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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地图》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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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地图》考

作者:赵现海先生

嘉靖初年,接续正德末年衰敝之局,内部政治斗争激烈,而外有蒙古不断南下,乱形已萌。明世宗以外藩入主朝廷,与议礼新贵以恢复二祖之制为号召,致力明朝中兴。经世之潮流,于此勃发。托诸言论,形诸文章,践诸行为,其中,编撰舆地图籍,以佐兴复成为此潮流之一支脉,而《舆地图》是其中较早之一部,开创了明后期全国性舆地图籍编撰之体例,对明后期舆地图籍的撰述影响甚大,而即是此书,作者却非甚明瞭,诸版本之异同亦未厘清。对此书加以考证,对于研究明后期舆地图籍之创作,了解明后期经世之潮,皆具相当之意义。

0007夏友中长城

(夏友中先生书“长城”)

 

一.《舆地图》作者与创作背景考

 

《舆地图》为嘉靖时期武英殿大学士桂萼上奏明世宗的一部全国性、综合性舆地图籍。

戊辰,大学士桂萼进《舆地图》十有七,各有叙记。上曰:‘览图叙明白切要,具见体国经济至意。图本留览,还写副本,存留内阁。

从此段记载来看,《舆地图》为桂萼所著无疑,而笔者所见《舆地图》的两个版本,即嘉靖四十五年李廷观《广舆图叙》刻本和万历七年何镗《修攘通考·大明一统舆图》刻本,亦皆云此书为桂萼所著,该书作者似无异议。但王庸先生的考证,已为我们指出《舆地图》实为李默所著。

王庸对照了(康熙)《瓯宁县志》、《明世宗实录》、《修攘通考·序》,认为《舆地图》由李默所著,而为桂萼攘夺。

(康熙)《瓯宁县志名臣传》云:“李默,自时言,高阳叶墩人。……调入吏部。……常因计吏条上地方事宜,论次为《舆地图》数卷;凡形势要害,兵赋修攘之略悉具。冢宰桂萼见而奇之;特为奏闻,世庙嘉悦。……”《明世宗实录》:“嘉靖戊辰(八年)六月,大学士桂萼进《舆地图》十有七,各有叙记。上曰:‘览图叙事明白切要,具见体国经济至意。图本留览,还写副存留内阁。’”今按《修攘通考》中所刊《皇明舆图》,卷端有桂氏奏稿,所述与此大体相合。惟李默所著《舆地图》,(康熙)《瓯宁县志》言其为冢宰桂萼所奏闻,其时约在嘉靖初年。而桂氏之入阁为大学士,始于嘉靖八年二月,中间曾经免职而复任,迄十年正月而因病乞归,八月而卒。是则李图之上奏,总在此二三年之内,桂氏当不至“为己为人”同时奏上两种性质相似之地图。故吾人若谓桂氏之图,即据李图为己有而奏进者,殆未可谓为武断也。其后李氏之名与此图之关系,几乎“默尔”而息,仅于《瓯宁志》中尚露消息,而两图之作,又似各不相谋者矣。万历中何镗集刊舆地图籍四种为《修攘通考》,桂氏之图即居其一。何氏总序中有言“安韧桂公咨諏述职,以诏救政,而瓯宁载笔,论列要领,悉得利害。”于是为《大明舆地图》云云,此所谓“瓯宁”者,自指李默而言,则桂图与李图为二而一之作品,可无疑矣。

王庸先生之考证,钩沉事迹,考证确凿。却未及注意另三种更为原始之史料,即李默墓志铭、行状与时人之记载。而《舆地图》之创作过程,便有诸多细微处,未及发覆。

公少儁发,有大略。正德丙子,举乡试,庚辰,举会试,辛巳,赐进士第。已,选翰林庶吉士。明年,嘉靖改元,修汉代来功,拟执政封爵,公力争不可,执政衔之,改户部主事,陛兵部员外郎。大同卒慓悍,动辄啸呼。公兑马往,约束制之,不敢动。顷之,胡侍郎瓒来经略,举措失当,卒复讹,公亟疏之,更为易帅,而大同兵变遂定。戊子,调吏部文选司,陛验封司郎中。开国勋爵刘诚意,及常、李、汤、郑四氏,尝革袭,咸议复旧故。真人邵元节,以方术贵幸,请诰封,公论执甚正,中外讳之。会计天下计吏,至令条便事,加论次,为《舆地图》数卷,若形势要害,兵赋盈詘,与夫修攘罢置之略悉具。尚书桂公萼表奏之,世宗嘉悦,于是望駸駸起矣。

