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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西方世界长城形象的演变、记述与研究————一项“长城文化史”的考察

长城论文 长城 作者 769次浏览 0个评论 扫描二维码

虽然中国长城形象自修筑之时,便经由商人、使节、流亡之人的媒介,传播至中亚乃至欧洲,但西方社会对于长城系统介绍与初步讨论,却是始于近代时期基督教向世界传播的过程。西方传教士陆续抵达中国,不仅开始将长城形象越来越清晰、完整、准确地传递给西方社会,而且还将西方科学手段运用于长城考察与测绘,从而推动了中国长城地图史的发展。继传教士而来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使团虽然对长城只是浮光掠影之“掠过”,但却从国际战略、军事技术之视野加以审视,其所传播的长城形象也成为近代西方世界长城形象直接来源。20世纪前后西方探险家的中亚探险则为西方长城史研究提供了独特资料,推动了20世纪初期西方长城史研究迅速发展。西方长城形象虽来自于中国,但由于立场、文化等各方面因素之影响,在长城记述、研究中融入了西方历史文化中的诸多因素,并反过来通过各种方式影响了近代中国对长城的认知,构成了我们当前关于长城认识体系的重要部分。本文尝试从文化史的角度,对近代以来西方世界长城形象的演变、记述与研究脉络,进行系统考察,并揭示其背后所蕴含的西方世界对中国认识的时代变化与观念变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长城文化史”的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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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代以前西方世界的长城形象

 

长城修筑之后,不仅在中国屡屡见诸书简,而且在遥远的欧洲,通过商人、使节,甚至军人,中国长城形象也很早便为西方所知。只不过这种印象较为零碎而肤浅,目前所见西方关于中国长城的最早记载可能始于公元四世纪。古罗马历史学家阿米安·马尔塞林在《事业》一书“在地图描写中,则已述及长城”。《事业》载:“在东方和距两个斯基泰地区以远的地方,有一用高墙筑成的圆城廓将赛里斯国环绕了起来。”西亚、东欧因距中国较近的缘故,应很早便对长城有所了解。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建立了疆域辽阔的蒙古帝国,打通了欧亚交通的走廊,为欧亚世界的广泛交流提供了条件。作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产物,《马可·波罗行纪》成为13世纪中外交流的最著名例子。但关于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行纪》是其亲历还是摭拾西域商人旧闻,一直存在巨大争议。怀疑者提出的最大证据是马可·波罗竟然对中国的万里长城视若无睹。但也有辩护者称长城当时已甚颓败,并不雄伟,马可·波罗不加记载也属正常。但从目前所见长城遗迹来看,这一辩解显得无力。马可·波罗曾由哈密至肃州、甘州,以后至太原、平阳,这些地区皆有长城贯穿,目前在哈密以东至河西走廊尚可见汉长城高大沧桑之烽燧与突出连绵之墙体,在沙漠、平川上十分显眼。若马可·波罗确曾亲历,估计会给他带来相当的心理震撼,记载的可能性要大于不记载的可能性。虽然《行纪》记载了肃州、太原、平阳等地“环以墙垣之城村”、“环墙之乡村”,所指应为府州之城及地方堡寨,也是长城之一部分,不过最明显的连续墙体还是未见记载。无论如何,西方世界并未通过《马可·波罗行纪》获得长城的形象。

与西欧相比,阿拉伯世界对于长城的记载较晚且少。有学者认为生于巴格达,到过中国沿海的马苏弟于955年撰成《税制考》一书,已明确记载长城。《税制考》(第43页):“大地的最东方,乃中国和新罗国的边界,直到戈(Gog)和麦戈(Magog)的长城。”1896年,卡拉·德·沃将该书加以翻译,称:“该段里德戈和麦戈长城,乃中国的万里长城。”之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尽管阿拉伯商人频繁至中国贸易,但却很少记载长城,有观点认为这可能与当时商道主要在东南海路有关。随着蒙古帝国欧亚秩序的建立,大体与马可·波罗同一时期的埃及学者努威里(1278-1333),在其名著《文苑观止》中明确记载了长城。“穿越中国要走6个月的时间。那里有许多无人能够逾越的高山,像城墙一样环绕着它。那里还有许多非常宽阔的淡水河。据说中国国王拥有一道城墙,只在遇到极高的山和很宽的河的地方才会断开。”

帖木儿第四子沙哈鲁继帖木儿之后,平定叛乱,派遣使者赴明朝。火者·盖耶速丁(Hafiz Abru,?-1430)根据使团日记,撰写出《沙哈鲁遣使中国记》,记载了明初河西走廊的烽火传递制度。不过这一关于明初长城之信息,在目前所见资料中,并未有传至西欧的记载。近代西欧广泛熟知长城是在明后期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之后。

