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城时光”公益网站欢迎您的到来,我的朋友!
  • “长城时光”上所有的内容围绕长城和长城文化展开,期待您的投稿!
  • "长城时光"得到了成大林、杨奕、威廉·林赛、董耀会、杨理、王一舰、张俊、张依萌等诸多长辈和朋友的支持和鼓励,我们由衷感谢!
  • 如果您觉得这个网站不错,欢迎您常来坐坐!网站竭诚为您服务!
  • 欢迎加入我们!辛苦联系bnusimply@126.com

从长城到长城学——中国长城历史与研究的一次综述尝试

长城论文 huang 742次浏览 0个评论 扫描二维码
本文目录
[隐藏]

%e5%b1%85%e5%ba%b8%e5%85%b3-%e6%9d%a8%e7%90%86

此稿初成于2014年,2015年以《关于长城》为题首次公布在新浪博客上,当时删除了注释。2016年,此稿正式出版。

有些内容在此稿出版前后已经有了一些观念的改变。

本不拟再次发布,但在样书送给一些长辈和朋友之后,获得了比较多的鼓励,让我决定将它再次贴出,供大家批判。

黄益

2016年11月16日

734040924264709980

(郭峰先生书长城)

前言

2010年,是我人生中较为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带着对未来长城文化出版的无限憧憬,我选择进入了《中国长城志》编辑部,从此开始了一段较为特殊的工作旅程。

厚积才能薄发,这是读书这么多年自己最深切的体悟。进入《中国长城志》编辑部时,我是意气风发的,心里很笃定地认为自己已经进行了十几年的历史思维训练,期间对方志的掌握又托赖于黄彭年的精微广博而直入堂室,《中国长城志》又是数百位专家进行编纂,我作为编辑只需要做一些跟踪和服务,这个工作肯定是驾轻就熟的。

但真正进入编辑岗位,准备用全身心投入编辑事业时,我发现自己所申请的这个编辑岗位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简单。由于单位任命我担任《中国长城志》总主编的学术秘书,我的主要工作内容不是做编辑,而是做学术。尽管没有发表论文的压力,但要全面掌握长城的知识和长城理论。

很清楚地记得,2010年下半年让我迅速整理出长城理论。为了梳理长城理论,我搜集并阅读了几百万字的文字资料,但没有丝毫头绪。最后不得不交出工作任务时,搭上了周末,也熬了几个通宵,拿出的两万余字自己根本无法满意。为什么?还是大二暑假拜访孙钦善先生时,孙先生谆谆教导的那句“根深才能叶茂”!长城研究的根基都没有,谈什么理论总结!

就在硬着头皮交出那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的“长城理论”讨论稿后,我的心里对长城研究充满了敬畏。也就是在那时候,我向领导申请尽量参与每一次专家讨论会,向所有的专家学习。与此同时,我也开始着力搜集并利用各种时间阅读与长城有关的文献资料。到现在,我读过的直接写长城的书有多少本?我没有进行过统计。到2014年时,我手头的纸质长城典籍已经超过150种,这并不包括跟踪《中国长城志·文献》卷的数百种古籍,更不包括因长城而延展开来的其他研究资料,也不包括数以千计的学术论文。不可否认,受工作强度的限制,其中很多书籍我至今仍旧停留在快速翻阅并初步掌握信息的阶段。要深入掌握长城这门学问,谈何容易!

很清楚地记得,最开始读长城典籍时,我处在的状态是永远点头:是的,是的,是的,是这样的……很快,我又陷入了无限的困惑:是这样吗?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再往后,我又进入了这个阶段:不对,应该这样说;不行,这样看长城偏离了长城的实际,这样看更好……到现在,我终于进入了自己比较满意的状态:是的,这位先生看长城很有历史的思辨!这位先生看到了长城的这些问题!那位先生看到了长城的那个症结!

如果将这些先生的观点进行去粗取精,再加上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不就是长城吗?!……正是基于这一思考,我下定决心搭一个架子,将各位专家学者的深邃思考进行一些缀连和总结分析,这就是《从长城到长城学》这本书的缘起。

感谢有着十几年史学思维辨析的功底,感谢北京师范大学让我从一开始便懂得了对学术的尊重、对智慧的真诚。经过几年的努力,我终于在浩如烟海的长城宣传和长城研究中摸到了一点历史的脉络,逐渐开始体认历史意识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不容否认,为了掌握长城的知识体系,我忍受了无数的痛苦和煎熬——苦中作乐的日子或许会跟随着我此后研究长城的每一个脚步,但我还是要感谢对长城总脉络的这一次梳理:是它让我真正开始理解中国几千年的历史。

回想过去的5年,我不是在读长城的文献资料,不是在探讨与长城有关的话题;不是在去长城考察的路上,就是在考察的那一段长城上。反思间觉得,我能加入《中国长城志》编纂的团队,可能是自己这一辈子最大的幸事。如果没有去认识和了解长城,我这辈子或许都难以对长城的研究产生浓厚的兴趣,或许一辈子都不会逼自己用如此宝贵几年时间摸爬滚打于长城研究中,或许一辈子都不会萌生出让每一位中华民族的子孙成为长城专家的愿望。

《从长城到长城学》是我立志将长城文化传扬起来进行的第一次脉络梳理,这次的梳理主旨在让所有关心长城研究的朋友看到其荦荦大者。这次梳理比较粗疏,很多问题在更深入研究之后或许会有观点的调整和改变。“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亦有一得”,我深知自己是愚悃的,因此,不敢自己一个人独坐冷板凳去面对如此庞大的长城研究且深信自己的研究定然准确。姑且将这当成一个靶子,供所有热爱长城研究和长城文化的朋友们批判吧!

本文写作时,充满了对此前进行过长城研究的所有长辈和朋友的感激。本拟对行文中提到的每一位研究者后加“先生”二字表达自己最真切的尊敬。经过一番思虑之后,我最终决定尊重学术行文的规范,将叙述的重点放在学术观点的分析与展示上。相信所有的朋友在阅读的过程中,能感受到我对文中提到的和没有提到的所有长城研究者的敬重。

最后,我想借这前言表达自己对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和中国长城学会的感谢。没有这两个机构的通力合作,就没有《中国长城志》的编纂;没有《中国长城志》的编纂,我就不会对长城高度关注。没有对长城的高度关注,也难以认识如此众多研究长城和热爱长城的长辈和朋友们。感恩永存。愿我们以长城文化的交流为契机,共同推动长城研究,促长城学最终从理念到理论,最终落地生根。

黄  益

2015年10月30日

 

绪论

1987年,世界上发生了一件未受到足够关注的大事:中国的万里长城(The Great Wall)[1]与英国的哈德良长城(Hadrian’s Wall)同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未受到世人足够关注的重要因素已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此后的20余年间陆续补足:2005年,教科文组织将德国上日耳曼-雷蒂安边墙(The Upper German-Raetian Limes)与哈德良长城合并成罗马帝国边墙(Frontiers of the Roman Empire),并在注释中明确指出哈德良长城是罗马帝国边墙的一部分。[2]2008年,教科文组织又将英国安东尼长城(The Antonine Wall)加入此遗产中。[3]古代中国和古代罗马分别修建的万里长城几乎同时作为全人类共同遗产受到保护,世界上不止中国有万里长城也逐渐成为世人的共识。

当我们将中国长城与罗马帝国边墙进行比较时,不难发现中国长城对中国的影响远远超过罗马帝国边墙对欧洲的影响,也不难发现中国长城在世界人民心目中所占的分量远远超过罗马帝国边墙。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让我们忍不住骄傲地宣称:“在人类发展史上,出现过许多文明古国,各自留下了其称奇于世的灿烂文化。但无论哪一个文明古国,都不曾有过象长城这样规模宏大、内涵丰富、阅尽沧桑而魅力永驻的建筑,不仅使遍及天涯的炎黄子孙魂牵梦绕,也使世界人民由衷景仰。”[4]

在看到社会对长城赞誉这一主流同时,我们也很清楚地看到:世界舆论对中国长城的评价从古至今一直存在批判和质疑。在中国古代,长城常常被人民用作反抗苛政的直接抨击对象,以孟姜女哭长城为代表的大量民间传说故事传唱至今;近现代以来,一些学者将中国长城视为“限制文明空间的环”[5],甚至有人认为中国长城“把历史上的中国变成一座特大的监狱”[6],将中国长城与保守、卑劣、孱弱、封闭、无能等消极词汇划上了等号。中国以外,“躲在长城里边”[7]等成语出现在人们的话语中;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时常会对长城质疑,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和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受到当时西方思潮影响,在《国际述评(一)》中也将中国的万里长城与“最反动最保守”联系在一起。[8]

对中国长城作用的认识存在各种争论,说明人们看待中国长城的角度和看待长城的时间跨度不一致。当我们审视各家观点的时候,往往看到这样的情况:很多诋毁、否定长城的认识放在某种情境下似乎很有道理,但将其扩展到漫长的历史时空中去看时便不攻自破。中国长城在现代为什么能获得如此高的地位?我们仍需要回到历史大背景中,用事实来看。现在,对中国长城的作用和地位,已经有很多学者进行过这样那样的阐述。侯仁之在20年前就曾经指导我们,今天研究长城要“宽容地对待古人,不简单地以某种意识形态价值观去批判文物”,“更加客观、更加理智、更加辩证地来加以审视”,将“探究其深刻内涵与发展其历史精神的理性思考”作为责任。[9]透过学者已经取得的成绩,我们不难发现,长城已经作为巨大的历史文化载体,成为人们认识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它吸引着中外学者深入挖掘其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推动中国与世界在更深的层面展开对话和交流。

 

 

 

第一章 长城产生与发展的环境

长城是什么?很多学者都曾尝试着给出答案。景爱曾搜集并辨析了《现代汉语词典》《辞源》《辞海》《中文大辞典》《汉语大词典》中长城定义存在的各种问题,并总结认为学术界研究的薄弱是定义不准确的根本原因:“对长城解释的缺陷是有原因的,那就是学术界对长城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关于长城的性质、功用、特点等许多问题并不是很清楚的,甚至可以说是若明若暗。编纂辞书的人,要依据现有的科研成果撰写词条,科研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了词条解释的准确程度。”[10]这确实是长城难以下定义的原因之一。

世界上并未得到学术界深入研究的事物极多,为什么很多事物的定义一目了然或者至少没有像长城一样遭遇如此多的辩驳?除了长城研究略嫌薄弱外,这与长城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不断丰富的内涵也存在密切的关系。侯仁之在1994年曾指出:“长城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多解而都不尽意。长城,可以从哲学、历史学、民族学、建筑学、军事学等多种角度给以界定,但又似乎都不能达成精确的概括。这是因为长城本身具有极大的可创造性,并在多种领域含有丰富的可探藏量。”[11]侯仁之用“可创造性”和“可探藏量”说明了长城内涵的丰富。

成大林也曾从发展的角度强调过给长城下定义的难处:“我国长城的修筑,从它的始建到修建的终止,它的建筑结构、形态、地域、使用材料和内涵、外延都处在动态变化之中。每朝每段长城都显示着强烈的时代、地域和民族特征。如果我们现在给长城下定义时,以某朝或某段长城为标准去界定我国所有的长城,必定有许多说不通的现象。这是目前给长城下一个能含括中国历代长城的内涵和外延的定义的困难所在。”[12]

本着科学严谨的态度,侯仁之对中国长城只进行过描述性的定义,成大林也只在具体分析长城的某些问题时提到界定长城需要留意的若干细节[13],威廉·林赛在向朋友们介绍长城时,首先说明“The Great Wall of China(中国长城)”这个概念掩盖了很多信息,造成了很多误解[14]。为此,威廉·林赛用了较大篇幅来排除误会。[15]很显然,用描述的形式和排除的方法可以不断缕析出长城的特点。我们也将继续以排除和描述的方式对长城进行尽可能多的分析,为最终形成长城的精准定义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中国古代,长城修建和延续使用时间的长久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早在先秦时期,长城便已经产生并发挥重要的作用。但长城到底产生于何时?长城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下产生的?这些仍是需要不断探索的问题。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古代中国与世界,我们又不难发现,只有中国这片土地上曾不断修建长城。“长城以中国最多,故中国被称作长城之国。”[16]那么,到底是什么使长城得以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不断发展?关于这些问题,已经有不少学者进行过分析,或从现实状况反溯历史,或在历史的发展情境中寻找每段长城修建的动因。这些成果为我们继续探索长城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我们相信,长城在中国古代产生并不断发挥作用与古代中国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与中国这块土地的自然条件也是密不可分的,古代中国的社会状况和自然条件共同构成了长城产生与发展的背景。

第一节 长城产生与发展的社会状况

在众说纷纭的长城观念中有一些是学者的共识,比如:长城的本体是建筑,其建筑体量巨大,往往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的集中投入。这些信息引领着我们去关注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状况及政治组织形式,并从中寻找长城在中国大量产生并发展的原因。

一、古代中国的大一统趋势及其稳定核心

中国最初的发展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并无二致:小部落合并为小邦国,再合并小邦国成为地区性的国家。《史记》中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17]略见中国古代邦国林立的局面;《吕氏春秋》中“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18]和《晋书》“春秋之初,尚有千二百国;迄获麟之末,二百四十二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而见于《春秋》经传者百有七十国焉”[19]可视为对邦国合并趋势的具象描述。这种合并趋势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初期发展历史上极为常见。但在世界上,只有中国在发展中长期保持了大一统的趋势。梳理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到,中国的发展与两大因素有关:第一,大一统意识的形成及其对政权组织形式的影响;第二,中原地区成为中国发展的稳定核心。

在小国林立的先秦时期,夏、商、周是中国大地上陆续出现的三个中心。这三个中心虽与后来的秦、汉等封建帝国有很大的不同,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着统治上的承接关系,《尚书》中可以看到三代相承的观念[20]。透过《诗经》“邦畿千里”“肇域彼四海”[21]的描述可以看到,虽然商朝直接管理的范围只有千里,但因为得到周边邦国的拥戴而具有了初步的大一统气象。学者常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22]来说明大一统意识在先秦时期已经形成。在大一统意识的影响下,春秋战国时期人们较为普遍地认为,社会要稳定,必须定于一。秦始皇履至尊而制六合,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国。经过楚汉之争和汉朝数百年的统治,这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国体制基本定型。此后,虽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分裂和动乱,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国始终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形式。在这种主导形式下,古代中国土地上的不同经济、不同文化的族群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不断融合,大致经历了各民族内部的大一统、地区性多民族大一统和全国性多民族大一统三大阶段,最终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金观涛等人通过剖析大一统的组织力量,揭示了中国的宗法一体化结构,并提出了“超稳定系统”假说。[23]

在“超稳定系统”假说中,金观涛指出中国古代社会是利用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的一体化来组织稳定大国的。到秦汉时期,中国社会上形成一体化的必备条件已经成熟:(1)从先秦开始,士阶层逐渐脱离土地独立存在,具有较为强大的规模,在社会上起到联系作用。(2)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之后,经过秦朝焚书坑儒,到汉朝将儒家和法家思想有效结合,“霸王道杂之”[24],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25]之后,士阶层具有了统一的思想和积极的、统一的国家学说。(3)从春秋战国开始,郡县制形成,国家派遣官吏管理郡县,避免贵族与土地的结合。(4)秦朝建立以后,具有统一信仰的阶层组织官僚机构分层控制,保证全国各地的有序管理。[26]在采用一体化来组织稳定大国的同时,中国封建社会还利用儒家学说有效实现了家国同构,不仅较好地避免了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的矛盾,而且扩充了对个人的管理和控制能力。[27]宗法一体化较好地克服了自然经济条件下农民之间缺乏组织联系的问题,保证了中国古代封建大国的有效组织。

既然宗法一体化主要克服的是农民之间缺乏组织联系的问题,用大一统的趋势来理解整个中国的发展是否仍旧存在缺陷?当然有!毕竟,中国古代不止有汉族,还有很多其他民族,而且古代中国土地上各民族及其政权的发展并不完全同步。中国各民族对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均曾作出重要贡献,这种贡献的存在不能因为研究的不足而忽略。但是,中国能实现多民族大一统,中原地区这个稳定的核心起到了关键作用。学者早就注意到:“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和长期积累下来的政治威望,对少数民族是有吸引力的。这可能在形成倾向统一的新的因素上起一定的作用。”[28]笔者认为,中原地区能成为稳定的核心,与其经济文化水平较高有关,与各民族对这一地区管理和统治的相对稳定也有较大的关系,用政治威望对周边民族的吸引力来表述并未尽意。

中原地区成为稳定的核心,首先与中原王朝的大一统意识有着密切关系。秦汉时期,中国的宗法一体化组织构架形成。中原王朝在以宗法一体化来进行内部管理的同时,大一统的意识形态也让中原王朝用各种形式将周边民族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中。狄宇宙在考察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时发现,中原王朝逐渐将游牧民族所在的北方包括进占星学的范围内,又通过追溯族源等方式与游牧民族连上了“血缘关系”。[29]狄宇宙将这视为司马迁所处时代对历史的阐释方式,实际上这是古代中国以大一统意识处理与周边民族及其政权关系的缩影。受大一统意识的影响,古代中国大量采用了朝贡、和亲等方式与周边民族及其政权进行交流与联系。这些交流与联系不断架起了中国与周边民族及其政权的桥梁,形成了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辐射态势。通过中原王朝的武力征服和周边民族的主动内附,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总体上呈现统治范围扩大的趋势。

中原地区成为稳定的核心,与统治中原地区的各个政权选择的管理方式也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终因华夏诸侯中有强大之国,然后能攘却夷狄,中原之文化始获保存”[30]。秦汉以来,中原地区曾经历多个民族的统治。不同民族占据中原地区时,在管理方式上不同程度地带着本民族的特点,但采用中原王朝创立的宗法一体化来实施对中原地区的管理这一点从未改变。伏尔泰《风俗论》中已经看到“鞑靼人”征服“中国”(即我们说的中原地区或农耕民族统治区域)后“国家结构并没有削弱或改变。征服者的故土变成了被征服国的一部分。”[31]尤为可贵的是,伏尔泰初步意识到这可能与长城的用途有关。拉铁摩尔曾指出,能够建立同时统治草原及中国内地的“游牧人”朝代的,也许只有“邻近亚洲内陆边疆的混合文化民族”,因为他们了解两种社会的权力结构并能灵活运用他们的知识。[32]拉铁摩尔的研究从侧面补充了中原地区得以长期采用宗法一体化的原因。

中原地区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作为政治实体不曾被外来因素中断的稳定核心,不同民族均采用宗法一体化结构来管理中原地区并借助宗法一体化来维持统一的局面,保证了中国文明在历史上不曾出现断裂的现象。在这两大因素共同影响下,中国古代社会一直保持着大一统的趋势,以封建制度的长期延续为主要表现形式,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

二、宗法一体化的强控性与文化的影响力

在中国古代,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步形成与长城的开始修建同步;第一个中央集权封建制统一国家和第一道万里长城并肩出现;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与多民族长城的修筑相伴。[33]这些现象说明,长城的修建与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和民族关系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联系。经过对长城错综复杂的现象进行分析和比较后,笔者认为长城在中国的大量修建与宗法一体化的强控性、文化的影响力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在具体分析宗法一体化的强控性和文化的影响力之前,我们有必要对中国长城的基本情况略作交代,尽量减少长城概念的固化现象。

首先,长城研究容易固化到“处理游牧与农耕关系的长城”这一概念上。

在中国古代所修的所有长城中,最受关注的长城主要是秦长城、汉长城和明长城。从总体上来看,修建这三条长城的主要目的是防御北方游牧势力。这三条长城的长度均超过5000千米,被称为“万里长城”。在中国,“万里长城”这四个字存在广义和狭义。广义上的“万里长城”与长城的概念相同,指代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所有长城;狭义的“万里长城”仅指位于农牧交错带、主要用于防御北方游牧势力的秦、汉、明这三条长城。目前学者研究得最多的正是这三条长城,多数对长城的研究结论也建立在研究这三条长城的基础上。

其实,中国古代所修长城并不全是中原王朝防御游牧势力的长城,这是学者的共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所修的长城中有不少属于诸侯国互防的长城。中原地区多个政权并立时也曾经有农耕地区不同政权相互防御而修建长城,如北齐在西部修长城的重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北周的东进。一些以游牧为主的民族政权也曾经修建长城来防御其他游牧民族政权的侵扰,学界逐渐认识到“成吉思汗边墙”的一些段落属于西夏防御蒙古而修建的。[34]

多位学者曾介绍长城的修建情况,景爱制表列举了春秋战国至明代共16个诸侯国及王朝修建的长城。[35]罗哲文晚年出版的《长城》一书中结合文献资料,分别介绍了楚长城、齐长城、中山长城、魏长城、郑韩长城、秦昭王长城、燕长城、赵长城、秦始皇万里长城、汉长城、北魏长城、东魏长城、北齐长城、北周长城、隋长城、金代长城、明代万里长城,并认为唐、宋、辽时期也曾修筑长城,只是其工程规模小,几乎处于停息阶段。[36]《万里长城 百题问答》中将其统计为两个历史时期和13个朝代,分别为春秋、战国两个时期和秦、汉、西晋、北魏、东魏、北齐、北周、隋、唐、辽、北宋、金、明等。[37]各书对修建朝代的列举和介绍方式不完全一样,这些列举也给我们的重要信息:虽然修建长城的主要是农耕民族所建立的政权,但不止是农耕政权。

很显然,将中国古代所修长城固化为“农耕民族防御游牧民族的长城”是不合适的。我们尊重中国长城的多样性,我们也尊重前期学者对秦、汉、明长城的研究成果,但在分析和研究中国长城的整体面貌时需要避免以偏概全的情况。

其次,中国古代长城与军事的关系。

学者研究长城时,较为普遍地认为长城与军事有关,多数学者将长城直接视为军事防御设施。但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一些学者探讨长城的起源和对一些长城的修建进行具体分析时,实际上对长城是否属于军事防御设施提出了质疑。国光红研究齐长城时认为,管仲富国策略是国家垄断盐业,并向不产盐的国家高价售卖牟利。为了防止私盐售卖,齐国便修了一条千里长城分限齐鲁,设关征税。因此,虽然战国后期这条长城具有国防意义,但其初建目的应是经济。[38]拉铁摩尔和房兆楹等学者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关系和长城的有关问题时认为,汉人修建城墙割断了与游牧民族的贸易关系,是造成游牧民族对抗的原因。[39]不同观点的存在说明中国长城的作用并不限于军事。当然,在中国古代,长城的修建一般是由军事部门来完成的,将长城视为军事设施是较为妥当的。鉴于长城在防御方面的重要作用,加上防御本可分为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两种,将长城视为军事防御设施也属恰当。

笔者说将长城视为“军事防御设施”而未说将长城视为“军事防御系统”或“军事防御体系”,这是因为长城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明长城那样完备的纵深防御体系。历史地看,长城的纵深防御体系是不断发展而形成的。若将长城从一开始便视为纵深梯次的军事防御体系,显然出现了将明长城研究移植到前期长城研究上去的问题。

长城的作用很显然并不局限于军事,这不待言说。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由于战争深受人们的注意,以至于很多人忽略了长城在平时的防御和保护作用。实际上,长城在军事方面的作用不止是体现在战争时期,若不判断战争其他各种因素,仅因长城在一些战争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便否定长城,这显然容易落入文人论兵的误区。

再次,中国古代所修长城并不全是修建在边疆区域。

将长城与边疆、边界联系起来,既有中国历史发展自身的因素,也有世界近现代历史上的政治因素,更有对长城认识不全面造成的误会。我们现在认识和研究长城主张立足于中国现有疆域范围,并客观面对历史疆域的发展演变情况。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所修的长城,虽然有不少修建在当时王朝的边疆区域,但也存在大量修建在非边疆区域的情况。“畿上塞围”是北魏太武帝为保卫国都平城而修建的,一些学者曾因非边疆区域修建的长城而质疑其是否为长城,现在,“畿上塞围”属于长城已经是多数学者的共识。明长城蓟镇、昌镇长城的修建虽含有天子守边的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是出于都城和皇陵安全的考虑。清朝利用旧长城进行增修形成的“柳条边”,主要是作为保护龙兴之地的屏障。从当时朝廷的统治范围来分析,这些长城段落的修建位置均不宜简单视为边疆区域。

学者在分析介绍某一段长城的情况时形成的观念,若将其固化并视为整个长城的情况时很容易形成以偏概全的问题。曹大为曾经指出:“长城的具体形制、方位走向大体依据生态环境、政治形势、经济状况、民族关系、地理位置、地形地貌等特点而定。如上所述,由于其中一些因素的变化,历代王朝对筑城的态度兴废不一,其位置、走向也因时因朝代而异。”[40]关于长城容易形成的固化印象很多,上文所述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三个方面。每一代修建长城都有其明确的目的,这些长城在千百年的整体中呈现出错综复杂的面目。经过总结学者的大量研究成果,我们已经较为清楚地认识到长城在中国的不断修建与中国的社会制度与民族关系均存在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具体说来,宗法一体化的强控性和民族文化的影响力两者共同影响了长城在中国的不断修建。

第一,宗法一体化的强控性使修建长城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重要选择。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主要采用宗法一体化来管理国家,因此,要实现对国家的有效管理,需要接受并处理好宗法一体化自身的特点。

宗法一体化结构的重要特点是它的脆性,具体说来,在这种结构下,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在相互适应时缺乏足够的弹性,任何一个子系统偏离适应态达到一定的程度时,都会引起整个社会的崩溃。基于这一特点,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需要采用强控措施来尽量避免任何一个子系统偏离适应态。为此,中国封建统治者利用信息传递系统建立了强控制的执行网络,并保证控制中枢对子系统偏离平衡的各种情况进行及时调节和控制。[41]在中国封建社会利用强大的官僚网、采用各种有效的措施来维持子系统之间的平衡时,保证自身统治不受外来因素的冲击、保证疆域内部的有序进展成为朝廷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基于安全的考虑,修建并利用长城来实现调节成为朝廷的重要选择。

秦始皇初步采用一体化结构来管理国家时,主要将长城作为保障北部安全的有效手段。为了实现强控,秦始皇下令“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42],在消除内部障碍、大力进行基础建设,疏浚河道、修建道路的同时,采用焚书坑儒、统一文字、度量衡、钱币,实行郡县制等多种方式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理。

秦始皇希望做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43]。从宗法一体化的特点来考虑,将周边民族纳入统治范围之内确实最有利于保持内部子系统的平衡。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并不是所有的地域都适宜纳入宗法一体化的管理体系中。在秦始皇计划北逐匈奴时,李斯曾经谏言认为“得其地不足以为利,遇其民不可役而守”[44]。秦始皇派蒙恬取河南地后,“就燕赵所筑,联贯补修”,形成了“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的长城。[45]学者一般将这一长城的修建视为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人工屏障。秦朝北逐匈奴,当时处于军事优势,为何要修建长城?主父偃认为是秦始皇未听李斯的劝谏,才导致了蒙恬暴师以外十余年和秦朝的短命而亡。实际情况很可能是秦始皇听从了李斯的劝谏,派蒙恬北逐匈奴,据黄河天险并修建长城,尽量保证北方匈奴不影响秦朝内部的统治。