己丑,朝觐,四方诸司群吏咸集关下。入白尚书桂公萼,令条上境内便宜,辄加论次,编《舆地图》若干卷,天下山川险要,兵马财赋,修攘罢置之法,罔不具备。尚书奇其书,自作表奏之。上御文华殿,亲览大悦,出示辅臣,命以副本藏内阁。尚书拟荐公为国子司业,辞弗就,以是名重朝廷。

今天子励精求治,吏部尚书桂萼进《皇明舆地图》,《图》有叙有记,叙则述其地形利害,记则述其官署、藩封、户口、兵食、牧圉之数,而各以南北直隶十三省图冠之,又总为一统之图于首,末又为四夷方位之图,亦有叙论。笔皆出瓯宁李默所撰次。默初为兵部主事、员外郎,与余交善。其书初成,时时出示,余商榷其中。处置亦有识见,而文章高古可爱也。默今时名士,欲就功名,乃托迹于桂,桂殊爱重之。桂去乃稍稍不得志。以默之文章才识,少需时用,即不用亦以足以成名于后世也。

从行文来看,《瓯宁县志》承袭了杨肇所撰行状的说法。因此,围绕《舆地图》形成的桂、李二人的关系,可以从墓志铭和行状、《兵略》的行文逻辑进一步考证。如果我们能从当时的具体语境出发,审视此问题,应能得到更切近的理解。嘉靖时期,蒙古对北部边防的威胁日益严峻,明朝之局势,正日趋而下。并曾至大同兑马,对北部边防局势应有较多之认识,又受经世之潮的影响。适逢嘉靖八年元月,大计地方官员,“考察天下朝觐官。” 李默欲籍此机,体知地方之事,故请桂萼令朝觐官员上境内事宜。而此时桂萼尚为吏部尚书。作为属官,李默此一行为,含有一定的行政意味。《舆地图》成后,桂萼之所以能见到此图,应是李默向桂萼汇报前次行为之结果的契机。故此书为李默在征得尚书桂萼的首肯下,借助吏部之权,汇集、剪裁地方官员之条陈而形成,具有相当浓厚的吏部部门行为色彩,而非李默之单纯私人行为。而桂萼便以部门长官之身份,顺势肥己,将《舆地图》据为己有,上达世宗。而李默亦籍此“托迹”桂萼,深得桂萼之欢心,仕途得意,被推荐至国子司业。时人亦皆知《舆地图》创作实情,从桂萼上疏后,李默“于是望駸駸起矣”,“以是名重朝廷”的描述可知,当时人对此图为李默所作是较为了解的,也皆对此种情形多见不怪了。此后李默与《舆地图》的关系,也并非王庸线所云“默尔‘而息’”,如陈祖绶在《皇明职方地图•大序》中即云《舆地图》为桂、李二人所著,何镗也云“安韧桂公咨諏述职,以诏救政,而瓯宁载笔,论列要领,悉得利害。”

李默之经世思想,在桂萼所上《舆地图疏》里,彰然若现。下面奏疏虽为桂萼所上,而实为李默所著,此点《兵略》已记载甚详。此奏疏正反映了李默编撰《舆地图》的目的是使世宗通过阅览地图,留意民情,恢复二祖之传统。