 

二、16-17世纪西方世界的长城形象与早期研究

 

明后期至清前期,西欧各国与天主教会向中国大量派遣传教士,至乾隆年间达到高峰。最初踏上中国土地的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此后意大利、法国等传教士也先后进入中国,他们成为近代欧洲最早记载长城的群体。

葡萄牙人圣·方济各·沙勿略(St. Francois Xavier)一般被认为第一位进入中国的传教士,他于1522年底(明嘉靖年间)到达广东,写出《一位先生向沙勿略神父提供有关中国的信息(1548)》,指出中国与鞑靼交界之地,筑有坚固城墙,长度相当于一月或更长之路程。城墙依山而建,山顶以尖镐劈开,形成墙状,山谷之墙基非常结实。士兵驻守于城墙上之堡垒之中,城墙上还有许多监视哨。但鞑靼军队还是曾经进入过城墙。在沙勿略之后,葡萄牙军官、商人加里奥特·佩雷拉于1549—1553年在福建经商,《关于中国的一些情况》(载《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是他自1551年开始写作的关于中国之笔记,但只记载了中国与鞑靼由山脉隔开,“山上有一些关卡,关卡两边都有军事力量和守卫部队。”16世纪后期,葡萄牙人加斯帕·达·克路士(Gaspar da Cruz)曾到达中国南部,撰成《中国志》(Tractado),并出版于1569年。指出中国筑有一道长一百里格或更长的,中间被山脉隔断因此并不连续的长城,把他们和其他人分开来,防止鞑靼入侵。这些著述关于长城之记载既非常简略,又欠缺准确,这与他们活动范围始终限于南方,对于长城只是耳闻,而未目睹有关。这些著述反映的长城依山而建、利用地形之特征是16世纪明代社会的普遍常识,这一常识也相应成为西方人笔下长城的主要特征之一。长城是为防御鞑靼而建的观点也成为18-19世纪西方人长城功能的普遍认识,在20世纪初期才遭到地缘政治学视角之挑战。

西班牙奥古斯丁会修士马丁·德·拉达(MarDin de Rada)于1575年访问福建后,出版《记大明的中国事情》(Relacion),指出中国北部有一道方石筑成的雄伟边墙,有差不多七百里格长,七㖊高,底部六㖊宽,顶部三㖊,据说全盖上瓦,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建筑工程之一。根据史书记载,这道边墙是秦始皇为对付鞑靼人修筑,他把全体百姓编成三人一组,先从每地区每三人中征召一人,再每五人中征两人。因这些人来自远方,又是到不同地方去,筑城时大批死亡。城墙外还有城镇作为边哨,并且派遣总督、大将驻守。边墙外土地是在赶走鞑靼人后取得的,并非明朝领土,只是归属于它。该书关于长城由全国三分之一民夫,在严厉监视下修筑而成的记载,既吸收了中国孟姜女故事传说,又反映了西方社会对东方专制文明的一般认识,从而成为此后三百年间长城史修筑的普遍观点,被广为传抄。

与以上仅到过中国南部的西方人相比,葡萄牙人费尔南·门德斯·平托曾被押送至北京,流放至甘肃,因此得以亲眼目睹长城,1614年出版的《游记》对长城之记载便非常详细。该书指出大约在528年,中国修筑城墙,长315里格,封闭边界,以防御鞑靼。共动用75万人,三分之一由百姓提供,三分之一由僧侣与安南各岛提供,三分之一由国王及亲王贵族与察院、按察使等朝廷命官提供。平托还曾亲自丈量过长城,一般来说城高六寻,墙身部分宽40拃;但四寻以下的墙基像充填凹地似的夯土建成,外面覆以灰泥混凝土,几乎比墙身宽一倍,如此坚固,一千门炮也不能轰开。长城没有建堡垒,但建有双层哨楼,底部为黑木柱,中国人称之为caubesi,即“铁木”。每根木柱都粗似酒桶,而且非常高,哨楼座落在上面,似乎比座落在石头和石灰上面更坚固。人们称此为长安城墙,意思是“坚固的防御”。这一城墙以同样的方式沿着绵延起伏的山脉修建,如碰到陡峭的山巅,便用镐把山巅劈开,形成天然石壁,这比起单纯城墙更加坚不可摧。长城只有五个出入口,均是河流所造成,每一出口皆有驻军7000人,其中步兵6000人,骑兵1000人,军饷开支巨大。驻军大部为外族人,如蒙古人、占婆人、波斯的霍拉桑人与杰齐拉人,以及居住在内陆各王国的臣民,因为中国人的确不善战,除了缺乏实战经验外,他们好战心不强,还缺少一些武器,特别是缺少火器。城墙全线还设有320个哨所,每处500人,共计16万人,再加上差役、衙役、按察使与察院的卫兵以及管理维持的其他人员,常年人数高达20万人。对于这些人,国王只需提供粮食,无需支付饷银,因为他们所有的人或大部分是被流放发配来此的。

