决过度放牧的问题,而过度放牧转而引起经济发展方面的问题。基于游牧社会本身的脆弱性和游牧文明的特点,在游牧与农耕两种不同经济形态社会的交流过程中,农耕文明总是表现得相对保守和被动,游牧文明总是表现得相对主动和具有进攻性。在多数具体的事例中,历史上确实存在游牧势力希望通过扰掠和战争不劳而获的情况,这是毋庸讳言的。

总之,游牧与农耕是两个统称,在长城研究的使用中应该慎重处理。笔者学力尚浅,把握不一定准确。此文抛砖引玉,期望得到研究长城的专家学者指导。

(本文发表于《中国长城博物馆》2013年第4期)

2. 略论秦汉长城对世界格局的影响

公元四世纪到五世纪时,世界无论政治格局还是社会整体面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三世纪以来的民族大迁移运动是引起这一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点学术界已经有了较为普通的认同。这次民族大迁移运动的结果,在东方表现为西晋的没落,在西方表现为西罗马帝国的覆灭。[1]笔者认为,西晋与西罗马的衰亡,是世界格局发生变化的重要表现,而在这一变化背后的重要推手就是秦汉长城。

(1)农牧冲突促成了秦汉长城的转型

长城是中国古代特定时空的产物。任何历史的发展都离不开地理条件。尽管广筑边墙的做法开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其初始目的除了顾炎武所言“井田始废而车变为骑,于是寇钞易而防守难,不得已而有长城之筑”[2]外,更有攻城略地、改变君王与诸侯政治关系等的需要。但是,随着秦始皇一统天下,为解决农牧冲突而修筑长城成为秦汉时期长城修筑的重心。

中国地理条件的特点使农牧冲突成为重要冲突

中国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国内有很多山脉,主要在西部。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昆仑山脉、祁连山脉、喀喇昆仑山脉、冈底斯山脉、喜马拉雅山脉、阴山山脉、秦岭山脉等等由西向东延伸的山脉与横断山脉等由北向南延伸的山脉共同构成了中国大陆的基本骨架。而与这些骨架相应的,是全国地形分为三级,海拔高度显著变化,第一级阶梯的低平处海拔也接近3000米。到第二级阶梯,海拔多在1000米-2000米之间。而第三级阶梯,海拔则多为50米-200米之间。随着三级阶梯的变化,在整个大陆的东面和南面,围绕着四大海: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由于天然特点,中国的地理条件自成一个自然地区。“北有大漠,西和西南是高山,东与南滨海;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水系所流经的地区是地理条件最好的地区。”[3]

受自然条件的影响,中国大陆地区的内向性和独立性使得其很早便产生了大一统的思想。“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4]因此,在梁襄王不知轻重地问“天下恶乎定?”时,孟子的回答很肯定:“定于一。”[5]而这个统一的艰巨任务,却经过了反复而漫长的过程才得以实现。受幅员广阔、气候差异大、地形复杂等方面的影响,各地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也一直处于不平衡的状态。这种状态使得整个历史过程中,局部的独立性和整体的统一性不断博弈,国家在分分合合中越来越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在这个分分合合的博弈中,最明显的特点莫过于南部农耕区与北部游牧区的冲突与融合。而且,农牧冲突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重要的冲突。

首先,农、牧民族形成了旷日持久的利益争夺。

在幅员广阔的中国大地上,温度、湿度的变化使得植被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记载了邱处机经过北野狐岭的描述:“登高南望,俯视太行诸山,晴岚可爱。北顾但寒沙衰草,中原之风自此隔绝矣。”[6]正是在温度和湿度等气候因素的交互影响下,“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鱼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7]正是在自然条件的影响下,中国内部各个族群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北方游牧,南方耕作;北方“逐水草而居”,南方安土重迁。

随着族群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在农牧交错地带往往因为经济利益发生冲突。在适合耕作的区域,农耕民族希望能“尽地力”[8]。因此,他们往往将宜耕宜牧地区作为自己拓展的地域。而游牧民族尽管有广阔的草原游牧,但从整体上来看,越往东南,水草越丰美,他们自然也不愿意将肥美的宜耕宜牧区拱手让与农耕民族耕作。因此,两种不同的经济类型为主的族群,在自己的实力可能的情况下,以经济利益的争夺作为重要的诉求,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拉锯。

其次,气候的变化和灾荒是农、牧冲突加剧的砝码。

根据科学研究,在中国古代曾经出现过四个寒冷期,在寒冷期里,等温线向南移动达到200千米-300千米,宜耕宜牧地区南移到黄河以南。400年前后的“五胡乱华”时期,1200年前后的契丹、女真、蒙古南下时期、1700年前后的清兵入关时期,均发生在寒冷期内。[9]气候变化导致不适宜耕作的区域增加。而随着宜耕宜牧区的南移,适宜游牧的区域实际上同时存在南移的问题。因此,游牧民族为了保证自己生命财产的安全,不断向适合游牧的方位迁移。不适宜耕作或者耕作产量过低的地区,以农立国的中原王朝往往从经济利益的角度考虑,不愿意耗费巨大的经费去控制。但是,这些中原王朝也不愿意这些鸡肋之地拱手让与游牧民族。为了生存和发展,游牧民族往往采用战争等极端方式与中原王朝争地。农、牧之间很容易因此形成大规模的土地争夺战,甚至由此衍生了国家之间的吞灭战。

从中原王朝内部来说,随着寒冷期的到来,适合耕作的范围缩小,农耕区也面临着重大的经济考验。中原王朝需要考虑对生活在原来宜耕宜牧区域的百姓的接纳办法,甚至需要考虑对要求进入农耕区的游牧民族的接纳办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量移民活动,表面上是政府迁徙百姓的政治调控,实际上多数是从经济角度考量而作出的决定。中原王朝的决定如果满足了这些民众的需求,又没有过分影响其他地区民众的生产生活时,一般不会引起社会政治问题。一旦处置不当,则往往导致诸如农民起义、少数民族叛乱等事件的发生。

除了气温变化会加剧农、牧双方的矛盾外,灾荒也是社会变动的重要砝码。农耕区域的丰歉会影响到农民的生产生活水平,但由于农耕区的饮食链条相对较长,自然物资相对丰富,抵抗灾荒的能力也相对较强。正因为如此,农耕区域的百姓不会随意迁移或以叛乱、造反的形式来争取更大的利益;而游牧民族往往迫于生存的压力南下侵扰获取生活必备物资。

总之,在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下,农、牧民族形成了旷日持久的利益争夺。这种争夺主要发生在宜耕宜牧的农牧交错地带,随着事态的变化和双方实力的悬殊,也可能转移到其他区域。从整体上来看,农、牧之间的交流与碰撞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主旋律。

农牧冲突明确了长城的历史定位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实现了对中原地区的统一后,又通过“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10]等措施确保了国家内部交流的顺畅。自此,摆在统治者面前的、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农牧经济的冲突和如何解决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成为了统治者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一开始,秦始皇的目标极为宏伟壮阔:“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大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11]这一刻石明确了他“皇帝之德,存定四极”[12]的宏伟蓝图,统一诸夏,荡平四夷。为此,他出兵北伐匈奴,南平百越。秦始皇的做法,在思想上接受了先秦诸子“王者无外”[13]和“用夏变夷”[14]的观念,但改变了原来“修文德以来之”[15]的做法,采用的是战国以来兵家和法家立足于现实、重力战、重强兵的做法。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16]。第二年,蒙恬率兵渡过黄河,占据了原来匈奴控制的高阙、阳山、北假等地,将秦的北方疆域扩大到阴山南麓和黄河北岸。随着北方疆土的拓展,秦始皇也相应采取了修长城、开通直道、设置郡县、徙民实边等措施来巩固胜利成果。

秦始皇修长城共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15年。这一时期对长城的修筑与国内安定统一相对应,在对待匈奴问题上采取的是防御方略,重点放在修缮和连接战国秦、赵、燕三国长城上:“地东至海曁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17]这一阶段的长城修筑,除了连接和修缮旧有北部长城外,还充分利用了黄河天险的防御作用。应该说,秦始皇初并天下那几年对长城的修筑,目的很明确:一是防御匈奴,确保边地安全;二是以长城作为战略的前沿阵地,为后期对匈奴作战做好准备。

第二阶段从公元前214年至公元前210年。这一时期,国内巩固的任务基本实现,边地长城连接和修缮的任务也已经完成,对匈奴作战的各项准备已经部署完毕。秦始皇在此基础上,对北方转入战略进攻阶段。这就有了公元前214年蒙恬出兵北方和长城的再次修筑:“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18]并在高阙、阳山、北假一带“筑亭障以逐戎人”[19]

由于长城修筑任务的繁复,加上匈奴不断南下掠取物资时的破坏,秦始皇修筑长城的工程量极大,再加上地形复杂,耗费的人力、物力超出了秦朝当时能承受的极限。这项工程与秦始皇采取的其他大型土木工程和征伐活动一起,将秦朝的国力虚耗到了极限,导致了秦朝的二世而亡。因此,历史上对秦始皇修筑长城这一事件褒贬不一。杨泉《物理论》中说:“秦始皇使蒙恬筑长城,死者相属,民歌曰:‘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20]而司马迁在实地考察秦代长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湮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21]秦始皇修筑长城的历史功过,论述者颇多,本文不再引述。从秦始皇“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22]开始,长城在历史上正式转型为以解决中国农业与牧业之间问题为主的重要军事工程。

秦末汉初,北方匈奴在冒顿单于的带领下走向强盛,并利用中原内乱和楚汉相争的历史时机,“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23],从东北、北部和西北方向对汉朝形成包围态势。不仅如此,他们还利用汉朝虚弱之际再次进入河西走廊,汉朝的统治范围退缩到陕北、陇右一带。为了解决西北险峻的形势,汉朝从建国开始便采取和亲政策、“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24]。汉朝通过几代的休养生息,汉武帝开始改变局势,一边继续和亲政策,一边准备战略反击。

汉武帝统治的40余年里,汉朝对匈奴发动了多次战争,取得了不少胜利,拓展了西北边疆。此后,汉武帝将巩固西北边防和开发西北边陲地方结合起来,采取移民实边、兴办屯田、完善西北行政建置与修筑长城障塞紧密结合起来。

尽管在汉武帝之前,汉代曾经修筑、设立过一些亭障,但从整体上来看,说汉长城形成于汉武帝时期一点也不为过。汉武帝时期,结合着汉匈之间的三次决定性大战,长城也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的修筑以修缮原有秦长城为主。公元前127年,汉武帝派车骑将军卫青“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汉亦弃上谷之什辟县造阳地以予胡”[25]。这一阶段修筑的长城东起阴山,中经阳山的高阙塞和鸡鹿塞,再沿黄河防线西南抵达榆中。

第二阶段的修筑是以修缮秦万里长城和修筑新的长城延伸至河西走廊紧密结合。到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深入匈奴腹地,夺取河西之地,设郡布防,移民实边。在此基础上,汉代修筑长城,东起令居塞,顺着河西走廊直至酒泉。这一段长城的修筑一开始是为了保卫河西地区,到公元前119年西汉夺取整个漠南地区、开通丝绸之路后,便具有了护卫丝绸之路的崭新使命。[26]

第三阶段的长城修筑,继续是修缮与新建结合。这一次修筑发生在公元前119年西汉彻底北逐匈奴后。这次的长城修筑规模最大,西起盐择,中经敦煌、酒泉、居延塞、光禄塞、大青山南麓与秦长城衔接,再向东延伸至辽东。

随着汉武帝三次长城修筑的完成,汉代形成了以中西部为重点,西起盐择,东至辽东的汉代长城。在河西地区以北形成了两道并行的防线,在河套地区以北更是形成了三道平行的防线。汉代长城的主体工程在汉武帝时期完成,此后经过分段建造和修葺,形成了复杂而庞大的军事防御体系。这一军事防御体系产生于汉匈百年战争期间,此前没有进行大规模的修筑,终汉一朝也没有看到大规模修筑的文献记载。因此,我们可以说,汉长城就是为了解决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问题而修筑的。《汉书·赵充国传》记载:“窃见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数千人,虏数大众攻之而不能害。”[27]这是当时人对汉长城修筑与解决匈奴之间关系的直接表述。

汉代长城的修筑,起因是匈奴南下侵扰,结束是汉朝开疆拓土,农耕区域向北拓展。这与匈奴和汉朝之间的实力有关,与汉朝时农耕经济的进步有关,也与当时全球转暖、农牧分界线北移有关,暂不展开。总之,随着秦朝统一中原,汉朝巩固中原统一,秦、汉两朝在解决了中原地区的问题之后,将注意力转移到北方,在致力于解决北方游牧民族问题时相继选用了修筑长城的具体举措。这一举措的施行,使长城的历史使命更明确地专向解决游牧与农耕之间的问题。换句话说,农牧冲突使长城的历史定位得以明确。