自秦朝开始,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统治者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大量选择修建长城和利用长城来保证内部子系统的有序运转。呼韩邪单于内附于东汉后曾请求“罢边备塞吏卒”,侯应以“十不可”说明了需要保留北部边备的原因,落脚点放在保证中原的稳固。[46]汉元帝在回复呼韩邪的请求时也明确指出:“中国四方皆有关梁障塞,非独以备塞外也,亦以防中国奸邪放纵,出为寇害,故明法度以专众心也。”[47]这段外交辞令实际上指明了中国大量修筑长城和其他关梁障塞的重要原因:以强控措施“明法度”“专众心”,保证封建王朝的有序管理。可以说,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统治区域内所修的长城,无论是修建在王朝统治的边疆地区还是修建在王朝统治的中心区域,都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实现宗法一体化所采取的强控措施。曹大为认为滇东地区2000年发现的长埂属于长城时分析道:“构筑滇东长城是汉代推行郡县制、开拓边疆、巩固和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以及推进中外交流战略的又一重要举措和典型例证。”[48]这与汉元帝所言“中国四方皆有关梁障塞,非独以备塞外也”这一观念是相呼应的,也与“四塞以为固”[49]的理念相通,这些无不说明长城并不一定修建于北方,而更多的是用于政权的有效控制。

当然,实行强控不一定要选择修建长城。贞观二年(628),唐太宗在众多大臣请求修复古长城时回答:“朕方为公扫清沙漠,安用劳民远修障塞乎!”[50]康熙在将边疆民族纳入统治范围后,曾对大臣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51]从统治方略来看,唐朝和清朝在建立初期均曾选择更多地倚仗民心,倚仗有效的中央对边地的有效管理。留存至今的古代文献中保留了是否修建长城的大量辨析材料,也说明修建长城只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巩固统治的重要选择之一。

我们使用宗法一体化的强控性来说明长城的修建时,并未充分考虑春秋战国长城的修建背景。对这一点,我们仍需略作说明。首先,由于文献的不足,根据目前对春秋战国时期长城的现状,尚难以对这一段时间长城的产生原因进行精准的判断,有些内容包含部分推论。其次,春秋战国时期尚未完全实现宗法一体化,因此不能直接使用宗法一体化的脆性和强控性来解读这一阶段长城大量产生的原因。再次,春秋战国时期正是中国封建制度的形成阶段,大一统意识在此时已经存在,构建宗法一体化的重要因素也多在此时产生,我们可以由此反推,春秋战国时期的长城或许正是中国进行宗法一体化实践过程中为解决这一制度初显的脆性而采取的应对措施。当然,要支撑这一观点需要更多的研究和分析。

以宗法一体化的强控性可以较好地解释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不断选择修建长城的原因,但要将周边民族国家修长城的情况均以宗法一体化来解释显然不妥。而且,世界上不止中国修建过长城,考虑到长城在陆战中的重要战略作用,不能排除中国古代周边民族国家自发产生修建长城主张的可能性。但是,从周边民族及其政权与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交流互动的情况分析,我们倾向于认为中原地区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可能影响到周边民族国家选择修建长城来解决内部问题。

文化结构大致分为三个层面:物质的层面、制度的层面和意识的层面。[52]在这三个层面中,物质文化是最容易接受的,不同的制度文化较难相互接受,不同意识形态的相互理解和接受最难达成。根据考古发掘,文化物质层面的交流在远古时期便已经不断出现,狄宇宙研究中曾使用大量学者的研究,较好地展现了古代中原地区与北方地区的交往情况。[53]狄宇宙所研究的交往与交流或许最侧重物质层面的交流,但由于中国古代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区的交流一直存在,较为持续恒久的相互交流也从物质文化不断深入到制度层面乃至意识层面。

至迟从汉朝建立起,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对周边民族主动展开了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教化”,汉朝与周边民族和亲时,往往选择能言善辩之士前往“风谕以礼节”[54],便是有意识地对周边民族政权施加制度和意识层面的影响。此外,中国古代不少儒士接受周边民族政权的邀请,参与周边民族政权的政治决策。这些儒士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极深,他们在为周边民族政权统治出谋划策的过程中,也容易将中原文化与民族政权的特色有机结合。修建长城的行为属于文化结构的第二个层次,虽然在接受层面上存在一定的难度,但存在成为中国古代周边民族政权处理具体事务措施的可能。受文献资料的局限,我们尚未找到西夏修长城防御蒙古、高句丽修长城防御唐朝的具体原因,关于中国古代中原地区文化影响到周边民族修建长城的推论仍有待深入研究。

以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为主体,数十个朝代和民族政权陆续在中国大地上修建了几十条长城。每条长城的修建均有其具体的目的,我们可以简单地将这些目的归结为利益,但通过进一步的挖掘,我们发现,长城是解决中国古代王朝实施内部强控的重要措施之一。通过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与周边民族的文化交流,我们也可以初步判断并得出以下结论:采用宗法一体化进行管理的民族政权可能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而采用长城作为解决部分政权问题的措施。客观地来说,长城与中国古代封建王朝采取的其他强控措施并无明显区别,它能从众多具体措施中凸显出来,可能与两个因素有关:第一是长城与它和社会中最能吸引人们眼球的不稳定因素——军事紧密联系;第二是长城的修建需要动用大量大力、物力。

第二节 长城产生与发展的自然条件

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中国古代所修的长城时,长城具有明显的多样性。但仔细审视便能发现,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修建长城来保证自身的稳定是其主流,而周边民族及其政权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而修长城是其支流,这两者共同构成了长城的多样性。

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不断修建长城来防止外部侵扰和保证内部稳定时,说明长城对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稳定和发展具有一定的作用。除了宗法一体化保证了古代中国有能力组织人力、物力进行大规模的修建外,除了宗法一体化的脆性需要长城来保证封建王朝内部子系统的平衡外,还有没有什么因素促使中国土地了分布了如此众多的长城?一些学者对秦、汉、明长城沿线的气候、生态、土壤等的考察和研究[55]提醒我们,中国古代大量修建长城与自然条件之间也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具体来看,中国疆域地理的整体统一性和局部独立性对中国古代各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出现和发生方式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南北气候差异及山系区隔则主要影响了长城的修建位置并有效保证了长城作用的发挥。

一、中国疆域地理的整体统一性与局部独立性

中国社会大一统局面的出现、发展和巩固经历了漫长的过程。造成中国大一统的因素很多,中国疆域地理的整体统一性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受“喜马拉雅运动(Himalayaorogeny)”的影响,亚洲的地理环境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对中国来说,这一运动使得中国东西地势的高差增大、季风环流增强,自然地理环境发生明显分异:青藏地区隆起为世界最高的高原,第三纪的热带、亚热带环境被高寒荒漠取代,西北地区因内陆性不断增强而处于干旱环境,东部地区则成为湿润季风区,中国所有高山、高原现今所达到的海拔高度也主要是喜马拉雅运动第三幕以来上升的结果。从整体上来看,中国西和西南的高山天然形成了对古代中国西部和西南的保护,东部和东南部的大海也成为天然屏障,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拥有相对独立的发展环境。中国疆域地理在古代世界上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内部整体的统一性保证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绝大多数政治活动和历史事件具有明显的“内向性”。

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统治者在实施政治职能时,充分借助了中国疆域地理的整体统一性。从兴修水利来看,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不仅有效治理水患来保证耕作的正常进行,而且大量兴修贯通多条河道的运河,使中国土地适宜耕作的地区形成了畅通的水脉。事实上,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56]之后,大量修建道路的举措也是充分利用地理条件,只是修建道路对地理条件的借助和改善不如运河贯通水道明显罢了。一些学者注意到地理条件的整体统一性对政治形势发展的重要影响,认为它有维系国家大一统的一面。[57]这是我们不能否认的客观有利条件。实际上,对有利条件的有效利用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中国古代大量关于水利事业的记载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在公共工程建设方面的基本情况。通过机构设置、具体执行和社会效应等方面的记载,宗法一体化管理模式下统治职能的发挥情况及其效果较为清晰地体现出来。在统治职能的有效发挥下,古代中国在黄河流域率先发展起先进的农业耕作技术后,又将这些技术迅速推广到长江、珠江流域,拉铁摩尔对中原先进农业耕作技术向南方的传播论之甚详。[58]中国古代农耕区域能始终保持较为明显的文化向心力,与封建统治者在地理环境四出受阻的情况下有效利用及加强中国疆域地理的整体统一性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是,中国地理条件除了具有整体统一性外,还存在明显的局部独立性。因此,中原地区在古代能始终保持中国历史发展的稳定核心地位,不可能仅靠较强的经济实力和文化向心力来维系。中国地理条件的局部独立性主要表现在农业耕作区与畜牧经济区的分离以及受山川隔阻、交通不太便利而出现的相对独立农耕经济发展区。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为了保证内部子系统的平衡,需要采取强控措施来面对和解决局部独立性的问题。具体来看,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对周边民族及其政权均采取过攻伐、和亲、羁縻等措施。封建王朝以农耕经济为主要经济形态,因此,对于局促于山地的农耕区,封建王朝在以武力或羁縻方式将其并入管辖范围之后,鉴于有效管理的可能性,一般对这些地区进行的是疏通障碍的工程。秦汉时期在南部和西南地区修建灵渠、五尺道等国家工程,便是这些举措的重要表现。但北方畜牧业区域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看来属于“不食之地”[59],对这些地区的接受方式在各阶段虽然不完全一致,但在权衡利弊的情况下不时投入人力、物力修建长城来加强控制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重要选择之一。大部分位于农牧交错地带的长城正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为解决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而修建的。

二、中国山水有利地形与长城的构筑

长城可以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强控措施而存在,但长城不是唯一的强控措施。而且,长城属于不封闭的建筑形式,这种建筑的两端是防御的薄弱环节。但事实上史籍中记载北方民族对中原王朝的扰掠时往往“毁长城”[60]而入。从具体史实来看,俺答汗庚戌之变中从山西一路向北,绕了一大圈才从古北口找到长城的薄弱环节突入京城[61];明朝灭亡前,清军曾多次希望绕过长城进入中原不果,最终入关得力于吴三桂的归降。这些说明长城并未出现两端防御不足的情况。为什么这种不封闭的建筑形式并未留下明显的薄弱环节?笔者认为,这与中国有利的山水分布状况和中国古代对这些有利地形的利用存在着明显的联系。

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修建长城的重点区域在农牧交错地区,学者发现中国北方的农牧交错带东段较宽、西段较窄,与中国北方长城的分布存在较大区域的偶合印证了这一点。[62]具体考察农牧交错带的情况时我们发现,这一区域分布了大量山脉:大兴安岭山脉是东北地区的重要山脉,燕山山脉和太行山脉在北京交会,燕山山脉自西向东直抵渤海之滨,太行山脉则绵延在河北、河南、山西境内。阴山山脉自西向东横卧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中部。祁连山脉西北高、东南低,自西向东成为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的分界线。这些山脉为连缀长城、形成防御线提供了较好的地理条件。从现在长城的遗址分布情况来看,中国古代也确实充分利用了这种较好的地理条件来选择长城各区段的起点与终点。

除了山脉外,河流、湖泊、沼泽等重要的自然条件也成为长城重要的区段起点或终点的选择。老龙头长城深探入海是借助了海洋的天然防御条件;从山西偏关到甘肃兰州,长城与黄河四次握手,充分利用黄河天险进行布防是借助黄河进行防御;横跨中国、俄罗斯和蒙古三国的辽代长城终止于蒙古国乌勒吉河源的沼泽地中,是借助了沼泽地难以穿越的特点。

事实上,在整个长城的修建过程中一直存在对有利地形和地势的有效利用。比如,一些地段悬崖高峻,长城便在此中断,完全依靠山势来实现防御。又比如,一些地段由于山脊的外侧已经相当陡峭险峻,只需要稍加平整便可以形成险阻,于是采用铲削山体形成山险墙或沿着山体修砌单边墙。景爱认为,长城修建选择路线时尽量利用陡山、深壑、湍流、大泽是为了节省人力、物力,以减少长城的修筑。[63]如果不利用高山深谷等作为屏障,需要花费的人力物力是难以计算的。

中国天然形成地理环境的半封闭状态下,中国古代封建王朝若能有效减少北部地区对自身统治的冲击,便可以较好地采用宗法一体化来进行内部管理。农牧交错地区的山川地理又为长城各区段的修建提供了较好的条件。中国的地形、地貌使万里长城在北方的修建兼具了必要性和可行性,这成为秦、汉、明等王朝陆续修建万里长城来防御北方的重要原因之一。

事实上,长城除了用于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外,也有用于解决疆域内部的民族问题、解决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与羁縻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及拱卫京师等重要区域的情况。《奉天通志》说:“明之筑墙,清之植柳,盖随宜而制也。”[64]长城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统治者实行有效统治的措施而存在,这一点已经通过学者对“畿上塞围”和柳条边等的辨析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这些长城在修建时同样大量利用了有利的地形、地貌来确定具体的位置及各区段形制。

根据史料记载,夏禹治水时“行山表木”“左准绳,右规矩”[65],对地理条件极为重视。中国古代学者司马迁、杜佑、李吉甫、顾炎武、顾祖禹等留存至今的著述,对地理条件的关注度极高。“因地形,用制险塞”[66]成为中国古代长城修建的总原则,明确表达了长城借助地形控制险要之处的重要理念。通过对现在长城分布情况的分析,我们发现古人在修建长城时有效地利用了山丘、河流等自然条件。我们有理由相信,也正是因为中国的地理条件能使这种不封闭的建筑形制发挥控御四方的作用,长城才得以在中国古代不断修建并利用。林霨认为,“中国历史上的长城”是“政策决定的产物”[67],这是较为符合中国长城产生与发展实际的一种假说。中国古代政治正是在“观天地兴衰,随时制事”[68]的过程中,不断采用诸如修长城这类具体措施,有效借助中国古代的地形条件来巩固统治,才保证了中国在中原地区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各民族有序发展并最终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第二章 长城的产生与发展

白眉初在20世纪30年代曾说:“其破碎华离而不可究诘者,则莫不蓄疑于长城。”[69]王雪农、威廉·林赛在21世纪初曾表示:“如果不是专门的长城研究者,有的地段你就是站在遗址上面,也很难发现它的存在。”[70]被誉为“万里长城第一人”的罗哲文经过考察也不敢轻易断言藏区长城、浙江临安长墙关口等是否属于长城。[71]考虑到中国每个朝代所修的每一段长城都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考虑到长城的内涵和外延均处在动态的变化中,我们至今不敢给长城下一明确定义并居为定论。关于长城,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很多,其中不少问题在较长的将来仍将悬而未决。

受长城历史悠久和分布范围广等特点影响,也受历史上河流改道、植被变化、建置调整等因素影响,要理清长城的各种问题任重而道远。王国良《中国长城沿革考》、寿鹏飞《历代长城考》及现代一些学者在研究和梳理长城的历史脉络时,往往只是逐个朝代、逐条长城进行分析和论述。长城产生于什么时候?长城是怎样产生的?在众说纷纭中,哪个观点较为可信?长城在发展过程中具体出现了怎样的变化?在这些变化是否存在规律性?

第一节 长城的产生

关于长城的产生问题,学者投入了大量精力,成果累累。目前关于长城的起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景爱认为长城起源于城,认为长城和城堡的性质是相同的,都是防御敌人的军防工程,两者只是结构上有些差别。[72]研究军事的学者多持相似观点,并认为长城是城的发展,随着战事的频繁发生,才用墙体将边境城堡连接起来,形成长城。[73]牟祥雷认为长城起源于堤,中国古代可能正是在既有堤坝与壕堑基础上修建或补修了长城,或是在后来建造长城过程中借鉴了传统的筑堤技术。长城的防御功能更多地体现在与河流山涧的有机结合、运用与再造,这赋予长城建筑以抵御自然与防御军事活动的双重职能。[74]张玉坤等通过分析“封”的概念认为,古代通过挖沟、封土、种树等方式,设立标明国土所有的实物标志来确定领土的合法界限,并赋予边界上的长城系统以防守疆土的功用。[75]城说、堤说和封说之外,还有列城说、楚方城说等观点来对长城的起源进行探析。成大林发现,古文献中关于楚长城形态的描述“多种多样,有连堤说、岗阜说、列城说、山体说、古城说、万城说等,今年又增加了一个山寨说”。[76]这些形态的描述中也包含了对楚长城起源的探索和分析。探索长城起源的各种假说正是为了更好地认识长城的产生,这些假说也确实为我们全面认识中国长城提供了不同的认识角度。

通过学者对长城的起源各种假说的分析,我们可以初步看到长城产生的各种条件。首先,长城的产生是因为有安全的需要。《明长城考实》开篇提到人类为保护自己修建房屋,在房屋附近挖壕沟,在房屋周围夯筑土墙等[77],便主要是从人类保护自身安全的需要方面提出了长城产生的条件。其次,长城的产生是因为古代中国初步具有大协作完成大工程的条件。鲧禹治水时,各部落统一号令,协作完成水利工程建设便是这种大协作条件初步形成的表现。到春秋战国时期,封建集权体制逐渐开始形成,更为有效地保证了劳动力的有序调遣和物资的集中。再次,长城的产生需要具备初步的物质条件。彭曦考察秦简公“堑洛”遗迹时看到多处石堑壕和采石场后认为,钢铁工具的普及是修建长城不可缺少的物质条件。[78]第四,长城的产生需要具备一定的技术条件。治水时筑土为防、采用烽火台来实现信息的准确快速传递等均可视为长城产生的重要技术条件。

随着对长城起源各种条件的分析和探索,学者对长城的产生时间也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推论,学术界至今尚未完全探索清楚。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史料中的有关记述略作列举和推断。

一、南仲“城彼朔方”

《诗经·小雅·出车》颂扬了周王命南仲出车驱逐猃狁并在朔方筑城的情况。诗中提到:“我出我车,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谓我来矣。……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旗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猃狁于襄。……王事多难,不遑启居。岂不怀归,畏此简书。……执讯获丑,薄言还归。赫赫南仲,猃狁于夷。”[79]这段涉及民族关系的文字从其产生时开始便得到了学者的高度关注,南仲“城彼朔方”也成为研究长城的学者关注的焦点:南仲所筑是长城吗?

在分析南仲城是否属于长城前,我们首先需要对史实进行一定的判断。南仲城到底修建在何时?学界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并不一致。早在汉朝时,关于《出车》便已经存在不同观点。毛亨为《诗经》作注,将《采薇》《出车》和《林柁》三首诗列为歌颂周文王事迹的作品,其中《出车》一诗,“《毛诗》以为是周文王劳还师之作。”[80]班固《汉书》中记载:“至懿王曾孙宣王,兴师命将以征伐之,诗人大美其功,曰:‘薄伐猃狁,至于大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是时四夷宾服,称为中兴。”[81]班固认为《出车》赞扬的是周宣王(前827~前782在位)征伐猃狁的事迹。司马迁将《出车》视为周襄王(前651~前619在位)时的作品,认为周襄王被同父异母兄弟子带与戎狄驱逐后,戎狄“侵盗暴虐中国。中国疾之,故诗人歌之曰:‘戎狄是应’‘薄伐猃狁,至于大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82]司马迁认为《出车》中“戎狄是应”说明了周襄王时的具体情形,而“薄伐猃狁,至于大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应视为诗人通过回顾周朝此前功绩来表达对重振周室的期待。综合上述分析,南仲城的修建在汉朝时至少有两种不同认识:一是认为修建于周文王时期,一是认为修建于周宣王时期。

关于《出车》的诗本事,明清以来较多学者认为发生在周宣王时。姜亚林结合考古文献资料、《出车》诗句的具体内容和毛《传》本义,在《大雅·常武》中分析了南仲的身份,将周文王时的南仲和周宣王时的南仲明确区别开来;在《小雅·采薇》中,以传世文献与金文互相印证,对猃狁的情况进行了重点分析,认为《采薇》、《出车》应是周文王时期的作品;在《出车》中借助多友鼎的铭文等资料,结合诗句的内容,再次对《出车》属于周文王时期之事进行了补充论述。[83]姜亚林通过地上、地下文献与诗文互证,结合周文王、周宣王时期的历史事实和民族关系等多方面的信息进行综合考虑,其结论是值得信任的。景爱也在辨析周文王曾奉命征伐犬戎等情况,结合郑玄、孔颖达等学者的观点认为,“城彼朔方”应是发生在周文王时期的事。[84]综合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南仲城最可能是周文王时修建的。

“城彼朔方”是否是修长城呢?最早认为“城彼朔方”是修了长城的应是寿鹏飞,他在书末所附的历代长城示意图上,将南仲城绘制于鄂尔多斯北部接近黄河的位置。[85]此后也有一些学者赞同“城彼朔方”是修建了长城的观点,并对朔方的位置提出了不同的认识。[86]“城彼朔方”是否能算修长城呢?南仲城又具体修建在什么位置呢?

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认为“城彼朔方”的情形是“猃狁既去,北方安静,乃筑城守之。”[87]这一记载与《诗经·大雅·烝民》中“王命仲山甫,城彼东方”[88]的“城”一样,都是筑城,并不能将“城”与长城直接联系起来。在古代文献的记载中,目前所见最早将南仲修城与秦始皇、汉武帝修建长城并列可能是刁雍的建议。[89]朔方本是北方地区的概称,在广大的北部区域修建一道长的防御线来应对北方民族,也是有可能的。陈正祥因此曾认为:“如果《诗经·出车》:‘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猃狁于襄。’的城彼朔方一句,不是只造一座城,而是筑一条长垣,则中国北边长城的出现,又远在战国后期之前。”[90]因此,周朝当时是否需要在朔方一带修建一条长垣成为“城彼朔方”是否可以判定为修长城的关键。

周文王时的“朔方”在什么地方呢?顾颉刚、史念海根据史料辨析“周初发达之迹”,综合历史地理的研究结果认为,周初的主要活动范围在泾、汧、渭水之间。[91]景爱也根据一些史实分析认为:“在商末周初,周人的活动是以渭河流域丰镐为中心。”[92]以“朔方”即北方的概念来看,周文王时期的“朔方”应在距离渭河不远的范围内,主要指今陕北地区。周文王时,陕北地区是否有可能修建长城?一些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周文王时期陕北黄土高原地区主要是森林与草原地区。对于历史时期植被变迁史的研究,史念海先生通过研究认为黄河下游及其附近地区在远古之时森林相当茂密,黄河中上游可以称道的森林也不少。[93]据此,景爱认为南仲当时只需要修建城堡于险要处便可,这种“据险而建的城堡,自然是很分散的,毫无次序可言”。[94]综合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周初陕北地区很难形成列城,更不可能修建长城。基于此,以南仲“城彼朔方”作为长城产生的时间是不妥当的。

二、楚国“方城以为城”

楚国在春秋战国时期曾经修建长城已经通过大量考古数据与史料记载的相互印证,成为不争的事实。但是,齐、楚两国到底哪国最早修建长城仍是学界关于长城产生时间争论的焦点,其中,两国是否在春秋时期修建过长城成为学者讨论的要点。以楚长城而言,最需要辨析的问题是“方城以为城”里所提“方城”是否属于长城。

“方城以为城”出自《左传》。根据记载,鲁僖公四年(前656),齐桓公伐楚。楚国使者屈完游说齐国退兵时说:“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95]由于历史上楚长城多称为“楚方城”,加上这则材料是目前所见最早关于楚国方城的记载,学者对这则材料的辨析较多。蒋波、朱战威以《三十年来楚方城研究述要》中总结了学术界对楚长城修建时间的不同认识,将楚长城修建时间归纳为春秋、战国和各段修筑时间不一等几类。[96]仔细分析各家观点可以发现,学者对楚长城的修建时间分析,主要是对楚方城是否属于楚长城的辨析。“方城以为城”一语中的“方城”到底是否是长城呢?笔者认为以下几则信息值得留意。

(一)屈完的辞令

较早从语法方面对屈完辞令提出质疑的是张维华。他在《楚方城》中提到:“屈完答齐桓语谓:‘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以方城与汉水对举,知方城必非近于长城之边防,不然,方城既为边城矣,又何必谓‘以为城’乎?由是知僖公四年即楚成王十六年以前,楚人无筑此边城之事。”[97]左丘明为《春秋》作传时,使用的主要书写工具仍是竹简和木板,惜墨如金,应不会为了辞令排比顺畅而故意选用对比的手法,更应不会为了文采而罔顾产生歧义的可能性。因此,屈完辞令中以山为城、以水为池的语法是值得留意。

根据辞令提供的信息,彭曦指出:辞令中屈完所提及的方城与汉水的关系也不符合城池的构筑形式。一般来说,城居内而池居外。但是,方城在汉水的北面,与汉水相距200千米,属于城居外而池居内的布局,明显与城池关系相悖。[98]

结合张维华和彭曦对屈完辞令信息的分析,将“方城以为城”中的“方城”视为长城似有不妥。

(二)修建的必要性

楚武王(前740~前690在位)统治时期,楚国以铁腕手段灭诸侯国,设置县一级行政单位。公元前704年,楚武王以诸侯称王,开诸侯僭号称王之先河。到楚成王(前671~前626在位)时,楚国已有了争霸中原的雄心。楚国于“周衰代兴,并吞诸夏小国与蛮、夷部落,地广于齐、晋,势雄于秦、狄,其疆域约包今湖北全省,北抵河南南部,西至陕西东南境,与四川东境,东及江西、安徽,兼涉江苏西南一小部,南则不越洞庭湖,地兼跨于七省”[99],在春秋时期,强大的楚国是否有修建长城的必要?张维华也曾质疑:“楚自成王十六年之后,国势日强,骎骎北与中原争雄。其开国局势,在在呈露其侵略之野心,未尝一存划界自守之意念。”[100]因此,楚成王时在楚国北境(如城父等地)修建大城“以通北方”[101]是可能的,在叶南方城一带修建关塞是可能的,但公元前656年时修建长城,从修建的必要性来看存在牵强之处。

(三)修建的可能性

在春秋时期,诸侯国相互吞灭成为重要的趋势。陈汉章曾作表来补充《史记》十二诸侯表的不足,从中可见春秋时58个诸侯国灭于楚的史实。[102]综合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许倬云《西周史》、方诗铭《中国历史纪年表》、王贵民《春秋会要》、杨宽《战国史》等书籍的资料,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楚国攻灭各国诸侯及周边民族的具体情况(见《楚国共灭诸侯国及周边民族简表》)。通过表格来看,公元前656年之前,被楚国所灭的诸侯国数量并不是太多。此时,楚国正处于积蓄力量并逐渐强大的阶段,位于河南和湖北楚长城一带的诸侯国中,不少仍能较好地维系自身的统治。