平托关于长城之记载,一方面源于实地考察,因此较其他道听途说之著述,更为准确,他也是目前所见,第一个明确提出“长城”这一名称的西方人,并且指出这一称呼源于中国人的称谓,这显示出16世纪明代社会“长城”之称谓是十分普遍的,明人并未避讳“长城”之说。但平托对长城同样充满了神话般的叙述,比如将东南亚、西亚种族与长城防御部队联系起来,这一显然违背事实的论述其实源于西方传教士的传教地图与世界认知。平托将近代西方民主议政形式附会明代政治体制,显示出他对中国政治体制的误解。虽然拉达、平托在中国的活动足迹大为不同,但在记载劳工来源上却呈现了惊人的相似,且皆指出资料源于一本中国人撰述的史籍,这反映出在明代中国,这部史籍十分流行,成为明人、西人了解长城历史之主要途径。

而塞巴斯蒂昂·曼里克则指出这部史籍其实是一部记载历代建筑的书籍。葡萄牙人塞巴斯蒂昂·曼里克供职于奥古斯丁修道院,于1628年被派往东方传教,到过澳门,于1649年在罗马完成《东印度传教路线》。该书指出中国由一堵极大的自然形成与人工建筑的大墙环绕,中国一本介绍建筑的书籍记载大墙由古代一位国王为防止鞑靼人入侵而建造。国王在南京城召集御前会议,征得各市、居民点或镇的代表的同意,由后者拨出一万皮科白银,提供23万劳工,其中包括三万官员与经过考核的工匠。27年后,一堵长322里格的高墙封闭了中国和鞑靼两个帝国之间的全部世界,其中80里格是人工造的墙,弥补大自然的不足,遇到河谷与山之缺口,将山削平,用山石填埋,再在上边建造大墙。为了大墙平直好看,山头被削成一样高,上边做成方块石状,外面敷以人造油灰和灰泥,看着如同一道墙。先后有65万人参加修筑,分别由各居民点,教会与海南诸岛,皇帝与王子们,位高权重的老爷,如都察院、都堂、海道及法官和总督提供的。大墙建造得极为坚固,中国人称它为“长城”,意思是“坚不可摧的要塞”。大墙有五个入口,由河流冲刷而成。每个入口有两个城堡,一个是“大秦”的,另一个是鞑靼大可汗的。他们每一方在各自领地的尽头也都有城堡。上述中国历史书指出,这些城堡中每一座都有七千人驻守,另外还有六千名步兵和一千匹马,士兵中大部分是东方其他各国和各民族的人民,例如莫卧儿人、呼罗珊人、波斯人、昌巴人和与中国交界的其他省份的人民。沿着如此长的大墙有三百二十座驻军兵营,每个兵营有五百士兵,即共有十六万士兵,这还不包括会计、出纳、警官、司法官员和管理这一带人民和工程所需按察使和都察院的法官的陪同人员、卫兵和侍从。塞巴斯蒂昂·曼里克除了重复平托已经论述过的内容,进一步把包括东欧在内的更多的种族与长城防御联系起来。明代在华传教士,以利玛窦传教最为成功。这位长期居住北京的传教士,也记下了他对长城的印象,指出长城位于北纬42°,连接山脉,是中国防御鞑靼入侵,并与之分界的工程,是一道攻不破的防线。

在传教士传递的长城信息基础上,西方人开始对长城展开初步的绘制与研究。据目前所见,欧洲人绘制的第一幅标有长城的地图是1561年维尔荷(B. Velho)绘制的亚洲海图,该图用一座城墙置于中国与鞑靼之间。1584年出版的奥特吕斯(Ortelius)的地图册中,地图学家巴布达(Barbuda)也在两座山脉间画有长城,并注明它有400里格(1600英里)长,是中国用来抵御鞑靼人入侵的要塞。