(2)秦汉长城逼使匈奴西走引发全球大迁移

秦汉修筑长城的主要目标是明确的,这就是防御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

长城逼使游牧民族弃长就短

游牧民族的重要特征是全民军事化,他们作战的随机性和机动性强,尤其在小规模的作战行动上具有极强的战斗力。这种战斗力在拜占庭史学家约达尼斯的笔下进行了细致地描述:“他们像旋风一般卷过莫伊提斯大沼泽,以前居住在该沼泽周围的各个民族,比如阿尔齐德祖尔人、伊提马尔人、通卡斯人、波伊斯克人等,都老老实实地跟着他们走了。在礼节上与匈人相似、但在文明程度和身材容貌上却大不相同的阿兰人起来反抗,可是在几次交战后也被征服了。”[28]从公元91年南匈奴被东汉彻底击败后,匈奴人便逐渐向西。经过数百年的迁徙和征服,他们抵达欧洲。在他们迁徙的数百年中,沿途的国家要么举国迁移,要么遭毁灭厄运。由此可见匈奴人强大的战斗力。

但是,就是这一支“人不弛弓,马不解勒”[29]曾经被西方人妖魔化的草原部队,在秦汉时期却屡屡遭受来自中原农耕民族的打击,最后被迫越过高山、万里远涉去谋求自身的生存,这与农耕民族对游牧民族的特点密切相关,与农耕民族采取了正确的应对措施密切相关。

汉朝时,晁错在分析与匈奴作战时,曾经说过:“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30]晁错指出,匈奴从马匹、骑兵、人的耐受力三方面均优胜农耕民族。但是,他也指出,农耕民族也有自身的优势:“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验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31]晁错准确把握了匈奴的优势。

到汉武帝、汉昭帝时,对双方的优势与劣势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论辩。韩安国认为:“匈奴负戎马足,怀鸟兽心,迁徙鸟集,难得而制。”[32]在此之后,汉武帝基本上确定了以和亲养精蓄锐,达到一定实力后开始用武力解决匈奴问题的方针政策。

汉昭帝时,在处理匈奴问题上,中原王朝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盐铁论》翔实地记载了这些观点。在这些观点中,对匈奴的劣势进行了比较明确的分析:“匈奴无城廓之守,沟池之固,修戟强弩之用,仓凛府库之积……织柳为室,旃廗为盖。素弧骨镞,马不粟食。” [33]到东汉顺帝时,大将军梁商在比较双方的劣势时说:“良骑野合,交锋接矢,决胜当时,戎狄之所长,而中国之所短也。强弩乘城,坚营固守,以待其衰,中国之所长,而戎狄之所短也。”[34]通过分析,秦汉时期农耕民族采用的对待匈奴的方略中,最多的是利用长城以静制动,使自身避短就长,同时逼游牧民族弃长就短。

农耕民族在借助长城减少了游牧民族的南下小规模扰掠后,在东汉时期利用北匈奴天灾连年、内部大乱之际,命窦宪率军出塞,大破北匈奴。班固在《封燕然山铭》中说:“蹑冒顿之区落,焚老上之龙庭。将上以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下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声。兹可谓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也。”[35]正是这次征讨后,北匈奴势力遭受重大打击,北单于被迫率数人逃亡至乌孙。

匈奴西迁带来世界大迁移

91年,北匈奴被迫率部分民众离开漠北,开始了漫长的迁徙过程。此后,经过四个阶段,在四世纪后期出现在欧洲东部。齐思和先生对这一过程进行了归纳,分为悦般时期、康居时期、粟特时期、阿兰时期。尽管在漫长的西迁过程中,匈奴人与当地人杂处通婚,人种组成有了变化。但根据五世纪时,匈王阿提拉对其先世的叙述与匈奴世系的印证,匈人是匈奴的后代这一点得到证实。[36]

在北匈奴的西迁过程中,他们先是在乌孙的牧场草原处休养生息。此后北匈奴将老弱势力留在乌孙,精壮部队则前往康居开疆拓土。当乌孙难以抵御强大起来的柔然的侵扰时,被迫西迁。而留下来的北匈奴人则在这块土地上建立了国家,称为悦般。《魏书·西域传》记载:“悦般国,在乌孙西北,去代一万九百三十里。其先,匈奴北单于之部落也。为汉车骑将军窦宪所逐。北单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龟兹北。地方数千里,众可二十余万。凉州人犹谓之‘单于王’,其风俗、言语与髙车同,而其人清洁于胡。”[37]这个国家也屡次遭受柔然的侵扰,逼得这群北匈奴人向西迁徙。因此,梁作干在《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点:西晋帝国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开篇便说:席卷亚洲中部和欧洲中南部的“民族大迁移”运动,“从现象上看,这个运动的源泉来自居住于东西伯利亚和满洲的通古斯人(东胡人)。”[38]柔然属通古斯人,匈奴属通古斯人,无论是从柔然逼迫北匈奴的继续西迁算起,还是从北匈奴被东汉打败西迁算起,公元四世纪到公元五世纪的世界大迁移运动,确实是匈奴的西迁肇端,并且确实是这股游牧洪流导致了整个社会重新洗牌。历史学家阿密阿那斯说:“这种惊人的消息传到哥特人其他部落那里,他们听到说一种以前没有听说过的一种人,不知从地球的何处,如高山上的暴风雪般地骤然来临,碰到他们的东西都遭到抢夺破坏。”[39]

正是匈奴人的所向披靡,使得他们或者被妖魔化,或者被神圣化,借助他们的优势兵器在欧亚大陆随意游走。“这时,我们的边疆门户大开,武装蛮族结队而入,其声势的凶猛,俨如伊特那山上的火焰,不久便散布到很广大的区域。”[40]最终给强大的西罗马帝国带去了毁灭性的打击。这种打击,除了导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外,还有长达300年的经济衰落和此后近500年的经济停滞。

(3)小结

西欧历史上延续到十一世纪的“黑暗时期”,当然不能完全归咎于三世纪以来的“民族大迁移”运动。但是,我们不能不说,正是三世纪以来的“民族大迁移”运动,让整个世界历史进行了一次大的交流和重新洗牌。处于中原地区的农耕民族为了解决自身与游牧民族的问题时,为了保护自身的安全和利益而修筑了长城。得利于这一耗费人力、物力、财力的重大工程,中国在分分合合中,在长城的推动下形成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相对温和的互动,并最终实现了长城南北的统一。

希望获取农耕民族的合理利益而修筑的长城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相互较量中,使得游牧民族中部分人西走并带来整个世界的大洗牌,这是当时的中国人无法预料的结果。如果说匈奴人向欧洲的推进是欧亚之间各民族迁移的直接推动力,继续深究,我们不难发现,匈奴人不断西迁,有其社会政治方面的原因,有其自然地理方面的因素,与长城阻止了他们直接向南方沃野推进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在罗马帝国后期,阿密阿那斯就已经明确指出游牧民族“不知道攻城战术”的特点,罗马人也曾经利用修筑城池来处理与游牧民族的战斗[41]。可惜,他们修筑城池来应对游牧民族多是战争过程中的临时措施,没有形成规模性的建筑模式。这成为他们难以长时间与西迁大军抗衡的重要原因。

中国秦汉两朝以较强的预见性,修筑了万里长城来阻止匈奴的优势发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是秦汉长城的修筑,使得匈奴人向欧洲推进,进而影响了整个世界各民族的迁移,使整个世界出现了重大转折。

3.西方长城印象三部曲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代名词,是中国的名片,这是世界现在公认的事实。但是,长城在人们的心目中一直存在多种声音,这些声音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宏观来看,西方世界对长城的印象从古至今有三个大的阶段,有如一部宏大的音乐巨制,有缓进,有低估,也有高潮。

与长城有关的信息传递到西方世界,有一个缓进的过程。中国西高东低,东南面对大海,在古代属于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在这片土地上,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和实力对比,进行着各种各样的碰撞、交流与融合。昭君出塞、澶渊之盟、隆庆和议等历史事件无不在体现着农耕政权与游牧政权之间的交流互动。尽管这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但并不代表它与外界完全隔绝。张骞凿空、玄奘西游、鉴真东渡、郑和下西洋等无不体现着古代中国与外界的交流。除中国人不断外出取经问道、交流互访外,世界各地的民族、国家也在历史上不断与中国建立联系。在这些联系中,中国多个朝代大量修建并利用长城的信息传到世界。其中,古代中国周围的民族和国家对长城的认识与中国国内的认识较为一致,从长城的实际功能和留存状况上分析和认识长城的文章比较多。但在西方,最初对长城的认识,大量借助了人的想象力,因此增加了不少夸大的成分。当传教士不断将长城的信息传递到西方世界时,长城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地位日渐高大,远远超过了长城实际上具有的高大。正如比利时人南怀仁(1623~1688)盛赞的那样:“世界七大奇迹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中国的长城,欧洲所有出版物中关于长城的描述,都不足以形容我所见到的长城的壮观。” 长城的信息被不断引进西方知识阶层和上流社会,又通过他们的言谈和著述不断传递给中下层民众。到17世纪初期,世界地图上标出万里长城成为世界地图学的基本标准。长城作为世界上唯一的建筑物绘入地图,充分说明了长城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就在长城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形象被夸大的同时,长城与中国的关系得到强化。而这时候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是以《马可·波罗行记》为代表的作品掀起西方人无限向往的中国。因此,这一时期长城的高大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也与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的高大形象有关。

西方人很快开始认识真正的中国,西方人对长城的印象也随之出现了戏剧化的过程。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西方人加强了与中国的直接交流。此时的长城,已经逐渐成为了代表中国文明的标志,西方人审视长城的价值和作用时,往往与中国联系起来。英国人笛福认为,长城虽然是一项伟大的工程,但它连乌合的鞑靼兵都抵挡不住,实在有些“大而无当”。这一观点见于《鲁滨孙历险记》中。罗尔夫·J.格贝尔(Rolf J. Goebel)在论述卡夫卡的东方话语(Constructing China: Kafka’s Orientalist Discourse)时中引用德国人F.史莱格尔认为,“实际上中国根本没有历史,中国的一切都像长城那样凝滞,千年不动”。德国马克思将长城视为“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这些对长城的评述中,有意识地将长城与中国联系起来考虑,长城与封闭保守、长城与中国长时间的社会相对停滞、长城与中央集权……可以说,在文艺复兴开始的较长一段时间里,西方虽然肯定长城的伟大,但对长城的认识多带有消极、负面的信息。这些信息的获得,与当时西方世界在工业革命中逐渐崛起、西方社会思想启蒙运动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当然,在西方认识长城的第二阶段,长城作为中国人民经过长时间历史创造的奇迹、作为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优势的体现、作为中国古人智慧和决心的象征等多方面的意义也逐渐得到阐释与弘扬。长城也逐渐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进入人们的视野。1908年,美国威廉·埃德加·盖洛前往中国,从山海关到嘉峪关全面考察长城并写了《中国长城》一书。他在书中认为:“这座世界最大的城墙,长久以来不只对和平有很大贡献,也对延缓战争的突发影响深远。”透过长城,盖洛认识到:“砖石和骨头就像月光下其他万物一样必然会化为灰烬,但创造了如同长城这般伟业的心智则决不会腐朽和崩溃。”

在中国被列强蚕食和鲸吞的过程中,长城也一度成为一些国家对付中国的工具。一些受政治影响甚至直接为政治服务的学者开始大造声势,将长城视为中国的边界。日本矢野仁一等人开始鼓吹“长城以北非中国论”,苏联学者也一度大力宣称长城和东北柳条边是“中国的国界”。这些说辞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逐渐被纠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中国逐渐强大,对长城的认识逐渐纠正了原来夸大和贬低两种截然不同的取向。西方世界中研究长城和研究中国问题的有关著作不断涌现。美国人林蔚《长城:从历史到迷思》通过对长城历史的考察,结合以前各种对长城的言论,对西方世界将长城与中国联系起来后,又曾经过分夸大长城的做法进行了辨析。这一作品虽然也存在不少对长城认识的不妥当处,但其对西方人认识中国的梳理功不可没。

在中国逐渐强大、与世界各国的交流逐渐走向深入的今天,以英国学者威廉·林赛为代表的一群致力于研究长城的学者,通过几十年对长城的保护和研究的具体行动,出版了《徒步长城》、《万里长城百题问答》等多部长城专著,直接开始挖掘长城的积极意义和价值。研究中国和亚洲历史、地理、民族、语言、环境等学科的学者也往往通过考察长城区域的情况分析长城对中国、亚洲乃至世界的影响。如美国学者拉铁摩尔考察亚洲内陆边疆的过程中,虽然对长城的认识不完全符合历史的实际,却通过对由长城隔离开来的南北双方、尤其是通过长城以北游牧民族的考察,将长城区域的各项研究拉入更为广阔的视野。西方对长城的研究中,客观的信息逐渐增加,正面的信息逐渐增加。在长城研究走向全面的同时,也走向客观。这成为了西方认识长城的第三部曲。

长城是一本大书,其所蕴积的思想内涵十分丰富而复杂,这决定了人们在认识和解读长城的过程中,对长城的认识难以一致。人们不可能在短时间里穷尽长城的所有问题,也不可能对长城的所有认识完全正确。从逐渐变成一个神话到更多看到长城的消极意义,到逐渐走向客观,西方人对长城的印象在数千年间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出现了极大的变化。由于长城是中国的名片,透过西方人看长城的眼光和角度,我们也从一个侧面看到了在几千年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互动。