楚国攻灭诸侯国及周边民族简表

诸侯国及夷狄 灭亡时间 主要活动区域及灭亡情况的补充说明 诸侯国及夷狄 灭亡时间 主要活动区域及灭亡情况的补充说明
谷国 前8世纪 湖北省谷城县西北 邾国(邹国、邾娄国) 前281年 山东省邹城市
权国 前7世纪 湖北省当阳市东南 鲁国 前256年 山东省曲阜市
罗国 前690年 湖北省宜城市 聃国 西周晚期 湖北省荆门市,另说在河南省阜阳市
申国 前688年~前680年 河南省南阳市 应国 春秋中期 河南省平顶山市
息国(鄎国) 前680年

河南省息县

邳国 未知 江苏邳州
邓国 前678年 湖北省襄樊市北(另说河南省邓州市) 费国 未知 山东省费县
弦国 前655年 河南省光山、潢川县界 吕国 未知 河南省南阳市
黄国 前648年 河南省潢川县 东不羹国 未知 河南省舞阳县北
英国 前646年 安徽省六安市 西不羹国 未知 河南省襄城县东南
夔国(隗国、归国) 前634年 湖北省秭归县 蓼国(鄝国、廖国、飂国) 未知 河南省唐河县
江国 前623年 河南省正阳县、息县一带 道国 未知 河南省确山县或息县
蓼国(缪国) 前622年 河南省固始县东北蓼城冈 柏国 未知 河南省舞阳县、西平县界
六国(录国) 前622年 安徽省六安市北 鄀国 未知 河南省内乡县,后迁湖北省宜城市东南
蒋国 前617年 河南省固始县蒋集镇 轸国 未知 湖北省应城市西
麇国 前611年 湖北省郧县 鄂国 未知 湖北省随州市安居镇
庸国(墉国) 前611年 湖北省竹山县上庸胡城,楚国、秦国、巴国共灭 随国 未知 湖北省随州市
舒蓼国(蓼国) 前601年 河南省固始县、安徽省霍邱县一带 郧国 未知 湖北省安陆县
赖国(厉国) 前581年 湖北省随州市东北,另说河南省鹿邑县或商城县 绞国 未知 湖北省郧县西北
萧国 前579年 安徽省萧县西北 鄾国 未知 湖北省襄樊市襄阳区东北
舒庸国 前574年 安徽省舒城县 廪国 未知 未知具体位置
舒鸠国 前548年 安徽省舒城县 贰国 未知 湖北省广水市
房国 前529年 河南省遂平县,后迁至楚国境内 州国 (西州国) 未知 湖北省监利县东州陵城
养国 前528年 安徽省临泉县杨桥镇 卢国 未知 湖北省襄樊市
唐国 前505年 湖北省随县、枣阳市一带 钟离国 未知 安徽省凤阳县
潘国(番国) 前504年 河南省荥阳市 舒龙国 未知 未知具体位置
南胡国 前496年 安徽省阜阳市 舒龚国 未知 未知具体位置
顿国 前496年 河南省项城、商水界 舒鲍国 未知 未知具体位置
戎蛮(蛮氏、曼氏) 前491年 河南省汝阳县东南、临汝县西南 桐国 未知 安徽省桐城市
许国 前481年 河南省许昌市,被楚国迁到叶县 宗国 未知 安徽省舒城县、庐江县一带
陈国 前478年 河南省淮阳县 皖国 未知 安徽省潜山县
蔡国 前447年 河南省新蔡县、上蔡县一带 庐国 未知 安徽省合肥市
杞国 前445年 河南省杞县,后迁山东省昌乐县,又迁山东省安丘市 都国 未知 未知具体位置
莒国 前431年 山东省平阴县 西黄国 未知 未知具体位置
郯国 前414年 另说是越国 鱿国(鱼国) 未知 未知具体位置
郕国(成国、宬国) 前408年 另说是齐国、鲁国共灭 户戎国 未知 未知具体位置
郳国(小邾国、小邾娄国) 前325年 山东省滕州市东 滇国 未知 云南省滇池一带
越国 前306年 以浙江省为中心,曾达到山东省南部和福建省北部 淮夷 未知 未知具体位置
宋国 前286年 田氏齐国、魏国、楚国共灭

彭曦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土于汉水以北、方城山以南的青铜器进行研究认为,春秋时期楚国并未征服这一区域的姬姓诸侯国。比如曾国一直到战国初年才灭亡。彭曦由此质疑:楚国如何得以在其他诸侯国的领地上修建长城?[103]若坚持认为公元前656年楚国已经在汉水以北、方城山一带修建长城,则需要对分布在这一地段的诸侯国及其与楚国的关系找到更多令人信服的证据。

(四)兵种、战术的变革

春秋时期和战国前期的战争主要是车战。甲车的特点是适宜平原作战而不适宜于山地战争。因此,当时各诸侯国只需要阻塞山间的孔道,甲车难以前行便能较好地实现防御。因此,公元前656年时,楚国即使在方城地区已经修筑城池,也只需在山隘的通道处筑城,无需进行大规模的长城修建。[104]顾栋高在梳理春秋大事时发现:“春秋列国用兵相斗争,天下骚然。然是时禁防疏阔,凡一切关隘阨塞之处,多不遣兵戍守,敌国之兵平行往来,如入空虚之境。”[105]春秋时各国的防守并不严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在兵种和战术变革之前,各诸侯之间并无修长城进行严密防守的必要。彭曦认为,长城的出现与军事上兵种、战术的变革存在一定的联系。他主张骑射野战的出现和使用,可以作为长城出现的重要原因。[106]这与顾炎武的观点是一致的。顾炎武在分析长城的起源时曾说:“春秋之世,田有封洫,故随地可以设关。而阡陌之间,一纵一横,亦非戎车之利也。观国佐之封晋人则可知矣。至于战国,井田始废,而车变为骑,于是寇抄易而防守难,不得己而有长城之筑。”[107]分析长城的出现时间时,战争形式和兵种的变化确实应该作为重点充分考虑。

刘庆曾指出,春秋时期车兵是战争的绝对主力,防御者只需要防止车辆通过较易通行的河谷和两山之间的垭口通道,并守住扼制这些通道的城邑堡寨便可。在战争频发、战争性质逐渐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考虑到车战地形条件要求高、部队作战范围狭隘等具体问题,春秋战国时期也开始恢复步兵(徒兵)作战的模式,但“这一复兴是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刘庆认为,这些单独遂行战斗任务的步兵的崛起,是迫使人们在城邑堡寨两侧修非闭合军事防御线的主要原因。[108]刘庆的分析提醒我们,在考虑诸侯国内部长城的产生时,除了充分考虑以赵国胡服骑射为重要标志的诸侯国骑兵野战力量的兴起外,还要适当考虑徒兵作战崛起所产生的影响。然而,春秋时期徒兵单独遂行战斗任务的事例并不多见,从现在能找到的资料来看,春秋徒兵战斗的规模不大、获得的胜利也有限。我们不否认从长远来看,徒兵作战可能对长城的修建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若认为楚国在公元前656年以前会花大力气修建长城来防备尚不强大的徒兵,恐有不妥之处。

(五)文献记载的差异

支持“方城以为城”中的“方城”是楚长城的学者,多从《左传》对“方城”的名物进行辨析,也常从《国语》、《管子》、《春秋谷梁传》、《春秋公羊传》等著作中找寻佐证。

关于“方城”的名物辨析,是学者首先争论的焦点。自《左传》中的“方城”被认为是楚长城的观点引起大量争议后,王振中、潘民中针对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关于方城的解释提出了质疑,通过辨析方城作为山名、城邑名和长城三者的差别,结合《左传》的记载,明确指出《左传》所提14处[109] “方城”所指均为今方城县东北的方城山。[110]

成大林具体比对各种古籍对齐率联军攻伐楚国这一事件的记载发现,《管子》《国语》都未记载召陵之盟和屈完,却有攻入方城的记载。《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均记载了齐楚召陵之盟,都出现了屈完这个人物,但只有《左传》记载了“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这一豪言壮语。从这些文献的记载来看,《管子》《国语》和《春秋》三传对方城的作用存在明显不同的地方。[111]到底“方城以为城”的楚国是否被齐率联军攻入?“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这一豪言壮语是否能取信并作为楚国有强大防御工事的依据?

学者研究楚长城多提“楚方城”,容易形成楚长城仅以“方城”相称的印象。事实上,至少在战国时期,楚长城便已经被称为“长城”。“清华简”[112]是目前所见最早以“长城”来称呼楚长城的文献。已经整理出版的《系年》中,第21章所提“长城”便指楚长城,陈民镇在其硕士论文中对此进行了较好的辨析。[113]

楚长城已经存在是肯定的,但楚长城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修建的,至今仍是一个争论不止的话题。平顶山舞钢平岭段已结合文献记载初步认定为楚长城。根据这段抢救性发掘的情况,墙体内的遗物多为春秋时期,少量为战国早期。[114]现在多数专家认为楚长城的始建只能定在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这也是我们支持的观点。若要确定具体的时间,需要更多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的支持。

三、从《管子》到《系年》

最有可能在春秋时期便已经修建长城的诸侯国主要是齐国和楚国。齐国和楚国一样,属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大国。对楚长城的存在,学者尚有过质疑[115],但齐长城的存在从未受到学者的怀疑,这与先秦文献直接使用“长城”来记载齐长城有关。尽管如此,齐长城的始建年代仍是学者争相讨论的话题。对楚长城始建年代的辨析更多针对“方城”之名,而对齐长城始建年代的辨析更多针对文献本身的时间确定。

寿鹏飞根据《管子》的记载,将齐长城的始建定于齐桓公之时[116],这可能是齐桓公时已经存在长城一说的肇端。直至现在,不少学者仍旧主张这一观点。国光红认为齐桓公时已经修筑长城,这段长城是齐国西段长城,始建于齐桓公元年(前685),止于齐灵公二十七年(前555)。[117]甚至有学者总结齐长城前期研究时认为:“据众多专家学者考证,这条长城修筑时间始于春秋齐桓公时期,完成于战国齐宣王时期。”[118]事实上,对于齐桓公时已存在长城的观点,从20世纪30年代起便有学者提出了质疑,这些质疑多与书籍本身有关。

(一)《管子》并非管仲的作品

张维华在辨驳齐国管仲时已经修长城的观点时认为:“然《管子》一书,驳难不纯,其中所论,或为异时所追述,或为后人所假托,非尽属管子之言。至于《轻重篇》之为伪作,尤为后人所常称说。”[119]张维华着重提及《轻重》篇,是因为直指管子与长城关系的主要来自《轻重》丁篇中的两句话:“阴雍长城之地。”“长城之阳,鲁也。长城之阴,齐也。”[120]确实,从汉代开始,对于《管子》尤其是《轻重》篇的成文年代已经有了较多的辨析,《管子》非一人一世之作已属定论。

梁启超在《管子传》中将《轻重》篇视为春秋前期的作品,王国维则将《轻重》篇视为汉武帝、汉昭帝时期才完成的作品,马非百在《管子轻重篇新诠》中将其视为王莽时期的作品,冯友兰、胡适、郭沫若等将其视为战国中期的作品。从整体趋势来看,学者对《轻重》篇的成书年代,从春秋战国一直往后推,呈现出明显往后推延成书时间的情况。胡寄窗辨析了新莽说的一些问题,说明了《轻重》篇成于战国时期的理由,如成书的背景不可能在全国大一统之后;从思想意识的活跃和战国争强的需要角度来看成于战国的可能性较大等。[121]孙开泰在综合各家认识之后认为,《管子·轻重》的成书年代应该在战国时期,有些则是在战国末期,并从时代背景、地方设置、政治形势、田齐货币、量具使用、租金形式这六个方面证明了《管子·轻重》的成文年代。[122]虽然现在仍有学者利用词汇学等方面的知识在补充《轻重》篇成书于汉代的证据[123],到目前为止,学者较为普遍地认为《管子》一书应是成书于战国,《轻重》篇可能是田齐威、宣王或稍后的战国时代完成的作品。

其实,无论是辨析《管子》并非管仲的作品,并非记载管仲一人的言行,或者辨析《轻重》篇成书晚至战国,均不能说明“长城之阳”并非出自管仲之口。因此,仅以《管子》的成书来否定长城的成书年代显然是不够的。

(二)《春秋》及三传的记载

以《春秋》的记载来看齐长城的修建也可能始自张维华。这里所提《春秋》确切地来说应是《春秋》及《左传》、《公羊》、《谷梁》三传而言。《春秋》是孔子删定的作品,《左传》、《公羊》、《谷梁》成书于春秋末年至西汉初年,所涉及的历史时段根据《春秋》略有延展,但所记均为春秋300余年的历史。

平王东迁之后,诸侯争霸成为此后300余年的重要特点。在新的政治形势下,各诸侯国均比较重视城池的修建,“以便在争霸中取得统治地位”,由此出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筑城高潮,根据《左传》等资料的粗略统计,春秋时“见于古史记载的筑城凡五十余次,其中鲁国占了三分之二”。这些新建的城池主要有三种功能:加强边境防御、加强国都附近的防御和为向他国进攻做准备。[124]《春秋》及三传中既然对黄河中下游及淮河上中游的十余个国家的筑城情况均有记载,齐国若修建与鲁国分界的长城而未受到重视,确实是难以理解的事情。张维华指出:“齐鲁二国之事,左氏言之甚详,其于地利形势,未尝略置不论,何独无长城之说?”[125]《春秋》及三传大量记载筑城之事却未提齐长城的修建,确实是主张齐长城修建于获麟之前的学者需要着意辨析的问题。

(三)《骉羌钟铭》的年代

《骉羌钟铭》上出现了目前所见金石文献上最早的“长城”记载。[126]在骉羌钟出土之后,中外学者均对此进行过较多辨析。在钟体表面刻写的铭文中出现了“长城”二字,学者普遍认同所指即齐长城。因此,齐长城至少在骉羌钟铸造之前已经修建并使用。骉羌钟的铸造年代成为长城研究者的研究重点。张维华在简略介绍了骉羌钟铸造年代的各家说法后认为,“其言在战国初年者,固觉证据尚未充满,而言在春秋之中叶者,亦有问题可疑,尚未能据此以断齐城起筑之年代也。”[127]经过上百年的辨析后,温廷敬主张的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前404)成为学界公认的观点。[128]基于此,齐长城至迟在战国初年已经修筑应当无疑。

(四)“清华简”《系年》的真伪

“清华简”为齐长城增加了目前所知最早简帛文献记载。在《系年》中,第20章和第22章均谈到了齐长城。陈民镇对《系年》与其他文献中的相关记载进行比较后发现,第20章共记载了晋景公十五年(前585)至晋幽公四年(前430)三晋之师攻破齐国句渎之门、宋国和越国大败齐军于襄平的历史。[129]“清华简”《系年》发表后,罗恭、陈民镇撰文对齐长城提出了新的认识[130]

从“清华简”入藏清华大学开始,对“清华简”的真实性便有学者质疑。但由于“清华简”经过碳十四等专业技术检测,又得到李学勤等学者的肯定,因此,这批竹简属于战国时期的可能性极大。从长城研究的角度,我们可略补其对“清华简”真实性的一则佐证。《系年》中连续三章记载了长城,分别涉及齐长城和楚长城。记载齐长城的为第20章和第22章;记载楚长城的为第21章。其中,第22章记载了楚声王时晋国攻伐齐国的历史事件。在记载中提到晋齐盟约的主要内容:“毋修长城,毋伐廪丘。”[131]这是先秦唯一提到长城对诸侯国之间交往重要性的文献。如果“清华简”为后来伪造,造伪者为制造史实花费的心血是否过大?结合长城的记载和学者的研究,笔者认为“清华简”的真实性是值得信任的。

在“清华简”对长城的记载中最值得长城研究者留意的是第20章。此章记载:“晋敬公立十又一年(前441),赵桓子会诸侯之大夫,以与越令尹宋盟于*[*处造字:左右结构,左侧为“弄”上之“王”改“工”,右侧为“阝”],遂以伐齐,齐人焉始为长城于济,自南山属之北海。”[132]文字言之凿凿,认为齐国在济水修长城是在齐宣公十五年(前441)。《系年》属于战国中后期的作品,因此,齐长城的始建时间为公元前441年是具有一定可信度的。当然,由于齐长城的修建不是一时完成的,也不止一段,《系年》所提始建之年或仅指济水段而言。基于此,将公元前441年作为齐长城始建年代的下限是比较妥当的。

除了对记载齐长城的文献进行辨析外,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还提出了不少质疑,如《战国策》和《史记》中所提“长城鉅防”中的“鉅防”是否属于长城[133];春秋初年齐国与鲁国的疆域并非以齐长城为界[134];齐长城的修建并非完全为防楚、鲁两国[135]等。各种质疑为今天我们正确认识齐长城留下了大量有益的探索资料。

受文献资料缺乏的影响,关于长城最早出现在何时的争论仍将继续。结合学者的大量研究成果,考虑到春秋前期诸侯国的战争受礼法约束多“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也”[136]的情况,考虑到春秋时期的战争多数为车战的事实,结合学者看到工具、技术、组织力量等多方面的因素,笔者认为将长城的产生时间推定为公元前5世纪(春秋末年至战国初年)较为合理。彭曦说:“研究长城,必须有严谨的时空观念,切不可以为把长城说得愈早愈好愈有价值。这是十分错误的。若违背正确的年代,则适得其反。”[137]这是有道理的。至于中国长城最早出现在何时,有待更多史料的发现和分析。

第二节 长城的发展

长城从大约公元前5世纪产生之后,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随着技术的进步、武器的发展、战争形式的变化、社会关系的变化等不断变化着、发展着。在留存至今的文献中,常能见到关于长城的简要记载。学者根据这些文献的记载,结合长城当时修建的具体历史背景,逐渐梳理出长城修建的基本情况,形成了《中国长城沿革考》、《中国长城建置考》、《中国长城史》等大批专著,并有学者尝试着对长城的发展历史进行了初步的分期[138]

但是,目前关于长城的固化现象比较明显。不仅老百姓常误将秦朝以后的长城当作秦始皇所修长城来对待,就连一些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也常将所有的长城视同秦长城或明长城来进行分析和研究的情况。林霨曾指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记忆中的一处关隘固化了他们的‘长城’形象。”[139]其实,已经有不少学者在提醒研究长城时的固化问题。成大林曾提醒:“我们现代人在讨论什么是‘长城’的时候,应该先回顾一下长城起源的历史,了解古人心目中的长城。”[140]彭曦曾指出:“在许多有关长城的论著中,往往只着眼于城墙,认为只有高出地面的城墙才是长城,这种(偏)[片]面的唯墙是城观念,极大地妨碍着对长城的考察和研究。”[141]在拥有了较多研究成果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尊重古人的长城观,进行一些长城发展脉络的梳理,并尝试着找出长城发展的一些规律来。

一、从关塞、河防到长城

多数人常以明长城来衡量中国历代长城,真正研究长城的学者则需要仔细辨析古人心目中的长城。有关长城的术语自古以来极不确定,以至于在研究的过程中常容易出现误将长城排除在研究之外及将非长城的内容纳入长城的情况。长城起源的多样性、长城内涵与外延的变化、文献中对长城名称记载的不一致、学者对文献进行判断时的理解不一致等均可能造成误置情况。上文在辨析长城的产生时已对术语的不确定性略有涉及,不少学者在具体研究中也多留意文献对长城的指代语词,并进行过一些总结和梳理[142]。这些指代过长城的语词并非全指长城而言,这是学者的共识。对长城遗迹的调查能弥补一些文献记载的不足并纠正一些学者根据文献产生的误判,但考古调查只能解决书面记载的局限的极小部分。在尚未实现对中国各地长城深入研究的今天,要梳理长城发展的基本脉络,需要分清塞、防与长城的关系。

长城与关塞的关系较为密切,从明长城沿线分布的大量关塞可以略见。先秦时期,重要的关塞处逐渐开始修建城邑堡寨等带有明显军事功能的设施以加强防御。刘庆曾对楚长城的产生进行过一番假设:“单独遂行战斗任务的步兵的崛起,迫使当时的作战样式发生改变。守军无法再仅仅通过当路修筑城邑堡寨来控制相对平坦的谷地和海拔较低的山间垭口来阻遏对方行动。步兵可以绕过扼路的城邑堡寨,迂回攀登旁边较为险要之地,从城邑堡寨的侧后发起攻击。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楚国着手对原先由扼守南北向谷地、垭口的城堡和沿线烽燧组合而成的国防线加以改造,沿城邑堡寨两侧向山岭险要地带延伸筑墙,并与略加修整的山险墙结合起来,形成一道非闭合的军事防御线——楚长城。”[143]刘庆这一假说中较为明确地指出,在长城形成之前已经出现了关隘、城堡、烽燧等防御建筑,但这些并不能视为长城。学者对此其实早有认识,“先有穆陵关,后有齐长城”[144]的总结便是证明。张维华研究汉代长城建置时说:“汉之边塞,有时称之曰长城,有时称之曰障,有时称之曰障塞,亦有时简称之曰塞。大抵塞为通称,长城为绵亘相接之边垣,障为一地之防御工事,或指城堡而言。”[145]他将长城置于汉边塞中进行整体分析,可能是认识到长城与边塞其他建置难以通过辨析文献明确区分的问题。

山川溪谷之险可以用于防御,也可以作为战争的前沿阵地。在古人大量挖壕沟、修建城墙的同时,也会依河流堤坝修建防御设施。“梁惠王二十年(前350),齐闵王筑防以为长城”[146]便是利用河流之险筑防的事例,而且说明沿河筑防可以成为长城修建的一种形式。但是,直接将“防门”视为长城并不妥当。史念海在通过实地考察认识堑洛长城时也指出,堑洛“并不等于说就没有在洛河岸旁另外建筑过城墙”[147]。《左传》襄公十八年(前555)记载:“齐侯御诸平阴,堑防门而守之,广里。”[148]。一些学者直接认为“堑防门”为齐筑长城之始,便是这一观念。他们认为,“防有门,于门外作堑防,横行广一里”,这种堑防便属于作长城防御工事的开始。他们依据清朝方志中记载的“故长城首起平阴县二十九里”而认定这便是齐国当时的堑防门长城工程。[149]张维华根据文献认为防门应是齐国的重要关塞,且明言:“古代防之形势,今日不得其详,其起止之地亦不可考,然必因军事上之重要,继续修筑而延之使长,增之使固,当可想见。如此为之,积久而成为城之形式,再后又因国势之推移,齐鲁之界,悉为起筑而与之相接,由此而齐之长城成矣。”[150]成大林根据“堑防门”至“长城”一词最早见诸文献之间相距151年[151]认为:“我们可以想见150多年间,齐国长城由障水的堤坝演变成为一道规模巨大的长城。”[152]总之,从关塞和筑防到形成长城,是在较长时间里由量变而逐渐形成质变的过程。长城修建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最初的长城未必是一开始便已经有了宏伟的规划,只是后来根据形势的变化而逐步形成的。

在关隘、河防处逐渐形成城邑、堡寨,进而根据形势需要形成长城,这是长城产生较为合理的推论。从关隘与河防演变为长城,是中国早期长城形成的两种重要途径。我们不能将长城形成之前的关隘与河防建设视为长城修建之始,也不能认为所有的关隘、河防因为有军事防御作用便必然会最终形成长城。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关注这两种长城形成的途径而忽略其他形成长城的可能性。我们提从关、防到长城,只是希望借关、防与长城的关系简要说明长城产生的基本脉络,澄清一些观念上的模糊处,以便进一步观察并阐述长城的发展而已。

二、长城建筑本体的发展

长城闻名于世,建筑体量的巨大是其因素之一,在西方文化视野中长城逐渐成为中国文明的象征,一定程度上与长城的建筑奇迹有关。[153]实际上,大多数人对长城建筑本体的认识是建立在明长城的基础上的。林霨认为研究长城应该采用“中国历代皆修建边界防御工事但未形成统一建筑”的观点[154]虽然不完全准确,但他确实指出了中国学者普遍觉得不必要明确交代的长城基本情况:中国历代长城修建虽然在有些段落出现了在旧长城基础上进行补筑增修的情况,但历史上多数长城是重新选址并修建的。历代长城常见重新选址并修建与多种因素有关,生态环境的变化、民族关系的互动、政治形势的调整、地形地貌的变迁等均对长城位置走向的调整及长城的兴废产生影响。仅从长城的本体建筑来看,材料、形制等几千年中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时代特征。

(一)长城的修建方式和建筑材料

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古人在修建长城时充分利用了当地的物质条件,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情况较为明显。根据长城经由区域不同的地质、土壤甚至植被情况,各地长城在修建时的材料选择略有不同。从历史文献的记载中来看,即使同一时代、同一条长城,在不同地域的修建方式也存在明显不同。从总体上来看,长城墙体及其附属设施主要有土筑、石垒和砖砌三种修建方式,使用得较多的材料为土、石、砖、木材和石灰,多见不同材料的混筑。以明长城为例,“燕山山地的长城主要是石、砖砌筑;黄土高原地区的长城多为黄土夯筑,间有砖石墙;河西走廊则基本以夯土墙为主”。[155]各地在考古调查中,对长城的构筑形式多有介绍。以宁夏长城为例,“修筑方式多样,因地制宜,采用黄土夯筑、砂石混筑、石块垒砌、劈山就险、自然山险、深沟高垒等多种形式,还有品字形窖、壕堑、苟拉壕等颇具区域特色的构筑方式。”[156]修建方式和建筑材料的不同除了地区条件的因素外,也有综合考虑防御需要的情况。戚继光主持修建的明蓟镇长城在自然条件基本一致的情况下,根据战略防御的重要程度大致分为三个等级,所选材料各有不同。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选择材料既充分利用了资源,也能切实降低施工成本,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可视为历代长城修建共同遵循的原则。具体来看历代长城时,我们可以略见各代在修建方式和使用建筑材料方面的变化过程。

春秋战国时期,长城的修建材料主要是土和毛石,砌筑方式较为简单。根据考古调查,齐长城的建筑的类型主要有山险、土墙、石墙、土石混筑等,其中土墙分层夯筑而成,石墙多为石头垒砌,分单面和双面垒砌两种情况,墙体顶部为平砌,山东章丘锦阳关附近的石墙外侧有垛口,应属清朝再利用时所增。[157]河南初步认定为楚长城的段落主要有山险、夯土墙(“土龙”)、石砌墙体内填充其他物品再堆筑红土层及黄土层等形式。[158]陕西魏长城的墙体主要为夯土结构,坍塌严重。[159]战国秦简公“堑洛”时已“用重达数十公斤、二三百公斤巨石砌筑成长达百多米、数百米的石城道”。[160]而陕西秦昭王长城根据地质地貌特点,在岩石山区主要为石墙和土墙,在沙漠平坦地区则为夯土墙,石墙多为片石垒筑或土石混筑的方式。[161]秦昭王长城还采用了三道堑[162]构筑方法,“在山坡处,自上而下依次铲削处几道坡度较大的堑面和平台,并且在最上层的台面上,或者台面的外沿加筑夯土墙”。[163]总的来看,春秋战国时期的长城较多使用材料的原始状态,借助当时较为先进的夯筑和垒砌技术进行施工,虽然已经出现了使用铁器采石和选用较大的石块进行砌筑的方式,但整体上以未加工的毛石为主。