欧洲史书首次介绍长城的是葡萄牙历史学家巴洛斯(Joāo de Barros, 1496-1570)的《每十年史》(Terceira decade)。1533年,若昂·德·巴洛斯被任命为几内亚及印度事务府总监,该机构是在外官员回国后述职之地,巴洛斯从而借此搜集了大量葡萄牙人在亚洲的史料,于1552年出版《每十年史》。该书记载中国在“四十三度至四十五度之间矗立着一道城墙,西起嘉峪关,沿山脉而行,东至东海海角,长度在200里格以上,是一大奇观。城墙并未连成一体,而是利用了陡峭山脉,只是在关隘处筑有城墙。城墙是为防范鞑靼人或疍家人之入侵。值得注意的是,《每十年史》首次明确地记载了明长城的东西起止,但其估算的长度却是大有问题的,这反映出巴洛斯依据来源不同的长城记载,导致得出互相矛盾的结论。

与巴洛斯相似的是,德国耶稣会士阿塔纳修斯·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也从未到过中国,他关于中国的知识完全来源于在华耶稣会士卜弥格、白乃心、曾德昭、卫匡国给他的第一手材料。在此基础上,他撰写了《中国图说》一书,并专辟《中国的长城》一节,指出长城环绕四个省,甚至整个帝国,长度超过三百德国里格,中国人称之为“万里长城”,比整个亚洲还长。长城起始于中国海,在黄河岸边金村的山旁结束。除了在北部北京省和西安城以陡峭的山代替外,长城未曾中断过。长城建成拱形圆屋顶,仿佛是在桥上。长城每隔固定距离便有一高塔,有塔门。长城附近有城堡和要塞,驻扎不少于一百万的兵力。长城由秦始皇修筑,开始于公元前215年,十人抽三,历时五年完成。由于非常坚固,长城中不能插入一根钉子,否则修筑者会被处死。为把长城筑进海中,许多装载铁块的船只被沉入海中作为奠基。长城一直保存到现在,没有任何损毁和破坏。《中国图说》再次明确“长城”、“万里长城”之称谓,并吸收了此前多种书籍关于长城之描述,是传教士著作中关于长城描述较为全面的一部。

不过以上著作影响并不大,使16世纪较多的欧洲人知道长城的是西班牙历史学家门多萨1585年刊行的《中华大帝国史》。该书1585年首版于罗马,广泛吸收了此前西方人,尤其克路士、拉达、巴洛斯关于中国之论述。该书第一部分第九章《该国的奇异建筑和长500里格的长城即围墙》指出中国43°和45°之间有一道长500里格的工事及城墙,西起嘉峪关,向东延伸超过200里格。城墙是秦始皇为防御鞑靼而修筑,城墙封锁了整个鞑靼边境。城墙中400(或420)里格由天然岩石构成,其他则是用人工将巨大的石块筑成底7㖊宽,高7㖊的墙。为完成这一工程,在全国内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很多人因筑城而死。中国史书将城墙作为中国得以存在两千多年的原因。

17世纪60年代,也就是明朝灭亡20年后,荷兰作家已根据传教士与水手传递至欧洲的信息,创作了关于明朝灭亡的戏剧,在对长城的长篇赞歌后,“技艺填补了自然的缺口,建造了,也提供了,你所需要的屏障。一堵城墙,从西到东,一座拱璧,抵挡危险”。认为长城也无法抵挡外来入侵,只有向基督开放,中国才能获得真正坚固的城墙。

 

三、清代传教士长城测量与考察

 

清前期西方传教士已通过种种途径,在清朝政治中占据一席之地,他们对中华帝国之了解,已逐渐深入,这其中便包括长城。明代西方传教士限于条件,对长城之了解多限于道听途说,或简单之考察,长期居于北方之清前期传教士,则利用各种机会,对长城进行了多种形式的考察与测量。1682年,耶稣会士比利时人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随康熙帝抵御沙俄之进攻,据此写成《鞑靼旅行记》,对所经东北长城进行了考述。 1687年,受法皇路易十四的派遣,法国人张诚(Jean-Francois Gerbillon)来到中国,作为与俄国在雅克萨战争后谈判的译员,四次赴中俄边境,多次往返长城,成为所有传教士中对长城了解最多、最全面者。在此基础上,陈诚写成《对大鞑靼的历史考查概述》,指出长城虽然是世界上最惊人与非凡的工程之一,但以往西方人误以为所有长城都与北京地段一样,其实山西以东长城由砖石修筑,以西由泥土筑成。张诚对长城的论述是在多次考察的基础而得出的确凿结论,已近于专业的学术讨论。