(本文完成于2014年4月奉命完成海外长城研究的初步整理之后,代表了当时对长城的一些认识。)

4.神威楼:坐览火器大变迁

在白羊峪西北124号敌台上,有一座仿木结构的砖楼,名为“神威楼”。这是一座砖石结构的硬山坡顶建筑。该楼面向城墙开一拱门,门额上镶嵌着一块长方形石质门匾,匾长104厘米,高55厘米,保存完好。上刻“神威楼”三字,为阴刻楷书,小字题款曰:“游击将军张世忠题”,“万历丙申仲夏吉立”。在拱门对面的城墙内侧,有一个长方形的影壁墙,左右与城墙垛口相连。在中间部位有凿壁痕迹,碑已不见。

建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的神威楼面积不大。神威楼的墙体建筑与迁安市境内其他敌台没有什么两样,但与其他敌楼相比,该楼有三点比较特殊:

第一,在迁安众多敌楼中,得以命名的敌楼不多,而神威楼的命名不但响亮,而且匾额出自该地区机动部队重要军事将领之手。

第二,神威楼与敌台的关系比较特别。一般来说,敌台跨墙,突出部分内外两侧基本平衡。建于台上的敌楼,也是均衡凸出。神威楼不同,全部建在跨墙外侧的敌台上,楼顶后檐封护严实。

第三,建筑材料比较特殊。楼顶前檐采用的是预制条砖做飞檐,后檐封护严实,坡顶用方砖封砌,砖缝用半圆砖封盖。整座敌楼除了门外,不见任何木、瓦材料。

正是这样一座命名响亮的小楼,给了学者不少猜想的空间。尹小燕在《古韵迁安》一书中,这样说道:“‘神威楼’建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面积仅为6.6米×5.6米,不适应屯驻数量较多的士兵。其名‘神威楼’如此响亮,且在众多敌台中少有命名,为何人驻守,曾起什么作用,值得学者研究。”[1]

根据神威楼的构筑特点及名称推断,神威楼最可能是当时用于屯驻并使用当时先进武器——火器的敌楼。“神威”之名,很可能来自明朝多种火器的编号,也可能来自当时人对大将军炮的评价:“迅雷不及掩耳,其威莫测,而其机最神。”[2]尹小燕在介绍神威楼时,无从得知神威楼的功用,可能与神威楼中已无火器贮存有关。

让我们在冥想神威楼当年构筑情形的同时,一起在浩瀚的历史资料中探询有明一代火器的发明、制造、使用情况。

一、明以前火器的发明和使用

中国火器的使用,现在已知最早的文献记录是在北宋初期。在此之前,上溯近一千年时,中国人便在炼丹的过程中发明了火药。

火药是由硝石释放氧气完成燃烧过程的自供氧燃烧体系,这是这样的一种内燃烧体系,使得它在密闭的容器中会燃烧并产生巨大的能量,形成巨大威力。中国古代发明的火药是由硝石、硫黄和含碳的物质经过人工均匀搅拌炼制形成的。在火药的发明过程中,硝石扮演着氧化剂这一重要角色。硝石是以后总钾盐,化学名称是硝酸钾。生活在中国这片神圣土地上的先贤很早便认识到了硝石的特性。硫黄则在燃烧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还原剂角色,正是这一角色的存在,使得火药能够爆炸。

在中国古代,最先认识硝石和硫黄的人是药物专家。《神农本草经》中将药物分为上品、中品、下品三类。硝石列为上品药中的第六种,硫黄则为中品药中的第二种。该书对这两种药的特性介绍是这样的:“朴硝,味苦寒,主百病,除寒热邪气,逐六腑积聚,结固留癖。能化七十二种石。炼饵服之,轻身神仙。”“硝石,苦寒,主五脏积热,胃胀闭,涤去蓄积饮食,推陈出新,除邪气。炼之如膏,久服轻身。”“(石硫黄)能化金银铜铁,奇物”。正因为这两种药物都有轻体爽身的作用,因此,后来的炼丹家将这两种药物放在一起研制。到东汉,硝石和硫黄的特性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挖掘。唐以前,硝石、硫黄的各种特性均得到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正是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炼丹家们经过多次研究。到东晋时便由葛洪开始了爆炸物的试验。当然,葛洪当时虽然已经将中国火药的三种必备物品合练,但是否当时已经将这几种物质按照合适的比例混合并制成火药,尚无明确记载。

到唐代,炼丹家创造并发明了伏火法。最原始的火药应该是通过伏火法炼制出来的。虽然目前尚未找到充足的史料证明伏火硫黄法的创造年代,但至少在唐宪宗元和三年(808)之前,这一方法已经为炼丹药常用。这一年,《铅汞甲庚至宝集成》一书问世,书中介绍了有人用伏火硫黄法炼成一种特殊的物料,这种物料已经把硫黄引入自供氧燃烧体系,并以硝石、硫黄、炭作为主要成分。虽然这种物料还不能说一定是火药,但这些物料的配合说明,火药的发明指日可待。不久,伏火矾法发明,火药发明又进一步。经过长时间的不断摸索,硝石、硫黄和炭合烧易燃易爆的特点逐渐被人们发现并加以利用。到北宋初期,一些军事人才充分利用了这一特点,将火药制成了火器,“火药”也逐渐载入史籍。《武经总要》中明确记载了“火球火药方”、“毒药烟球火药方”、“蒺藜火球火药方”三个重要的火药配方,还记载了不少火药武器,如霹雳火球、烟球、铁咀火鹞、火药箭等等。这是世界上记载最早的三个火药配方。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根据阿拉伯和西方国家13世纪前不知道硝石这一史实,判断中国是最早发明火药的国家,而不是阿拉伯和其他西方国家[3]。火药也成为中国古代对世界具有巨大影响的四种发明之一。

经过宋代军队试用并改进后的火药配方,成为此后较长时间内各地配置军用火药的样本。北宋初年,为了满足统一战争和边防的需要,在全国各州设立了庞大的兵器制造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至迟到仁宗天圣元年(1023)已经专门设立了制造攻城武器的作坊,作坊中专门设有“火药作”[4]。火药作的设立说明北宋的火药配置已经发展到了比较大型作坊作业的规模,而且,官方已经开始控制火药制作技术的流传与扩散。

正是在北宋初期,朝廷开始奖励大臣对火器的研制。因为研制火器而得到赏赐的官吏比比皆是。最先研制火器的人员是北宋东京 汴梁一带的将领。在《宋史》中,因进献火器获得赏赐的最早记录是北宋开宝三年(970)五月,冯继升进献火箭法,得到赏赐。[5]此后,由于朝廷的高度重视,火器的研制成果迅速得以编辑成书并在朝廷控制的范围内广泛传播。

尽管北宋时期这些火器都是初级火器,但由于当时的兵器研制人员将这些武器与燃烧作用结合起来,增加了这些火器的作战距离,使得传统的作战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北宋末期对金的战斗中,北宋频繁使用火攻与火器的发明密切相关。

北宋末年到南宋初年,宋军对抗金军时多采用火器,其杀伤力和对战争的影响力在金军中迅速传开。金军攻陷汴梁后,不断占领宋朝的火药与火器制作中心,重用汉族工匠,收缴了大量火器,并充分利用当时先进齐备的火器制造作坊制造火器。不久,金军便迅速掌握了北宋的各类军备火器,并发展出先进的铁火炮和单兵使用的飞火枪等新式武器。蒙古国建立后,也重视对匠人的利用,迅速发展了火器设施。在创制火器的过程,涌现了不少能工巧匠。其中,陈规是著名代表。他研制的长竹杆火枪以火药燃速快、火力大、目标准而著名。正因为如此,陈规成为世界上最早创制和使用管形火器的军事专家。

随着南宋和金、元对峙期间铁壳爆炸弹、金属管形射击火器的发展,各种爆炸性火器和火铳的创制和发展基础日渐夯实。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国外也逐渐认识并了解了中国的火药与火器,并开始了仿制。到元末时,火铳已经比较明确地用于守城战和水战,更重要地用来击杀守城官兵中的重要个体目标。

二、明朝火器的发展和利用

时至明朝,随着火铳在元末战争中优越性的体现,明代开始重点发展和利用这类管形射击火器。具体说来,这类管形武器的研制和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洪武开国至建文失位(1368-1402)。明朝建立初期,全国的军事形势仍十分严峻:一方面,夏政权仍占据今四川一带,给明朝西南一定的压力;一方面,今云南一带,梁王仍旧听命北元,不服朱明的管辖;一方面东部倭寇影响已经开始明显;最重要的是北元势力虽然退居大漠,但属于全身而退,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在这样的形势下,朱明在从统治中原开始,立即将发展军备、加强国防作为了重要任务。在加强国防方面,明朝最大的动作便是大修长城军事防御体系,最大限度遏制北元的优势。在发展军备方面,明朝立即着手整顿前朝创制的各类武器,尤其是火铳,并将这一精锐武器加以规范。根据实战的需要,这一时期,明朝将火铳发展成为集大、中、小三种类型的火铳系列。一些专家对这一时期的火铳根据形体大小、构造特点和作战用途分析,发现这些火铳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装备单兵使用的手铳,第二类是装备在关隘和战船上,用于守备的碗口铳,第三类是用于城防要塞的大型铳、大型炮,也称筒炮。与元朝相比,这一时期的大型铳炮已经问世,火铳的铳身也调整到了更为合适发射的状况,火药得到更加充分的燃烧,火药的威力也增强了不少。

从目前出土的各类洪武建文时期的火铳来看,主要出自宝源局、军旗局、兵仗局和各个卫所。宝源局设立于元朝,但到洪武年间仍在使用,是明朝前期重要的造铳机构。宝源局所造的铳,出土的重量分为三等,较轻的为1.6千克左右,较重的为16千克左右,最重的为74千克左右。洪武八年(1375)之后,再也没有见过该局所造的铳。或许从洪武八年之后,宝源局已不再铸造火器。

洪武十三年(1380)军器局设立,具体负责制造鞍辔、各类冷兵器,也负责火铳的制造事宜。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鞍辔单独成立机构,军器局具体负责兵器的制造。根据《大明会典》的记载,军器局以三年为一期,每期制造碗口铜铳3000门,手把铜铳3000支、铳箭头9万个,信炮3000门。

洪武二十八年(1395),兵仗局成立,专门负责制造各种火铳和发射火药。吴晗在《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一》书中,记载了甲寅二十三年(明太祖洪武七年,1374)拨发火药等物,明朝为高丽“打造捕倭船只合用器械、火药、硫黄、焰硝等物”[6]的事例,其中记录了朝廷拨发的各类物资数量,其中硝和硫黄的比重是5:1[7],以此比例配制的火药,是性能良好的发射火药。从这一点来推论,这一时期已经实现了发射火药的发明和使用。兵仗局也以三年为一期,但具体每年制造的量不详。制造火器内容相对较多,有大将军、二将军、三将军、多门将军、神铳、斩马铳、手把铜铳、手把铁铳、碗口铳、盏口铳等。

军器局和兵仗局所生产的火器,除非特殊情况,很少调拨给军队使用。此外,内官监属内府系统,于洪武十七年(1384)设立,下设火药作,为火铳制造发射火药。

从洪武十年(1377)开始,火铳的制造转由各地卫所驻军设立的军器局和经允许由地方政府设立的造兵机构来打造。卫所是明朝军队的基本编制单位,除了战争外,还负有戍守和屯田等任务,多数地方的卫所亦兵亦农、耕战结合。1971年,内蒙古托克县黑城公社出土了洪武十年打造的手铳,重三斤半,从铭文来看,属于“凤阳行府监造官镇抚孙英、教匠谢阿佛、军匠华孝顺”制造,责任分明。[8]1977年,贵州赫章县出土了铭有“永宁卫局,提调镇抚赵旺、监督总旗夏两隆,作头张孝先、铜匠钱四儿造,碗口筒,一十四斤四两重,洪武十一年  月  日造”字样的碗口铳一门[9]。将造铳的任务交给其中的一些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和卫所,不仅可以使得地方政府和卫所在完成职守的同时增加一些工作内容,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朝廷集中制造火铳的负担,减少运输的困难。

在洪武年间,承担了设局造铳的卫所不多,主要有南昌左卫、袁州卫、永宁卫、平阳卫、吉安守御千户所以及凤阳府(后改为凤阳卫)、永平府(后改为永平卫)。尽管各个卫所制造的火铳不仅仅供应本卫的装备,而是调运至各地,装备各处驻军。但是,从运输的条件和各方面来分析,迁安一地的火铳调拨,主要来自永平府(卫)。

朱棣定都北京之前,朱明的都城在南京。这一时期,永平府和永宁卫均地处当时较为边远的地方,永平府位于北方,永宁卫位于东南,一则护卫北土,一则守卫海疆。这些地方政府和卫所机构已经能制造出当时最先进的火铳,说明当时发展火铳的力度。

综上所述,明朝初期的造铳任务由四个系统承担:工部系统、内府系统、地方布政司系统和各地驻军系统。这些系统在明朝初期协力合作,为明军制作了大量质地精良的火铳,形成了中国火器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造铳高峰。