秦汉时期长城的建筑材料仍主要是土和石块,仍以夯筑和垒砌为主。汉长城在西北方的两种修筑情况值得留意。第一,与湿润地区修长城时特别忌讳土壤中包含腐殖质和植物种子不同的是,在西北方沙漠地区往往借助植物等加强沙土的附着力。如甘肃省玉门市地处沙丘荒漠地带,汉长城的墙体构筑形式主要有红柳根和梭梭木垒筑与植物根茎夹沙土分层叠筑两种。[164]第二,至迟从汉代,在修建长城前已经开始按照一定的规格“预制”泥砖、土坯等材料。玉门附近的一些烽火台采用“土坯一横一纵的方式由下而上收分砌筑”,北石河1号烽火台还在外围“包裹了一层红柳加沙分层叠筑的台体”,“应为后期加固维修所筑”。[165]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长城的修建仍多数以土、石为材料,但使用土、石的技术水平逐渐提高。北齐长城的墙体现在整体呈现乱石堆积的状态。但“从个别保存较好的段落可知,墙体系用片石或块石垒砌两侧壁面,中间填充乱石,壁面有较为规整的椽孔,壁面较为陡直”[166]。由土、石发展到使用青砖加固,应是这一阶段的最大变化。陕西隋长城沿线“单体建筑都坍塌严重”,“夯土筑成”,神木县西坬村、墩梁村发现两处烽火台“周围散落有隋唐特征的砖”[167],这或许是长城附属建筑较早使用砖的实例。

宋辽夏金元时期,修建长城的主要材料仍旧是土、石。山西沁水县和长子县交界处的五代长城由于保存情况较差,现在“多为乱石,略成垄状”,但在“极个别地段可见片石垒砌遗迹”。[168]金代延边边墙的墙体“多土石混筑,亦有毛石干垒而成,部分段落利用自然山险、河险等天然屏障”。[169]金界壕以“土石混合堆筑”为墙体的主要修建方式,“有的段落墙体外挖有壕堑”。[170]

明朝长城也多数使用土、石结构,但在重要位置使用青砖的情况较多。山西明长城的外长城“大多为黄土夯筑,结构密实,夯层清晰”,在重要关隘及险要处“墙体多外包砖”;内长城的墙体“多为外包砖石垒砌,砖石和土墙之间用碎石和粘土充填”,烽火台“大多为黄土夯筑”,极少数为“石片垒砌”。[171]明辽东镇长城在山地主要利用山险和木柞两种形式,在辽河平原地区墙体“多为夯土筑成”,“只在极个别地区有石墙和堆土墙”。而在丘陵地区则为“石墙、山险墙和山险的组合,只在极个别的地区为土墙”。[172]陕西明长城的土墙“以黄土为主,夹杂有黄卢土、红色胶土、砂石”,石墙“大部分是全部片石垒砌,有一段墙体是用片石垒砌两侧,内部用石块或片石堆砌填充”。[173]在长城墙体上大量使用砖“应是明朝中期以后的事情”。[174]从用文字砖“天津秋班右部造”“天津秋班中部造”[175]来看,修长城的砖石估计主要是派驻当地进行春防和秋防的官兵烧制的。

石灰在中国古代作为建筑材料始自先秦时期。在河南安阳的半坡遗址中便曾发现鲍家堂一座房基的防潮层涂有一层白色光滑而坚硬的石灰质面料。[176]关于石灰在长城上的使用,民间传说将其追溯到了秦始皇修长城时。但在长城上使用石灰勾缝,目前所见最早的是北齐长城。山西北齐长城的南线除依照坡面用块石垒砌壁面外,局部地区采用白灰勾缝。[177]石灰在长城上的大量使用,应该是明朝以后的事。“明中期以后,石灰在修筑长城上的使用更加广泛,除外墙的勾缝之外,还和黏土混合做砌墙材料。”[178]

三合土在长城上的使用,一些学者将其作为明朝以后的事:“在明代,随着石灰在建材中的普遍应用,筑墙时还应用了一种新的材料配伍,这就是‘三合土’。” [179]实际上,近似近代三合土的材料作为建材,也在仰韶文化时期已经出现。甘肃秦安大地湾发现的房子居住面是一层用黏土掺和石灰、沙子共同形成的材料。[180]“十六国时期出现了三合土夯筑城墙的情况”[181],虽然笔者尚未看到明以前长城修建中使用三合土的例证,但也难以排除曾使用的可能性。

由于木材容易毁朽,长城建筑上使用木材的情况往往容易被忽视。一些学者认为:“长城建筑上用木材,主要是用于关口和城楼部位的建筑。”[182]其实,木材在长城上的使用远不止这些,“虎落”、“僵落”等均属于在长城土、石、砖墙以外利用树枝等制造的障碍。

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的长城都会随着时代的进展随时采用最新技术。长城对建筑技术的使用情况与当时的实际情况有关。隋朝修长城常“二旬而罢”[183],当时修筑的匆促可以略见。匆促修建的长城往往难以选用复杂的修筑技术,现在的调查情况也说明隋朝当时的修筑较为简单,比如在陕西神木等县发现的隋长城“墙体大多没有清晰的夯层,以堆土筑成为主”[184]。这种“堆土筑城”应也有部分夯实的过程,只是夯层并不那么清晰罢了。根据材料的变化和技术表现的变化来判断长城的修建年代时,我们只能初步确定其不晚于何时,不能因此判定长城的具体修建时间。

(二)长城墙体与附属建筑的变化

在长城修建方式和修建材料随着技术的进步不断发展的同时,长城墙体及其附属建筑的配套也随着时代的需要呈现出一定的变化趋势。

楚长城依山据险,利用悬崖峭壁和深谷大堑等自然条件稍作人工处理,补以木栅栏、堡寨等形成防线。“象河关长城遗址”可能是楚长城线上较为重要的关堡之一。根据对象河关的发掘来看,关城“集古道、关墙、堆筑或夯筑的土台、天然护城河和生活区于一体”。[185]齐长城沿线发现了堑壕1条、高台式和深坑式烽燧共8处,石砌堡寨27处,确定关隘8处,其中“长清防门、沂水穆陵关、莱芜青石关应为东周修建”。[186]燕北部长城沿线及其南侧修建了不少台、障、城址,台址一般为圆形土台,建在长城线上或长城南侧,地形较高,数量较少;障址一般多建在长城南侧,多为方形土城;城址多为规模较大的土城和居住址,建在长城南侧,估计是屯驻之所。[187]到现在尚“未见烽燧址”。[188]秦昭王长城是以城垣为主体,墩台、烽燧和障城的构筑都具有较为明显的特征。烽燧基本上建筑在长城沿线内侧较高的山梁上;障城多选在长城内侧的山梁及河谷较高的台地上;墩台位于墙体上,分布规律,在平原、沙地及地势开阔平坦的地方间距较大,在河流两岸的缓坡及河漫滩处间距较小。[189]彭曦批驳唯墙是长城的观点,并认为城墙、烽燧和障塞“这三者是动态反馈的有机整体,缺一不可谓长城”[190]。张海报也认为,城墙、墩台、障城“构成了一个立体式的警戒、防御系统,一旦墩台上戍卒发现敌(台)[人],就传递给烽燧,各烽燧见相互通报,直至传给障城内守军。”[191]几乎所有的早期长城考察中都找到了城墙、烽燧和障塞的遗存也初步印证了这种观点。长城在整个古代的发展,基本上保持在春秋战国时所建立的基本框架下。

在长城墙体上修建戍守用的屋构建筑可能出现在春秋战国。在秦昭王长城墙体的墩台上发现了筒瓦、板瓦瓦砾,这说明秦昭王长城可能在墙体上使用过木构建筑。彭曦认为墩台上的建筑“大约类似《居延汉简》中的‘侯楼’,以供戍守将士们瞭望守备之用。”[192]这可能是明长城敌楼的“滥觞”。[193]事实上,春秋战国时期的“城池体系中出现了马面、瓮城和角楼等设施的雏形”,“城池筑城体系已经形成,其整体形态是:城市外围有一至二道夯土城墙,墙内建有环城路和登城道,墙外侧有护城壕与其它人工障碍,凡远射兵器射程内的地区,平毁一切地物,以扫清射界;距城5000米处,有一道环形警戒工事。城外,要地筑有据点(亭),特别重要位置,甚至构筑由三个支撑点组成的大据点,以一部兵力防守,以迫使敌军过早展开队形,迟滞其行动,为守城部队争取更多的准备时间。另在通往国都或其他主要城池的道路上,每隔一定距离建驿站,用以保持通信联系。”[194]中国古代城池筑城的基本框架在春秋战国时已经形成,此后只是进行一些补充和改进而已。在古代城池筑城基本成形之时,长城也以墙、壕、城塞、烽火等逐渐形成点线结合的防御工程。

在长城的发展过程中,内涵与外延略有变化。在这些变化中,长城沿线所设的城堡等具有相对独立特点的部分与城池的发展几乎同步。在魏晋南北朝时瓮城、马面等工事逐渐普遍,出现了可以进行侧射和反射的城外独立弩台、春秋战国时的“冯垣”发展成为一道防御工事——羊马城。到明朝时,随着火器的发展,城池修建在射击、防护、屯兵等工事及保障设施上有了相对较大的完善。长城墙体的变化与发展与城池的发展并不完全同步。

从总体上来看,宋以前的长城城墙的主要功能可能为隔离和瞭望。在甘肃战国秦长城沿线发现了29道短墙,其中27道与墙体垂直,这可能是“用来挡风和供士兵休息的”。[195]段清波认为,这一类遗存是随着长城防御系统的不断完善而出现的,是汉代修建而成的。[196]唐晓峰考察内蒙古汉长城时,根据长城“残迹的底部约有2米厚,高约1米”的情况推断认为:“它原来的墙身不会是十分高大的,上面的宽度也容不得兵士们做剧烈的战斗。”[197]北宋末年范致虚曾在潼关附近修筑长城,“起潼关迄龙门,所筑仅及肩”[198]。从这一规模来看,宋朝所修长城的主墙体上估计也不会作为战场。

金界壕“不单单是壕而且有墙,长度达万里以上,墙上有各种战斗设施,敌台(马面、)墙,还有报警的烽火台,也有屯兵的城堡”[199]。金长城的壕是主体建筑工程,由外壕、外墙、内壕、内墙四部分组成,外墙的宽度一般达12~15米,高度估计不低于6米,从外壕的最外沿到内墙的墙基处,总宽度一般达到45~50米。因此,金界壕“本身就是一道极好的防御线”。[200]从墙体的构成和主要功能来看,金界壕是长城史上承前启后的标志。在金界壕之前,长城的墙体并不作为作战时阵地,构筑相对简单;金界壕出现之后,大部分长城的墙体也作为军事阵地。金长城以后,此前仅用于城池城墙的各种战斗设施也逐渐配备在长城墙体上,长城墙体的修建也逐渐高大、坚固,如山西明外长城每隔100~200米便会建设敌台和马面,内长城的敌台“平面多为方形,多数敌台高约20米,墙体多为条石筑基,青砖砌墙”。[201]

经过较长时间的辨析后,现代学者初步形成共识,认为长城是“综合性的军事防御体系”,“以墙垣为主,同时包括其他设施,主要分为壕堑类(含墙垣外的壕沟。一些没有修墙的地方,壕堑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墙体)、烽燧类(含墩台、敌台和马面等)、城堡类(含城、障、关和堡等)和其他类(如天田、虎落和品字窖等)。”[202]在这些元素中,墙体、烽火和城堡是长城的基本元素,其他各种元素随着地域和战略形势的不同而略有差别,也随着时代的发展、技术的进步等不断变化。金长城以前,战争多发生在长城区域的关隘要地;金长城以后,长城墙体上也可能遂行战斗。

三、长城防御布局的变化

“长城的建筑特点是因地形用险制塞,它是用人工筑城的办法对既有战场进行改造和加强。”“大抵是以口设关,着眼于控制敌人的主要进攻走廊,同时依托关城,伸出两翼,扼守制高点,瞰制一定的防御地幅,形成点线结合、互为依傍的筑城体系。”[203]这种筑城体系特别重视防御布局,在长城墙体及其附属建筑的发展中,其实已经有一部分变化与防御布局有关。这里所提防御布局的变化,更多针对防御的纵深而言。

春秋战国在关隘和重要地段的城堡建筑不足以满足防御需要时,一些诸侯国在具有威胁的方向上用墙体连接位于边境地区的城塞等形成长城。此时诸侯国随着防御方向的变化、国土面积的调整等,修建的长城往往会出现主线和复线,或者前后修多条长城的情况。齐长城的主线外侧(南侧)有三条(段)与主线相呼应的复线(或支线):“一条由长清三岔沟至肥城的连环山;一条由博山区望鲁山北729高地南行,至梯子山后东南,经朱家峪东山,过穆陵关,向东至三楞山,与北侧由安丘方向延伸而来的主线相交接。”[204]秦昭王长城“三道堑”的构筑方式,虽然未形成较宽的防御纵深,但在迟滞敌兵翻越方面具有较为明显的纵深意识。

目前学界关于秦长城的走向和对秦、赵、燕旧长城的利用上存在较多的争议。[205]但学界较为普遍地认为秦在修建长城时已经逐渐形成了南北基本平行的防御地带:蒙恬所修长城“作为第一防御地带,原秦昭王长城成为第二防御地带”,“西段和北段长城作了纵深配置,使国都咸阳得到可靠的掩护”。[206]汉朝初年刘邦等修复部分旧长城用作防御;汉武帝北逐匈奴并进行了大规模的长城修建;东汉初年,光武帝在西汉长城以南修建了一些较为低薄的边墙,增加了汉朝长城的防御纵深。

北齐时,重城的修建成为长城的一个明显特点。天保八年(557),文宣帝下令“于长城内筑重城,自库洛拔而东至于坞纥戍,凡四百余里”[207]。库洛拔在今山西朔州市朔城区西南,坞纥戍在今山西繁峙县平型关东北,这段长城是利用了恒山北麓的有利地形进行修筑的。结合文献和历史地图可以看出,这条重城是相对于“天保六年(555)修建的幽州北夏口至恒州间的长城”[208]而言的。这一重城属于北齐内线长城,与北齐所修其他长城一起,共同构成了北齐守护边疆、拱卫都城的纵深防线。

在金界壕之前,长城的墙体尚未作为作战的阵地,因此,金界壕以前的长城虽然具备一定的战略纵深,但其纵深只需保证防御具有坚韧性便可。到金界壕时,长城的战略纵深明显增强。金界壕“为增强防御功能,很多地段在主墙外还筑有副墙,最多处是三墙三壕。”[209]“从考古调查发现看,金代长城修筑的最多,线路复杂,多道存在,从北到南,分布地域广阔,这是中国历代长城修筑上,找不出有哪一个王朝会像金代这样修筑了这么多道长城。”[210]不考虑复线、支线等情况,这些长城可以大致分为两道防线:一道位于内蒙古东北部的呼伦贝尔盟,并进入了今俄罗斯和蒙古国境内;一道位于大兴安岭南麓,分为明昌界壕、临潢路界壕、西北路界壕、西南路界壕等段。金界壕的构筑有效地利用壕墙并列,沿墙就近驻防,以其防御纵深不仅保障着边境,也较好地拱卫了上京和中都的安全。

明长城在充分学习金长城修筑理念的基础上,大量采用重叠设防的方式,以多道防线来增大防御纵深。这种防御纵深的设置,在重点守备区域表现得极为明显。偏头关位于山西、陕西、内蒙古的交界处,四周均有山环绕,西边有黄河经过,地理形势险要。明朝在洪武年间在这里设置关城之后,考虑到“关城四面皆山,形若覆盖,设敌登高下瞰城中,历历可数”和“山谷错杂,瞭望难周,防维不易”[211]的问题,在偏头关向北120里的范围内由北向南共构筑了四道城墙来增强防御纵深。

居庸关一带是拱卫北京的重要地段,从岔道城到八达岭,再到居庸关、南口等地层层设立关卡,形成纵深防御。“其中以岔道城为前哨,八达岭为主要防御阵地,居庸关为核心阵地,南口堡为机动部队驻地,以策应各方战斗。”[212]孔令铜认为,明朝“京师核心防御的组织,充分体现了环形防御的思想。主要防御方向居庸关的外镇在八达岭,再往北有岔道城,而南口堡则既是接应前出的据点,亦是防敌侧背包抄的对外正面。京东方向,则针对通州北塞篱村至怀柔苏家口间地形平漫的不利情况,密筑敌台,界之以墙,使京师有重关之险”。[213]实际上强调了北京城附近长城防御的战略纵深。

纵深防御的最大作用是增强了长城防线的坚韧性。每一道长城防线均具有独立的防御体系,可以单独完成作战任务;而位于同一防御纵深的各条防线也可以相互配合,对进攻之敌实行包抄、倒打等。“安全防卫——这个人类共同的需求,就是长城诞生在亚洲和分娩在欧洲的普遍必然的历史因素。”[214]但将亚、欧万里长城进行比较可知,罗马帝国边墙“虽设有瞭望塔,附近有城堡,但缺乏纵深配系”[215]。根据哈德良长城“墙体的主要地段”和“长城内外古罗马人城堡要塞逐一发掘、整理”,哈德良长城的平面布局已经恢复,“部分地段的堑壕、古道路和古聚落遗址也得到复原”。[216]根据哈德良长城的复原情况来看,罗马帝国边墙确实没有布置防御纵深。在哈德良长城以北有安东尼长城,虽然比较短,但因为更为危险,需要更多人员和城堡去守护,只用了14年便放弃了。从学者的观点来看,哈德良长城与安东尼长城两者并未形成相互呼应的纵深关系。[217]罗马帝国边墙的修建和使用大约在中国的东汉至魏晋时期,5世纪以后便不再修建。事实上,5世纪前中国境内所修长城的纵深配系也不强。与长城的墙体发展相应,长城的纵深防御也是在金朝时出现较大的变化。

一些学者认为,长城筑城体系的发展共经历了三个阶段:“春秋战国时期是长城筑城体系出现阶段;秦汉时期是长城筑城体系形成阶段;金明时期是长城筑城体系发展完善阶段。”[218]这种判断是较为合理的。长城关隘、城堡等的修建各种元素的变化基本上与中国古代城池的修建同步,从金朝开始,由于长城墙体的作用发生了较大改变,不少学者关注到:以前便已经出现的各种建筑技术和建材元素大量“突然”使用在长城的墙体上,如“墙台用于城郭的城墙时间很早,但见于长城则是十二三世纪的事。最早普遍设立墙台的长城是金代长城。考古调查得知,被称为‘界壕’的金长城主墙,每隔80~120米就修筑一个墙台(这恰恰是用弓箭从两个墙台交叉对射的有效角度)”[219]。金明时期长城墙体发生的较大变化使得长城战略发生了重大调整,或者说长城内涵与外延在金明时期发生了重大改变。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长城墙体上发生的变化并不是金朝突然出现的,也有其渐变的过程。唐代牡丹江边墙的墙体常“利用自然地势修筑朝北或东北防御方向凸出的弧形土墙,具有马面的功能”,在跨越沟谷时在其两侧设有多个“内向的直角折转”,在平缓的山坳处筑“内向八字形的墙体”,在墙体自身变化较小的区段,在墙体上共修筑了“朝向北或东北的38个马面”。[220]这说明在金修界壕前,古人或许已经有了在墙体上作战的初步需要。成一农在考察中国城池的发展变化时发现,“至少在中国王朝后期的宋、元两朝和明代的前中期这长达五百年的时间内,中国很多地方城市长期处于城垣颓圮,甚至无城墙的状态。” “直至南宋末年,即使面临金元的不断进攻,南宋仍然坚守着内地不修城的政策,直至灭亡。”成一农将这一现象视为“朝廷的‘强干弱枝’政策”的产物[221],与宗法一体化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不断强化的观念不谋而合。或许正是在宗法一体化强化的过程中,为了削弱内部大一统的阻碍力量大量削减城池修建的过程中,朝廷只能相应地加强边疆地区长城的防御作用,长城墙体的构筑增加了战斗功能,长城的防御纵深也明显增大。

 

 

 

 

第三章 长城的历史作用

春秋战国以来,长城在中国古代不断修建、不断发展本身说明,长城在军事防御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长城的修建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引起了长城功过是非的大量评论。长城到底有什么用?中国古代先人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是不是值得?几十年来,学者已经逐渐突破了仅仅着眼于物质形态的长城来看长城,不断挖掘长城的历史文化内涵,从不同的角度对其历史作用进行了阐释。诚如侯仁之先生所说的那样:“长城存在有它殊途同归的内在依据,那是一种历史文化积淀的结果。”[222]我们从长城主要由统治中原的封建王朝修建这一现象出发,初步认为长城在中国的不断修建与宗法一体化的强控性有关,又考虑到周边一些民族也曾修建长城且并不一定为封建宗法统治模式的情况,初步认为这些长城与中原文化的影响有关。

中国的发展有两大特点:中原地区是其发展的稳定核心,农牧关系的互动与农耕、游牧民族的逐渐融合是其发展中极为醒目的特征。林霨在质疑世人神话了长城作用的同时,也倾向于同意约瑟夫·F.弗莱契(小)的观点:“它的数千年存在比什么都重要,因为它似乎向世人展示着,中国的农耕社会与大草原的游牧民族从根本上具有无可比拟性。”[223]确实,在世界历史上,经过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几次冲击,只有古代中国保持了宗法一体化的封建管理模式,并逐渐实现了塞外民族对中原的认同[224],初步展现了中国农耕社会的优势。长城主要修建在农牧交错地带并伴随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原地区的稳定核心地位是否有它的一份功劳?面对长城长期存在的事实,我们无需去假设中国古代如果没有长城会怎样,只需要带着问题来观察中国古代社会的演进历史,并从历史的发展脉络中找寻长城的作用及其在古代中国长期存在的意义。

由于中国古代长城大部分修建于农牧交错地带,多与中原王朝解决北部边疆地区民族矛盾有关,因此,本文在阐述长城的作用时也会重点分析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互动。我们拟从军事、经济、民族这三个方面展开,兼顾多种类型的长城,透过历史时空进行更为具体的分析。

第一节 长城的军事作用

长城是中国古代规模宏大的军事防御设施,在冷兵器时代,它在保护长城之内的人不受袭扰方面曾起到过一定的作用,这是没有疑问的。“从战役战术的角度来看,可利用长城的城墙、亭障烽堡等工程设施,做到预有准备、以逸待劳,获得作战的主动权,以达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战争目的。”[225]围绕长城展开的攻防战是中国古代军事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学者结合实例,将长城在战争中的作用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扼守关隘,阻止敌人突入;第二,掩护部队实施战役机动;第三,作为反击部队逐次推进的出发地域;第四,利用长城关隘作为部队反攻出发地域。[226]

当然,修建长城的重要目的是防御。高闾曾综合众人的意见给皇帝上表:“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赵灵、秦始,长城是筑;汉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杰,所以同此役者,非智术之不长,兵众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227]可见,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修建长城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战,而是为了“防”。孔令铜认为“评说长城功罪应该站到国防意识的高度”[228],这种判断较为符合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修建长城的初衷。长城在军事方面的作用更多体现在非战时期保卫国家安全上,用现在的话来说便是国防,是保卫国家安全,尤其是保卫国家在非战时期的安全。

一、藩篱屏障作用

长城不是边界,长城也并不是全部位于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边疆地区。但是,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面对和解决边疆问题时常大修长城,以长城作为巩固自身统治、守护既得利益的工具。“王公设险以守其国”[229],在传说和神话中便大量出现甄度地形和控制范围四至的记载,史书中也有选择地记载了“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度四方”[230],其中“度四方”便有了解所控制地域的意思。至迟到分封制度产生时,古人已经采用封、树来确定国家、诸侯及以下各级爵位的控制区域。西周井田制“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231]“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232]井田制所言农田水利的分配,同时可作为确定各自范围的标准。《周礼》中规定,大司徒的职务有“制其畿疆而沟封之”“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与野”[233],小司徒的职务包括“凡民讼,以地比正之;地讼,以图正之”[234]。至少在井田制实行之后,从一人、一家到整个国家,古代中国使用地图和实物进行了分界,并确定了明确的判定标准。长城与划分疆界的封树有较为相似的特点,但长城主要由管理国家政事、统帅国家军队的部门来组织建设,而封树则主要由管理土地万物、教育百姓的职能部门来处理,因此,长城的建设可能受封树观念的影响,但其主要目的不是分界,而是藩篱、屏障。

在世界上,不同族群之间因利益而发生冲突是屡见不鲜的情况,即使兄弟也有阋于墙的时候。在矛盾双方之间采取隔离措施是初步解决冲突的有效手段之一。狄宇宙指出:“人类似乎具有共同的经验,那就是,在文明的起源阶段,在属于这一文明的人群中尚为柔弱模糊的东西,一旦面对于他们有差异且属于不同范围内的人群的威胁时,这些东西就会逐渐凝聚得坚强而清晰有力。篱笆、城墙和田垄都会成为分界线,一个共同体可以凭此将一片区域圈定,作为自己的领土。一旦外来势力侵入,就有可能引发冲突威胁本地区的稳定,在极端的情况下,还会导致统治的崩溃。”[235]中国古代尚未出现农耕与游牧的分离和直接对抗前,各族群之间便存在大量战争,逐渐形成了华夏族。此后不久,长城作为诸侯国互防的措施大量修建在农耕区域,以农立国的诸侯国在防卫北方势力的长城几乎同时出现。

在长城出现初期,以农立国的诸侯国所防卫的北方势力可能包括两类:尚不完全属于游牧民族的“非周民族”戎、狄等和游牧民族。根据狄宇宙的观点,到公元前5世纪末,“非周民族”戎、狄基本被消灭了,“政治吸收和文化融合的过程将华夏国北方地区带入了与另一种类型的人种和政治现实的接触中,这就是北方游牧民族。”[236]姑且不论《史记》中所提到的匈奴是否属于另一种类型的人种,至少从经济模式上来看,诸侯国与北方游牧族群的主体经济模式是不一致的。

随着南北各自实力的增强,北方游牧势力与南方农耕族群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双方因对农牧交错带的占有和使用等问题产生的矛盾逐渐凸显出来。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战国初年开始,秦、赵、燕三个诸侯国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式修建长城防御游牧势力的南下;为了与以农立国的秦、赵、燕三个诸侯国争土地和资产,游牧势力也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南下掳掠牛、羊、人口、谷物等诸侯国的财物。经过秦、赵、燕等诸侯国的修长城实践,到秦、汉两朝正式采用宗法一体化管理国家之后,长城对保证国家的安全和稳定的作用较为明显地展示出来。为此,秦、汉两朝大量利用旧有长城并新修部分段落,用作国家的藩篱和屏障。秦汉时期,这种藩篱和屏障主要修建在北部边疆地区用于解决与游牧势力的冲突。