清代西方传教士与长城最密切之关联是采取西方制图学方法,以长城作为坐标,绘制了全国疆域图《皇舆全览图》。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件签订时,张诚利用译员身份,乘机向康熙帝进呈亚洲地图,意在指出清朝对当时东北地理知识的不足。康熙帝遂令欧人大规模测绘全国地图。为便于测定北方各省界限与毗邻地点纬度,传教士白晋、雷孝思、杜德美等人先从长城测起。从康熙四十七年至次年,教士绘成长一丈二尺的总图,举凡长城各门(共300余处)、各堡以及附近城寨、河谷、水流,均行绘入。1709年5月,雷孝思、杜德美、费隐诸人又开始测绘清廷的发祥地满洲。他们先从辽东入手,东南至朝鲜边境图门江,东北至松花江之鱼皮鞑子区域。1711年测绘工作全面展开,雷孝思、麦大成(Cardoso)到山东,杜德美、费隐、潘如(Bonjour)出长城至哈密,测绘喀尔喀蒙古和陕西、山西。在山东完成测绘工作的麦大成等人,后来也参加了对山西、陕西的测绘。最终,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完成《皇舆全览图》。《皇舆全览图》是当时世界上工程最大、最为精确的地图,奠定了中国地图用三角测量的基础。随着疆域拓展,乾隆年间完成《西域图志》,由法国耶稣会士宋君荣(Gaubil),西班牙传教士傅作霖(Felix da Rocha)、高慎思(Joseph d´Esphina)完成。《皇舆全览图》实现了欧洲尚未开展的大规模实地测绘与地图绘制,不仅为此后中国地图的绘制描绘了蓝图,而且也为欧洲的地图学理论提供了实践机会。法国唐维尔依照费隐寄去的《皇舆全览图》,绘制了各种中国地图。在此基础上,1735年,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在巴黎出版了《中华帝国及中国鞑靼之地理、历史、编年、政治、自然的记述》,即《中华帝国全志》,从使长城形象普遍为西方人所知。

 

四、17-18世纪欧洲使团眼中的长城形象及其负面化

 

欧洲最早访问清代中国的使团来自俄罗斯,这与两国在17世纪的疆土问题上存在纠纷有关。1675年,罗马尼亚人尼古拉·斯帕塔鲁·米列斯库(N. Spataru Milescu)作为俄国使节出使中国,据此经历撰成《中国漫记》一书。该书指出当时在欧洲流行的中国地图以长城为界,绘出支那(Kitai)或契丹(Hatai)、希那(Hina)或希马(Hatai)两个帝国的做法是一种误解,中国长城以北,没有帝国与城市。长城东起辽东半岛,离松花江不远,使中国成为与世隔绝的世界。长城以内是密集的城市与人口,长城以外是蒙古人、博格达人。长城是外人进入中国的关口,但蒙古人、喀尔木克人可以通过小关口通商、进入,黄河也在长城上撕开了几个口子,称为“塞”。在第十七章《中国长城,何时由何人兴建,起始和终止地点》中,米列斯库专门讨论了长城的修筑与分布,指出长城是秦始皇为一劳永逸地防止博格达人、蒙古人入侵,于公元前215年开始修筑,从全国征集民伕,十人抽三人,历时五年,修筑完成。民工如此众多,以至运送砖石泥灰无需再爬到山巅,用手相互传递即可。因为是在多处地段同时兴建,故而工程进展神速,整个长城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得以完成。长城修筑极其严格,用石灰粘结石缝,要坚硬到以至铁钎也无法插入,否则便要处以极刑。长城的结构是:以巨石奠基,上面砌以城砖,用石灰接缝。有的段落则全以石块砌成。高五㖊,宽近二㖊,墙头布满垛口。长城东起辽东地区的海湾,离阿穆尔河不远,鸭绿江即流入此海湾。在起始处,秦始皇沉没了许多船铁矿石,以为墙基。所以,长城实际上起始于大海,并由此开始跨越四个大省,直达兰州。中国人把长城叫作“万里长城”,这并不符合实际,因为长城实长约一千五百多俄里,中国人所以称之为“万里长城”,是喻其巍峨宏大。长城走向随地势而变,除喜峰口地区山势过于陡峭,以及黄河流经之处外,长城一直连续,并未间断。如果长城古时便为人知晓,将会与世界七大奇迹并驾齐驱。长城完好保存至今,只有个别地方曾坍塌过,但一旦那里发生坍塌,中国人会马上派工匠修复。

1693—1695年,由荷兰人伊德斯率领的俄国使团访华,德国商人布兰特(AdamBrandt)是成员之一,写下了《1693—1695年俄罗斯使团访问中国的沿途见闻》,记载长城在鞑靼语言中叫Zabancrim,是全世界闻名的建筑。长城有300德国里格长,如果拉成直线,可能有400里格;有四个orya高;宽度亦是如此,可容七、八匹马并行。长城多半筑于山顶,每四分之一里便有塔(烽火台),以弩防御敌人。