臣惟隆古帝王,讲求政务,亲与其臣面相可否,犹惧其未也。乃陈地图焉。于是乎九州地域广轮之数,民情土俗之宜,如指掌而后行之。是故一时允赖。我太祖高皇帝奋起民间,人之情伪,实备尝之,地之险易,实遍历之。太宗皇帝亦与有间关之劳,故当时延访儒臣,皆出其胸中之实见,所以斟酌损益百代之制,百六十六,未易改也。自时厥后,列圣相承,虽莫不具上圣之资,而视祖宗之实尝周游民间者有间矣。是以延访之典,或作或辍,孝宗皇帝尝锐意行之,终不能遍知人情土俗而止。正德以来,积有十有六年,上下之情,于是大隔,而欺蔽遂有不可止者。则所当修复祖宗之旧,使上下各得其尽,正在今日。臣待罪辅臣,丑无裨补,乃者备员吏部,凡遇考绩朝觐官员,密加访问地方之民情土俗,亦各得其一二,除摘其论列之近似者,装为三册,上请施行外,敢复即天下土地,分为十有七图,各具叙记,又装成一册上献。伏惟皇上清闲之燕,复披此图,必如我祖宗之亲历地方者。然则延访之际,皆有实据,人岂能欺我哉?孔子称‘舜用中于民。’孟轲氏谓其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天非取于人者。盖其广大宽平,能使人人得输其情,此舜之不可及也。万世而下,臣得不独有望于皇上乎?若近代人君综覈名实,以察察为名,由皇上视之,天地悬隔矣。谨具奏!

明世宗值正德末年政治和社会动荡之局面下,以外藩入主朝廷,以刷新弊政、恢复二祖为标榜,更改旧政,以致中兴。从上文颂扬太祖、太宗,批评后世诸帝,期待世宗为万世令主即可知。嘉靖时期,朝野上下皆对政治和社会之弊端多有改革,舆地图籍的撰述,也是士大夫救正流弊之潮流中的一条支脉。

 

二.《舆地图》版本源流考

 

据笔者所知,《舆地图》目前尚存三个版本,其中南京图书馆所藏乾隆年间刻本,尚未得见,暂付之阙如,以待后来。

嘉靖二十三年,桂萼之子桂载即刻《文襄公奏议》,其中第七卷之首为《进舆地图疏》,载有吏部尚书桂萼上奏《舆地图》的奏疏和《舆地图》的“图叙” 。从上文可知,《舆地图》包括图、图叙和图记,可见该书未将《舆地图》全文收入。该书藏重庆图书馆,卷首刻有“南京应天府通判前奉直大夫男载校刻”,显示出此书由桂萼之子桂载刊刻。目前所见《舆地图》的最早刻本为嘉靖四十五年李廷观刻《广舆图叙》。

嘉靖四十五年,李廷观刻《广舆图叙》。虽书名不同,实为一书,故笔者将此称为《广舆图叙》本。卷首有李廷观《述刻》云:

《广舆图叙》作于前师相桂见山先生,旧本每图一幅,今两直十三省各增其一外,又有边夷诸图。盖因所未备,僭采他刻而附之者。观自备冗南职方,缉是编欲梓未就,而有温州之役。翻然得念庵先生所校《广舆图》本也。窃谓是编不出范围,可无刻已。会郡民逸自边戍者,将论之法,视关外内为差吏,考诸图莫知取裁,独于是编得之。似又不可少。矧师相之图叙,经略在焉,又用世君子所好观者,因题曰《便览》授之梓,而述其初如此。嘉靖丙寅冬十二月既望后学丰城李廷观书。

可见该书由嘉靖时期供职南京兵部的丰城人李廷观鉴于《舆地图》之经世用途,而采《舆地图》之图和图叙,并兼采其他地图,拼凑而成。名之为《广舆图叙》的原因,可能是受了罗洪先《广舆图》的影响。从《述刻》可看出,《广舆图叙》似乎在初刊刻时冠以《广舆图叙便览》之名,但现存却为《广舆图叙》。李廷观重刻《舆地图》,不用《舆地图》,而却以《广舆图叙》,名从何来?原因可能在于罗洪先、胡松所增补之《广舆图》基本遵循了《舆地图》的体例,并且采用了《舆地图》的内容,故而造成了二书界限模糊的印象,李廷观才会模糊二书,而名之《广舆图叙》。