顾炎武说:“春秋之世,田有封洫,故随地可以设关。而阡陌之间,一纵一横,亦非戎车之利也。观国佐之封晋人则可知矣。至于战国,井田始废,而车变为骑,于是寇抄易而防守难,不得己而有长城之筑。”[237]现代学者因这段分析较为粗疏而略有驳论。实际上,这段分析已经指出,从战争的角度来看,骑兵的大量使用是长城修建的重要原因。确实,从车战变为步兵、骑兵均能单独遂行战斗时,长城墙体的屏障和藩篱作用便初步显现其功能。在仍旧以车战为主的春秋乃至战国初期,长城墙体直接阻止了战车的随意突入,长城关隘成为重要战场;同时,长城墙体也较有效地给步兵和骑兵的侧翼进击造成了障碍。秦汉以后,长城墙体对骑兵的寇抄起到了明显的迟滞作用。到金明时期,长城墙体更突出了战斗的功能,对军队的偷袭和寇抄造成了更大的困难。因此,仅从长城墙体来看,长城在不同历史阶段均起到了一定的藩篱和屏障作用,对迟滞敌方行动起到了较为明显的作用。曾祥铎说:“游牧民族擅长野战而不擅长攻城之战,所以长城发挥了极大的御敌作用,即使不能全面防阻游牧民族的进攻,起码也可发挥极大的牵制作用,使胡族不敢深入。”[238]“牵制”固然是说其明显的作用,而“不敢深入”则说明长城藩篱具有一定的战略威胁。为什么不敢深入?除了墙体本身的障碍之外,对墙体以内的情况的不熟悉也是重要影响因素。孔令铜认为:“长城作为一种势力范围的标志,显示着某种战略优势,构成了一种对敌人的潜在威慑。”[239]确实,长城的藩篱屏障的战略威胁虽然不明显,但“一个严密设防的长城筑城体系,使得任何想进攻它的敌人都不会不考虑要想强行攻克长城会带来的后果。”[240]这或许是游牧民族尽管经常能南下突入长城进行扰掠却往往迅速撤离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长城的藩篱、屏障作用,游牧地区民众单独骑马劫掠村庄的情况在古代中国难以见到,游牧势力小规模的掠夺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游牧势力组建起自己强大的政治实体,组织军事战争来战斗,运用政治阶层来管理战利品等。需要略作说明的是,狄宇宙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认为这属于纯理论上的假设,因为游牧势力“带走的是牲畜和人口,而不是农产品”。[241]事实上,以农立国的政权并非全部土地用于农业耕作,其北部边疆不仅大量进行放牧,不少朝代还接纳了大量游牧族群内迁。因此,当我们立足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博弈来分析判断长城的作用时,便已经跳出了纯理论的假设。不难看出,以农立国的政权,其北部边疆不仅有屯田和农民耕作的农产品,也有牲畜,还有大量从中原地区输送至边疆的茶叶、丝帛、盐铁等农副产品,这些都可能成为游牧势力在掠夺时带走的物资。

在古代,中原王朝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自己的有效统治,往往会选择与北方游牧势力以和平的交往模式进行交往。大量文献中记载了中原输往北方的物资,这些物资的输出有中原王朝主动输出的部分,也有中原王朝被强大的游牧势力劫掠的部分。因此,当游牧势力强大时,中原王朝便会增加应对措施来加强对自身财物的保护。可以说,游牧势力的强大也促使中国古代封建王朝采取更为严密的防御措施来应对其威胁,长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便是众多防御措施之一。赵充国奉命考察汉朝长城后,“窃见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数千人,虏数大众攻之而不能害”[242]。明朝完善长城防御体系后,努尔哈赤损兵折将,至死未能攻克山海关。皇太极即位后感慨:“(但驻兵屯守,民不得耕耨,无以为生,朕心恻焉;且彼)山海关、锦州防守甚坚,徒劳我师,攻之何益!惟当深入内地,攻其无备城邑可也。”[243]虽然他多次迂回攻入明朝统治区域,但入主中原最终还是得力于吴三桂献关投降。从总体上来看,古代中国南方农耕区域逐渐趋向统一,北方游牧区域逐渐趋向统一,并最终形成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虽然是多种因素共同促进的结果,游牧势力与中原农耕政权双方攻防的相互促进可能是其原因之一。再往深层次的原因追溯,长城的藩篱、屏障作用或许是重要的促进因素之一。

从游牧与农耕的关系互动来看,长城的屏障、藩篱作用是较为明显的。虽然构筑长城的直接目的和功能因时、因地各有不同,在中国古代王朝构筑长城工事解决内部民族之间矛盾、拱卫京城等目的下修建的长城,在攻城缺乏有效手段的情况下,其藩篱、屏障作用都是较为明显的。

二、情报保障作用

关于长城的作用,古代在修建之前便曾经有过不少分析,学者经常引用的分析是高闾所总结的“长城五利”:“罢游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无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观敌,以逸待劳,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无时之备,其利四也;岁常游运,永得不匮,其利五也。”[244]这些作用的分析虽侧重从军事的角度展开,实则从整个国家的战略形势来考虑问题。除第二条有较为明确地针对北方游牧民族而言,其余均适用于各种目的所修建的长城。从军事角度来看,第一、二条侧重长城藩篱、屏障作用的发挥,而后几条更侧重长城的情报保障作用。一些学者主张使用“体系”来描述长城,实际上是通过回归历史、活化了长城。而这种活化主要通过洞察长城的“软件”实现的。长城的藩篱、屏障作用主要通过长城各种建筑的配置这些“硬件”来实现,而长城的情报保障作用则主要是各种“软件”起作用。

侯仁之在使用描述的方式给长城下定义时提到:“鉴于长城首先是中国古代巨大的军事防御设施,不妨从军事工程体系的角度来定义。长城是针对固定的作战对象,按照统一的战略,以人工筑城方式加强与改造既定战场,而形成的一种绵亘万里,点阵结合,纵深梯次的巨型坚固设防体系。它包括以下子系统:(1)城墙,含跨越而立的敌楼、战台,这是直接接敌的工程设施,它随山屈曲攀援腾翘,其走向与当时的军事斗争形势和生存空间有关,旨在借重‘地利’并守护控驭‘地利’。(2)障塞,即关城堡寨,是城墙的主要依托,又是军事指挥枢纽、行政管理治所、官府手工业及屯垦农业基地,一般选择在延边要害及东西适中之处,配置机动兵力,扼危襟要,后发制人,是其支撑作用的要塞式筑城。(3)烽燧,这是将墙、塞与后方指挥中心、将末端与决策层相联结的情报信息传输工程。(4)道路,包括城上道路、傍城道路、出塞道路、交通内地道路及北边新经济区的微循环道路,主要用于维持整个防御体系中边关要塞之间的联系,运动集结兵力,转输物资,增强防务,同时也是塞内塞外经济交流的渠道。(5)后方补给设施,据汉简资料,汉代西北长城的后期系统有仓、库、阁三种机构,‘仓’是储备管理粮秣的机构,‘库’是存放钱物和军械的机构,而‘阁’是供戍卒暂存物什给养的所在,长期维持世界上最漫长的军事防线,没有后方工程设施是不可想象的。有了这五个子系统,长城的功能就大大超越了一般的军事设防,实现了和与战、屯垦与戍守、行政管辖与军事控制、设卡堵口与有序交往的结合,交织成动态反馈的有机整体,构成一个系统工程。总之,从时空分布、结构功能上去发现长城迥异于其他建筑物的特质,不失为廓清长城概念的一个思路。”[245]侯仁之用固体的形态概括长城的五个子系统,并严格强调了“微循环”、“末端”等概念,说明他注意到了长城防御自身系统与宗法一体化国家大系统的配合与对接。更为可贵的是,他在分析各种子系统时,透过长城的“硬件”看到了“软件”的运作。当然,这一概念中的长城体系仅限于中原王朝所建相对成熟、完善的长城体系,而且,从长城的发展来看,各种设施中道路和后方补给设施等也不是同步完善的。饶是如此,侯仁之的阐述和分析,已让长城的各大“软件”初步展现在了人们面前。

【黄益注:此段录入,曾将“将末端”误录为“讲末端”。阅读文献时发现,改正。——2016年11月21日。】

首先,长城在修建时建设了烽燧、驿站和道路的内部微循环系统。在这个内部微循环系统中,控制制高点的敌台作为固定的敌情观望点,加上天田、虎落等临时观望设施的配合,再加上四出的侦察兵等,共同组成了长城防线的侦察力量。这些侦察获取的情报随时通过烽燧、驿站和道路等内部微循环系统传输至军事指挥中心,又通过连接整个国家的烽燧、驿站、道路等信息传输系统与决策层连接。“有了这套设施,信息流的输入输出成为可能,上层对末端的控驭,决策层对边境情况的掌握以及夺取先机的处置等等,即所谓‘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才有了基本的物质手段和前提。”[246]仅从农耕政权防御游牧势力的“夺取先机”举例,虽然游牧骑兵以速度快著称,但由于骑兵日行千里已达极限,而农耕政权利用烽堠间的可通视性,以可见光为载体传递信息,军队可借助这些信息可以迅速完成集结,从容应战。从这一点来看,中原地区的政权利用信息战,以快制快,实现了应对游牧骑兵时的化弱为强。既然农耕政权已然防备,游牧骑兵的寇抄便已经失去先机,往往只能选择迅速撤退。

其次,从后方补给设施来看,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在长城修建之后,经过不断揣摩、不断调整,最终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后方补给系统。侯仁之已经提及后勤系统的各种材料存储等问题,再举军屯为例说明。军屯虽然不是一开始便存在,但它的产生“把防区内的平时备战和战时用兵、屯垦生产与戍守防卫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一兵多用,劳武兼作,生产、生活、战斗三位一体。”[247]这是中国古代各种防卫设置中的创举。从秦汉两朝屯田守边方略初步形成,到明朝朱元璋“敕天下卫所屯田”[248],经过近2000年的发展,军屯日渐成熟,基本上采用“十之七屯种,十之三城守”[249],尽量保证军队粮食的自给。这种后方补给设施减少了向长城防线的转输压力,也有效地减少了用于军事防御的国力。而且,由于军队不间断地进行重点戍守,这种戍守通过各子系统的配合,以点带面,也较好地保证了防御的长期有效。学者已经发现,哈德良长城的有效时段主要存在于军队戍守期间,当军队去执行其他任务时,哈德良长城便难以起到作用。[250]由于中国古代寓兵于农,戍守长城的军队因为调离长城戍防区的情况基本上是见不到的。

为了较好地保证长城的修建和长城各子系统的配合,在长城“硬件”修建修缮和“软件”管理配合方面均实行了严格的规章制度。以明朝长城的修建来看,基本采用考察地形地势、设计创修、修建、后期检查验收等步骤来保证长城的修建。辽宁境内的孤山堡在明朝时曾经移动修建的位置,清河守备王惟屏在接受“筑堡移兵”任务后,因未按规定的地点筑堡“有违原议”获罪。[251]戚继光在隆庆二年(1568)五月“以都督同知”身份“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252]之后,从隆庆三年(1569)起正式督修长城,制定了严格的城墙等级制度,有效地保障了长城的质量。从长城的“软件”来看,居延汉简中发现的《塞上烽火品约》严格规定了烽火传讯的方式及制度。对烽、表、烟、苣火、积薪等烽火信号的内容及使用方法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并明确区分了常规情况和特殊情况。[253]各朝根据需要对烽火制度有所调整。至明朝,烽火传讯的信号增加了炮等内容,“因旗以识路,用炮以分协”[254],对烽燧传讯进行严格管理。从长城的修建到长城的使用的各个环节,中国古代均有明确的制度约束和管理,这些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长城作用的持续有效发挥。

三、战略威慑作用

长城据险制塞,比没有设防的天然阵地更有利于防守,这是长城防御的基本作用。是不是没有发生过战争的区域,长城的修建就没有作用呢?孔令铜很明确解答了这个问题:“至于说千百年来,某些段落的长城基本没有派上用场,恰恰说明那些方向使来犯者视为畏途。”[255]可以说,长城修建本身便增加了一些区域的险峻程度,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战略威慑作用。在中国古代,长城往往修建在矛盾冲突较多的地区,隔离矛盾双方。但是,这种隔离并不是完全的隔绝,而是在利用长城隔离之后,矛盾双方通过达成一定的协议或以一定的默契进行交流。要使矛盾双方在未能相互理解的情况下有序交流,起隔离作用的长城必须具有一定的威慑力。从中国古代的历史来看,长城修建之后,矛盾双方确实逐渐形成了较为有序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为矛盾双方的相互理解和走向融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金应熙等学者早就发现,中国古代长城不仅是军事防御线,而且是文化会聚线。[256]李凤山从长城与民族的关系角度认为防御游牧民族的“长城既将两种经济、文化隔开,又将两种经济、文化紧密联结在一起。整个中国大陆作为一个政治经济整体始于修建长城”。[257]尽管这种分析可能过高评价了长城的作用,但学者肯定长城在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隔离产生了较为明显的作用也说明,长城在解决矛盾时具有一定的战略威慑力。

研究军事的学者认为:“要使长城构成战略威慑,需具备以下四个要素:一是要有完善的长城筑城体系;二是要有一支足够数量、训练有素的常驻守备队戍守;三是要有通晓长城守御战术的指挥人才;四是要有良好的后勤保障。这四个要素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形成一个整体。”[258]从古代长城的修建和使用来看,长城的战略威慑作用在多数时间内是存在的,只是威慑作用的大小因时、因地、因人而有所不同。

长城以威慑作用“不战而屈人之兵”最为有名的事例是戚继光的“汤泉大阅兵”。在戚继光到蓟镇后,不仅加固了蓟镇的长城,而且大练兵卒。经过5年努力,戚继光在隆庆六年(1572)上奏朝廷,指挥10余万大军,利用长城进行了20余天的战术对垒和拼杀。这次演习中,戚继光邀请了蒙古朵颜部前往朝廷进贡的使者观看了大阅兵的过程。《明史》比较了戚继光隆庆年间到蓟镇前后蓟镇的变化:“自嘉靖庚戌俺答犯京师,边防独重蓟。……十七年间,易大将十人,率已罪去。继光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259]

历史文献中记载军事演习的情况不多,长城的威慑作用主要通过双方在长城区域的战争来体现。秦朝时,蒙恬率将“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260]。汉武帝时出师征伐匈奴,“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261]。戚继光坐镇时蓟州全境能宴然安宁,除了长城阅兵的威慑力外,也与戚继光依托长城对朵颜部进行积极军事防御取得的胜利有关,学者从《明史》和地方志中找到了不少万历年间的战事[262]

值得留意的是,长城的战略威慑作用应用得最多、也最有成效的,是平时护卫关口贸易、丝绸之路等的正常进行,保障古代中国封建王朝与边疆民族朝贡、和亲的有序进行,保证古代中国封建王朝宗法一体化管理体制在一些地区的有序推进等方面。这些多发生在非战时期,真正发生在长城墙体上的战争并不多见,长城在战争中被敌方从薄弱环节攻破则较为常见。修长城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和财力,若超出国家的承受范围,很容易因为轻民力而引起内部的动乱。长城修建之后也需要调用大量物资加以维护和驻守,同样容易引起统治内部的动乱。古人在权衡长城的作用与修、守长城可能带来的内部统治问题后,也有不少反对修建长城的声音。

林霨在分析明朝的长城时指出:“一点也不夸张地说,我们看到,同样的政治争执对无效的城墙建筑工程起到了促进作用,在17世纪导致了外敌征服的灾难性后果,这与要防止敌人侵入的城墙设计主旨背道而驰。”[263]首先应该指出,明朝修边墙的主旨并不是林霨所认为的“防止敌人侵入”那么简单。这里提林霨,是因为他在探讨明长城的过程中,留意到了宗法一体化结构强控性弊端的表象,可惜他过分注重这种表象及明长城最终未“守住”明朝的结果,虽然看到了“在真正危险时刻,明朝政府总是在政治上处于瘫痪状态”[264]这种宗法一体化强控效果递减的现象,却因此否定了长城在明朝200余年间对长城内外长期有序交流中所起的军事威慑等作用,殊为可惜。最终能不能守住一个王朝,并不是由长城的军事作用来决定的。张居正在《重筑松滋县城记》中说:“盛世之守在人,季世之守在险。”[265]作为政治家,张居正很清楚:王朝的衰落阶段是无法借助人事这种“无形之险”来守卫的,倒是长城这种“有形之险”能对王朝的衰亡起到一些减缓作用。这是张居正根据此前历史得出的结论,这或许也是张居正积极支持戚继光大修长城的重要原因。

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大量修建长城,并不是简单的军事行为,而是从整个国家战略进行充分分析和判断的结果。在决定是否修长城、如何修长城等具体问题上,朝廷内部出现人事纷争甚至牵扯到其他政治事件中的情况不可避免,这些确实会影响到长城作用的发挥程度。而这些正是宗法一体化强控性中难以控制的因素,也是控制递减原则的具体体现,是需要我们正确认识并对待的问题。仅从长城的大量修建和使用来看,无论是其“硬件”的布局,还是“软件”的配合,亦或是“硬件”与“软件”综合形成的战略威慑在非战时期的重要作用,都较好地体现了古人的智慧。长城的智慧不止是搬搬砖而已,其中蕴含了“关乎封疆形势和社稷安危的大手笔”[266]

需要补充的是,由于古代边疆民族不一定采用宗法一体化的管理模式,他们受中原文化影响而修建的长城或许只是用于战争防御。这些长城到底发挥了多少作用,尚需要根据更多的史料进行分析才能确定。

第二节  长城对经济的影响

中国古人对长城的评价褒贬不一。在批评的声音中,质疑长城作用的尚属少数,批评最多的是长城对经济的影响。在褒扬的声音中,也多有从经济角度对长城的肯定。各种观点均有其合理的地方,因此,在分析长城与经济的关系时,我们不妨客观冷静地面对批评和褒扬、质疑和肯定,还给长城对经济影响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

事实上,长城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长城的修建和维护需要耗费大量人力和物力对国家经济的影响;二是长城在发挥其军事威慑力的过程中对物质交流、耕地开发等方面的影响。因此,要给长城较为客观而公正的评价,就有必要从长城的修建和长城的使用两方面来进行具体的分析,进而得出相对合理的判断。

一、长城的修建与维护易现经济问题

长城的修建和戍守所需要的经费支出是巨大的,所需要的人力支出也是巨大的,尤其是秦、汉、明等在国内大量修建防御北方的万里防线,所耗费的人力、物力更是不容忽视的国库开支。因此,在国家修建长城之前,一般会对所需经费进行分析和评估;在长城修建之后,也会根据维护费用和修建长城对国家的影响进行总结,对一些不妥当的措置方式进行批评,并尽可能提出改善的措施。因此,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可以看到大量对长城修建和维护的分析和评论,从中可以看出,长城的修建和维护均容易引发经济压力,造成内部统治秩序的混乱。

第一,修建长城的耗费巨大。秦始皇为了解决匈奴问题,“因发卒五十万,使蒙公、杨翁子将,筑修城,西属流沙,北击辽水,东结朝鲜,中国内郡挽车而饷之”[267]。直接用于修建长城的人员已经达到50万,向这些修筑长城的地区运输粮饷的人员估计也不在少数。这尚只是以动用的修建人员而言。若加上修筑长城的材料费用、人员的饮食费用等,长城的修建必然对秦朝的统治造成不小的压力。

汉朝时,长城由“卒徒筑治,功费久远,不可胜计”[268]。以保护河西走廊的长城修建来看,当时修建在盐泽、居延及阴山以北高原戈壁中的汉长城多以沙土夯筑。受气候干旱、筑城所需水源缺乏等客观因素影响,在这些地区修建长城所需要的费用必然不少。诚如白音查干所言:“从盐泽和居延段的土坯芦苇而建造的烽火台中可以看出,由于水的限制,事先在有水之处加工好土坯,然后再运来垒砌而成。所以,在缺水或无水的荒漠上修筑长城,其工程量要比一般夯筑长城更为巨大。从汉长城的地理位置和总长度,可以联想到它所耗费的人力财力。”[269]

第二,保持长城戍守的费用巨大。在秦始皇北逐匈奴、“却地千里,以河为境”后,由于“地固泽卤,不生五谷”,因此,要保证“守北河”的“天下丁男”长期戍守,必须从内地大量运输粮食及生活物资过去。于是,秦始皇“又使天下飞刍挽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270]由于中国古代各朝使用的名词不完全一致,换算方式也不完全一致,以钟的换算而言,有以一钟为六斛四斗的[271],有以一钟为八斛的[272],也有以一钟为十斛的[273]。因此,现在仍很难确定钟与石之间的具体换算标准。以初步的分析判断,石在当时应该是比钟大一些的计量标准,古人以“一石几钟”来说明运输军粮沿途损耗和侵吞的惊人情况可略见两种计量单位之间的关系。向北方边地转输的耗羡极大,因此秦朝仅保证长城戍守所需的费用便已经是民众较难承受的。

因长城的修建和维护需要巨额费用,加上秦始皇还同时修建驰道、运河、陵墓、宫殿等大型土木工程,致使“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死者相望”[274],这成为秦朝短命而亡的重要原因。司马迁借蒙恬被诛杀一事批评秦修长城一事:“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275]而且,司马迁还认为秦始皇修长城忽略了当时的实际,因为春秋战国“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276]。总之,秦始皇修建和维护长城有两大失误:一是过急,未能与民休息;二是过于轻百姓力。因此,司马迁感慨:“向使秦缓其刑罚,薄赋敛,省徭役,贵仁义,贱权利,上笃厚,下智巧,变风易俗,化于海内,则世世必安矣。”[277]

修筑长城和屯边戍守给朝廷带来的压力,不仅出现在秦朝。汉武帝时,为了解决北部问题屡次兴兵,并大修长城,到其晚年不得不下诏承认自己的过失。诏书中明言:“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278]在充分权衡远戍轮台带来的经济压力之后,汉武帝认为“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忧]民也”[279],中止了超出汉朝负荷的边防行动。虽然汉武帝下“轮台诏”免除了汉朝在他统治期间覆亡的厄运,但北击匈奴和修建长城、长城戍防等费用确实给当时汉朝的统治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在明朝中后期,修建和戍守长城的费用也较大地超出了朝廷的承受能力,因此,朝廷往往需要采用增加田赋、卖官鬻爵、以钱赎罪等方式来解决当时的燃眉之急。但这些做法往往是饮鸩止渴的行为。正德三年(1508)为解决边关修筑墩堡所需的50万两白银,选择开武职的方式,“令在京及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辽东、宣府、大同、延绥,有愿纳银授军职的听实授,百户一百五十两,副千户二百两,正千户二百五十两,指挥佥事四百两,指挥同知四百五十两,指挥使五百两,都指挥佥事六百两”[280]。以钱买官的做法干扰了武官的正常选授,严重影响了军队实战能力,更不用提这些官员任职后难以保证清廉带来的更多社会问题。

总的来看,修建长城的直接费用和后期维护长城区域戍守带来的经济压力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修建长城是为了避免外来冲击影响朝廷内部子系统的平衡,但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修建长城和戍守长城的巨额支出常常会影响到朝廷内部统治的稳定性。这两者之间似乎存在悖论。事实上,如果仔细阅读和分辨中国历朝历代修建长城和戍守长城的历史,并将其置于历史大脉络中区看时,我们便能发现: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修建长城引起社会问题之时,往往是王朝内部各种问题并发的阶段。此时,宗法一体化制度中那些无组织力量壮大,宗法一体化的调节功能逐渐减弱。土地兼并、官僚、恶霸横行等成为各个王朝后期无组织力量逐渐汇流的重要表现,这些严重影响到整个封建社会内部的稳定。从现象来看,此时长城修建和维护所需经费巨大,确实会成为激化内部矛盾的因素之一,实际上这只是宗法一体化调节、控制能力削弱的表现。我们不能否认修建和利用长城容易带来封建王朝统治内部的经济压力,但我们不能因此完全归罪于长城。在社会上广为传唱的孟姜女哭长城等民间传说故事,若放到历史背景下去观察时便会发现,在故事大盛之时,正是民众借故事讽时事“反对繁重徭役的暴政”[281],并不是简单地将问题归于长城的修建和使用。

二、长城区域的土地开发与经济交流

在大量兴建长城之时,朝廷往往会对如何解决修建长城和戍守长城的经费问题进行讨论。《盐铁论》中记载了大量治国经纬之士的辩论并切实提出了不少戍边经费的解决方案。历史上,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也多在长城修建之后,借助长城的威慑力来实现长城区域的开发。

战国时,一些诸侯国已经在边疆地区开始实行郡县制。秦始皇北逐匈奴、“筑亭障以逐戎人”之后,也迁徙了一些人到边疆,“实之初县”。[282]当时“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283],因此,这些谪戍新县城的民众得以在相对安全的地域进行一定程度的边地开发。

汉朝建立后,刘邦与匈奴达成协议,以长城划界管理。汉文帝在给匈奴的书中提到:“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之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284]此后,汉朝多次募民迁徙至北部边疆地区,如汉文帝十一年(前149)“募民相徙以实塞下”[285]、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募民徙朔方十万口”[286]等。为了保证募民实边的效果,汉朝在边疆地区采取“缮乡亭、浚沟渠”等措施,边疆斥卤之地得到了一定的改善。[287]在长城的屏障下,加上朝廷“教民相与庸挽犁”[288],大力普及赵过的代田法等耕作技术,逐渐改善的土地状况得到民众的初步认可,收到了“益垦溉田”的实际效果。[289]因此汉武帝时“滨塞之郡”已经是“马牛放纵,畜积布野”[290]。曹大为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进行统计发现,“西汉北边凉、并、幽三州及朔方二十八郡,中央政府所控制的编户即达1776229户,7916507口”,这尚不包括“军队、少数民族及隐漏人口”[291]。这种情况说明汉朝时北方原来被认为是斥卤之地的不少地方已经使用灌溉农业并得到了较好的开发。汉朝以后,历代王朝效仿汉朝在边疆屯田的方略,对长城区域内控制区域进行民屯和军屯,“缘边城守之地,堪垦食者皆营屯田”[292]