乾隆年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是鸦片战争前中西最为著名的一次对话。1792-1794年,英王乔治三世以向清乾隆帝祝寿为命,派遣由乔治·马戛尔尼勋爵率领的,包括军事、测量、绘图、航海等各方面的专家在内的百余人使团访华。作为使团随行人员之博物学家巴罗,在回国后著成《巴罗中国行纪》,感叹长城工程浩大。而作为马戛尔尼的副手,乔治-伦纳德·斯当东爵士在回国后,于1797年出版了访华见闻录《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很快被译为多种语言,在欧洲引起很大反响。该书指出长城在保护中华文明、抵御游牧民族具有积极作用,在古代世界军事建筑具有代表性与突出地位,显示了中国政府具有大规模动员与组织社会的能力,既是中国隔绝鞑靼之边界,也是阻止内地反政府者出外之界限。而在史实判断上,英国使团较以往之西方人也更为准确,比如指出长城最初修筑于战国时期。总之,英国使团对长城的评价是十分正面的,将长城界定为文化先进的种族抵御其他种族之世界上最伟大的军事工程。

经过西人不断介绍、研究,长城逐渐以其年代之久远、工程之巨大、作用之伟大而为西方世界普遍所知,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之象征,是西人中国知识体系中最重要一环。但步入18世纪以后,随着中国逐渐衰落、西方逐渐壮大,尤其是军人充斥的官方使团替代文化传播之传教士,成为东西方信息传递之主要纽带后,西方对中国之评价逐渐由正面转向负面,西方世界长城形象也相应经历了逐渐负面化之转变。英国人笛福(1660-1731)在1719年完成的《鲁滨逊历险记》中,认为长城尽管是一项十分伟大的工程,但大而无当,因为它连乌合之众的鞑靼兵都挡不住。在1756年出版的关于世界历史、文化之通史《风俗论》中,伏尔泰对长城尚基本持正面态度。“公元前137年修筑的、把中国同鞑靼人隔开并用以防御鞑靼人的长城……就其用途及规模来说,这是超过埃及金字塔的伟大建筑。”但在晚年编撰的《哲学辞典》中,伏尔泰开始对东方文明展开更多地批判。“中国的长城是恐惧的纪念碑,埃及的金字塔是空虚和迷信的纪念碑。它们证明的是这个民族的极大耐力,而不是卓越才智。”德国哲学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在1774年完成的《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著作中,指出中国具有某种独一无二的、不可改变的“东方性”。中华帝国的专制教化将臣民的理智禁锢在孩童阶段。他们吃苦耐劳、乐天知命、对专制君主百依百顺,创造出令世人惊叹的工程或艺术,如万里长城。但这无法阻挡这个民族的衰落,因为专制政治与奴化教育窒息了这个民族文明发展的生机。马克思则通过将长城视作全世界最保守的堡垒与最顽强仇外心理的象征,从而指出中国将是最后沐浴欧洲文明的地方。“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末他们说不定就会看到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资产阶级既然把一切生产工具迅速改进,并且使交通工具极其便利,于是就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都卷入文明的漩涡里了。它那商品的低廉价格,就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

无论是正面夸赞或负面贬低,20世纪以前,西方学者对长城之关注,基本是将其视为中国历史、文化之象征,是一种笼统地、概念式地认知,对长城历史进行具体研究的著作较为少见。整个学术界也基本如此。比如20世纪初奥地利著名文学家卡夫卡根据世所流传之长城印象,写出他认为一生中最重要之作品《中国长城建造时》,以第一人称的口气,以跨时空的方式,将长城塑造成最大的一个“物化”,通过长城构建出一个遥不可及,但又不处不在的,牢牢地控制着一切的领袖意志,以及一群不断尝试激情、出路却又总在重复旧路的大众。

伴随西方世界对中国了解逐渐深入,长城形象在其知识视野中,也愈加清晰而准确。尤其鸦片战争后,欧洲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法国遣耶稣会士古伯察(Regis-Evariste Huc)从1841年至1846年展开环中国考察。古伯察在沿途撰写而成《鞑靼西藏旅行记》,自承在15个以上的不同地点穿越长城,多次描写了作为农民、牧民,农业、牧业两种不同世界界限之“长城”或“万里长城”。并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订正了马戛尔尼使团以北京周边砖石长城作为全部长城之代表,指出:“我们所遇到的往往不是在北京附近存在的那种筑成堞垛的双层城墙,而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泥石砌体,有时又只不过是一堵普通的土墙。我们甚至还发现这道著名的长城被简化成了其最常见的表现形式,完全是用几块碎石堆砌而成。”不过关于长城起止,古伯察仍然延续了清代的主流观点,“万里长城从甘肃的最西端一直延伸到东海”。