第二阶段是永乐称帝至正德末年佛郎机传入前(1403-1521)。明成祖朱棣称帝后特别是迁都北京后,明朝诸位君主亲征漠北、用兵交趾、防备倭寇、备边西北等战争和国防建设进一步促进了火铳的发展。与明朝前一段时间相比,这一时期明廷利用手工业、矿业、冶炼技术发展等有利条件,大力推进火铳制造业的发展。尤其是一些火器的研制者,在皇帝的大力倡导下,不断改进火铳的结构、质量、性能,使得这一时期的火铳在品种上得到了较多的增加,威力也得以增强。与前期相比,这一时期制作的火铳,多了超过千斤的大型铳炮。火铳的发展在这一阶段进入鼎盛期。

经过明朝前期对火器的发展,到朱棣登上帝位后,明朝的火器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明太祖朱棣一方面在军器制造上继续执行洪武后期的政策,一方面对武器的制造进行了更为严格的规定。永乐十七年(1419),就在北京都 城营建的过程中,明成祖朱棣明确下令严格控制武器的制造:“凡军器,除存操备之数,其余皆入库。”[10]“不许私制。”[11]此外,还严格规定了朝廷制造火器需要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所有的兵器都需要符合规定的设计图纸,制造的火器均有编号。除了以前批准的一些地方和卫所外,有增加了一些允许制造火器的地方政府和卫所。比如,弘治四年(1491)批准了湖广、广西等地,正德六年(1511)批准了青州左卫。随着制作火器的机构增多,明朝的火器数量也得到了很好的保证。

为了加强对火器的管理和对使用者的管控,从永乐年间开始,明朝的火铳编号分为天、奇、武、英、功、胜、神、电、威、烈等不同的类别,并对每个类别的武器进行了编号。在《文物》上曾经介绍了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所藏的一款天字号轻便手铳,铭文为“天字五千二百三十八号,永乐七年九月  日造”,后刻“赤城二边石门墩”[12]。这一轻便手铳,便是天字编号的一款。

中国的火药和火器走出国门后,经过多国研制者的仿制和改进,到明朝前期制造出了与其匹配甚至比火铳的性能更为优越的新型枪炮。后来,这些武器在交流过程中传入中国,在明朝称为“佛朗机”。嘉靖三年(1524),明廷首次仿制佛郎机成功。此后,都察院右都御史汪鋐等上奏朝廷,请求大量仿制佛郎机,希望将北方甘肃、延绥、宁夏、大同、宣府各镇的兵器进行改良,增加利于射远的佛郎机来抵御北方蒙古各部贵族的南扰。朝廷批准了汪鋐的建议,“命各边督抚诸臣各率所属,尽心修举”[13]。这些武器也以天、奇、武、英、功、胜、神、电、威、烈定级别。这便是明朝火器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阶段,仿制佛郎机等国外武器的阶段。

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记载了6种尺寸的佛郎机及其附件,并规定了其中5种佛郎机的用途,将大型佛郎机用于舰炮和城堡的防御,而中型的佛郎机用于随军机动作战,而小型的佛郎机则用于装备单兵。

除了佛郎机外,后期明朝军队也开始仿制鸟铳、火绳枪等武器。鸟铳和火绳枪的制造则受到了兵仗局的高度重视。在仿制佛郎机而改善了重型火器之后,明朝利用鸟铳和火绳枪的传入,进一步改善了明朝军队的单兵装备。

需要注意的是,在明朝火器发展的第三个阶段,除了大量仿制国外的先进火器外,还对传统火器进行了不断的革新,使得国内与国外的火器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为了保证这些生产出来的火器符合要求,明朝规定每次交给兵仗局保存的火器中都要抽取成品进行比较和验收。鸟铳的检验是试射三次以上均不发生故障。如果发现问题,该批火器的制作人员将受到严厉处罚:“不如法及克落隐瞒匠料者治罪”[14]。火器的验收是极为严格,内府给事中、御史台御史各派一人,会同工部的官员一起才能完成验收程序。

验收火器比较严格,而派发、领取火器的手续也比较复杂。各地卫所驻军在领取火器的时候,必须将领取火器的军官的姓名、领取的各类火器的数量登记造册,收存备查。火器的使用也有严格规定。一般来说,当使用者领取火器后,要在火器上刻上使用者的姓名。这样一来,权责自负。正因为分地区派发和领取火铳等各类火器来加强对火器的管理和使用。以各地出土的永乐时期轻便手铳来看,其形制构造与《武备志》上记载的独眼神铳极为相似,主要用于发射弹丸和箭镞,可以装备水军和陆军,各地驻军均有配备。这些出土的手铳中,有三门属于神字号,分别为神字四号,神字二十一号和神字一百四十九号。这三门神字号的火器分布在北京、南京等地,而现存天字号手铳更是分布在北京、河北、辽宁等多地,可见,当时尽管在发放的管理上比较严格,但并没有严格限定各个字号的武器使用地。除了手铳外,中型手铳、大型铳炮也多处出土。迁安以“神”、“威”二字命名,或许与他们当时领取和使用的火器字号有关。在迁安白羊峪长城西坑子楼出土了一些火铳,在冷口长城出土的二箍铁炮和三箍铁炮说明,明代迁安地方使用的火器数量不少。以此推断,迁安当时修筑一座仿木砖石结构的敌楼来贮存和使用火器,是很正常的。

随着火器的大量使用,明代的军事编制和装备结构发生了重要变革。通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明朝各地军队逐渐实现了按照各地卫所驻军情况配备火铳等新型武器。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明廷规定:“凡军一百户,铳十,刀牌二十,弓箭三十,枪四十。”[15]到永乐年间,明成祖在沿边关隘地区均配备了火铳,并增减了相应设施。如永乐十年(1412),明成祖下令“自开平(今内蒙古多伦境内)至怀来、宣府(今河北宣化)、万全、兴和山顶,皆置五炮架,有警即发”[16],并逐渐在边关城堡中构筑固定式炮台来代替临时安置的炮架。这种固定的炮台由驻守在居庸关的官军最早提出。于是,在永乐二十一年(1423),经指挥袁讷奏请,在居庸关附近新建了八处烟墩,架设铳炮。[17]自从佛郎机大量仿制并用于北方各边关隘后,各地也根据佛郎机的性能特点修筑了适合佛郎机运用的城堡、墩台。修筑于1596年前后的神威楼,很有可能由固定炮台建筑增加功能不断发展而来的。

坐落在白羊峪关西面的神威楼,在当地老百姓的口中流传,还被称为“香楼”、“香花楼”、“心楼”等,这些楼名代表了百姓对此楼的祝福。该楼的匾额为游击将军张世忠题写。由于明朝有一位著名战将称为张世忠,字显甫,山海关人。嘉靖年间,会试武举,曾在蓟镇参预军机。迁安所在三屯营正属于蓟镇,因此,人们往往将匾额归于这位太原保卫战中英勇牺牲的名将。其实,名将张世忠战死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而此楼的命名题写于1596年,因此,这一楼名的题写,当来自与名将姓名相同的另外一位将官之手。

神威楼是迁安境内唯一一座仿木的砖石结构敌楼,在全国各地的长城建筑中也难得一见。仿木砖石结构增强了该楼的坚固性、抗震性和安全性,可以较好地适应火器的威力。

神威楼整个建筑置于外墙一侧,楼顶外侧前檐用砖石制成椽飞,后檐做成封护墙。楼顶使用方砖铺砌,砖缝用半圆形砖扣住,最大限度地避免了火器遭受雨水洗礼的危险并最大限度保证了火器使用方的安全。

这一敌楼平面为660厘米×560厘米,前后左右墙均高380厘米,四周墙体用青砖抹石灰泥,平铺三层垒砌。后外墙和左右两侧的中间各有一个射击孔和两个礌石孔。如果将射击孔视为箭窗,将这座楼仍视为适应冷兵器的建筑,很可能低估了这座敌楼的价值。

本文参考文献:

[1] 尹小燕:《古韵迁安》,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年,第145页。

[2] 《登坛必究·神铳议》

[3] 李约瑟:《关于中国文化领域内火药与火器史的新看法》,鲁桂珍译,《科技史译丛》,1982年第2期。

[4] 《宋会要》之《职官》三十之七,天圣元年汴梁设立的攻城武器作坊中,分为二十一个作坊,火药作是其中之一。

[5] 《宋史》之《兵十一》。

[6]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一)》,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9页。

[7]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一)》第39页记载:“洪武七年五月初八日,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官于奉天殿钦奉圣旨……教那里扫得五十万觔硝,将得十万觔硫黄来,这里著上官即奏……”,由此可知,硝与硫黄的比例为5:1。

[8] 《文物》1973年第11期。

[9] 《贵州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

[10] 《明太宗实录》卷二百十九,永乐十七年十二月己丑。

[11] 《明太宗实录》卷二百十九,永乐十七年十二月己丑。

[12] 《文物》1988年第5期。

[13] 《明世宗实录》卷117,嘉靖九年九月辛卯。

[14] 《大明会典》卷193《工部十三·火器》。

[15] 《明太祖实录》卷129,洪武十三年正月丁未。

[16] 《明太宗实录》卷127,永乐十年四月癸亥。

[17] 《明太宗实录》卷263,永乐二十一年九月壬辰。

(本文完成于2012年,初次发表在《万里长城》2013年第2期)

5.从半截边看长城传说的价值

去过慕田峪的人,或许对半截边都有一些印象。半截边是从主长城岔出伸向东南,在一个山头上戛然而止的一段长城。这段长城从军事角度无可挑剔,位居显要之地,易守难攻不说,而且还修建得极为仔细。但要将半截边放到长城的整体中去看,并无太多特别之处。但是,关于半截边的一个传说,却深深地吸引着我,引起了我深深的思考。

关于半截边的传说,宋庆丰先生曾经写过一个故事。大致是这样的:在秦始皇下令修长城后,一位姓穆的官员负责监修慕田峪一带的长城。穆监修官觉得不向南边修一段,容易给敌人可乘之机,于是先集中人力、物力抢修东南的这一段。这个想法被杨姓监修官否定,他认为穆监修官的做法不遵旨意、妄自独断。为了免除自己的祸殃,或许也有加官进爵的想法,杨姓监修官状告穆姓监修官不按圣旨办事。于是,穆姓监修官被就地正法。穆姓监修官在被杀之后,从跪着的状态站起来,直到监斩官表明态度,如果他属于屈死,一定会禀明皇上树碑立传,无头直立之尸才倒地。正因为如此,在慕田峪半截边的东南端有一块碑文,专门记载了此事。

这故事中的“半截边”便是学者一般所说的秃尾边。根据吴元真、吴梦麟两位先生的研究,应“是城墙里侧的一条支墙,主要功能是加强对慕田峪关堡、辛营、渤海所方向的防御。”而且,根据吴元真、吴梦麟两位先生20世纪80年代对慕田峪的考察,在慕田峪共找到各类碑文刻石15方、刻字界砖1块。从这些碑文与刻石来看,基本上是隆庆年间的碑石。从慕田峪的田野调查可以知道,所谓“专门记载了此事”的碑文,恐怕也是修长城的题名碑。

从这些信息来推断,宋庆丰先生记录下来的这个长城传说,有一些信息是可以明确的:第一,传说故事说发生在秦始皇修长城时,估计应是明修长城时。第二,传说故事说碑文记载了此事,这个需要进一步查证。如果能继续找到慕田峪的碑文详细文字,或许能看到当时是否曾经有官员因修秃尾边被杀故事。第三,从传说故事中,可以明确至少在明朝时,长城的修建是由严格的前期勘测和施工规定的。我猜测,即使当时并没有记载下来此事,或许说这传说的人就是用传说来传递当时一些有识之士的长城修建正确举措也未可知。

在传说故事中,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透过传说故事,我曾经读到过不少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如果仔细加以甄别,或许在长城的传说故事中,还能品出很多有价值的信息。

(2015年3月4日)

6.长城抗战与在长城关口发生的战斗

长城抗战,作为一个专业术语,所指的只是局部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战,发生在1933年。长城抗战以失败告终。作为长城研究,我们所研究的抗日战争内容不止长城抗战,还包括全面抗战时期发生的大量与长城关口甚至墙体有关的战争——这些战争不属于长城抗战,却与长城有关。或者应该这么说,研究长城的学者关注的内容不止长城抗战,还包括长城见证下的其他各项战斗,如彭德怀等人发起的百团大战便有大量战役发生在长城关口附近。这些已经不是“长城抗战”名词下的长城抗战了。

(2015年8月31日)

7.错长城未必是错

“错长城”是白道峪一带村民对当地一段长城的称呼。这段长城在靠近村庄的略嫌低矮的山梁上,不长。在偏北的地方绵延的山梁上分布了一些敌台,这些敌台的相互呼应加上山势的险峻,已经保证了这一带地方的安全。基于此,这一带的村民认为这里的长城是修错了的,甚至认为是因为修错了而没有继续修完。