“构筑、护卫长城防线刺激了边地经济的发展”,“屯田实边、辟置郡县基本上以长城为轴心或以之为后盾向外辐射扩展”。[293]以朝廷实力为后盾,长城的威慑力发挥的程度成为中原王朝在边疆地区开发兴废的重要指针。在中原王朝实力衰弱之时,随着边防的撤废,原来的长城区域很容易在短时间内出现“北边虚空,野有暴骨”[294]的情形。从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情况来看,长城的威慑力有助于王朝北部地区的开发,而边陲地区“障塞破坏,亭(队)[燧]绝灭”[295]也容易带来王朝北部地区民众的内徙和耕地的废弃。值得留意的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所控制的范围往往不仅仅局限于长城的南边,往往位于长城北边的一些地域也属于王朝的管辖范围。在长城南北的开发中,中国古代封建王朝除大量进行屯田耕种外,也大量养殖牛羊等。因此,边塞地区的富裕者得以“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296]

长城修建之后,北方少数民族在发生天灾人祸等情况下,仍存在以战争的形式向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掠取物资的情况。但是,双方的交流模式更多的时候趋于平和,多由军队护卫,以和平的方式在长城关塞进行物资交流。汉朝文献中记载“乐关市,嗜汉财物”,往往“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贾客交易”。[297]此后直至明清,关市、榷场、绢马贸易、茶马互市等成为长城区域经济交流的主要形式,在中国古代常见“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298]的情形。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在某些特殊的阶段会采取关闭南北互市的“闭关”政策来处理与周边民族的关系。而“闭关”常带来的是北方少数民族以战争的形式要求重新开市。隆庆和议之前俺答汗的多次叩边,便与开启双方的互市有关。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北方民族在多数情况下是希望与农耕民族和平互市的。双方在物资交流的同时,长城南北在耕作、畜牧、建筑等技术上也相互学习,大大地促进了双方的经济发展。

汉代长城对丝绸之路的保护在长城保护经济的功劳中比较明显。为了保护前往汉朝的使者免受北方匈奴的袭扰,汉朝在“使者相望于道”[299]的西域通道上沿线设置城障和关塞。虽然这些城障和关塞之间多数没有城墙相连,但城障与关塞之间的烽燧相互配合,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由于长城的用途主要是为了防御和守望,因此它的布局和构造都是为了这一目的而安排的。”[300]只要能实现防御和守望的目的,长城的修建往往不拘泥于城墙这种形式。守护丝绸之路的长城,在多数段落上与以色列的巴列夫防线在设置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从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所修防御北方民族的长城来看,这些长城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为了巩固统治、保护自身利益而完成的。“长城防线有效地保卫着屯田、交通和马市贸易的顺利进行,为边疆地区经济开发提供了和平安定的环境。而为巩固长城边防所实施的屯垦实边方略,所修筑的交通网道,所开设的马市贸易则是直接刺激北疆经济开发繁荣的契因。”[301]但从实际发挥的经济效用来看,这些长城不仅大力开发了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边疆地区,也促进了长城南北经济的交流与双方生产力的提高。

在长城产生之前,更严格地来说,在汉朝与匈奴建立起有序交流之前,中国古代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是存在交流的,这种交流通过大量考古发现可以初步得到验证。狄宇宙用大量的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后认为,在这些尚处于自然状态的经济交流中,主要的贸易内容是马匹、皮毛、贵金属品、丝绸等[302]。在农耕经济向北发展,将几乎所有能用于耕作的土地据为己有之时,北方游牧势力也经过不断发展正式与以农立国的政权大量接触。在直接接触和碰撞中,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华夏民族政权修建长城来保护向北拓展的既得利益,北方游牧势力也在实力的增强中不断南下,希望获取农牧交错地带的利益。从战国后期到汉朝,双方经过一番较量之后终于达成妥协。这种妥协的主要表现便是在长城的护卫下进行经济的有序交流。从汉朝开始的几千年中,这种有序交流虽然受多种因素影响有过不少次的中断,但从整体上来看,这种以长城关口为媒介的有序交流一直是古代中国不同经济类型民族的主要交流模式。

除了修建于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民族之间的万里长城外,中国古代还有不少出于防御目的而修建的长城。这些长城中,有一些发挥的作用较多地局限于战争本身,有一些在经济上发挥了与万里长城相同的作用,不能将所有的长城同等看待。但是,从总体上来看,长城的隔离并不是真正的隔离,而是在“长城及其戍守军人的监护”[303]下,各种经济类型的人们进行有序的物质和技术交流,共同为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为了修建长城,尤其是为了修建防御北方游牧势力南下的长城,中国古代中原地区民众作出了大量的牺牲。我们也很清楚,虽然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有大一统的意识,所修建的长城中有不少位于封建王朝与羁縻地之间,甚至位于封建王朝统治中心与安置少数民族的地域之间,但并不代表封建王朝当时便具有统一南北的远见卓识。但我们不能否认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修建长城来实现和平交往的智慧,毕竟“没有万里长城作北方的屏障,北方可能有更多的战乱”[304],甚至可能导致整个农耕区域陷于游牧骑兵的铁蹄之下;我们也不能否认,正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为巩固自身统治而修建的长城,较好地实现了中国古代南北双方的有序交流和各自生产力的提升。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长城修建对于中国古代经济的影响时,我们不难看到,长城对于经济的促进作用远大于修建和戍守长城带给当时封建社会的较大经济损失。

第三节 长城对民族融合的推动

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不仅借助长城防御扭转了自身在与游牧势力对抗中的不利局势,通过长城威慑作用的发挥实现了南北双方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有序交流,更在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外示羁縻,内修战守,较为有效地促进了中国古代各民族的交流。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管理和维护下,多数“长城成为巨大民族融合纽带上的一块强力磁石,吸引着南北各地的各民族络绎不绝地一次次涌向长城民族融合纽带,溶进长城带民族融合的洪流”[305];其他王朝所修的长城也以各自通过对抗、交流等形式,融入古代中国民族融合的大潮。正是各民族的融合,才逐渐造就了中国的大一统局面。陈寅恪在分析唐朝时说:“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306]虽是从李唐一朝而论,从整个中国古代历史来看,以其说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脉络亦无不可。

各民族的融合首先体现在民族之间的经济联系与交流上。在长城的拱卫下,中国古代经济差异最明显的农耕族群与游牧族群实现了经济上的有序交流。这些经济交流“是多方位的,规模是宏大的,对各民族影响极为深刻,成为中华民族一体格局长期发展的动力”[307]。在经济交流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各民族在文化多个层次上实现了相互理解和相互接受,并在民族政权的矛盾冲突中逐渐实现了中华民族走向多元一体。

一、黏合剂的产生:文化理解与认同是融合的基础

在世界上,“文化”一词的使用频率极高,几乎我们生活中所见、所闻、所感的物质的、非物质的内容,均可以冠以文化进行解读。庞朴将文化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物质的层面,第三个最深的层面是心理层面或者说是意识的层面;中间一个第二层,是表层和里层的结合和统一,就是物质化了的意识,或者是物质里面所包含的意识,如理论、制度、行为等”[308]。几乎相同的经济条件,往往能因为文化的影响而形成不同的社会发展方向;几乎完全不同的经济条件,也能在一定的文化理解与认同下进入一个统一的系统中有序发展。这是“令学者们害怕”的文化作用:它“具有的内在价值观能引导民众”,并“带有种族和继承的刺鼻气味,带有免疫力的味道”。[309]文化的交流、理解甚至认同,是不可能在短时间里通过知识的左右和指导来实现的。各种层面的文化都具有一定的潜力,有些文化因素可能在当时是当地发生的一个暂时性的小事,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会固定下来,并成为一个社会走向重要的文化选择的契机。中国古代各民族、各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正是在民众之间的有序经济交流中逐渐实现,并为中国社会最终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所有的文化交流中,物质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影响是中国古代各民族之间最容易达成的。在中国古代,各民族、各族群之间的物质交流极为频繁,到东周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独立经营的手工业者已非常普遍”,“各地逐渐形成了许多著名的商业都会”。[310]诸侯国之间相互交流变得频繁的同时,农耕民族与北方民族(游牧民族形成后则更突出地体现为与游牧民族之间的互动)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也日渐频繁。在长城产生之前南北各民族进行无序交流时,这种物质交流便已经存在。狄宇宙根据学者的研究认为“中国的制造马车技术是通过中亚从西方传播而来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3世纪前后”。这种马车一开始作为身份的象征而成为随葬品,后来成为“周朝和外族军队的核心力量”。[311]一些学者也认识到,“西亚很可能是人工冶铁技术的最早发明地域”,我国的冶铁技术“可能源于西亚、中亚,并经古丝绸之路通道传入中原内地”。[312]在中原地区诞生并成长起来的青铜艺术“至迟在夏代晚期就已经初露端倪”,“随着商文化的扩张和先进技术的传播”而广泛传布,位于“中原地区以北即长城一带”的青铜冶铸技术和工艺发生地是在“中原系青铜器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313]。“中国的‘北方地带’与外界有着广泛的文化交流,而且有可能成为新技术输入和输出的枢纽。”[314]

在中国古代,各民族、各族群间不同文化的相互学习、相互理解、相互影响,以农耕民族与游牧族群之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最为显眼。在长城出现之前,农、牧两种不同经济类型的民族之间所进行的文化交流较多地体现在物质文化层面;长城出现之后,见诸历史记载的各民族、族群的交流中常能见到制度文化甚至意识文化等层面的相互学习。战国时,赵武灵王为实现强兵目标,实行“胡服骑射”,成为古代中国中原地区民族较早向北方民族学习骑射文化、调整内部军事制度的典型代表。

秦汉以后,在相互的接受和认同中,中原地区向周边民族和族群的主动学习占有一定的比例。“上襦下裈的主流搭配传至魏晋,渐为当时盛行的‘裤褶’所代替。‘裤褶’最初源于北方游牧民族,其样式本来是左衽、小袖,裤腿较瘦。”[315]这成为当时南北服饰文化相互融合的代表。“东汉时,每年正月接受朝臣和蛮、貊、胡、羌朝贡,举行朝贺之礼,都要在德阳殿前作‘九宾散乐’,演出各种杂技、幻术等节目。”[316]这些节目中大量融入了周边民族国家传入内地的艺术。到隋唐时,都城长安成为各种文化展示的大舞台,不同民族国家的包括宗教信仰在内的各种文化在这里呈现和睦共处的态势,并实现了部分文化的融合,“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317]。颉利可汗进入长安太仆寺,“常设穹庐廷中”[318],引起了当时学习突厥的风潮,太子李承乾也“好效突厥语及其服饰”[319]在宽松的环境下,隋唐广泛吸收各民族艺术的精华,对中国的礼乐制度进行了调整。

在主动学习周边民族的过程中,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也会有意识地将中原文化传输给周边民族和族群。这种文化信息的传递,除借助长城关隘进行物质交流的过程中有所实现外,更多的体现在使臣往来与朝贡、和亲等政策中。汉代丝绸之路沿线有长城的守护,沿线的驿站等有为使者提供食宿等任务。这些使者通过丝绸之路将蚕丝、丝织品、漆器、铁器等输往西方,将香料、葡萄、石榴、苜蓿、胡桃、良马等带入中国。与此同时,他们也将大量中国文化信息传向其他民族。从汉初开始,汉朝实行与匈奴的和亲政策时,不仅按照一定的时间给和亲公主送去大量物品,还会派能言善道的儒士前去宣扬中原地区的礼仪文化。唐朝时,文成公主嫁入吐蕃后,不仅有大量养蚕、造酒、造纸等工匠随之入藏,松赞干布还聘请唐朝文士为其掌管表疏等、派大量吐蕃贵族子弟到长安国学来学习诗书。

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实力较弱、北方民族突破长城防线统治长城区域时,南北双方在文化上的相互影响也呈现出明显的增强趋势。这种趋势有时候是通过领导意志、行政命令来实现的。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中,“最早到达中国的佛教僧人,大多不是来自古印度本土,而是来自中亚地区。”[320]中原最开始所接受的佛教文化,应是经过中国西域和北方民族消化吸收并融入了民族思想文化的佛教文化。两晋南北朝时期,统治北方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多采取对佛教的支持态度。在汉族大臣王度等人禁止汉人出家时,后赵皇帝石虎明确回答:“朕出自边戎,忝君诸夏,至于飨祀,应从本俗。佛是戎神,所应兼奉,其夷赵百姓有乐事佛者,特听之。”[321]石虎从尊重民族文化信仰的角度出发,大力提倡佛教,为当时佛教在北方的较好发展提供了政治上的保证。清朝入关之后曾强制推行民族同化政策,勒令汉族居民依照满族的风俗进行剃发蓄辫等,也是少数民族通过武力来推动文化比较有名的事件。

在少数民族统治中原时,虽然带有较为明显的特点,但对中原地区往往因俗而治,而且呈现出越来越依靠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宗法体制来管理本民族的倾向。北魏统一北方之后,孝文帝于太和十九年(495)正式迁都洛阳,命令鲜卑贵族汉化,采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政治制度。辽国在其统治时期,“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基本上实现了“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322]金朝用猛安谋克来管理女真民族的同时,在国家制度上基本上沿袭唐宋的制度。学者研究发现,金朝占领中原后,猛安谋克组织大量南迁,与汉族杂处,“实际上猛安谋克户都是在汉族村落之间单独筑寨,其组织并未拆散,管理也不隶州县”[323]。蒙古在建国之初“颁行了一系列具有草原放牧民族特色的国家制度”,但在统一中原后“也明显具有汉制与本族旧制并存的二元色彩”,而且“元朝的草原旧制并未构成独立的系统,而是被配置在汉式王朝体制的内部发挥作用”。[324]清朝入主中原后,虽然曾强迫汉族接受一些头型、服饰等的改变,但很快继承了明朝的管理制度,在全国推行进一步加强了的宗法一体化封建统治制度。

研究长城的学者早就注意到:“以巩固长城边防为后盾实现的和平互市往来,使北疆面貌焕然一新”[325],“当中原王朝忙于应付北方游牧民族的掠夺战争时,长城主要是军事防御线和障碍物;而当中原王朝和北方游牧民族双方在相互戒备中通过长城沿线上的‘关市’、‘马市’进行和平贸易时,长城作为经济、文化会聚线上的作用就显著了”[326]。事实上,在长城的威慑作用下,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与北方民族之间的交流远远超越了长城线,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原王朝与北方民族为代表的周边民族之间的交往不仅仅发生在长城线上,而且通过使臣往来、深入内地的通商和文化交流不断进入王朝的内部。如果说长城线上的关市、马市贸易除了官方有序组织外,还有民众自发形成的,可以视为由下促上的,那么以朝贡、和亲等为形式的一些借助长城威慑作用而实现的相互交流,则可以视为主要是自上而下的。我们不能否认,无论是南北民众的文化交流还是民族政权间的文化交流均有一些并没有得到长城的保护,但在中国封建王朝的管理下,长城默默守护农耕民族进行多民族有序交流是历史的主流。拉铁摩尔曾指出,能够建立同时统治草原及中国内地的“游牧人”朝代的,也许只有“邻近亚洲内陆边疆的混合文化民族”,因为他们了解两种社会的权力结构并能灵活运用他们的知识。[327]这些能够了解两种社会权力结构的民族政权领导者,或许正是借助了长城对民族有序交流的作用,借助了民族在有序交流中逐渐实现的民族文化相互了解和相互认同。

二、叠合加压的过程:迁徙与矛盾促使融合达到稳固

不同的民族文化在相互了解和相互理解、认同的过程,可以视为民族融合产生“黏合剂”的过程。但是,仅有相互了解和认同并不一定能实现民族的融合,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除了在长时间里形成了民族融合的“黏合剂”之外,还需要经历叠合、加压的过程。从中国多民族形成多元一体的过程来看,中国古代不断经历着这种叠合、加压的过程。这个过程在全国多个地域同时发生,最突出的表现与长城的隔离作用有关。

叠合主要是由民族迁徙来实现的,这种民族迁徙包括两种:第一种是由部分民众自发产生的迁徙活动;另一种是由民族政权、民族势力组织的民族大迁徙。

在这些迁徙中,有因为天灾而产生的被迫迁移,如东汉初年开始,随着天气转寒,北方地区蝗、旱灾害严重。为了保证戍守北疆民众的生存,建武二十六年(50)将“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古、代八郡民归于本土”[328],迁往内地。位于北方的游牧民族势力,也在发生天灾时大量迁移,除部分北迁、西迁外,多数选择南迁。在建武二十六年时,东汉朝廷正式允许匈奴南单于“入居云中”[329]。到东汉末年,匈奴大部分已经南迁至太原、上党、西河、平阳、新兴、乐平等郡,东汉政权“听其部落散居六郡”[330]

为了逃避人祸而产生的迁移也较多地发生在长城区域,五代时期,中原地区战乱频繁,南方相对较好。因此,位于北方的民众大量南迁。一些农耕民族的民众为了逃避苛捐杂税或者逃避明朝政府的追捕,在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对待汉民的政策相对宽松时,也会大量北迁。明朝时板升在蒙古等游牧民族统治区域内大量出现,便是汉族部分民众北迁后“招集中国亡命,颇杂汉夷居之”[331]而逐渐形成的。

中国古代出现的民族迁徙在历史文献中多处可见。这些民族迁徙完成之后,很快便受到当地政权的控制。东汉末年匈奴南徙至六郡后,掌握实权的曹操“分其众为五部,各立其中贵者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332]。明朝汉人在游牧区域板升的发展,也离不开俺答汗的支持。嘉靖二十六年(1547),俺答汗“备外臣朝请,请瓯脱耕具及犁楼、种子,因归耕”[333]。逃亡至北方游牧区域的汉人,由俺答汗安置在古丰州川一带从事农耕。

一些区域的民族迁徙完全是在政府的控制下完成的。西汉在击败匈奴之后,“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塞,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334]这里的“两关”指阳关和玉门关。浑邪、休屠所属民众均迁徙之黄河以南,保持其原有风俗习惯,分别建立了五个属国;而原来浑邪、休屠游牧区域则设置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个郡,并迁徙汉族民众前往耕作。

从商周时期的多次迁都到秦汉时期的移民实边,再到西晋时期的“永嘉南渡”、明清时期的“湖广填四川”……各种类型的民族迁移,基本上在中国古代各个民族政权的有序控制下完成或逐步实现稳定。这些民族迁移中,不少活动发生在长城区域,与长城有关,甚至有长城防御工事的直接参与。随着各民族在同一地域的杂居共处,中国不仅出现了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现象,而且历史上出现了多次民族重新组合的情况。“在蒙古族占统治地位的年代,不同民族的人们,因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宗教上和婚姻上的原因,不断有大大小小的组合。”[335]迁徙之后,各民族的杂居实现了民族融合中的“叠合”过程,并在交流与互动中实现了一些小的融合。

虽然不能否定民族之间可以通过自身逐渐产生的“黏合剂”在日积月累中实现融合,但从历史的实际来看,受观念等的影响,这种可能性不大。在各民族未实现相互理解与认同的过程中,为了各自利益而进行的民族斗争经常出现,“对于某些人很容易滋长其民族歧视的情绪”[336],江统《徙戎论》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337]字字铿锵,表达了当时一些人不愿意接受氐、羌等文化不同族群内徙的心态。要完全消除民族之间的猜忌,仅靠行政迁徙命令和地域上的杂居显然是较难实现民族融合达到稳固状态的。不同地域民族阵营的矛盾、对立甚至战争,成为促使中国各民族融合进入稳固状态的重要因素。

在中国古代,经过一段时间的兼并战争之后,逐渐形成了周代诸侯国与非周族群的对立。在这种对立中,周代诸侯国与非周族群之间经过战争、和平等多种方式,周代一些诸侯国或借重非周族群的力量作为资源来实现自身的强大,或将非周族群作为目标联合其他诸侯国共同战斗,经过春秋战国数百年的博弈,周代诸侯国不仅通过与非周国家的外交交换和征服大量吞灭了非周国家,而且也实现了内部诸侯国的小区域整合。“政治吸收和民族融合的过程将华夏国北方地区带入了与另一种类型的人种和政治现实的接触中,这就是北方游牧民族。”[338]秦汉开始,中国古代最受关注的民族关系便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矛盾、对立甚至战争。

在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有的从远方迁徙而至,一些至今仍无法确定其真正的起源;有的就在当地崛起,成为南方农耕民族政权的巨大威胁。这些民族“以贪悍之性”[339],借助“上下山阪,出入溪涧”、“险道倾仄,且驰且射”娴熟和“风雨罢劳,饥渴不困”的体质特征[340],给农耕民族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在共同面对游牧民族威胁的情境下,从事农耕的各种民族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统一管理下日趋紧密地融合在一起,采取修建长城障塞等措施来应对游牧民族。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积极应对来自北方的威胁同时,也会在自身实力较强的时期从游牧民族手中夺取适宜耕作的土地,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农耕民族给予游牧民族较大的军事压力时,游牧民族也会逐渐联合、组织起来。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常常出现在长城南北几乎同时强大、同时衰弱的现象,其中,同时强大的过程往往是农耕和游牧两个经济阵营各自内部民族凝聚的过程。

当然,历史是复杂的。中国古代经济类型对立、矛盾的同时,两种经济类型也存在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相互需要。因此,双方在矛盾冲突甚至战争之外,往往选择和亲、朝贡、互市等方式进行交流。双方的政权为了实现自身目的,也会采取民族分化、瓦解和羁縻、怀柔等措施来弱化对方、巩固自身的统治。因此,在中国这个天然较为特殊的地理环境中,不同经济、不同文化的民族之间在相互依存间增加了大量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机会,也以长城区域为中心产生了大量既熟悉南方政权管理模式,又熟悉北方政权管理模式的政治势力。这些在南北矛盾冲突中,这些力量可能通过武力实现南北的统一,并对游牧与农耕两大经济区域实施有效统治。这些以武力统一的国家对两种不同经济类型民族的有效统治,不断形成了农、牧两种类型民族是兄弟民族的概念。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依朕如父母。”[341]这可视为各民族在融合中逐渐实现相互认同的典型事例。隋唐之后,又经历了长期、复杂的民族矛盾冲突和斗争,“长城南北是故乡”逐渐成为中国各民族的共同认识。清朝中后期开始,西方列强侵入中国。在中华民族面对来自西方的强大外敌时,业已从行政上实现统一并初步实现了认同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更为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共同打响了维护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战争。

在中国疆域上生活的各个民族因接触实现民族文化的相互认识和理解产生“黏合剂”与迁徙实现叠合、外部矛盾加压强化内部融合的过程,在中国历史上不断重复,发生民族融合的范围也不断扩大。虽然民族融合在各个时段、多个地域内均在发生,但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长城南北两大经济类型的民族实现融合。而在这两大民族的融合中,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统治者的管理下,长城发挥了较为突出的作用:在多数时间里,以建筑本体和战略部署实现了初步隔离,以战略威慑力实现了有序交流,并有效配合了和亲、朝贡等多种有利于增进民族融合的措施。因此,当我们审视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时,我们不能忽略长城所起的作用,尤其是长城的隐性作用。

威廉·埃德加·盖洛在考察长城时指出:“砖石和骨头就像月光下的其他万物一样必然会化为灰烬,但创造了如同长城这般伟业的心智则决不会腐朽和崩溃。”[342]盖洛所言“心智”,或许是我们所言的“智慧”。中国古代先人通过创造长城这一军事防御体系,不仅有效发挥长城本身的作用,还通过长城作用与其他措施的有效配合来更好地达成目的,充分展现了中国古人的智慧。更为可贵的是,蕴含其中的精神力量和文化的影响力也在长城及其他措施的长期配合使用中发挥出了较为明显的防范不虞的作用。孙中山说:“秦始皇虽以一世之雄,并吞六国,统一中原……为一劳永逸计,莫善于设长城以御之。始皇虽无道,而长城之有功于后世,实与大禹之治水等。” [343]中国古代先人不断修建并借助长城来巩固国防,加上其他各种配套措施共同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中国才在各种矛盾冲突和对抗中逐渐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融合。在这一进程中,随着长城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认可,长城与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紧密联系起来,逐渐成为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标志。此外,随着长城的不断修建和不断使用,中华民族的智慧和优秀品质日渐附着在长城的本体及与长城密切相关的人、事、物上,长城也因此逐渐演变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第四章 走向世界的长城

在世界上,并不是你存在便一定能进入人们的观察视野。事实上,人类最开始的时候是各自生活,很少交流的。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的发展、物质的交流将人们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到一起,历史才越来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长城走向世界,并最终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的长城,也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

在中国古代,长城是逐渐被世界各国人民认识的。中国古代拥有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但没有完全隔阻古代中国与世界的交流。西亚和中亚、北亚本来就是中西交流的重要区域,中国古代很早便通过这些区域与世界多个国家和民族建立了联系。这种联系在西汉打通丝绸之路后得到加强,中国古代农耕民族与中亚、西亚甚至欧洲的直接交流,至迟到汉朝时已经实现。中国的东部、南部地区也通过陆路和海路逐渐建立了与周边国家朝鲜、越南、日本等的联系。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不断增强。中国古代多个朝代不断修建和利用长城的信息,也在中外交流中不断传向世界。

从世界各地传回中国的长城信息,让我们更为深刻地认识和反思长城对于中国与世界的意义和价值,长城研究随之逐渐走向深入。以长城研究的国际化为契机,长城的丰富内涵正在不断挖掘出来,对长城的认识也逐渐走向客观、全面。

第一节 长城:世界语境中不断变化的中国符号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代名词,是中国的名片,这是世界公认的事实。在世界上,与中国毗邻的国家对长城的认识与中国民众对长城的认识总体上较为接近,那些曾经较长时间与古代中国保持通贡关系的邻国在这一点上表现尤为明显。这些周边国家在古代历史上曾经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羁縻地区,有些国家的全部或部分领土甚至曾经由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直接统治,一些国家的疆域里还有中国古代王朝主持修建的长城段落。这些国家的学者在认识和研究长城时,多注意长城的建筑构造、修建历史及其具体作用。20世纪中叶以后,世界对于长城的认识逐渐趋于同步。因此,本文在分析长城在世界语境中的不断变化时,更多地侧重于与古代中国关系较远的西方世界对长城的认识。总体上来看,长城作为中国的符号在世界语境中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共出现了三次较大的认识变化。

一、借助想象夸张神话长城的阶段

主要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入西方世界的长城,此时西方人接收到的长城信息往往需要人们借助自己的想象力来勾画长城的形象。这些经过头脑加工的长城形象,往往混杂在西方人的中国印象中,出现在西方的一些著作里。《旧约》里记载了秦国及其墙垣[344],《古兰经》里记载了钢铁长城[345],4世纪时已有学者将中国描写成“雄伟高大的城墙包围的地方”[346],9世纪时波斯血统的黑衣大食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在《道里邦国志》中详细记载了横在雅朱者-马朱者之间的壁垒及其高大的长城门[347],匈牙利历史学家在十二三世纪时曾经肯定地认为匈牙利人是匈奴人的后代[348]……这些记载说明,从长城产生之后不久,有关长城的信息便通过人类的迁徙和物质的交流传递到了西方世界,尽管此时的各种信息传递并不完全准确。