《舆地图》的另一版本是《修攘通考·大明一统舆图》本。何镗万历年间编《修攘通考》,将《舆地图》收入第三卷,更名为《大明一统舆图》,故在此称为《修攘通考·大明一统舆图》本。在《修攘通考序》中,何镗表述了汇编《修攘通考》的目的。“当世之士,由是编而悉心焉,修攘之略举而措之耳。不然,是马服君之子之读父书也。”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中国史学丛书分别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三馆万历年间《修攘通考》影印出版,其中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本缺少文尾之“跋”,是为残本。除刘兆佑博士主编的中国史学丛书将《修攘通考》注明为万历年间处州何氏原刻本外,其余两种丛书皆将年代注为万历六年。中国史学丛书编委会依据《修攘通考》书后沈维龙的跋所注时间“万历七年岁次巳卯孟夏吉旦”,推断该书非为万历六年刊刻。笔者以此时间,对《修攘通考》成书年代作一初步判断,应在万历七年。

从“除摘其论列之近似者,装为三册,上请施行外,敢复即天下土地,分为十有其图,各具叙记,又装成一册上献。”来看,当时《舆地图》已独自成书,包括完整的图、叙、记三部分,是一抄本。而嘉靖二十三年,桂载刊刻《文襄公奏议》时仅将桂萼《进舆地图疏》和《舆地图》的叙收入,而未收入记和图。但完整的《舆地图》在桂萼上疏不久后,便已在社会上流传了。

《广舆图叙》、《修攘考·大明一统舆图》虽然分别显示出是在万历四十五年、万历七年刊刻。但却基本是翻刻更早的版本,而非初刻。

《广舆图叙》两副《湖广图》中,均出现了“安陆”,而安陆在嘉靖十年八月便已被改名升为承天府了。因此可以判断,《广舆图叙》所翻刻之《舆地图》版本,应在嘉靖八年六月至嘉靖十年八月便已出现。而所云“他刻”也应在嘉靖十年以前产生。《修攘通考•大明一统舆图》《湖广地理之图》上,出现“承天”,据此可以判断所翻刻之版本产生于嘉靖十年以后。但《河南地理之图》出现“钧州”。而钧州在万历三年四月即为避神宗朱翊钧之讳而改称禹州,因此,该书翻刻之版本产生应早于万历三年四月。在《北直隶地理之图》中,出现了“隆庆”,而隆庆在隆庆元年即为避穆宗年号之讳而改为延庆,因此可将此书翻刻之版本再推至隆庆元年以前。而《湖广地理之图》中,尽管出现了承天,却未出现嘉靖十八年设置的兴都留守司,可知翻刻之版本又当早于嘉靖十八年,据此可以推知,《修攘通考·大明一统舆图》所翻刻之版本应成书于嘉靖十年八月至嘉靖十八年。

《广舆图叙》将《进舆地图疏》进行了编排,在《文襄公奏议》中,《进舆地图疏》的疏文和《舆地图》的内容是一体的。而《广舆图叙》在疏文结束后加上了奏疏上奏的时间和世宗的批答,即“嘉靖八年六月初一日进呈,本月初六日奉圣旨:‘览卿所奏《舆地图叙记》,明白切要,具见体国经济至意。图本朕已留览,还缮写副本,存留内阁。该部知道。钦此!”继而,《广舆图叙》对《舆地图》正文进行了编排,在正文前增加了凡例。

一,两京十三省各府州卫所并大小土官衙门,但系统有地方,直隶两京府部及各省布政司都司者,俱大书于图。若卫所所寄治有司城池,原无统辖地方者,虽直隶不书如两京各处直隶卫所是也。其虽系直隶,统有地方,而卫分颇多者,亦不悉书。书镇城及都司以统之如宣府、辽东、宁夏、甘肃各镇及四川行都司是也。内有系干边镇要害者,既不嫌特书如凉肃洮河泯州西宁六卫之类,书之重边防也。一,直隶府州卫所并土官衙门,已于图中标出,图后仍纪其总数以括之,互相考见也。其各属州县千户所并宣抚等衙门止分注于其所属之下,亦其有所统也。一,各图内但系军卫有司衙门,俱青地金书,惟土官衙门,以黄书别之,若关隘之显著,惟京师得居之,亦易以朱阑青书,其余山川地名及夷方则素地默书也。一,各处亲王虽有藩屏之重,而无地方之责,故不得附于图,惟于图记中见之。其郡王以下不悉书,统于尊也。一,各处户口钱粮军马止书大数,其详自有司存惟钱粮征敛百出,尤难悉书,如各色物料,并一切供应银两,俱征派不一,难拘数额。书夏秋二税著,惟正之供也。若盐课则边储之所仰给者,故特书之。一,四夷图止据本朝曾经奉贡者书之,其山川境土去中国邈远,俱难悉知,今但表其方位所在,亦示不勤远略之义云。一,四夷向背靡常,不足为国轻重,惟素效勤诚及数肆侵犯者,则详书特书之,其余止略具颠末而已。