真的是这样吗?前往“错长城”仔细勘察这一段长城时,我认为,错长城未必真的是错。因为,在“错长城”的两侧,根据勘察,一边是悬崖峭壁,堪称山险。去过八达岭的朋友可以看到,7号楼修的地方与前往8号楼的墙体之间,形成了一个错落。这儿的错落也是因为没有必要修长城墙体而出现的。在“错长城”的一侧,已经是险陡的山体,凭险已经足以形成对村落的有效保护了,这种情况下,是根本不需要在山体上再修建长城的。“错长城”的另外一侧,在修建“错长城”的年代应该有一条小的山溪通过。当时在山溪的对面也修建了一些长城的墙体,两者相连。现在仍能看出原来这里应该是有一个水关的存在。只是时间久远,这里的水关已经难以见到原来的模样了。

看到这,我想起了河北省迁安县。“错长城”或许和河北省迁安县的“套城”、“谎城”有相似之处。两道长城将迁安县的几个村庄围绕在其中。2012年去迁安的时候,从老乡的嘴里得知,在两道长城的衔接处,原来是有一个关门的。从这里可以知道,如果真有敌人时,只要关门紧闭,几个村的百姓便将自己的居住处所变成了一个较大的堡寨,起到重要的保护作用。

我对军事和地理不甚熟悉,不敢将“错长城”没有修错居为定论。这尚需要更多的学者通过更多的实证来加以证明。提出这个设想,是对中国古代长城设计者的自信,是对中国古代民众智慧的自信。

中国是否有修错的长城?我相信有。从辽宁省的资料中,我曾经见到过因为玩忽职守未按照规定来修建城堡而受处罚的记录。但是,“错长城”的修建,以其修建地点和价值,它确实与北部高山上的几个孤立的敌楼形成了呼应。当敌楼上发现敌情,白道峪一带的村民登上“错长城”就足以进行较好的、对本村庄的防护,因此,“错长城”就难以说是错了。

(2015年2月9日)

8.不宜简单将长城视为冷兵器时期的防御工事

英国人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其《鲁滨逊历险记》也有不少熟知的读者。在读长城的典籍时,忘记什么时候突然发现原来笛福的《鲁滨逊历险记》中包含了很多与长城有关的信息。于是,买下了一本。书中关于长城的内容不少,在这里录入其中一段。书中第564页写道:“纳乌姆城是中华帝国的一个边陲重镇;他们把这叫做关塞,这话没错,因为那儿有城墙之类的防御工事;对此,我敢这么说一句:在整个鞑靼地区的鞑靼人,总数当有几百万,但是凭他们的弓箭是不可能摧毁那城墙的;然而如果用大炮轰击的话,谁还说那城墙牢固,那只会使内行的人哈哈大笑。”

从这段话来,笛福似乎认为城墙在冷兵器时代是有用的建筑工事,到热兵器时代便没有什么用处了。真的这样吗?这个观点值得我们重新回到历史中去看。至少在明清时期的战争中,长城是常常存在的,在战争中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此时的战争,是已经用上了大炮的。到抗日战争时期,飞机已经用上战场,这时还有不少战斗发生在长城墙体上,发生在长城关口处。所以,简单地看待城墙与热兵器的关系,恐怕是容易出现问题的。

(2015年5月22日)

9.长城长度别忽略了“认定”二字

2009年和2012年国家文物局公布了两个与长城有关的数据:明长城总长8851.8千米和历代长城总长21196.18千米。自从这两个数据公布之日起,很多人认为,这是中国长城的总长度。

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是存在一定偏差的。国家文物局所公布的,是经过他们调查之后认定的。换句话来说,所谓“认定”是根据现有阶段的研究和调查确定的。

受现有研究认识程度的影响,“认定”的长城中可能有些并不属于长城,或者时代划定不完全准确。

受调查范围广度的影响,“认定”的长城之外,也很可能有不少长城未能列入此次测绘和调查的行列。

国家文物局和国家测绘局等机构通过数年的努力,对长城进行一次较为系统的普查,对我们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为此,我们需要感谢他们的辛勤劳动。但同时,我们在心里也应该有这样的认识:现在认定的长城长度,并不是中国长城的实际长度。我们在说“8851.8千米”和“21196.18千米”时,一定要清楚地知道,它们只是现阶段经国家文物局认定的部分。

(2015年10月29日)

10.怎样才是望长城内外?

毛泽东《沁园春·雪》词里写道:“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英国女王和她的丈夫登上长城,郑鸣拍下了一张神礼貌不合的照片,取名“望长城内外”,于是,历史定格了。于是,我们知道了:看问题的角度将会决定着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

望长城内外,之于长城,什么是内、什么是外呢?昨天晚上我突然想到了这个问题。或许有朋友说:“长城内外不就是长城南北吗?”甚至有朋友会补充说:“长城内即长城南,长城外就是长城北。”可当我们审视所有的长城,当我们读长城文献的时候发现,问题远远不是这么简单。长城不仅仅是东西向修建的,在不少地方,它的走向是南北方向的,比如阴山一带。因此,不能简单地说“长城内外即长城南北”。

一些朋友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于是以中原地区为中心,认为长城内即指靠中原地区的一方,长城外即指中原地区相对应的一方。可是,这问题又被史料推翻了。在清朝保护龙兴之地后,很多奏折中明确以长城以北为关内,说明当时的长城以内所指仅是盛京一带。基于此,甚至我们难以说,长城内是修建者所在的区域,长城外是被修建者防御的区域。

那么,到底什么是长城内外呢?其实,长城内外是根据人的心理而进行区分的概念。在同一时间段中,也有不同的“长城内外”。根据心理来分析,长城内应该是指某段长城所保护的区域,长城外所指则是某段长城所防范的区域。用某段长城的保护区域来区分长城内外,或许最切于长城实际情况吧?

(2015年6月4日)

11.哪里是长城的起点?

“关于长城的起点。一般认为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实际上,长城的起点不是山海关,而是鸭绿江畔辽宁丹东虎山南麓。”在读书时看到这一段话,引起了我的一些思考。不否认这一段文字的价值:它至少给人们提供了两则信息,第一是“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表达存在一定的问题;第二是“鸭绿江畔辽宁丹东虎山南麓”有长城。

但是,这则信息仍有不少问题:

(1)哪条长城的起点?中国的长城可不止一条!现在,学者对中国长城的条数已经有了很多不同的计算方式和不同的统计信息。

(2)以什么标准来确定起点?是中国境内?是中国历史上所修长城?

(3)既然是起点,是不是如黄河、长江一样的源头?是所有的长城都从虎山出发,自东向西修建?

(4)长城是连续不断的墙体吗?显然不是。既然如此,又该如何来分析起起点问题?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不能不说,这一则信息虽然是想消除人们对长城的误会,但仅仅起点这一则信息便已经有了太多值得人们去辨析和思考的问题了。因此,我们不宜用“起点”来说中国的长城。如果要说,则应该更为准确地圈定范围才好。至于虎山长城,似乎用“中国现有疆域范围内最东端的长城”来表述相对准确一些。

(2015年5月17日)

12.宋朝修过长城吗?

宋朝是否修过长城这个问题,该澄清了。

宋朝修过长城这一点,在《宋史》上便有较为清晰的记载。根据《宋史》的记载,北宋末年曾经修建过高约1米的长城。关于这一点,成大林先生在《中国长城志》编纂过程中,曾经提醒过我们。事实上,关于宋代是不是修过长城这一点,成大林先生还有更多的研究。

根据光绪《山西通志》和《续修岢岚州志》的记载,杨业之妻折氏的堂弟、宋朝的名将折御卿曾经在979年攻占太原西北的军事要地岢岚县,到 980年时曾经在岢岚县城的北部天洞堡向东修建了长城。

又根据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中的记载,宋朝曾经在岢岚修建过长城。

岢岚自古是保卫山西太原的重要屏障,这一地区在北齐、隋朝时均修建过长城,这些早已得到专家的研究和证实。现在,根据考古资料和史料的分析,至少在山西岢岚一带,宋朝是曾经修建过长城的这一点,也得到了成大林等先生的考证。

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对宋朝是不是修过长城往往持否定的态度。实际上,宋朝在北方面临着契丹、党项的威胁,在北部边疆的军事布防是较为严密的。宋朝在北方的防御,一般学者将其列入宋代堡寨中进行研究,很少将长城单独拎出来单说。在许成等先生对宁夏古长城的研究中,也曾经提到宋朝所修的军事堡寨。他们将这些列入古长城的研究和考量中,在当时或许曾经受到过质疑。但是,根据现有资料来看,宋朝极为重视北部边疆防御,而且还曾经进行过大量的长城军事布防。

宋朝长城的修建,除了岢岚这一带有石砌长城外,更多的是水长城的修建和使用。这些水长城现在仍被不少学者忽略、排除在中国长城之外,而实际上,宋朝的水长城是真正体现中国长城依据形势、就地取材这一特点的重要代表。这些长城什么时候能正式列入长城的研究范围呢?这恐怕还需要一些时日。

(2015年5月17日)

13.什么是野长城?

什么是野长城?首先,我们需要说一下“野长城”的来历。野长城其实是英语“wild Great Wall”翻译过来的,提出这个概念的人,应该是威廉·林赛(William Lindesay)。威廉·林赛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外国友人,他的爱人是吴琪女士。他们提出“不爱长城非好汉”的口号,他们对长城的保护与行动也让他们赢得了中国和英国政府的高度肯定。这里不再介绍。

其次,野长城的基本含义。什么是野长城呢?这个概念不是太好界定。荒弃、无值守、无维护……这些都表达了我们心中对野长城的基本印象,但又似乎不足以准确界定野长城。或许,可以这么来界定:野长城即未经政府批准进行有序维修和保护的、没有开发成长城旅游景区的长城。也就是说,八达岭、居庸关、黄花城……这些已经进行维修并作为游览景区的长城区段之外,其他的长城都可以视为野长城。或者说,野长城是经有序规划和管理的长城旅游区段之外的所有长城的统称。

再次,野长城与残长城的区别与联系。在威廉·林赛提出“wild Great Wall”之前,中国一般用“残长城”来表达。“野长城”和“残长城”表达的长城区段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野”相对的是“家”,即已经被有序规划和管理;“残”相对的是“全”,即是否残损,保存情况的好坏。

最后,野长城近况和未来。随着改革开发和旅游开发,现在野长城逐渐被发掘出来,形成了一个个长城旅游区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野长城正在逐渐被修复和再利用。从一群主动保护野长城的朋友出发,现在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长城志愿者加入了对野长城的保护行列。自从《长城保护条例》颁发后,随着长城保护力度的加大,没有进行旅游开发的长城区段也逐渐建立起了保护制度,进行有序保护。可以预见的,野长城的未来有两条:第一条是开发成旅游景区,一方面保护,一方面利用;第二条是被越来越重视长城保护的人们有序地原样保护起来。

(2015年5月14日)

14.再谈中国的水长城

说起“水长城”,很多人想到的或许是因为水库建设而淹没到水里的长城,或者长城的某些水关。是的,长城与水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护城河与水关成为一般学者探讨长城与水的关系最多的话题。但是,本文所谈及的并不是这种水长城,而是另外一种水长城。从来没有谈过中国的水长城,却在标题中加了“再谈”二字,实际上是接续昨天的话题进行进一步的深入。

昨天写了《宋朝有长城吗?》一文,文字结束的时候说到在宋代还有直接利用河流进行布防的水长城,并不无遗憾水长城未进入中国长城学者研究的视野。晚上与爱人聊天时说起水长城的问题,爱人笑:“你这么说来,什么都可以进入长城的研究范围了?”想想,如果不交代交代为什么宋朝的水长城能进入长城的研究范畴,还真是容易让人误会。于是,今天就以水长城展开话题吧!