16世纪开始,口耳相传的长城信息出现在西方著述中的情况逐渐增多。16世纪初期,葡萄牙人费尔南·门德斯·平托记载了中国国王将犯人送去修长城的情况。[349]1570年,阿伯拉罕·奥特里厄斯(1527~1598)出版《世界地图集》,描写了中国的长城,根据1606年英文版的描写:“北方有鞑靼人……他们之间一部分有一道人工修筑而成的城墙隔离开来,一部分由连绵数百里的天然山峦作为屏障相隔。”[350]1584年亚伯拉罕·奥尔特留斯绘制了一幅中国地图,图上用城堞清晰地展示了长城的大致走向。这幅地图收入《寰宇全图》中,图上所绘应是明长城。[351]1585年,西班牙人门多萨在《大中华帝国志》中专门介绍了长500里格的城墙。[352]17世纪初期,在世界地图上标出万里长城成为世界地图学的基本标准。这是世界地图上标识的唯一建筑物。1665年,意大利卫匡国在《中国新图》中用自己的考察证明了原来听说过的万里长城。[353]从威廉·林赛20世纪80年代购买的地球仪上仍有长城来看,世界地图上取消长城标识是近半个世纪里发生的事。

《马可·波罗行记》讲述了13世纪中国西南和东南部地区的大量见闻,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向往。16~17世纪的传教士和旅行者在游历世界的过程中抵达中国后,记述中国风貌的同时,留存下来了一些与长城有关的记载。如《旅者帕奇斯》、《16世纪的中国:马修·里奇旅行记:1563-1610》等书籍中,对16世纪的长城有所记述。这些记述里,长城的长度多描述在500千米到2000千米之间。此时的学者已经认识到,中国有以天然的高大岩石与填补空白的石头工事共同构成长城。[354]

在传教士与旅行者记载长城各类信息的过程中,一些或者发自内心或者有所夸大的评价也记载了下来。亚科布斯·戈里厄斯(1596~1667)通过研读阿拉伯文献,记载了旅行者们关于中国长城的信息:“城墙围绕着他们的土地和耕地以及所有的住房,从西到东要有23天的行程。”1692年,丹麦人E.伊斯博兰兹·伊德斯陪同俄国使团进入北京时,记载了陪同官员告诉他们的信息:“一个人沿着长城走需要三年时间才能走完。”[355]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1623~1688)见到明长城后说:“世界七大奇迹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中国的长城,欧洲所有出版物中关于长城的描述,都不足以形容我所见到的长城的壮观。”[356]

16~17世纪时,中国富有而广阔的信息已经逐渐被西方人接受,探索神秘的中国成为西方人热衷的事情。但是,此时西方获得的有关中国的信息,往往是通过传教士和旅行者来传递的。这些传教士和旅行者传递的信息,多是根据所见进行初步联想之后的,比如仅仅看到北京区域的长城,便将整个中国的长城全部想象成如同北京周边的明长城一样的结构和建筑模式等。传教士与旅行者传递的信息中已经存在部分对长城不完全准确的信息,更在有意无意的想象和夸张中将明长城与秦长城进行了勾连,又在有意无意中对长城进行了夸张描述。于是,在信息还不通畅的西方曾经出现了神话长城的过程。林霨引用了威廉姆·A.阿普勒顿的分析,这些分析的对象虽然是17~18世纪英国人眼里的中国形象,但也可以略见西方人眼里长城形象出现神话过程的基本原因:“17、18世纪期间,神话中国被创造出来。它大致是一个综合性产物——斯图亚特王朝和奥古斯丁时代英国人想象中的中国在基督教徒的眼里变了形,它与奇彭代尔的技巧、戈德史密斯的智慧和儒教的信神联系到了一起。很少有大英帝国的旅人会带回一手资料,而真正的汉学家又更少。”[357]

在18世纪以前,因为认识不全面而在西方人眼里仍带着神秘色彩的中国,以丝织品和陶瓷等精湛的物品征服了西方世界的同时,也在马可波罗等商旅和传教士的渲染下形成了高大、富裕的形象。在古代中国基本形象的影响下,西方人在以想象填补中国长城的空白时,往往倾向于运用高大、雄伟等美妙的联想。这些带着想象和夸张成分的记载,与写实的长城内容同时载诸文献,为寻绎中国长城在西方的神话过程找到了依据。

二、通过比较批判认识长城的阶段

中国的长城真的这么高大?中国的长城真的这么伟大?当17世纪的人们不断对中国的长城进行想象、夸张的描述时,对长城的质疑已经产生。1694年,约纳斯·洛克纳伊斯以《论中国万里长城》为题,首次梳理西方人们眼中的中国长城观念。他在论文中“以一种理性的怀疑态度评论了有关长城几乎不为人知的内容”,并得出长城是世界奇迹的结论,但“他的作品展示出他在创作时长城的概念有多么不确定,多么动荡多变”。[358]

18世纪启蒙思想家掀起的新思维与此后的理性主义思潮一起,对长城的作用及其伟大形象继续进行了质疑。他们开始进行中西比较,对此前的长城观点进行批判和辩驳。

英国人笛福(1660~1731)在《鲁滨孙历险记》中详细记载了穿越长城的历险经历。文中说:“两天以后,我们走过了中国的长城,这是阻遏鞑靼人的一种防御建筑,是一项十分伟大的工程,蜿蜒在崇山峻岭之上,但有的地方也并非必要,因为那里的陡崖峭壁难以逾越,敌人不可能通过,甚至连爬上来也不可能,而有的地方如果他们爬了上来,那么任什么城墙也挡不住他们。”笛福虽然认为长城是一项伟大的工程,但也认为它“大而无当”[359]。这种用小说为口吻写出来的长城中,已经带有对长城军事作用的质疑。

此后较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学界对长城的军事作用多持否定态度。A.欧文·阿尔德里奇在《伏尔泰和中国崇拜》一文中详细阐述了伏尔泰对长城的认识变化过程:《风俗论》中,伏尔泰在承认长城是一项伟大的建筑工程,“无论是规模还是用途都远远超过埃及的金字塔”。但他认为长城在抵御中国的敌人时其实并没有什么用处。《哲学词典》中,伏尔泰将长城视为“一项伟大的工程”。《中国书信》中认为长城“体量巨大、毫无用处,而且不幸的是在开始时显得很有用,它并没有能够保卫帝国。”谢瓦利埃·德·若古·路易(1704~1780)在为狄德罗的《百科全书》撰写“长城”词条时,大量引用了伏尔泰的观点,将长城描述成“一座比埃及金字塔体量更大的丰碑,长500里格,建于公元前139年”。[360]

从18世纪开始,西方对长城的观念出现了极为明显的两种倾向,神往夸大和怀疑讽刺几乎同时存在。1778年,约翰逊用戏谑的口吻劝鲍斯韦尔[361]去参观“中国万里长城”,给的理由是这样做会“十分重要,使你的孩子成为名人之后。他们的头上将会因为你的精神和好奇心而产生光环。他们将会众生被当做一位去看过中国万里长城的人的子孙”。[362]这种朋友间的调侃说明,在当时如果能前往中国参观长城仍是一件让很多人欣羡的事,此举能让人迅速出名并得到探索精神和勇气等方面的肯定。不久,马戛尔尼(1737~1806)率团谒见乾隆,经过古北口。他在这次出使之后对长城的意义进行了总结:“在[长城]修筑的遥远时代,中国一定不仅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而且是一个非常智慧、善良的民族,或者至少具有这样为子孙后代考虑的远见卓识,以至于建立起当时被认为是能够帮助他们抵御外敌的永久性安全措施,他们选择自己负担起包括人力和财力在内的巨大费用,而不是将危险留给后代,让他们依赖偶然性对策。她一定还有过人的警惕性和识别能力,能够从每一个当前的事件中获益,抓住适当的和平时机来实施这样范围广、难度大的工程。”[363]林霨认为马戛尔尼的长城评论“全面地总结出当代欧洲人对长城意义的看法”[364]

【注】一位:在录入的时候误写作“以为”,此前审读未能发现。特此说明,敬请纸书拥有者使用时留意。黄益谨记于2016年12月1日

马戛尔尼及其使团成员为西方人描绘并固化了人们对长城的不少印象。比如约翰·巴罗(1764~1848)出版《中国之旅》,在其中以蓟镇长城的基本情况测算了万里长城使用的砖石量,以长城和英格兰、苏格兰的住房进行比较,也以砖石铺砌赤道进行分析,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65]亨利·威廉姆·帕里斯以立视图和断面图“为长城提供了一种科学上确定无疑的(非真实)感觉,而他那关于长城曲折蜿蜒于群山之上的浪漫化观点为随后一个世纪人们广泛摹写提供了摹本”[366]。此后,西方人从老龙头到居庸关的大量游记,将长城建筑的宏伟用照片和描述进行了更多的记录。这些主要以明蓟镇长城为实体的照片不断成为西方人认识中国长城的依据,并将此形象固化迁移到认识中国历代、各地长城上。这些认识强化了长城作为伟大建筑的形象。西方人也逐渐开始接受类似“暴君专制统治下这个子女众多的民族的完成的工程,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367]的观点。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后,大量西方人涌入中国参观长城等此前让他们倍感神奇的事物。此时,西方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生产力出现了较大提升;而中国已经实现了长城南北的统一近200年,长城早就主要作为“但以雄关存旧迹”“但留形胜壮山河”[368]的历史遗迹而存在。在这种背景下,马戛尔尼使团经过长城时发现,“陪伴外交使团的满族人似乎没有一个对它表示出任何兴趣”,仅仅“以漠然的目光”来看待长城[369]。西方也开始有人经过研究西方世界的证据,将长城称为“中国欺世盗名的最典型范例”[370]。O.E.冯莫伦德夫在《中国长城》一文中,进一步用中国文献指出了西方人对长城认识的一些不合理之处。不久,关于长城的存在及其价值在西方掀起了辩论的热潮。[371]

在对长城进行辩论的过程中,一些学者逐渐将长城的存在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联系到了一起。德国学者F.史莱格尔认为长城是“中国的本质的象征”,是“中国历史的伟大事实,也是理解中国历史的关键,实际上中国根本没有历史,中国的一切都是像长城那样凝滞,千年不动。”[372]此后“从赫尔德到谢林、黑格尔,都将地理文化上的东方性、政治上的专制主义、精神上的愚昧保守以及历史的停滞当作所谓‘中国的本质’”[373]。这种观念一直影响到卡尔·马克思的观念,他将中国长城视为“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374]。这些在中西比较中形成的观念不仅影响着当时西方人对当时中国和长城的判断,也在此后近300年间对中国的一些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以《河殇》等作品为代表,中国也出现了一批批判和质疑长城历史作用的声音。

在一些学者质疑长城的同时,西方另外一些学者极力寻找证据来证明长城的伟大。这些学者从罗马的衰落中找到灵感,F.J.梯加特通过比较公元前58年到107年的战争发现,“每一次欧洲的蛮族起义都发生在罗马帝国东部边界或是中国的‘西域’战争之后”,“欧洲的40次暴乱中,有27次与汉朝的西域政策有关,或者至少与这个政策所引起的局势变化有关。” [375]林霨认为这是“潜在地告诉别人:长城的修筑隔绝了到当时为止一直掠夺中国的匈奴,迫使他们进入迁徙状态,而这种状态直到他们洗劫了伟大的西方首都后才结束”。[376]客观地来看匈奴的西迁,我们不能否认汉朝的强大,也不能否认长城及其各种配套设施的有效防卫给匈奴西迁带来的影响。但是,无论当时西方人如何看待长城的作用,长城真正西方人的仍主要是它的体量。长城作为“人类唯一杰作,其宏大体量足以在人们匆匆浏览地球表面时引起他们的注意”[377],这种经过想象无限夸大的长城形象使长城“这些工事已不仅仅是世界奇迹,甚至不仅仅是中国人(更广义地说是人类)会感到自豪的工程”。[378]威廉·埃德加·盖洛关于大概只有吴刚在月球上才能看长城全貌的想象[379],在人们的口说流传中逐渐演化成了从月球上能看到长城的“事实”得以争相传递,而他结合秦、明两条万里长城得出的“两千多年来,长城为保卫国家和平及消除紧张局势作出了贡献。了不起的长城!”[380]这种结论受到的关注却不多。

三、结合文献考古阐释长城的阶段

从19世纪末期开始,西方学者关于长城的观点与中国学者对长城的认识开始出现对话的情况,也是从这时候开始,中西方学者通过中国文献和实地的考古调查相结合,在世界上掀起了对长城进行阐释的热潮。1900年,乔尔诺基·叶诺(Jeno, Cholnoky)在徒步6000千米对中国的岩石和古生物进行系统调查,在其出版古岩石学专著中,根据他到南口、古北口、山海关等地考察的情况,展开了对罗马帝国边墙和中国汉长城的比较,认为中国长城是伟大的城墙,是为伟大的民族所建筑的。[381]威廉·埃德加·盖洛在1909年出版《中国长城》一书,真实记载考察队第一次徒步考察中国长城全线的情况。几乎同时段内,斯坦因在中国西部发现了汉长城,“我在第二第三两次考古时,曾踪寻此古代长城(即汉长城)的遗迹:自疏勒河尾的沼泽起,至黑水止,长不下400里。……关于奇趣横生的发见,及寻获物品,我曾有详细的报告。这种寻获与发现,即是我沿汉代长城测量、发掘所得到的古物。长城所经诸地的自然形势,与其废墟遗址保存的状况,实与我们以地理上的兴趣(敦煌以西尤引人入胜)。”[382]斯坦因不仅记录下了一些长城烽燧,留意到当时修筑长城借助天险如湖泽来代替城墙的情况,更通过比较认为秦始皇长城纯粹是防御性质,而汉武帝的长城是作为大规模进攻政策的工具。这些比较虽然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斯坦因的努力开启了此后近50年中外考古学者对秦汉长城的考察和研究。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秦、汉长城的情况初步得到澄清。1918年,张相文发表文章提醒读者,常常能见到的长城是明长城,不能与早期长城混淆。[383]

几乎与大量结合文献资料和考古调查同步,长城在爱国志士的笔下,成为爱国救亡运动的旗帜。以孙中山为代表,一些革命志士通过历史文献资料深入挖掘长城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平发展等方面的价值和意义,对长城的部分价值进行了大力弘扬,“始皇虽无道,而长城之有功于后世,实与大禹之治水等。”[384]鲁迅1925年5月15日发表文章认可长城的力量、长城的尊严,也初步认识到长城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强控性之间的关系,不否认长城给当时修建长城的人们带来的苦难,将它视为“令人敬畏、遭人诅咒的长城”[385]。到20世纪30年代,虽然“其破碎华离而不可究诘者,则莫不蓄疑于长城”[386],但王国良、寿鹏飞、张维华等学者感于时事,在文献中尽力爬梳辨析,写出了大量以长城为主题的学术研究作品。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多国政治势力通过各种手段正对中国进行分化、瓦解和殖民统治,研究中国的各种学术力量中也有一些带着政治目的。在中国国内的政治力量开始大量借助长城来影响民众时,日本、俄国等国的一些学者用长城来做文章,试图通过占领长城的宣传、认为柳条边是长城的报导等来影响国际视听。这些以学术为幌子而进行政治图谋的做法引起了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对,掀起了中国学者宣传长城精神的热潮,也引起了西方学者对中国人抵抗意志的更多关注。拉铁摩尔以《日本占据长城的历史意义》为题撰文,探讨中日长城抗战中长城的政治意义,该文后来收入在他于1962年出版的《边界历史研究:1928-1958年论文选编》一书中。也正是这一时期,中国人民团结一致抵抗侵略势力活动与两次世界大战形成有效配合,为中国在近现代世界舞台上赢得了初步认可。

虽然这一时期结合文献和考古资料阐释长城的过程带有一些民族情绪,但这一时期的长城研究已经随着文献的深入挖掘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1915年开始,稻叶君山(始名稻叶岩吉)的《何谓柳条边墙》《防御女真的东部边墙》《凹字形边墙》等文章置于《满洲发达史》中,书中将屯田、朝贡、马市、道路等与长城有着密切关系的各种问题进行综合分析,成为日本学者对中国东北地区长城研究的代表作品。1922年,那波利贞将长城的筑造情况与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这是从心理学角度认识长城的早期代表作。1934~1939年,B·B·包诺索夫通过对“成吉思汗边墙”遗址的考察,初步认定“成吉思汗边墙”中的一些段落应属于金代所修的边墙。文中公布了大量测量数据和历史遗存,可视为对中国境外长城遗存的较早实测和考古研究。1939年,拉铁摩尔站在边疆史地研究的高度,对长城南北进行分析比较,突破了中国学者习惯站在农耕民族立场看待长城的局限,初步阐释了中国农耕民族逐渐发展“硬边界”来应对农牧差异的问题。1937年斯文·赫定完成了《斯文·赫定博士领导的中国-瑞典考察团在中国西北各省科学考察的报告》(简称《西北科学考察报告》)35卷的出版,书中公布的大量信息中包含了秦汉古长城沿线的地质学、地磁学、气象学、天文学、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等内容,这些可以视为长城区域研究的代表。1944年植村清二出版《万里长城》一书,以历史脉络梳理并分析了中国历代长城的消长及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问题,成为将中国长城置于历史大背景中进行修建沿革阐述的代表作。虽然国际上确实有些关于长城的舆论导向,但从整体上来看,此时国际学者对长城的研究是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这些国际学者对长城的研究成果与中国学者的研究互相辩驳,互相补充,形成了长城研究的重要阶段。

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中叶,世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苦难和压力。但是,中国人民逐渐以长城为旗帜,凝聚在一起进行爱国救亡行动。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学者研究长城的热情被充分调动起来,他们的研究成果与世界研究成果一起,得到了世人的共同关注。林霨在浩如烟海的西方文献中梳理中国长城在西方印象的基本脉络后认为,欧美人士“彻底地改造了原本受到中国文人雅士嘲讽的明代防御工事”[387],孙中山在考虑到“长城在日常生活中被逐渐当做民族的象征,它部分满足了(中国的现代身份感)这种需求”,“率真地开始将长城变成一种民族的进步象征”。[388]这种分析抓住了中国长城在清朝很少被正面提及这一重要现象。不容否认,在中华民族遭遇外敌入侵时,默默守护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长城得到了孙中山等有识之士较多的宣传,使业已存在于人民心目中的长城与爱国主义精神更为紧密地结合起来。但需要留意的是,如果林霨对西方长城印象的梳理不存在片面的情况,那么,至少在20世纪之前的西方看到的长城,多是立足于西方对中国的印象,最侧重的是长城建筑体量的庞大和长城景观的壮美。以体量和景观而震撼西方的长城,是不足以激发中国人爱国热忱的。实际上,长城对民众的保护在几千年间通过统治者的宣传、民众的感受等已经逐渐深入人心,南朝名将檀道济将自己比喻为“万里之长城”[389]时,长城已经融入了国防意识和爱国情结。至于长城在清朝很少被正面提及与中国民众顾及统治者的感受有关,毕竟明朝曾使用长城对清朝进行过较长时间的有力防御,若不是吴三桂投降,清军也难以入关进而统治全国。

总的来看,从长城的信息传入世界的那一刻起,世界对长城这一中国符号的认识和解读不断发生变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世界对中国长城的认识总体上可以分为上述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世界对长城的认识和阐释与中国在世界上的相对实力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中国在世界上被视为强国时,长城的形象相对高大;西方的经济实力超越中国时,长城遭遇大量质疑,尽管这种对长城质疑和否定随着世界对长城研究的深度与广度的增加呈现逐渐减少的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中叶前长城在世界上的中国符号意义是较为明显的,这不仅体现在民众的认识上,也体现在世界对长城的研究上。

第二节 文化遗产:稳步展开的保护与研究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保护文化遗产逐渐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设家园的同时,长城的保护和研究工作也逐渐展开。1952年,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提出维修长城向国内外开放的建议,罗哲文以居庸关和八达岭作为考察点开始了实地勘察。1984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习仲勋和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邓小平分别为活动题词:“爱我中华,修我长城”,在全国掀起了修复长城的热潮。1987年,长城作为“全人类最令人震撼的文化遗产之一”成为我国首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文化遗产。刚刚在长城精神鼓舞下走出深重灾难的中国各族人民,带着对祖国的深情,对长城展开了全面的研究,并在研究的基础上展开了长城的宣传、保护和利用。这一阶段的长城研究中,不仅有学者主动进行的各项研究工作,也有在政府组织下开展的研究工作;不仅中国学者大量关注并对长城进行了深入研究,国外学者对长城的研究也逐渐走向了深入、全面。从整体上来看,长城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一、国家大力支持长城保护与研究

长城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文物,清朝和民国时便已具有保护意识,采取了一些保护行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和主管部门很快便发布了对长城进行保护与维修的命令、指示和条例。与此同时,主管部门还派出专家学者对长城进行考察。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1961年开始,山海关、居庸关、八达岭、嘉峪关、玉门关、金山岭、居延(烽燧、塞墙)等长城段落相继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省、市、县各级保护单位的段落数以百计。“考虑到长城的规模太大,保存的情况不一,有些地段残毁过甚,根本无法恢复,也无必要全部修复的具体情况”,国家对长城制定了“全面保护,重点维修,重点开放”的方针。[390]根据郭沫若1952年的提议和邓小平等人1984年的倡导,居庸关、八达岭、山海关、嘉峪关、金山岭等长城段落陆续得到了维修。这些长城段落率先得到了保护,并在配合国家接待和旅游开发等实际活动中“为宣传教育、改革开放、旅游事业的发展都作出了贡献”。[391]

在国家大力支持“重点维修,重点开放”长城段落的同时,国家也着力组织力量开始了“全面保护”的工作。在“全面保护”展开的第一步工作便是“查清现存情况的考察和研究工作”,掌握“长城的真实长度、分布情况、位置走向、残毁程度及其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等等”[392]。受长城历史悠久、分布范围广泛、历史与现状复杂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一工作持续展开了数十年,取得了丰硕成果,至今尚未全部完成。在这几十年间,对长城进行查清“家底”的调查与研究工作中有两个重要的节点。

第一个重要节点是1979年的长城保护研究会议。这一会议由国家文物局组织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召开。会上,国家文物局向长城沿线各有关省、市布置了工作,并安排了调查研究的工作经费。这次会议是国家文物局1978年组织加大规模的长城调查工作的阶段总结会。会后,在国家文物局的组织下,各地在1978~1984年间对当地长城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调查。这些调查后来与1981年开始的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相结合,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果。这一阶段的长城调查主要涉及先秦长城、秦汉长城和金界壕的省、市、自治区均组织文物普查工作队,基本查清了本辖区内长城的分布、走向和现状,为先秦、秦汉及金的长城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这些研究成果已经通过学者的专著和论文得到了较好的展示,《中国文物地图集》中标识的长城基本上涵括了这一时期的调查结果。

在国家的支持下,大量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不断投入长城的调查研究中。1987年,学者利用航空遥感技术对北京地区的长城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1990~1992年,学者再次利用遥感技术对宁夏境内长城现状进行全面调查。通过对砖石垒砌和土夯版筑两种结构的分布、格局及残存现状的调查和比较,通过遥感技术的判译,结合史料、前期学者研究著述和实地验证,学者为后期使用遥感技术开展长城全线的调查铺平了道路。[393]

第二个重要节点是2005年《“长城保护工程(2005-2014年”总体工作方案》的发布。在前期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取得长城调查研究丰硕成果的情况下,作为国家巨型线性文化遗产的长城“仍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自然侵蚀以及旅游开发、城市发展等人为因素带来的威胁”,为了“妥善保护这一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为了“摸清长城家底,切实做好长城保护工作”的情况下,国家文物局于2006年2月正式启动了长城保护工程,“争取用较短的时间摸清长城家底、建立健全相关法规制度、理顺管理体制,在统一规划的指导下,科学安排长城保护维修、合理利用等工作,并依法加强监管,从根本上遏制对长城的破坏,为长城保护管理工作的良性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394]这一保护工程计划分为明长城与秦汉长城及其他时代长城两个阶段进行。2009年,国家文物局公布了明长城东起辽宁虎山、西至甘肃嘉峪关共10个省、市、自治区的实测结果,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山西、内蒙古、陕西、宁夏、甘肃、青海省内156个县境内的明长城总长为8851.8千米。[395]2012年,秦汉及其他时代的长城测量数据分省陆续公布,截至该年6月,经国家文物局认定的中国历代长城遗迹总长已达21196.18千米。[396]作为这一次长城调查的成果,各省长城资源调查报告正陆续出版发行。

学者梳理长城资源调查项目立项的过程发现,“长城被破坏引发社会反响和领导重视—文物部门迅速应对、制订工作方案—得到有关部门配合、支持后实施”体现了立项的“被动”特点。而文物部门在迅速应对后,又在工作层面表现出了明显的“主动”,“抢救第一”成为了文物工作方针的重要部分。[397]国家文物局在长城调查过程中不断得到国家财政、测绘等部门的强力支撑与保障。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综合考虑“长城规模巨大,情况复杂”“参与人员多”“大量引入测绘等现代科技手段”等实际因素,在以试点摸索经验、锻炼队伍后实行全员培训,并制定出具体的工作方案。[398]这些做法不仅保证了长城资源调查工作在全面展开时不会出现重大失误,而且培养了一大批长城研究工作者。

长城的保护与研究工作虽然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国家文物局的组织下,在多学科合作的过程中,长城的研究在较短的时间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林霨在他的长城研究中曾经说过:“在中文书柜里,各种可以帮助西方比较课题研究者填补省略部分、解决不连贯的制图资料和考古资料还没有做出来。……即便如今,人们也不能确定长城遗址在哪里,更不用提列举出城门、塔楼、准确长度等。”[399]1988年左右林霨根据当时长城测绘刚刚起步的现状,预计“中国边界史专家要达到尖端水平还需要几十年时间”[400]。在国家大力支持下,这一远远超过哈德良长城的测绘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中国长城研究即将在这一测绘数据的基础上稳步走向深入。

二、世界人民共同保护与研究长城

长城是世界文化遗产。在中国尚处于水深火热中时,世界上便已经将长城视为“人类最伟大的工程”[401],对其投注了极大的热情。1964年,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通过《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文中指出:“世世代代人民的历史古迹,饱含过去岁月的信息,留存至今成为人们古老的活的见证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人类价值的统一性,并把古代遗迹看做共同的遗产。认识到保护这些古迹的共同责任。”[402]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成立。1987年,长城正式列入世界遗产的保护行列。中国与世界人民共同展开了对长城的保护与研究。