《广舆图叙》将《文襄公奏议》中《大明舆地图叙》改为《广舆总图》。《文襄公奏议》中两直隶、十三布政司,再加大明舆地图叙和四夷图叙,共有十七图叙,而《广舆图叙》缺四夷图叙,共十六图叙,此十六图叙二书完全一致。虽然在凡例中,《广舆图叙》提到图记,而且保存了图记的部分内容,但并未有图记之名目,图记的内容也缺少了其凡例中所说的军马之数。可见《广舆图叙》应是翻刻他书,将图记裁去,而忽略了应该修改相应之凡例,故造成凡例与正文矛盾的现象。《广舆图叙》之内容,正如李廷观在《述刻》中所云,在原有十七幅地图的基础上,又“僭采他刻”,增加了十六幅地图,其中未增之地图,是四夷图。这样,除四夷外,皆有两种地图,两种地图明显可以看出是出自不同画师之手,一种山川、河流较为详细,且有水波纹,但政区名称却较少,另一种山川、河流画的较为简单,且无水波纹,但政区名称较多。但两种图也有一致的地方,各图版口标明该地名称,如北直隶等等,政区名称皆用圆形圈绕。两种图都标明了八个方位,并标明了四至八到。另外,两种地图都是抽象画法。

可以讲,《广舆图叙》将《舆地图》和其他版本地图归并,对原版本《舆地图》有所增广,但另一方面,却删去了《舆地图》的全部图记和四夷图的图叙,又对原版本《舆地图》有所删节,是一个对《舆地图》有较大损益的版本。

同《广舆图叙》一样,《修攘通考•大明一统舆图》将《文襄公奏议》的疏文和《舆地图》的正文裁断,而加上了奏疏的时间和世宗批答,不同的是,《修攘通考•大明一统舆图》将疏文标题改为《大明一统图叙》。而凡例与《广舆图叙》一字不差。而《修攘通考·大明一统舆图》较之《广舆图叙》所增益者为新编排了一个目录。据此可看出,《修攘通考·大明一统舆图》与《广舆图叙》之相类是明显的。但是否因此可以说,《修攘通考·大明一统舆图》为因袭《广舆图叙》,增补而成呢?恐其不然。因为《修攘通考·大明一统舆图》有总图总叙,十三布政司有图有叙且有记,四夷也有图叙。对照《修攘通考·大明一统舆图》与《文襄公奏议》,图叙一字不差。与《广舆图叙》不同,《修攘通考·大明一统舆图》保留了十七图的原有规模。相对于《广舆图叙》,似乎更近于《舆地图》之原始面貌。并且《修攘通考•大明一统舆图》十七图与《广舆图叙》三十六图明显没有相似、因袭关系,《修攘通考·大明一统舆图》每图上方都标明某某地理之图,总图标为《大明一统舆图》,且每图左侧都写出了该布政司主要的府名,从而与《广舆图叙》具有较大不同,而且除总图外,其他图皆无水波纹。与《广舆图叙》最为不同的是,《修攘通考·大明一统舆图》在图例也也显示了更多的技术,《修攘通考·大明一统舆图》府名用圆形圈绕,州名用方形圈绕,绘图方式更为细致。 可见,二书之间并未有什么沿袭传承之渊源。

《修攘通考》所附《四库全书提要》称

《修攘通考》四卷。明何镗编。镗有《括苍汇记》,已著录,此编以苏轼伪《地理指掌图》与桂萼《明舆地图》、许论《九边图》三书合而刊之,别立此名,更无一字之论著,恐镗之陋未必至是,或坊间贾所托与?