宋朝的水长城与一般的长城有很大的不同,它是以水为墙的。在河水里设置有各种不同的防御设施,一如在长城墙体上有望孔、礌石孔、射孔等。宋朝的水长城与一般的长城有相似之处,在水的两侧按照一定的规则设有敌台、烽火台等设施。

事实上,不仅宋朝有水长城的存在,明朝也曾经借助黄河来设防,老牛湾便是其中较为有名的例证,只是一般将老牛湾视为充分利用水险,且老牛湾没有宋朝那样充分利用河流设防的情形。不再扩展。

充分利用地理形势来构筑长城,这是长城修建的重要特点。长城的修建是为了有效的利用,因此,宋朝根据幽云十六州已经被拱手让人的具体局势、充分借助河流来构筑水长城防御体系委实不失为长城防御体系的一大创举。

(2015年5月18日)

15.慕田峪的八大特点

2011年3月24日,《中国长城志》编辑部为了增进大家对长城的理解和认同,组织了一次活动——慕田峪考察。

慕田峪位于北京市东北,属怀柔县。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属于拱卫北京的军事要冲,属于重要关口之一。慕田峪长城西接北京昌平县的居庸关,东连北京密云县的古北口,为京师北门黄花镇的东段,自古被称为拱卫京师、皇陵的北方屏障,被称为“危岭雄关”。这一段长城具有一些独特之处。

首先,慕田峪长城的敌楼密集,从慕字一台(大角楼)至慕字四台(正关台),总共不到500米的距离内就设有敌楼4座;从慕字一台至慕字二十台,长度仅3000米,敌楼、敌台、墙台、铺房就达25座,百米左右就有一座敌楼的情况,在各地的长城中并是不多见。

其次,慕田峪长城属于双面垛口的长城。墙顶上两边都建有矮墙垛口。慕田峪长城墙顶双侧的垛口,长约5尺、厚1尺多、高2尺有余。这样一来,慕田峪长城两面均可拒敌。由此可见慕田峪段长城在历史上的重要战略地位之一斑。慕田峪长城的垛口不是开口的长方形,而是呈锯齿状。射洞筑在垛口的下方,不是圆形孔,而是顶部呈弧状的方形孔。在外侧还挖有挡马坑,防御功能更加完善。

第三,慕田峪长城的植被情况不错。现在的慕田峪长城旅游区群山环抱,风景优美。春季争奇斗艳,夏季满山青翠,秋季红叶遍野,冬季白雪皑皑。经过几十年的绿化,这里的植被覆盖率已经达到96%。从现在来看,这样大面积的植被是其他长城段难以达到的。

第四,慕田峪长城多建在外侧陡峭的崖边,具有依山就势,以险制厄的特点。墙体高七八米,墙顶宽四五米,建筑材料以花岗条石为主,雄伟坚固。

第五,慕田峪长城富有立体美感。整个慕田峪关,地势最低处海拔仅486米,往东海拔陡然上升,至大角楼(慕字一台)不到500米,上升的高度达117米。往西从慕字四台(即正关台)至慕字十九台,起伏不大,较为平缓。但是从慕字二十台至牛角边最高处,只经过近10座敌楼,就从海拔486米到了海拔1039米,整段长城依山就势,起伏连绵,如巨龙飞腾,蔚为壮观。

第六,慕田峪长城的关台具有一定的特色。慕田峪关的正关台是由三座空心敌楼构成,通连并矗。中间楼较大,两侧楼较小,三座敌楼之上各有一座望亭。而且,关门不设在关台正中,而是位于关台的东侧。进出关台,则是通过在两侧敌楼所设的门。这种关台建筑,在整个长城建筑中也是比较罕见的。

第七,罕见的修筑方法。人们在修筑长城时,因为海拔高,地势险,必须从山头的外侧断崖绝壁上通过,又不能把海拔1044米的箭扣这个制高点留在外面,在使用砖石、木材都不行的情况下,能工巧匠们用了两根大铁梁担在断崖之上,在铁梁上面垒砌砖石。这种修葺方法,在整个长城修建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最后,慕田峪长城上还建有支城。所谓支城,也叫支墙,就是在长城内外侧有高脊山梁的地方顺着山梁再修出一段城墙来。这段城墙长几米至几十米不等。支墙的设置,缓解了主墙的防御压力。慕田峪长城,不仅有内支城,还有外支城。外支城即连接慕字十一台的长城,内支城即“秃尾巴边”。

根据史料记载,慕田峪长城是明初朱元璋派大将徐达在北齐长城遗址上督建而成的。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明初长城是在北齐长城的基础上修筑而成,但并不是说这段长城此前没有修补过。这段长城在隋唐时期经过一番修葺。永乐二年(1404),明朝建“慕田峪关”。因在沟谷抬头仰望,仿佛上可接天,故在这里所设的关名为摩天峪(谷)关,由于“摩天”与“慕田”音近,峪和谷又是通假字,后来就叫慕田峪关了。隆庆三年(1569),谭纶、戚继光镇守京畿时,又在明初长城的基础上加以修葺。明朝在重修慕田峪长城时,在墙顶的两侧都加修了垛口,新设置了滚木礌石孔,增加了炮楼,可攻可守。

慕田峪长城有不少有趣的名字。上文提及的“秃尾巴边”,位于慕田峪长城的东侧。这里,长城本来是顺山势伸向东北。可是,一敌楼处突然分出一条1000多米的城墙,另辟蹊径摆向东南方向。这一城墙在山势尽处突然终止,并在尽头处修了一个坚固雄伟的敌楼。人们将这段长城称为“秃尾巴边”。与“秃尾巴边”相应的,还有“刀把楼”。刀把楼是支墙尽处所修的敌楼名。

“牛犄角边”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名字。慕田峪长城从正关台左侧随山势翻转,奔向远方。这一段长城由山腰直伸向山顶,在山顶立一敌楼后,突然下降,翻身向下返回山腰后,再次骤然升起,直到海拔940多米处。这段长城绕了一个大弯,形状酷似牛犄角,因此,人们把它称为“牛犄角边”。

“牛犄角边”及“鹰飞倒仰”位于“箭扣”的两侧,有如建在刀削一般山峰上。这些墙体全部建在岩石裸露的悬崖峭壁上,长城的坡度大多在50度上下,有一节甚至接近90度。台阶仅有几尺宽,非勇敢者不敢涉足。箭扣的风景秀美,吸引了很多的摄影爱好者。箭扣的陡峭,也吸引了一群群挑战者。可是,就因为过度的攀爬,这一处的长城已经岌岌可危。

【注释】标红的部分,原文写成了:“箭扣”及“鹰飞倒仰”位于“牛犄角边”的两侧,有如建在刀削一般山峰上。这一描述明显错误,径改。

记录指出问题的几位先生:

蓝白指出:箭扣和户外人、摄影人说的箭扣不在一个方向。

卫歌也指出:这一句位置有错。牛犄角边,东侧为著名的慕田峪长城,西侧便是原始、沧桑、险要的箭扣长城。箭扣长城从东到西,是从牛犄角边开始的,东是牛犄角边,西至北京结。万里长城从东往西第一次在北京结(三叉边)分流,右是西大墙至九眼楼,左是旺泉峪长城,也叫响水湖长城,所以,箭扣长城,东起牛犄角边,西至北京结才是正确的。

蒙-哈尔滨指出:应该是:“牛犄角边”及“鹰飞倒仰”位于“箭扣”的两侧。

无上也认同此观点。

很感谢几位先生指出了我写作上的明显错误,反思之时,此错误委实是完全不应该出现的。

留下记录,标红。

很期待今后有更多的朋友指出错误,给文章以批评。

为了更进一步分享这部分有关的信息,在此补录韩庚先生的一部分解说词以作补充。原文如下:

我是韩庚。

你听到风声了吗?风吹旌旗的声音。你现在是在北京延庆八达岭长城,我现在站在关城向远眺望。古人说,路从此分,四通八达,故名“八达岭”。我看见长城就像一条巨龙在山脊上蜿蜒向前,不见首尾。明代万里长城西起嘉峪关,东到辽东虎山,全长8851.8公里,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军事防御工程。此刻我就站在长城最著名的八达岭,听风的声音,让思绪回到了秦汉,回到了明朝。

(马啸声,喊杀声,兵戈相接声)站在长城,我为我的民族感到骄傲。现在的八达岭长城是明代修建的,也是长城中最宽阔的部分,可容五马并骑,十人并行。(音乐声起)因此,常常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在八达岭长城举行音乐会。哦,对了,球王贝利曾经在这里蹴鞠,体验中国古老运动的魅力。

(脚步声)好,我们的长城之旅开始了,现在,请告诉我你看见了什么?你将看见关城、敌台、墙台、烽火台,重要隘口修筑有内三关和外三关,你看见了吗?(童谣声:秦始皇,砌城墙,墙头儿,矮磴儿窄,挡着鞑丨防和谐丨子过不来)八达岭长城见证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东临碣石后,从八达岭取道大同,再返回咸阳;辽代萧太后巡幸、元朝元太祖入关、明朝帝王北伐、清代天子亲征,都经过了八达岭。也许是读了毛丨防和谐丨泽东的诗词名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缘故,来北京旅游必定要到长城一游,八达岭长城自1958年正式接待游人,已经有1.3亿中外游人以及四百多位国家元首到此一游。(脚步声)八达岭长城依山而建,是明朝京城的北大门和军事要地,站在八达岭关口,俯瞰居庸关,你会有新的发现。(鹰鸣)你发现什么了?古人说“自八达岭下视居庸关,如建领,如窥井”,古人还说,“居庸之险,不在关城,而在八达岭”,可见八达岭长城重要的战略意义,所以它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火车鸣笛声)现在你听到的声音发自中国第一条铁路,虽然火车已经改头换面,但这条路依然是通往八达岭最便捷的路。“人”字形的铁轨依然是我们怀念铁路设计者,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最生动的索引。(火车经过声,关制动闸声)现在就请你跟随我的脚步去攀登北京慕田峪长城。(鹰鸣)你听过鹰笛的声音吗?我没有听过,但我想那声音一定是非常的高远。你现在已经来到了位于北京怀柔的慕田峪长城。我现在站在正关台的一座敌楼上,请你跟随我的视线往西看,那里就是著名的“箭扣”、“牛犄角边”和“鹰飞倒仰”。

看见了吗?长城由山腰直伸山顶,在山顶伫立起一座敌楼后,又突然下降,翻身向下回到山腰;这还没完,长城又骤然升起,直到一个更高的大约海拔940多米的地方,绕了一个大弯,这个时候,你再看它的形状,太像牛的犄角了,并且苍劲雄浑,所以人们把它叫做“牛犄角边”。(鹰鸣)长城从牛犄角边继续往前延伸,经过一个名叫“箭扣”的地方。这里,是已到了一个更高的山峰,山峰两侧,“咔”!陡峭地像刀削的一样,(簌簌落石声)“小心!”

你一定想知道箭扣那里是怎样修建的。在修筑长城时,必须从山头的外侧断崖绝壁上通过,又不能把这个制高点留在外面,使用砖石、木材显然都不行,于是聪明的能工巧匠们用了两根大铁梁担在悬崖之上,上面再垒砌砖石,这种方法在整个长城修建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脚步声)好,请跟上我的步伐。请从箭扣沿着长城顺时针方向看,从那里前往“天梯”。天梯陡峭,倾斜角大约70到80度,高度约10几米,砖墙风化严重,青砖上,“万历XX年造”的字样还依稀可见。(鹰啸)爬过天梯,你就能接近了箭扣最险要的制高点,也就是修建在一个突兀山体上的敌楼,“鹰飞倒仰”。那里险峻雄奇,(鹰鸣)就连雄鹰飞到那里,都要倒仰向上,奋力高飞才能到顶。你看,天气晴朗,真的有一两只孤独的老鹰在天空盘旋(鹰鸣,翅膀划空声)。

(羊叫)司马台长城脚下有羊群,却看不见牧羊人。司马台是长城里最美的部分,我赶在傍晚之前登上司马台长城,我很期待自己能看见日落和晚霞。(虫鸣)太阳正在落下,长城内外被镀上了鎏金一样的颜色,一片金黄。你看见了吗?司马台长城的东段有十六个敌楼,从第十四个敌楼往上开始进入最险要的地段。可是仍然有人在爬第十四个到第十五个敌楼之间的长城。那里非常险峻,被称作“天梯”,千万要小心。

(鸦啼)在夕阳的余晖里,那些勇敢的攀登者爬过了天梯,他们要在天黑之前赶到“将军楼”宿营。加油!好,到了“仙女楼”,司马台长城最美的城楼。关于它,还有一个动人的传说。可是攀登者还不能停留,他们继续小心翼翼的走在第十五至第十六个敌楼之间的天桥上——这里最险要的一段,南侧都是悬崖峭壁,长城就只是一堵墙,上面只有三十公分宽。祝福他们吧!

第十六个敌楼叫“将军楼”,是司马台长城最高的城楼。站在将军楼上,你可以远眺北京城的灯火,所以将军楼也叫“望京楼”。

每一段长城都有你值得回味的美景,不仅如此,你还会获得不一样的心灵震撼。(练武声)太阳落下了,星星出来了,你是不是很久没有看见星星了?我要像一个真正的士兵一样,头枕长城的青砖入睡,我将在黎明前起舞,迎接长城的第一道曙光。(虫鸣)长城就是中华巨龙最为具象的精神象征,我要以此告慰我的祖先:我记得。

黄益谨记于2016年11月26日

 

在慕田峪,有一个景观叫“三面极目观巨龙”。这一景观的由来,是因为慕田峪段有一个地方,与长城主墙体、支墙墙体汇于一楼,三道长城汇于一处。这在长城中,也是比较难得一见的。

随着长城的修筑,慕田峪一带也出现了比较有名的传说。据说,当年人们修筑长城的壮举感动了二郎神。这位侠义心肠的神仙在夜间挑了两块巨石赶来帮助大伙。走到苇店时,鸡打鸣了。二郎神不愿露出真身,于是放下石头,埋好扁担离开了。于是,苇店处留下了两块巨石,当地人称之为“一担石”。为此,人们还流传着一句顺口溜:“上苇店,下苇店,中间藏着金扁担。”人们说了,若是谁能找到金扁担,谁就能过上好日子。

在慕田峪长城脚下,随着赫、王、杨等姓人家迁居此处,逐渐形成了村落,并以关名为村名,名为慕田峪村。村中原有城堡一座,长宽约一百米,现仅存城基。

村西北邻营北沟,西南靠辛营。由于慕田峪地势险要,在明朝时也是战争多发地带。如。《四镇三关志》记载:“嘉靖二十二年(1543),西虏犯慕田峪关、贾儿岭、地方官军御却之。”

现在,慕田峪的军事防御功能已经随着祖国的大一统而不复存在,经过修缮后,这一段长城成为我们认识长城和了解长城的景点之一。1992年,慕田峪长城被评为北京旅游世界之最,1997年被评为北京市文明景区,2011年作为八达岭长城扩展景区部分晋升为国家5A级景区。

(对事物的认识,永远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进的。了解慕田峪的情况,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只需要通过网络便能获取很多。然而,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陆游训子的话,是很有道理的。我们的一位前辈说过:“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我很认同这句话。今天打开考察慕田峪时的照片,前后翻看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当时对待长城的心情,包含最多的是游玩的情绪,多有江山览胜的心情。于是明白,当你没有真正懂得长城的时候,你只是一个旁观者。两年之后,现在的我,是长城的仰慕者。从无所谓的旁观,到现在的仰慕,走了一段艰难的路程。而以后呢?我希望的,是以后能逐渐让自己成为长城的知音,成为懂长城的人。2013年3月25日)

16.墙的劝诫作用

中国的院子多数有围墙,也设立了相应的拜访礼节,能登堂入室者,往往是这个院子极为亲密或尊贵的客人。之于院子,围墙有着默默的劝诫作用,它板着脸孔告诉所有人:“不要随意进入院子,不礼貌不说,还可能有未知的危险!”因为有围墙的存在,人们学会了以礼拜谒、相互学习,甚至最终成为一家人。长城从某种层面上来看,也具有一定的劝诫作用。中华民族逐渐成长为现在的模样,长城的劝诫作用或许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2015年9月29日)

17.一步一步去面对与解决问题

各种问题都需要一步一步去面对和解决。事情不就是一步步面对和解决的?一如长城,遇到了军费问题,便解决军费问题;遇到了火器问题,便解决火器问题;遇到了薄弱环节,便解决薄弱环节……修建了长城,便去想办法面对和解决修建了长城的各种问题,这就是了。谁能说不修长城就没有其他的问题存在?