在西方世界将长城从“神话想象”转变至“历史研究”的著作是《东域纪程录丛》。1866年,英国退役军官亨利·裕尔在意大利完成了《东域纪程录丛》一书,该书被誉为几乎囊括了当时所知道的有关东方历史的全部知识,对于长城之研究,也较以往所有著述都更为准确。指出秦始皇为抗击匈奴,在公元前214年建造长城,并将北方诸国建造的长城连接起来。西汉公元前102—101年,李广利第二次征大宛后,长城进一步向西越过沙漠推展。晋武帝欲于塔里木河流域重树中国的影响,从而于肃州以外别造长城,辅以瞭望亭,与旧长城相连。揆诸史实,裕尔之研究实属专业历史学研究成果了。不过当时西方的长城研究由于史料匮乏关系,只能到此为止。西方长城史研究格局的形成与扩展,始于19世纪中叶以后中亚探险热潮与社会科学发展所带来的新史料、新理论的巨大刺激。

 

五、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探险家的长城考察与长城形象的正面化

 

15-17世纪地理大发现(大航海时代)激励着西方人探索未知世界的巨大兴趣。19世纪后期,中亚成为世界地理的最后一块拼图——“地理上最后的空白”,从而吸引了来自俄国、英国、德国、瑞典、法国、美国、匈牙利、日本等国探险家的接踵而至。西方探险家虽然身份各异、目的不同,或出于纯粹的探险,或为掠夺文物,或者肩负着侦察中国西北军事、政治情报的职责,但大都具有较高的学术素养。探险家对古丝绸之路沿线古国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其中尤以尼雅、楼兰、罗布泊的发现最为著名。敦煌文书的发掘更是形成了多学科交叉的中国中古史研究的新领域——敦煌学。总之,西方探险家的考古发掘,为20世纪以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奠定了资料基础。西方探险家在取得以上成绩的同时,还对西北长城进行了考察,而敦煌长城文书的发现更是直接推动了以研究汉晋长城防御军事防御与生活为内容的长城简牍学的形成。西方探险家发现的这一文书史料,以及从中亚审视中国边疆与历史的传统,都刺激了20世纪西方学者在“内亚”研究视野下,借鉴社会科学方法,利用考古与文书资料,考察中国长城起源,构建长城理论的一系列研究。而在这一过程中,汉学家在考察、研究长城过程中,对长城所作正面之描述与赞颂,在相当程度上扭转了18-19世纪西方世界长城形象的负面化,西方长城主流形象从而自此以正面为主。

由于地缘政治的缘故,俄人是最早关注、考察我国西北地区之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共进行四次中央亚细亚考察,数度穿越长城。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上校、皇家地舆学会会员科兹洛夫曾目睹长城。马达汉是20世纪俄人考察中国之最著名人物,对于甘肃长城,马达汉一方面肯定了长城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防御作用,另一方面认为长城已经失去了军事意义。1877-1880年,匈牙利贵族贝拉·伊斯特万(Bela Szechenyi)率领考察团前来中国考察,曾考察长城,团员之一地理学家罗慈·拉约什(Lajos Loczy)据此于1886年撰成《论中华帝国自然状况及其省县》,1902年又撰成《中华天国史》(A Mennyei Birodalomwak törtènete,115-116.p. Budapest,1902),已关注长城修建史。地理学家乔尔诺基·叶诺(Jenö Cholnoky)到过长城之南口、古北口、山海关,指出长城之步步西展,就是中国与匈奴势力强弱之契机,匈奴势力因此一蹶不振,不得不向欧洲逃窜,摇撼罗马帝国。罗兰大学中文系教授艾之迪(Ildiko Ecsedy)则认为长城起不到多大的防御作用,仪式性与象征性意义更大。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欧探险队掀起对我国西北考察之热潮。1893-1894年,法国杜特雷依探险队曾在青海途径石砌墩,可能是烽火台,如果这一推测成立的话,那么杜特雷依探险队是最早发现青海长城的外国考察队。至迟于1899年,西欧探险家已考察长城,该年法国外交官伯宁(M.C.E. Bonin)对敦煌烽火台与墙壁遗址进行了考察。1907年,法国汉学家沙畹曾至陕西、山西、河北、东北等地考察,并拍摄大量长城照片,收录于1915年在巴黎出版的《华北考古记》(Mission archeologique en Chine septentrionale)。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是上世纪最负盛名的探险家,但对长城这一举世闻名之建筑似乎缺乏热情。记载肃州长城墩台皆刻有名称,但却并未专门考察长城。