从《修攘通考·大明一统舆图》地图完成年代的考证来看,何镗确实未对原版本加以改动,否则不会连当时应该避讳的“钧”字都未改动。而《修攘通考》虽将《舆地图》改为《大明一统舆图》,但令王庸感到疑惑的是“惟奏稿以下各页版口,均称《皇明舆图》。”据此可以推测,《修攘通考·大明一统舆图》是根据《皇明舆地》加以翻刻而成,除仅对其地图名称加以改动,增加了目录外,并未作大幅度改动,故而《四库全书提要》称“更无一字之论著”。之所以称目录是《修攘通考·大明一统舆图》所增附,原因是如果《皇明舆图》已有此目录,后刻的,与《皇明舆图》有相当关系的之《广舆图叙》因袭的可能性便很大。

根据上面的初步推断,《修攘通考·大明一统舆图》根据《皇明舆图》而翻刻,那么《广舆图叙》便是根据与《皇明舆图》有一定关系的版本翻刻,否则便无法解释《广舆图叙》与《修攘通考·大明一统舆图》在对《文襄公奏议》疏文的处理上、凡例上的一致之处。但也不能说《广舆图叙》便是根据《皇明舆图》翻刻,因为李廷观已在《述刻》中说明了保留了原刻的十七幅地图,如果《广舆图叙》是根据《皇明舆图》而翻刻,那么便无法解释《修攘通考·大明一统舆图》十七幅地图与《广舆图叙》三十三幅地图没有一张相同的矛盾现象。因此,可以说,在嘉靖八年六月至嘉靖十年间,至少出现了两种目前尚未见到的两种版本的《舆地图》,一种是《皇明舆图》,另一种名称尚不得而知。这两种版本至少有一种所用地图非《舆地图》之原始版本。

 

三.《舆地图》在明代全国性舆地图籍编撰中的地位

 

《舆地图》的两个版本皆未收入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提要》不仅将《广舆图叙》误作《舆图记叙》,而且对《广舆图叙》大加讥评。

《舆图记叙》二卷。明桂萼撰。萼有《桂文襄公奏议》,已著录。是编即嘉靖八年为大学士时所上,首为总图,次则两京十三省,各为一图,附以四夷图。但略具兵马钱粮之总数,并府州县卫之名,亦不具列。所述利害,亦皆敷衍之词。其奏进疏下乃称“披此图如祖宗亲历地方”者,然世宗批答,亦称其“明白切要,具见体国经济”,皆不可解也。

四库修订之臣为何对此书如此贬低呢?如果结合对桂萼本人的评价来看,就很清楚基本是因人废言。《文襄公奏议》曾由江西巡抚采进,但亦未被选入四库全书。

《桂文襄公奏议》八卷。明桂萼撰。萼字子实,安仁人。正德辛未进士。嘉靖初,以议礼骤贵,官至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谥文襄。事迹具《明史》本传。是集冠以《大礼疏》,按其初议,但称兴献帝,曰皇考,而别立庙于大内,未及入庙称宗如末流之甚。其后何渊希旨,遂请入兴献帝神主于太庙。萼上请《罢非议以全大礼疏》,斥为破坏典章,奸邪陷君云云。则初意亦未甚决裂,厥后希旨固宠,循声附和,遂以数载之荣,华博千秋之诟厉。凡所建白,均为读史者所厌矣。衡以彰瘅之公,此集固在所必斥也。

清朝诸臣,对明朝“大礼议”中张璁、桂萼等人意见和做法多不赞同,在选书取裁上,便以人废言,掷而不录,不仅不录桂萼之文集,其著作亦不选入。

其实,《舆地图》对明后期舆地图籍的编撰影响甚大,不仅开创了明后期全国性舆地图籍的编撰体例,而且其内容本身也为多种图籍所采用。

明后期舆地著作按其编撰体例可分三种,一为地方志,编撰已久,体例早已成型。一为专门的舆地图籍,如关于“九边”、海防、江防的著作。这类著作基本由兵部职方司官员撰述,其编撰目的即为筹划军事防御,所记地域仅仅覆盖一部分与军事有关的特殊地区,故内容也基本限定在军事方面,而于其他内容,基本不加涉及。第三种即为全国性舆地图籍。地域覆盖全国,内容涉及地理、政治、财赋、军事等项,是一种综合性较强的舆地图籍。而开明后期全国性舆地图籍先河者,即为《舆地图》。