(2015年9月14日)

18.由长城寡妇想到的

关于寡妇,在社会上少不了话题。在长城文化上,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最传奇的寡妇莫过于孟姜女,她从出生到她寻夫的过程到她最后的结局,无不充满着传奇色彩。尽管每个孟姜女的故事都少不了其夫君被抓去修长城并死在了修长城这件事上,但由于每个传说者对孟姜女的情感不一,孟姜女也幻化出了千姿百状的故事。这个在唐朝逐渐定形的故事在宋朝时已经见到了些许质疑,到近代顾颉刚先生回溯历史找到杞梁之妻后,又掀起了齐、秦两长城之争。一个传奇的孟姜女,在长城文化研究上再续传奇。

最英勇的寡妇莫过于佘太君为首的杨门女将。她们在丈夫多数殉国的情况下,勇挑家国重任,在宋朝边境线上与辽军周旋。在战略战术上,她们巾帼不让须眉,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书写了可歌可泣的故事,也在北方国土上留下了大量让人心绪为之一紧的胜迹:穆桂英刚刚产下婴儿便登石点将,佘太君心悬前方战场登山望儿……她们将家国天下系于柔弱的双肩,给人留下了多少唏嘘感慨!

最悲苦的寡妇莫过于山东寡妇。她们是历史的群像,在史书上只见《北史》记录了一笔:“是月,发山东寡妇二千六百人以配军士,有夫而滥夺者五。”这个“山东”应该不是指我们现在的山东省,而是当时某座山的东侧大片土地。在她们失去了丈夫之后,自己竟然也被褫夺了主动寻求人生幸福的权利,成为了北齐帝王安顿边疆、发展自己力量的工具!而其中竟然更有半数是被生生“认定”为寡妇而遣送至边疆的女子,这也说明了当时吏治的一些问题。

最默默无闻的奉献者莫过于边疆区域的寡妇。如果你不去读边疆地区间或留下的一些方志和政略,你或许难以想象在边疆地区竟然有如此众多年轻守寡、含辛茹苦养育子女长大成人、又将他们送到边疆区域继续守护疆土的寡妇们!她们不知道是对生命无常已经有了太深切的体悟还是对世事无奈、因周边情况极其相似而麻木?当我翻开书本,阅读长城边疆,看到这些触目惊心的罗列,时常沉默。或许,这就是她们的命运?如果有命运存在的话。

但当我们合上书本,再思孟姜女、佘太君她们,我时常感慨获得和平的不易,时常感慨利益这把利刃给这些女子造成的灾难——不管她们是否愿意,她们承受了;而很多时候因为她们的承受,我们很多人享受了难得的安宁。有时候在想,当人们纪念逝去的英雄时,似乎忘记了对承受失去家人的痛苦的那些英雄的亲属们表达最诚挚的谢意。感恩,或许是我们对所有为守护我们而牺牲的英雄们的最高敬意。感恩,或许是我们对因长城而出现的众多寡妇们的最高敬意。

(2015年10月7日)

19.透过长城读懂中国

一直觉得,读懂了长城,便读懂了中国。所以,对于长城,我一直期待所有人能懂,并不是期待所有人能去修缮长城、维护长城的实体,更多的是希望通过长城的阅读和长城的研究,让所有人热爱生我养我的祖国。是的,这是我与长城的关系——爱长城,但不是长城奴,因为心里真正所爱的,是透过长城读懂的中国。

(2015年9月16日)

20.长城会不会透支?

我们人体会出现透支,长城是不是也会出现透支的情况?当然会!当长城在处理超越它自身能力的事务时,便会出现难以应对的情况,这就是长城的透支。这时候的长城往往会被被人们质疑、呵责。这时候,长城以前的所有功绩往往会被人们忽略掉。我们应该因此责怪人们的呵责吗?长城用他的沉默回答了这个问题:不必。

(2015年9月15日)

21.生生不息的心灵

在长城的修建和使用过程中,一定有很多在做的时候并没有想好的事情。在几千年的使用中,不断进行调整,不断进行完善,不断进行反复辨析,最终要实现的,无不是让这项伟大的工程帮助中华民族真正实现伟大的梦想——这便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心灵,生生不息的伟大心灵。

(2015年9月12日)

22.万斯同的“长城”观

“秦人备胡筑长城,长城一筑天下倾。至今笑齿犹未冷。岂知明人防北狄,专籍筑城为长策。不曰长城曰边墙,版筑纷纷无时息。东方初报墙初完,西方又传虏寇边。虏入溃墙如平地,纵横饱掠无所忌。虏退复兴版筑功,朝筑暮筑竟何利?帅臣徒受内府金,川原空耗内府费。我闻汉人却虏得阴山,匈奴不敢窥幽燕。又闻唐人逾河城受降,突厥不敢掠朔方。自古御胡在扼险,岂在千里筑垣墙。屡朝庙算皆如此,奈何独笑秦始皇?”万斯同以诗词的形式点评明朝历史时说道。

作为一代史学大家,万斯同以布衣身份参与了历时十余年的《明史》修纂,其风骨值得史学家学习,这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从这一段文字中可以看到万斯同的长城观:第一,修长城是中国历代君王的选择。第二,长城的主体是千里垣墙。第三,明朝称长城为边墙。第四,长城的修建作用不大。第五,扼守险要是国防的有效措施。

万斯同在检讨明朝灭亡时,对修筑长城所持的态度很明显是否定的。万斯同代表了一个群体的声音——普通民众中的高级知识分子阶层。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阶层,他的观点也值得我们仔细思维:我们在评判长城的历史功用时,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上?

(2015年10月20日)

23.民居与长城保护

现在报纸、网络常常批判一些民众拆取长城砖石来修建民舍,心知这些民众多数是在不知道长城是国家重要保护文物的情况下,选择了“变废为宝”。也不乏一些民众存在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今日读明人姚士粦在《见只编》卷下中记载道:“相去约有三里,周围水遶数重,拆取民舍板片,沿墙起盖敌台。”觉得很有意思。古代修建长城拆取民舍,不知是不是有明朝政府政策执行者的强迫?现在进行长城保护,是否会将已经拆取的长城砖石从老百姓的屋墙上取回?希望长城保护能妥善解决好这一问题。

(2015年7月21日)

24.谁会欣赏长城的沧桑?

一朵娇艳欲滴的花朵和一棵凋零的树,你可能会将目光停驻在花上;一条康庄大道和一条泥泞小路,你可能会选择踏在平坦干净之处;一个美丽的少女和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妇人,你可能会将欣赏送给少女;……即使是长城,如果你追求的是光影,你或许也难以停下片刻,来欣赏上图长城的美感……甚至,或许还会问:这长城有什么好看的呢?所以,即使是拍摄长城,或许也很少有人会选择拍摄这种类型的长城;即使拍摄这种类型的长城,或许也会增加很多的特技来增加其生动性。然而,让我们骄傲的真实的长城,是沧桑的。你会停下来欣赏它的沧桑吗?

(2015年6月22日)

25.让长城图片准确传递信息

长城研究仅仅靠窝在故纸堆里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多行走在长城上,多读与长城有关的图片。曾经看到一张图,画的是明长城的景致,却在说秦汉长城的事,不知它反映的错误信息又将误导多少人?又想起了前两年争讼较多的长城金币——关于争讼的焦点“长城的修建  公元一世纪”我并没有太多的异议,毕竟它没有说长城的始建。但对于这枚金币上的图案,我却真是不敢赞赏。为什么?因为这枚金币上的图案表现的是明长城。

近日读一些书籍,又想起了“大数据”的概念。“大数据”一度被误读为“数据大”,其实,“大数据”最重要的应该是对重要数据的提取与分析能力。一张王进喜坐在车子上的照片,让日本迅速读图掌握了中国需要进口的采油机器的各种信息:经纬度、油田大小等。而这些,使得他们的机器迅速进入了大庆——因为他们已经根据各方面的信息将机器调适好,完全符合大庆开采油田的需要,又怎么能不胜出?记住:他们只用了一张照片,就从中读取了诸多“大数据”!

中国长城研究中,被张冠李戴的信息很多。现在,获取长城的图片已经是极为简单的,因此,在使用图片时宜尽量准确,并尽量让图片来补充解读所提到的问题。

(2015年6月2日)

26.长城文化不能视为丝绸之路文化的一部分

今日读书,看到“丝绸之路文化中的长城文化”这一说法,觉得这一提法有些不妥。

理由如下:长城首先是建筑,其次是军事。丝绸之路首先是经济,其次是外交。因此,将长城文化视为丝绸之路文化的一部分是不合适的。

(2015年10月29日)

27.长城只是一本书?!

让所有中华民族的子孙真正认识长城,让所有的中国人成为长城专家!让所有的中国人成为长城专家?做梦吧!不,不是梦,是事实!因为长城只是一本书。

让所有的中国人成为真正具有长城精神的人……这个目标比让所有的中国人成为长城专家难度要大多啦!因为,这需要再去证明,长城不只是一本书。

(2015年6月22日)

28.贫困,长城保护的瓶颈

贫困,是长城保护的瓶颈,理由有二。

第一,贫困的时候,人们思考的是温饱问题。没有实现温饱的时候,有几个人愿意花大力气去守护长城?翻开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记载了长城被毁事实的书籍,不是为了寻找蝎子而掀开长城砖,就是为了灌溉引渠而挖开长城夯土,又或者是直接在长城上挖洞当房屋——试想,如果经济足够发达,人们的生活足够富有,会不会去为了三五毛钱一只的蝎子去动长城?会不会为了省掉几块买砖的钱而爬山去长城上担砖?会不会为了省掉一点点筛土夯筑的工夫而直接毁长城修渠道?这些事情,可能仍旧会有,但如果温饱问题解决好了,人们的生活较好了,这样的事情想来会少很多。

第二,贫困远不是经济的贫困,最重要的是知识的贫困、思想的贫困。虽然物质的贫困不一定直接捆绑知识的贫困和思想的贫困,但我们也不容忽略这样一个事实:经济贫困的地方,人们学习知识的路径是不多的,人们接受新思想的速度也是相对较慢的。一些长城保护者可能有这样的感受:在经济没有发达起来时,很多自愿去守护长城的人往往被视为傻子。只有当这些长城从保护转化为近在咫尺的经济利益时,这些原来被称为傻子的人才会被视为英雄。为什么?因为很多人所见所识是不长远的。前段时间网上批判烽燧的“被毁”,实际上所毁掉的是什么呢?不是烽燧,而是烽燧的四重堡,这四重堡才是烽燧的精彩之处!然而,当知识缺乏时,人们根据碑文,只盯着那个高大的夯土疙瘩,却忘记了再仔细查阅文献资料——不敢去想象,总觉得当时毁掉四重堡的工作人员或许还在欣喜于自己找到了一片可以给人们带来一定利益的荒地、变废为宝了吧?违反了法律,我们自然不能去为这些工作人员的过失辩护什么,但从内心里,升起的是对这种知识贫乏而出现问题的深切遗憾。思想的贫困比起知识的贫困就更多了,不再举例说明。

贫困是长城保护需要面对和解决的瓶颈问题,或许将精力放在思考如何解决好长城区域的贫困问题,比直接去声讨那些损毁长城的个人和单位,其实际意义更大一些?

(2015年6月13日)

29.抗日战争与长城精神

今天,在国家图书馆里整理长城文献资料的时候,眼睛里总是不断飘过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的信息——“长城抗战”、“古北口”、“榆关”、“喜峰口”……各种信息不断从脑海里飘过,让我不断受到来自那个苦难年代的刺激,更感受到爱国人士精神力量的巨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长城抗战是中国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唱响,长城精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高度升华!