以发现敦煌文书闻名于世的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于1906-1908年考察了甘肃长城,尤其是敦煌长城。归国后发表了关于此次考察的笔记《沙埋契丹废墟记》与正式考古报告《西域考古记》。斯坦因重点考察了敦煌境内两汉烽火台及其周边遗址、环境,指出汉武帝修筑长城改变了秦始皇时长城防御游牧民族的功能,成为汉朝大规模进攻西域的工具,是汉族、游牧民族之间的界限。在长城修筑中,两汉王朝充分考虑到利用当地的地形条件,并采用了先进的修筑工艺。通过将两汉修筑长城得以保障政权,而罗马帝国则被西进的匈奴灭亡两相对比,可以看出长城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通过对烽火台及其周边遗址的发掘,斯坦因发现了大量长城军士作战工具、生活设施与工具,除了少量记有中亚文字的绢、纸外,其他大量的汉文木简展示了两汉时期长城地区长城防御与生活途经。此外,斯坦因还以长城周边所发现之大量中国丝绸、中亚古物,以及周边宗教设施深染中亚风格之特征,指出两汉时代中国与中亚交流频繁而密切。1914年,斯坦因第三次到达中亚,考察了敦煌至额济纳流域之汉长城,并著《亚洲腹地考古记》。此次考察所获汉简,亦由沙畹弟子马伯乐(Henri Maspero)考释,1953年出版,书名为《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书》。斯坦因对长城史研究作出的最大贡献是发现了大量长城原始文书,填补了汉晋长城基层防御体系史料的空白,在世界范围内直接推动与刺激了长城研究的开展,使长城研究成为20世纪汉学研究热点之一。

最早考察长城全程的西方学者是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美国人威廉·埃德加·盖洛(William Edgar Geil)。盖洛于1903年首次来到中国,考察了包括长城在内的中国全国各地,1909年出版了《中国长城》,对长城起源、修筑、目的、作用及意义首次进行了全方面探讨,发现了青海长城。在长城起源问题上,与顾炎武以及近代中国学者观点一致,认为长城源于井田制废弃,车战被骑兵取代。盖洛很早便指出长城是两种文明之分界线,限制内外民众之出入,也是中国形成中央集权帝国之标志。总之,盖洛在系统考察长城基础之上,参考各种研究长城之中西方著作,对长城起源、修筑、目的、作用及意义首次进行了全方面探讨,是西方学者关于长城之第一部专著;他提出的长城隔绝文明之观点,姑且可视之为“长城界限论”,是20世纪以前西方世界关于长城之普遍观念,但却很快受到社会科学化史学潮流之批评。值得注意的是,盖洛是目前见诸文字的“长城是从月亮上可见地球上唯一人类建筑”之“神话”的最早提出者,这一想象却源于中国的嫦娥奔月传说。

盖洛之后,1917年,英国外交官台克满(Eric Teichman)也途经青海、甘肃、宁夏、大同长城,并在其考察记《领事官在中国西北的旅行》中有所记述,且指出青海长城之修筑是出于抵御蒙古族、藏族入侵之目的。1920年,美国地质学家弗雷德里克·克拉普也在长城考察的基础上,在美国《地理研究》上,发表《中国万里长城面面观》一文,对长城的现状有详细的叙述。

 

结论

 

西方世界很早便形成长城之公共形象,并具有不少的记述与研究,长城也被视为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象征。明清传教士、商人将明长城宏伟印象与秦始皇伟大功绩相结合,构建了长城古已有之,此后不断修筑,在历史上一直扮演了抵御鞑靼人之重要角色的“神话”,但明清,尤其清代传教士、使团已开始准确地测绘、记述长城的地理与历史,向西方世界逐渐传递真实的长城形象。伴随中国在世界近代历史中地位的浮沉,长城也经历了由正面至负面的变化过程,但20世纪前后随着西方探险家对于长城的考察与赞颂,长城形象正面色彩更多一些,并且进一步影响到了中国对长城的评价,与中国国内时势相结合,共同促进了长城在中国形象的提升与崛起。可见,长城不仅是一个物质实体,而且由于其在中国历史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从而被西方世界视为中国文化的象征,并伴随近代国际格局、文化思潮的变迁,其形象呈现出不断变化的历史过程,从而成为一种“长城文化”。相应,未来对于长城的研究,可从文化史角度,对围绕长城所形成的文化现象,进行整体考察。这一研究可以概括为“长城文化史”。“长城文化史”的研究,是将长城从客观存在引向主观认知,从而全面研究长城、提升长城保护意识的必要手段。

 

原载《暨南学报》(哲社版)2015年第12期。

(本文作者:赵现海先生)

(图片:黄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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