明朝全国性舆地图籍的编撰,从建国伊始,便已经开始。

辛酉,《大明志书》成。

先是命儒士魏俊民、黄{竹虎}、刘俨、丁凤、郑思先、郑榷等里人编类天下州郡地理形势降附始末为书,凡天下行省十二,府一百二十,州一百八,县八百八十七,安抚司三,长官司一,东至海,南至琼崖,西至临洮,北至北平。至是,书成,命送秘书检锓梓颁行,俊民等皆授以官。

洪武十七年,刘基所编《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书成。

十月,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书成,以十二分野星次分配天下郡县,于郡县之夏又详裁古今建置沿革之由,通为二十四卷,诏颁赐秦、晋、今上、周、楚、齐六王。

洪武二十八年,又编成《洪武志书》。

辛亥,洪武志书成,其书述都城、山川、地里、封域之沿革,宫阙门观之制度,以及坛庙寺宇街市桥梁之建置更易,靡不具载,诏刊行之。

景泰年间编成《寰宇通志》,未及刊刻,天顺年间,在此基础上,稍加增易,而成《大明一统志》。这些明朝政府编修的全国性舆地图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按政区而分章编排的。《大明志书》、《洪武志书》未及见,兹将其他三种书籍篇目次序抄列于下。

《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次序为直隶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浙江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江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福建、广东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湖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北平等处承宣布政使司、辽东都指挥司、云南承宣布政使司。

《寰宇通志》与《大明一统志》篇目排列次序为京师、南京、浙江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湖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山东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山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河南等处承宣布政使司、陕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广东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广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云南等处承宣布政使司、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和外夷。

从以上排列次序可知,尽管《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以星野排列各政区,从而与《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有所不同,但整体上,政区排列次序基本上遵循了由南京,自近至远的次序。

《舆地图》的编撰,虽然借助了政府的力量,编撰者又为当朝之官员,具有相当浓厚的官方背景。但毕竟该书是由李默个人发起、编撰而成,发凡起例,全由己意。故而,可以说该书是明朝第一部私人编撰的全国性舆地图籍。那么,通过将《舆地图》与以上官修全国性舆地图籍相比较,即可看出该书与明前期官修全国性舆地图籍之异同。

首先,《舆地图》与明前期官修全国性舆地图籍具有一定的一致处,即按照政区次序分章叙述。《舆地图》政区排列顺序为北直隶、南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浙江、江西、湖广、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和四夷,各为一篇。显示出对明前期全国性舆地图籍编撰体例的继承,尤其对《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的继承,更为明显。即皆包含两京或两直隶、十三布政使司、外夷或四夷等政区,各自分章叙述。但另一方面,《舆地图》对明前期全国性舆地图籍编撰体例的突破也是十分明显的。首先,尽管《舆地图》仍然采取了按政区分篇叙述的方式,但政区的排列方式,已呈现了相当的不同。从上文论述可知,明前期全国性舆地图籍政区的排列次序遵循着以南京为核心,由近及远的次序。这种排列方式源于明初南京为首都,全国性舆地图籍编撰叙述方式,自然以其为核心。永乐迁都后,直到正统年间,明朝始正式定都北京,全国性舆地图籍编撰方式由于仍然沿袭之前体例而未及改,故而景泰、天顺年间成书之《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仍然遵循旧有的政区排列方式。而驯至嘉靖时期,北京之首都地位早已巩固而不可撼动,李默私人撰述,自亦少有拘束,故而一改旧有之政区排列次序,而以北京为核心,以南京为次核心,由近及远而排列。此一政区排列方式,为其后所编撰的全国性舆地图籍所继承。