什么是长城精神?这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它包含的信息太多太多了。而其中,爱国恐怕是应该居于第一位的?

(2015年5月11日)

30.长城文化的红利

在西方有一个幽默故事。故事里,有一个略有些虚荣的富人,还有一个很有些幽默细胞的名人。一次,名人调侃富人:“去中国吧,去长城吧。”富人问名人:“为什么?”名人答:“这样的话,今后你的子子孙孙都可以骄傲地说:我的祖先某某是到过长城的人。他们就成为到过长城的人的后代了!”这个故事发生西方工业革命时。那时,西方人很少能到中国来,长城的影像已经逐渐以文字、照片、幻灯片等形式在西方贵族的聚会上传布。

现在,到长城已经不是稀奇的事了,但在两三百年前,这种事就算是壮举了。威廉·盖洛于100年前到过中国考察长城。100年后,当威廉·盖洛的家人被威廉·林赛找到后,由于盖洛将山海关“天开海岳”与嘉峪关“天下雄关”描刻在了他们家的院墙上,这百年前的房屋被作为一个古建文物保护了起来——盖洛的子孙们真正享受到了到过长城的人带来的福利。

说这个,倒不在于说西方人,还是在想我们中国人。如果说有那么少数几个外国人享受了长城文化的福利,我们中国人是不是该想想如何才能真正享受到长城文化的红利呢?

(2015年5月8日)

31.长城研究有个大染缸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学术研究中,只要我们稍不留神,就可能会出现似是而非的情况。长城是中国的一个大话题,因此,很多人参与自己的意见。这些意见很多时候是用一大堆例证在证明着它的“准确”。如果没有仔细思考,很容易被这些言之凿凿的观念牵制。长城话题是个大染缸,这个染缸已经将长城研究的很多成果进行了一些洗染。长城研究如果不将以前错误的观念洗掉,装进去的东西一多,很难保证不出现偏差。

(2015年8月26日)

32.长城研究需要历史的真实

一位朋友说:如果缺乏了历史的真实,什么都是没有意义的。确实,不正确的思想理念,或许能在一时影响一批人,但最终仍会被人们认清楚的——毕竟每个人的心里是雪亮的,尤其是当这一切与现实的利益完全脱节之后。

(2015年8月9日)

33.长城宜进行史源学辨析

在长城研究中,为什么会有各种不同的声音呢?有时候,当两种不同的声音放到一起时,我们会发现很难判断两种声音哪个更合适。为什么?因为两种声音立足的、关于长城的认识是不一样的。“横看成岭侧成峰”,尽管长城是客观存在在那的事物,但站的角度不同,选取的景致和提取信息的方式不一样,都会导致不同的判断和结论。于是,当立于不同角度而做出的长城判断碰到一起时,很容易出现各说各话的情况。在历史学里,有一种学问叫做史源学。长城研究里,要辨明真相,也要使用这种学问。借助史源学,知道某些观点是建立在某些基础上的,便不会轻率去肯定或否定。

(2015年7月29日)

34.最好的长城研究方式

拜见长辈。长辈说:在纸上搜索分析半天得到的结论,有时候在考察现场见见老乡便能获得。这种事确实存在。但我也深知在口说流传的信息中存在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错误和缺失。研究是课题不是话题,仅仅以实地走访来了解情况,也存在些许问题。研究长城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如此:首先对长城的总体脉络有较为清晰的了解和把握,然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惟其如此,方能成就长城学的研究。

(2015年9月1日)

35.学者和编辑的博弈

2010年毕业后,经过一番思考和比较,我最终选择进入《中国长城志》编辑部。当时觉得,能够做一份与长城密切相关、与研究密切相关、与书籍密切相关的事业,是一件多么难得的事情呀!

进入单位后不久,我更觉得自己幸运:自从我们加入团队,单位的领导对我们这几个小年轻也给予了多方面的关怀和指导。虽然每一分卷都有术业专攻的主编牵头,虽然整个编辑部延请了一批重量级的专家指导,但单位各层级的领导还是对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培训:多次参加编辑的集中培训,延请长城专家给我们进行长城知识的专业指导,给我们添置大批长城方面的书籍,以便我们更快上手。

在部门领导的关心下,我们也在不断成长着。由于资质愚钝,我可以算是成长得最慢的一个。但经过三年的不断积累,我还是可以骄傲地说,我已经逐渐感受到了长城,逐渐认识了长城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尽管这种感受有很多时候不能直截了当地、清晰地表达出来,但这种感受已经逐步建立。这让我相信,假以时日,我一定能不断地实现长城知识的系统化。

然而,这个“假以时日”,需要的是时间。长城知识太多了,长城文化太博大了,要认识和了解长城,需要去理清楚的东西太多了……这么多个“太”,不是要推卸责任,更不是要去抱怨什么,而是想感谢。感谢有这么多的“太”,让我明白,穷尽一生,只要在长城领域能取得一方面的成绩就已经是幸运了。感谢有这么多的“太”,让我相信,长城研究的学者队伍将会越来越大,只要我们努力,主动关注长城并对它进行介绍、研究、保护的朋友会越来越多。感谢有这么多的“太”,让我更加坚信:选择成为《中国长城志》的编辑是一个勇敢之举,是一个有胆识的举动,更是一个有担当的举动。

选择是对的,但我也感受到了一种痛苦,在自己身上出现的一种矛盾和冲突带来的痛苦。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是一个长期的项目,是一个需要付出大量默默劳动的项目,是一个与一般编辑出版不完全一致的项目,以至于我进入编辑岗位三年来,尽管接受了很多编辑方面的理论培训,尽管也开始尝试着做书籍的编辑工作,但这些实践的机会太少了,关于编辑的经验积累的东西太少了。这些“太”,也不是抱怨,只是对客观事实的陈述。常有朋友问我编辑方面的问题,我都老老实实地告诉他们,我不懂。然后,我看到的是质疑的目光。确实,我不懂的内容太多了,要补充的编辑实务方面的知识太多了。

曾经和朋友说起这个问题,他们说:不懂,你可以学。是的,我可以学。而且,我也会去学。只是,在目前,对我来说,学长城知识和学编辑知识哪个重要呢?在每天的24小时里,我应该如何去分配自己的时间呢?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两年多。直到年初,看到编辑网站上的一篇文章,讲的是做一位优秀的编辑,最好不要将自己看成一位编辑。作者是一位资深编辑。看后,我才明白,其实,我并不需要苦恼于这些。现在的我,只需要专心地做好手里的工作:跟着领导的工作部署,一步一步夯实自己的基础。到《中国长城志》编纂完成的时候,编辑流程也会全面走一遍,结合此前的各项编辑知识、编辑理论,还怕做不好编辑?

工作的三年里,我花了多数时间纠结于长城知识和编辑知识的博弈,到今年年初终于理出头绪。于是明白,有些时候,有些事情,实际上是庸人自扰罢了。

(2013年3月27日)

36.做长城文化的传播者

进入《中国长城志》编辑部之后,去长城的时候,会去居庸关、八达岭、慕田峪、山海关,也会找机会去考察尚未开发出来的长城。很感谢罗哲文老先生等人的艰辛努力,让我们得以窥见长城的基本风貌,并因为局部的修复,让我们得以尽情攀爬领略大好河山的美好。然而,只有真正跟随着一群专家去看长城的原貌,观察它历经岁月风蚀的身影,在斑驳中寻味长城,我才真切地感受到了它的力量。

就在我感受着长城文化的内涵和长城文化的深厚时,听到一个典故。某位文化名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当记者问及他对长城文化的看法时,他竟然回答:“长城文化,小儿科!”请注意,我这里用了“竟然”两个字。记者们会聚一处,说起此事时,有记者反讽:“你为什么不问他什么是妇科呢?”如果在三五年前,如果我听到这段采访,也许会为这位记者的思维机敏而折服。无意指责某文化名人,因为他能将长城文化看得这么轻,只是因为他根本不了解长城,不了解长城文化。这就跟我们捡到一块宝石的原石,不懂得其价值的人,会将其当成一块硬石头仍掉。只有那些真正懂得其价值的人,才会好好地琢磨它、使它展现出令世人称羡的美来。

逐渐了解了长城文化之后,我坚定了一个信念:这一辈子,我要做长城文化的传播者。我希望用自己的努力,和很多有志于此的朋友一起,构建起一个认识、了解、宣传长城的平台,让越来越多的朋友认识长城,了解长城。至于最终他们选择爱上长城文化与否,愿意为长城文化做多少事情,这些是每个人的自由。

有了这个信念,并将这个信念当成使命后,我仔细分析着自己的能力和工作的状态,逐步明确了自己在长城文化事业中,最应该起到的作用。深入的研究,细致的考察,我会做一些,但这不是我的重点。依托出版者的身份,我更期待的,是有一群学者专家将长城研究清楚,研究透彻,而我们将这些深刻、透彻的知识转化为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转化为深入浅出的内容。

我相信,有了这些之后,长城在人们心中将不再是一个片面的形象,不再是简单的墙体,不再是简单的旅游景点,不再是保守封闭的象征,不再是统治者剥削压迫老百姓的象征,也不再仅仅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不再是游牧与农耕之间冲突的产物,不再是大国才能修的防御性建筑物,不再是等降水量分界线……等到某一天,当人们得到了一定量的长城知识之后,就会恍然大悟般:哦!原来这才是长城!

为了这个恍然大悟,一批学者已经在努力。为了这个恍然大悟,我也已经走上了旅途。等到某一天,也许十年后,也许二十年后,也许更长时间后,这个良好的愿望实现的时候,再来看今天树立的目标,也许也会恍然大悟:哦!原来这就是我要的人生!

(2013年3月30日)

[1] 梁作干先生在《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上发表文章认为,西晋帝国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是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点。

[2] [清]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3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369页。

[3] 白寿彝:《中国通史·导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44页。

[4] 王秀梅译注:《诗经·小雅·北山》,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99页。

[5] [清]焦循撰:《孟子正义·梁惠王》,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71页。

[6] 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第5-6页。

[7] 《辽史·营卫志》,见《二十四史》第17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01页。

[8] 《汉书·食货志》,见《二十四史》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92页。

[9] 程洪在《新史学:来自自然科学的“挑战”》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见《晋阳学刊》1982年第6期,第2页。

[10]《史记·秦始皇本纪》,见《二十四史》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65页。

[11]《史记·秦始皇本纪》,见《二十四史》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66页。

[12]《史记·秦始皇本纪》,见《二十四史》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66页。

[13] 《汉书·终军传》,见《二十四史》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718页。

[14] [清]焦循撰:《孟子正义·滕文公》,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93页。

[15]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季氏篇第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72页。

[16] 《史记·蒙恬列传》,见《二十四史》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650页。

[17] 《史记·秦始皇本纪》,见《二十四史》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65页。

[18] 《史记·秦始皇本纪》,见《二十四史》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68页。

[19] 《史记·秦始皇本纪》,见《二十四史》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68页。

[20] 王国维校:《水经注校·河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1页。

[21] 《史记·蒙恬列传》,见《二十四史》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651页。

[22] 《史记·蒙恬列传》,见《二十四史》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650页。

[23] 《后汉书·西羌传》,见《二十四史》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744页。

[24] 《史记·匈奴列传》,见《二十四史》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733页。

[25]《史记·匈奴列传》,见《二十四史》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735页。

[26]白音查干:《汉长城考察与研究》,《内蒙古师大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第155页。文中认为:“建造这段全新长城的目的全在于保卫河西地区,而不是为了保卫丝绸之路。这段长城在公元前119年以后才具有保卫丝绸之路的使命。”

[27] 《汉书·赵充国传》,见《二十四史》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761页。

[28][拜占庭]约达尼斯:《哥特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84页。

[29][西汉]刘安:《淮南鸿烈集解》卷1《原道训》,《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第20页。

[30] 《汉书·晁错传》,见《二十四史》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583页。

[31]《汉书·晁错传》,见《二十四史》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583页。

[32]《汉书·韩安国传》,见《二十四史》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612页。

[33]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论功》,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542页。

[34]《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见《二十四史》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765页。

[35]班固:《封燕然山铭》,见《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408页。

[36]齐思和:《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见《中国史探研》,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70-287页。

[37] 《魏书·西域传》,见《二十四史》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582页。

[38]梁作干:《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点:西晋帝国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第382页。

[39]齐思和,耿淡如,寿纪瑜选译:《中世纪初期的西欧》,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35页。见“阿密阿那斯记匈奴人与哥特人侵入罗马帝国”一节。

[40]齐思和,耿淡如,寿纪瑜选译:《中世纪初期的西欧》,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37页。见“阿密阿那斯记匈奴人与哥特人侵入罗马帝国”一节。

[41]齐思和,耿淡如,寿纪瑜选译:《中世纪初期的西欧》,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37页。见“阿密阿那斯记匈奴人与哥特人侵入罗马帝国”一节。


长城时光, 版权所有丨如未注明 , 均为原创丨本网站采用BY-NC-SA协议进行授权 , 转载请注明黄益:《小黄眼里的长城》
喜欢 (1)or分享 (0)

您必须 登录 才能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