第二,明前期官方所修全国性舆地图籍,其体例为方志形式,内容虽然丰富繁多,却显得冗杂而缺乏重点。此亦其盛世修志、粉饰太平、雍容华贵的角色定位所决定的。而至嘉靖时期李默撰《舆地图》时,时势已迥然不同。嘉靖时期,政治斗争激烈,蒙古对明朝北部边防的压力愈加增大,内忧外患,明朝已渐呈衰象。而李默鉴于时势,在当时士大夫改革救弊潮流影响下,创作《舆地图》,正为救治弊政,以资中兴。该书之内容固应书当世之急务,而非全面铺陈者也。故《舆地图》以政区为篇,每篇分三部分,即图、叙、记。图以明当地之形势,叙以知当地之要害,记以察当地之机构之设置、军马之强弱、钱粮之多寡。一书在手,当地之经略,一览无遗,固为资治之良佐。嘉靖以后,明朝日趋衰败,危机四伏,故而《舆地图》之后的舆地图籍,皆为救世而作,故《舆地图》绘制地图、配以图说的撰述方式,被继承了下来,影响了整个明后期的舆地图籍创作,而非单纯的全国性舆地图籍一类。如其后编撰的专门舆地图籍《九边图论》、《皇明九边考》、《九边图说》等等,皆为此例。

但《舆地图》仍然是对明后期全国性舆地图的撰述影响最大。而其一个关节点即是通过《广舆图》,深深影响了整个明后期的全国性舆地图籍创作。明人罗洪先、胡松在元人朱思本原有地图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而成影响深远的《广舆图》。在《广舆图》的继承源流上,陈祖绶的一段评述,可资介绍。

元人朱思本计里画方,山川悉矣。而郡县则非,罗念庵先生因其图,更以当代之省府州县,增以卫所,注以前代郡县之名,参以桂少保萼、李太宰默二公之图叙,广以许论之边图,郑若曾之海图,易以省文二十有四法,可谓精意置制,略无遗议。

但须首先辨明的是,《广舆图》文字部分基本照抄《舆地图》的“图记”部分,陈祖绶误以为“图叙”。而且,《舆地图》对《广舆图》的影响,远超过陈祖绶之轻描淡写。事实上,《广舆图》不仅基本照抄了《舆地图》的“图记”,作为该书之图说,而且其全书体例,基本沿袭《舆地图》而来。《广舆图》首列首列两京,次及十三布政使司,其后是“四夷”,这些内容,构筑了该书的基本框架。之外仅仅增加了几项专门类目:九边、黄河、海运、漕运等项,可见其撰述体例基本沿袭《舆地图》而来,其基本框架亦资《舆地图》而构建。《广舆图》与《舆地图》之间的直接渊源关系,才会导致李廷观在重刻《舆地图》时,冠以《广舆图叙》之名。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万历年间抄本《舆图便览》为重抄增补《广舆图》而成,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顺治年间《舆图要览》又为《舆图要览》之抄本,二书亦皆一遵此体例而不改。《舆地图》之影响,又远播至于清朝。其后编撰之全国性舆地图籍,如张天复之《皇舆考》、崇祯八年陈祖绶所著《皇明职方地图》、朱国达等所辑《地图综要》等书,皆继承《广舆图》之体例而不改,尤可称者,万历年间成书之《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也继承了此体例。《舆地图》从而完成了突破官修舆地图籍政区排列方式,并且逐步加以取代,而成为主流。

不仅如此,《舆地图》的内容还为多种舆地图籍直接吸收,如茅元仪《武备志》便吸收了“叙”的部分,《皇明九边考》也吸取了《舆地图》的部分内容。如《皇明九边考·凡例》其中之一云:“经略多出本司堂稿,及桂尚书《舆图要览》、许主事《九边论》,并诸名公奏议,间亦窃附鄙见。”

总而言之,《舆地图》是在明朝力图中兴的政治、社会背景下,李默鉴于时世,创作出《舆地图》,在政区排列次序和图与图说相配合两个方面,都开创了明后期全国性舆地图籍撰述的体例,深深影响了明后期舆地图籍的创作。

 

原载《李洵先生纪念文集》,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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