在中国,除了国家大力支持并组织长城的保护与研究工作外,许多人、许多机构对长城进行过不同程度、不同形式、不同角度的调查与研究工作。成大林从1978年开始,在新华通讯社全身心投入长城报导工作,对长城进行了大量研究和考察工作。1987年6月25日,中国长城学会成立,以研究、保护、维修、宣传长城,弘扬以长城为象征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为宗旨,以群众学术团体的形式开展了大量研究、保护、宣传和开发长城的工作。一些学术团体在研究本专业课题时也取得了不少长城研究的重大突破。唐晓峰等人在编绘《北京历史地图集》时“注意到北京北部山区的古长城遗址”,由此展开了长城踏查,留下了《北京北部山区古长城遗址地理踏查报告》,“基本弄清了北齐初建,北周、隋继续修缮利用,最后明朝在其基础上又大幅度改建的历史过程”[403]。李孝聪等学者结合中国长城维护的实际情况,对西方同类遗址的保护情况进行了翻译和总结,介绍哈德良长城遗迹及其维护情况的文章[404]便是其中之一。于希贤、曹大为等学者通过对滇东古长城的研究,对厘清长城与农牧之间的关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405],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长城并不是仅仅存在于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一些学者留意到世界对中国长城的研究情况,结合自身的研究,对一些国外研究成果进行了翻译,威廉·埃德加·盖洛、拉铁摩尔、亨利·塞瑞斯、林霨、狄宇宙等学者的观点陆续得到中国长城的关注。

在中国长城学会等机构的组织下,以长城为主题展开的学术研讨会从1990年逐渐展开,1994年,第一次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这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学者从长城的历史地位、长城所具有的人类共性和民族个性以及长城与军事发展、长城与生态环境、长城与历史文献、长城与美学、长城与旅游、长城与交通等的关系各种角度展开了长城的研究。这是“长城研究史上第一次国际盛会”,对长城研究新局面的形成和长城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406]此后,直接以长城为主题的研讨会在各地陆续展开,在交流中对长城研究起到了较好的促进作用。

在中国学者大量展开友好交流的过程中,外国学者也在长城的魅力感召下,对其进行了大量研究。以日本为例,村田治郎、藤枝晃等人对居庸关的专门研究,青木富太郎的《万里长城》、渡边龙策的《万里の长城:攻防战史》、西野広祥的《万里の兴亡:长城こそ中国文明の生命线だった》、来村多加史的《万里の长城攻防三千年史》、阪仓笃秀的《长城の中国史:中华VS.游牧六千キロの攻防》、武田雅哉的《万里の长城は月から见えるの?》等大量著作将日本对长城的研究带入了广阔的学术天地。

一些学者来到中国,进行长城徒步考察与研究,并主动展开了长城的保护与宣传活动。威廉·林赛1987年来到中国徒步长城,从1989年在英国等地出版《独步长城:从沙漠到大海》之后不久,便因玛约里·黑塞尔·迪尔曼认识了威廉·埃德加·盖洛,走上了以重摄为主的长城保护、宣传和研究之路。[407]2001年,威廉·林赛等人在香港注册成立国际长城之友协会,并将其宗旨确定为:“协助中国文化、文物部门保护长城原貌,应对相关挑战。” 2002年,国际长城之友协会与北京市文物局签订了《长城 ( 北京段 ) 文化自然景观保护的谅解备忘录》[408]。直至今日,威廉·林赛及其国际长城之友的会员为长城的保护与宣传展开了较多有意义的工作。其中,威廉·林赛与中国学者合作出版的《万里长城 百题问答》及其英文版中,澄清了不少世界民众容易误会的中国长城基本问题。

在中国以长城命名的企业、产品以及以长城为主题拍摄的影视、广告等作品,在其制作的过程中多蕴含了长城的某些精神、文化元素。世界各国政要、名流在长城的参观、旅游等活动,也往往带着对中国文化和长城历史的探索等信息传递到世界各地。这些与长城有关的事件不断吸引着世界人民对长城的关注,在客观上也促进了长城文化交流的展开与长城研究的深入。

“长城这绵延万里的庞然大物,它所经历的磨难,所熬过的岁月,所携带的信息,所显示的人类价值判断中独有的分量,都足以使它(成)为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现在,长城的大量测绘数据已经完成,长城在各个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已经展开并取得了较多的成果,“文献考据法、野外考察法、航空遥感技术以及社会学研究法等基本的方法手段”均已经在学者的长城研究中配合使用。侯仁之说:“长城是古代中国的一部总结,未来中国的一种预言,只有超越物质长城的残墙、废堞、斑驳的雄关,圯缺的营盘,才能感触到它的魂魄、精神、气质,鸟瞰它的全部履历,分享其所携带的关于古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天文、地理、生态、建筑等方面的丰富信息,获取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时空中发现运动着的历史精神的敏锐,从而使长城研究成为新的视点高度,有沛然不竭的生命力源泉并能吸引有志者执着投入的大学问。”[409]现在这“既有浓烈的民族特性,又深深植根于人类追求真善美的共性厚土之中”“代表着中国的精英文化”[410]的长城已经在学者的相互质疑、相互辩驳、相互学习中积累了较多的学术成果。我们从政治、经济、军事、民族、经济、考古、保护、研究、文献、文学、艺术等多角度汇集这些研究成果并进行梳理,是对此前长城研究的总结,更是对将来长城研究的展望。

从外在地、感性地认识长城,到今天冷静地、理性地看待长城,我们已经走过了较长的保护与研究之路。长城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许嘉璐说:“让雄伟的长城走向世界,把完整的长城留给子孙。”[411]要让世界深入地认识并了解长城,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然,我们已经在路上。

参考文献

 

《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

《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

《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

《后汉书志》,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

《晋书》,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

《魏书》,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

《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

《宋书》,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

《隋书》,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

《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

《宋史》,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

《辽史》,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

《明史》,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

《资治通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明太祖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

《明穆宗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

《清太宗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清圣祖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古兰经韵译》,林松译,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

《新旧约全书和合本》,圣经公会1919年出版之中文译本,1981年。

[俄罗斯]А•А•科瓦列夫、[蒙古国]Д•额尔德涅巴特尔:《蒙古国南戈壁省西夏长城与汉受降城有关问题的再探讨》,译者不详,《内蒙古文物考古》2008年第2期。

白寿彝:《中国通史》第1卷《导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白音查干:《长城与汉匈关系》,《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曹大为:《滇东古长城之我见》,《光明日报》2002年1月15日。

陈民镇:《清华简〈系年〉研究》,烟台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陈民镇:《齐长城新研——从清华简〈系年〉看齐长城的若干问题》,《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3期。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1年。

成大林:《慎说金界壕不是长城》,《中国长城博物馆》2006年第4期。

成大林:《“楚长城”仍有许多未解之谜》,《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2月20日。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之《大雅·烝民》,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崔文华:《河殇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

[英]丹尼尔·笛福著:《鲁滨孙历险记》,黄杲炘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

[美]狄宇宙(Nicola Di Cosmo):《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贺严、高书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丁新豹、董耀会主编:《中国(香港)长城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香港:长城(香港)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

董耀会:《长城万里行》,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美]费雷德里克.J.梯加特:《罗马与中国——历史事件的关系研究》,丘进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

[葡萄牙]费尔南·门德斯·平托:《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王锁英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

[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傅宪国:《安阳鲍家堂仰韶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88年第2期。

高旺:《内蒙古长城史话》,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

高扬文、陶琦:《戚少保年谱耆编》,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

(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

顾铁山:《浅析迁西境内明代蓟镇包砖长城的修造情况》,《文物春秋》1998年第2期。

(清)顾炎武:《日知录集释》,(清)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贺次君、施和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郭德政、杨姝影:《中国北方长城的生态学考察》,《环境保护》2005年第1期。

国家文物局:《长城资源调查工作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

国光红:《齐长城肇建原因再探》,《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

何德亮:《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长城——齐长城》,《中原文物》2009年第2期。

何宁:《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何新:《中国文化史新论》,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日]鹤间和幸:《秦长城建设とその歴史的背景》,《秦帝国の形成と地域》,东京:汲古书院,2013年。

贺金峰:《“方城”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修筑的长城》,《开封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胡寄窗:《试论〈管子·轻重篇〉的成书年代问题》,《中国经济问题》1981年第4期。

胡寄窗:《试论〈管子·轻重篇〉的成书年代问题(续)》,《中国经济问题》1981年第5期。

华夏子(吴德玉、董耀会、张元华):《明长城考实》,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

(汉)桓宽:《盐铁论校注》,王利器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英]Jane Shuter(舒特):《哈德良长城》,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

(汉)贾谊著:《贾谊集校注(增订版)》,吴云、李春台校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页。

姜亚林:《〈诗经〉战争诗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蒋波、朱战威:《三十年来楚方城研究述要》,《高校社科动态》2010年第1期。

金观涛:《在历史的表象背后》,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金观涛、刘青峰:《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贵阳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1-2期。

金应熙:《金应熙史学论文集(古代史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

景爱:《中国长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景爱:《长城》,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年。

(汉)孔安国:《尚书正义》,(唐)孔颖达正义,黄怀信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

黎翔凤:《管子校注》,梁运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李凤山:《长城与民族》,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

李凤山:《长城带民族融合史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

李文龙:《中国古代长城的四个历史发展阶段》,《文物春秋》2001年第2期。

辽宁省文物局:《辽宁省明长城资源调查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

[美]林霨(阿瑟·沃尔德隆):《长城:从历史到神话》,石云龙、金鑫荣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

刘庆:《楚长城(方城段)军事价值探源(上)》,《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2月8日。

(清)龙文彬:《明会要》,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

罗恭:《从清华简〈系年〉看齐长城的修建》,《文史知识》2012年第7期。

罗哲文:《长城》,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

鲁迅(周树人):《鲁迅全集》,上海:新华书店,1981年。

马桂英:《万里长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折射》,《兰州学刊》2007年第12期。

马建军、周佩妮:《宁夏境内现存古长城的构筑方式探述》,《中国长城博物馆》2012年第2期。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

[西班牙]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牟祥雷(老雷):《拭去尘埃:找寻真实的长城》,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年。

牟祥雷、常征:《与黄河同行:关于万里长城的走向》,《中国三峡建设》2008年第8期。

彭曦:《长城七问》,《中国长城博物馆》2012年第4期。

彭曦:《春秋有长城吗?》,《陇东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彭曦:《战国秦长城考察与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年。

庞朴:《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

(清)秦蕙田、钱大昕、方观承、宋宗元:《五礼通考》卷208《体国经野》,江苏书局光绪六年(1880)刻本。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二)》,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

(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7《中三边·俺答列传上》,《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美]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

尚珩:《北齐长城考》,《文物春秋》2012年第1期。

尚景熙:《楚方城及其与楚国的军事关系》,《中原文物》1992年第2期。

施元龙、徐飞、邬建华:《中国筑城史》,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12年。

史念海:《河山集(七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史念海:《论历史时期我国植被的分布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 年第 3 期。史念海:《历史时期森林变迁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1期。

寿鹏飞:《历代长城考》,《得天庐存稿》,民国三十年(1941)铅印本。

苏联考古文选编译小组编译:《苏联考古文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

孙开泰:《〈管子·轻重〉成书当在战国时代》,《管子学刊》2007年第2期。

孙文政、王永成:《金长城研究论集(上册)》,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

唐晓峰:《内蒙古西北部秦汉长城调查记》,《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7年第3期。

唐晓峰、陈品祥:《北京北部山区古长城遗址地理踏查报告》,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

田广金、史培军:《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环境考古学的初步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1997年第2期。

王东:《〈管子·轻重篇〉成书时代考辨》,《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王国良:《中国长城沿革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

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上)》,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王树楠、吴廷燮、金毓黻等:《奉天通志》,沈阳:东北文史丛书编辑委员会点校、出版,1983年,第1776页。

王雪农、[英]威廉·林赛:《万里长城,百题问答》,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0年。

王振中、潘民中:《对〈春秋左传注〉有关方城释解的质疑》,《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

[美]威廉•埃德加•盖洛(William Edgar Geil):《中国长城》,沈弘、恽文捷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

[英]威廉·林赛:《两个威廉与长城的故事》,李竹润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

[英]William Lindesay O.B.E(威廉·林赛):《The Great Wall Explained》,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2年。

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

温廷敬:《骉羌钟铭释》,《中山大学史学学刊》1935年第1卷第1期。

文物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

辛德勇:《阴山高阙与阳山高阙辨析——并论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走向以及长城之起源诸问题》,《文史》2005年第3辑。

(民国)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梁运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薛英群:《居延〈塞上烽火品约〉册》,《考古》1979年第4期。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阿拉伯]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宋岘译注,郅溥浩校订,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于希贤、贾向云、于涌:《云南古长城考察记》,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袁行霈、张传玺、严文明、楼宇烈:《中华文明史》(全4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张海报:《陕北地区秦昭王长城构筑方式及防御设施》,《文博》2010年第1期。

张建东、黄平:《金戈古韵齐长城》,泰安:齐鲁电子音像出版社,2011年。

(明)张居正:《张文忠公全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

张朋川、郎树德:《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1978至1982年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3年第11期。

张维华:《中国长城建置考(上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张相文:《长城考》,《地理杂志》1914年第5卷第9期。

张玉坤、李哲、李严:《“封”——中国长城起源另说》,《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日]中村圭尔、辛德勇编:《中日古代城市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中国长城学会:《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

中国长城学会:《中国长城年鉴》,北京:长城出版社,2006年。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军事史》第6卷《兵垒》,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紫西:《戚继光与蓟镇长城防务》,《文物春秋》1998年第2期。

赵哈林、赵学勇、张铜会、周瑞莲:《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地理界定及其生态问题》,《地球科学进展》2002年第5期。

周宁:《“万里长城建造时”:卡夫卡的中国神话》,《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周兴华、周晓宇:《从宁夏寻找长城源流》,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

[1] 《The Great Wall》,UNESCO,http://whc.unesco.org/en/list/438。原英文为:In c. 220 B.C., under Qin Shi Huang, sections of earlier fortifications were joined together to form a united defence system against invasions from the north. Construction continued up to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when the Great Wall became the world’s largest military structure. Its historic and strategic importance is matched only by its architectural significance.世界遗产名录关注的重点是中国秦至明的长城,但在详细解说中包含了先秦长城的内容。本书为保证全书统一,“Frontiers”“Limes”“Wall”采用“边墙”或“长城”的译法,不采用“界墙”“军事防御体系”等译法。

[2] 《World Heritage List》,UNESCO,http://whc.unesco.org/en/list。第10条注释为: The “Hadrian’s Wall” which was previously inscribed on the World Heritage List, is part of the transnational property “Frontiers of the Roman Empire”.

[3] 《Frontiers of the Roman Empire》,UNESCO,http://whc.unesco.org/en/list/430。原英文为:Frontiers of the Roman Empire:The ‘Roman Limes’ represents the border line of the Roman Empire at its greatest extent in the 2nd century AD. It stretched over 5,000 km from the Atlantic coast of northern Britain, through Europe to the Black Sea, and from there to the Red Sea and across North Africa to the Atlantic coast. The remains of the Limes today consist of vestiges of built walls, ditches, forts, fortresses, watchtowers and civilian settlements. Certain elements of the line have been excavated, some reconstructed and a few destroyed. The two sections of the Limes in Germany cover a length of 550 km from the north-west of the country to the Danube in the south-east. The 118-km-long Hadrian’s Wall (UK) was built on the orders of the Emperor Hadrian c. AD 122 at the northernmost limits of the Roman province of Britannia. It is a striking example of the organization of a military zone and illustrates the defensive techniques and geopolitical strategies of ancient Rome. The Antonine Wall, a 60-km long fortification in Scotland was started by Emperor Antonius Pius in 142 AD as a defense against the “barbarians” of the north. It constitutes the northwestern-most portion of the Roman Limes.

[4] 侯仁之:《在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3页。此为1994年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后经整理收入《中国长城年鉴》(2006年出版)时,增加了标题“长城的历史效应、国际影响及保护与作用”。

[5] 何新:《中国文化史新论》,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47页。

[6] 崔文华:《河殇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第166页。

[7] [苏联]Л. С.瓦西里耶夫:《中国长城》,刘蜀永译,《苏联考古文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60页。

[8] 《国际述评(一)》中写道:“虽然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社会主义象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但是,有一点仍然是令人欣慰的,即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8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的时候,那末他们说不定会看见这样的字样:REPUBLIQUE CHINOISE  LIBERTE, EGALITE, FRATERNITE(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德]马克思、恩格斯:《国际述评(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65页。)

[9] 侯仁之:《在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7-338页。

[10] 景爱:《中国长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4页。

[11] 侯仁之:《在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4页。

[12] 成大林:《慎说金界壕不是长城》,《中国长城博物馆》2006年第4期,第96页。

[13] 成大林在《慎说金界壕不是长城》中对长城的概念有所涉及:“长城时全世界修筑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中国古代永备性的军事工程建筑体系。”“现代人心目中的长城,最形象的标本是明代长城。是不是长城,往往是拿明代长城作为度量和判断的标尺。长城时古人修的,‘长城’一词也是古人最先使用的。我们现代人在讨论什么是‘长城’的时候,应该先回顾一下长城起源的历史,了解古人心目中的长城。”“溯本求源,长城修筑之始就是利用天然河道及人工壕堑与堤防或城垣,共同构成的军事防御工程体系。”(成大林:《慎说金界壕不是长城》,《中国长城博物馆》2006年第4期,第92-94页。)

[14] [英]William Lindesay O.B.E(威廉·林赛):《The Great Wall Explained》,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2年,第29页。原文如下:“Magical as it is, the name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creates much misunderstanding. It Reveals a little and conceals a lot.”

[15] [英]William Lindesay O.B.E(威廉·林赛):《The Great Wall Explained》,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2年,第29页。原文如下:“To explain what ‘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is, I usually start by explaining what it is not.”文中重点突出了以下几点:第一,“长城”不是一条长城,而是多条长城的总称,每条长城均有其具体的名字;第二,以“墙”为名,但实际上包括城堡、关塞等等多种建筑实体,不仅仅指墙体而言;第三,虽然是“中国长城”,实际上也有一些分布在中国现有疆域范围之外,如蒙古国、北朝鲜等国境内有中国长城的分布;第四,虽称“万里长城”,但“万里”只是一个概数,并非实指5000千米。

[16] 景爱:《中国长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前言”第1页。

[17] 《史记》卷1《五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6页。

[18] (民国)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卷19《用民》,梁运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23页。

[19] 《晋书》卷14《地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411页。

[20] 《尚书·周书》中已经存在殷革夏命、周革殷命的观念,如“君奭,弗吊天降丧于殷,殷既坠厥命,我有周既受。”“君奭,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汉)孔安国:《尚书正义》卷16《君奭》,(唐)孔颖达正义,黄怀信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644页、第646页。)

[21]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之《商颂·玄鸟》,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030页。

[22]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之《小雅·北山》,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643页。

[23] 金观涛、刘青峰:《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贵阳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1-2期。

[24] 《汉书》卷9《元帝纪》,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277页。

[25] 《汉书》卷6《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212页。

[26] 金观涛:《在历史的表象背后》,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17页。

[27] 金观涛:《在历史的表象背后》,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0-37页。

[28] 白寿彝:《中国通史》第1卷《导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4页。

[29] [美]狄宇宙(Nicola Di Cosmo):《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贺严、高书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50-353页。

[30] 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3页。

[31] [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12页。

[32] [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70-372页。

[33] 罗哲文:《长城》,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8页。

[34] 2005年和2007年,由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和蒙古国乌兰巴托大学组成的中亚国际考古团在俄罗斯学者А•А•科瓦列夫、蒙古国学者Д•额尔德涅巴特尔的领导下,对蒙古国南戈壁省“成吉思汗边墙”进行了实地调查。综合实地调查的情况,他们共同发表文章认为,“成吉思汗边墙”(北线)应该是西夏国为了抵御蒙古人于13世纪初建造的。([俄罗斯]А•А•科瓦列夫、[蒙古国]Д•额尔德涅巴特尔:《蒙古国南戈壁省西夏长城与汉受降城有关问题的再探讨》,译者不详,《内蒙古文物考古》2008年第2期。)

[35] 景爱:《中国长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41-342页。

[36] 罗哲文:《长城》,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3-71页。

[37] 王雪农、[英]威廉·林赛:《万里长城,百题问答》,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0年,第4页。

[38] 国光红:《齐长城肇建原因再探》,《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182-185页。

[39] 林霨在《中国长城的重要起源》中介绍并否定了这两个观点。房兆楹《中国长城:阻挡还是抑制?》演讲稿笔者未见,林霨对拉铁摩尔观点的介绍较为准确,对演讲稿的内容判断应可信任。([美]林霨(阿瑟·沃尔德隆):《长城:从历史到神话》,石云龙、金鑫荣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40页。)

[40] 曹大为:《凝聚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评长城的历史作用》,《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页。

[41] 金观涛:《在历史的表象背后》,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7-42页。

[42]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252页。

[43]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245页。

[44] 《史记》卷112《平津侯主父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2954页。

[45] 《史记》卷88《蒙恬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2565页。

[46] 《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3803-3804页。

[47] 《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3805页。

[48] 曹大为:《滇东古长城之我见》,《光明日报》2002年1月15日。

[49]《史记》卷79《范雎蔡泽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2408页。

[50] 《资治通鉴》卷193《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上之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291页。

[51] 《清圣祖实录》卷151康熙三十年五月壬辰,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77页。

[52] 这一归纳是参考庞朴的观点略作简练。庞朴认为,文化结构的三个层面中,第一个层面是物质的层面,第三个最深的层面是心理层面或者说是意识的层面;中间一个第二层,是表层和里层的结合和统一,就是物质化了的意识,或者是物质里面所包含的意识,如理论、制度、行为等。(庞朴:《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第37-38页。)

[53] [美]狄宇宙(Nicola Di Cosmo):《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贺严、高书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5-35、66-67页。

[54] 《史记》卷99《刘敬叔孙通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2719页。

[55] 这种文章比较多,如:田广金、史培军:《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环境考古学的初步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1997年第2期。郭德政、杨姝影:《中国北方长城的生态学考察》,《环境保护》2005年第1期。马桂英:《万里长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折射》,《兰州学刊》2007年第12期。

[56] (汉)贾谊:《新书》之《过秦上·事势》,吴云、李春台校注:《贾谊集校注(增订版)》,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页。

[57] 白寿彝:《中国通史》第1卷《导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45页。

[58] [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5-28页。

[59] 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上)》卷2《忧边》,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61页。

[60] 此类记载,正史中多见,如《汉书》卷6有“匈奴入定襄、云中,杀略数千人,行坏光禄诸亭障”的记载;《隋书》卷22有“河清二年……发卒筑轵关,突厥二十万众毁长城,宼恒州”的记载。

[61] 王雪农、威廉·林赛通过庚戌之变对战事分析后认为,古北口长城防守的失败,从根本上是人为的原因,暴露出当时明王朝长城防务上的麻痹和准备不足。(王雪农、[英]威廉·林赛:《万里长城,百题问答》,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0年,第47页。)

[62] 赵哈林、赵学勇、张铜会、周瑞莲:《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地理界定及其生态问题》,《地球科学进展》2002年第5期,第739-746页。

[63] 景爱:《长城》,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年,第5页。

[64] 王树楠、吴廷燮、金毓黻等:《奉天通志》卷78《山川十二·大小凌河流域·义县》,沈阳:东北文史丛书编辑委员会点校、出版,1983年,第1776页。

[65] 《史记》卷2《夏本纪》,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51页。

[66] 《史记》卷88《蒙恬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2565页。

[67] [美]林霨(阿瑟·沃尔德隆):《长城:从历史到神话》,石云龙、金鑫荣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71页。

[68] 《新唐书》卷183《朱朴传》,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5385页。

[69] 白眉初:《中国长城沿革考序》,王国良:《中国长城沿革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1页。

[70] 王雪农、[英]威廉·林赛:《万里长城,百题问答》,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0年,第1页。

[71] 罗哲文:《长城》,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0-22页。

[72] 景爱:《长城》,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年,第107-108页。

[73]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军事史》第6卷《兵垒》,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第69页。

[74] 牟祥雷(老雷):《拭去尘埃:找寻真实的长城》,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年,第180页。牟祥雷、常征:《与黄河同行:关于万里长城的走向》,《中国三峡建设》2008年第8期,第22-31页。

[75] 张玉坤、李哲、李严:《“封”——中国长城起源另说》,《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第318-322页。

[76] 成大林:《“楚长城”仍有许多未解之谜》,《中国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2月20日。

[77] 华夏子(吴德玉、董耀会、张元华):《明长城考实》,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1-2页。

[78] 彭曦:《长城七问》,《中国长城博物馆》2012年第4期,第4-5页。

[79]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之《小雅·出车》,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470-473页

[80]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之《小雅·采薇》,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469页。

[81] 《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3744页。

[82]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2882页。

[83] 姜亚林:《〈诗经〉战争诗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54-55、66-74、77-82页。

[84] 景爱:《中国长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5-59页。

[85] 寿鹏飞:《历代长城考》,《得天庐存稿》,民国三十年(1941)铅印本,第1页。

[86] 高旺在寿鹏飞研究的基础上绘制了《周代南仲城图》,将其置于内蒙古河套一带。高旺认为南仲城是“一座一座的单体结构”,属于“有联系的小城堡和烽火台的军事防御设施”,“中间(设)[没]有城墙联系”,“只是长城的萌芽或者说是长城的一种初级形态”。(高旺:《内蒙古长城史话》,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14页。)周兴华认为“城彼朔方”是修建了长城,但认为朔方的具体位置应在周朝都城镐京北面的灵、夏、固原一带。(周兴华:《固原长城始筑年代考》,周兴华、周晓宇:《从宁夏寻找长城源流》,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10页。)

[87]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2883页。

[88]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之《大雅·烝民》,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900页。该书对“城彼东方”的注释是:“城,筑城。东方,指齐国,齐在镐京之东。”(901页)

[89] 《魏书》中记载了高闾上表的内容:“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赵灵、秦始,长城是筑;汉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杰,所以同此役者,非智术之不长,兵众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魏书》卷42《高闾传》,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1201页。)杜佑《通典》中将将此列为刁雍的建议,可能是根据当时可见的文献资料进行了确指。将南仲建城与秦、汉修建长城并列,确实容易让人误以为当时人认为“城彼朔方”是修长城。

[90] 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1年,第158页。

[91] 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8页。

[92] 景爱:《中国长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1页。

[93] 史念海:《论历史时期我国植被的分布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 年第 3 期,第43-73页;史念海:《历史时期森林变迁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1期,第1-17页。

[94] 景爱:《中国长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2-63页。

[95]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僖公四年,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92-293页。

[96] 蒋波、朱战威:《三十年来楚方城研究述要》,《高校社科动态》2010年第1期,第26-29页。

[97] 张维华:《中国长城建置考(上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8页。

[98] 彭曦:《春秋有长城吗?》,《陇东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第76页。

[99] 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2页。

[100] 张维华:《中国长城建置考(上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8页。

[10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昭公十九年,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402页。

[102] 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4页。

[103] 彭曦:《春秋有长城吗?》,《陇东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第76页。

[104] 尚景熙:《楚方城及其与楚国的军事关系》,《中原文物》1992年第2期,第12页。

[105] (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9《春秋战国不守关塞论》,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995页。

[106] 彭曦:《春秋有长城吗?》,《陇东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第75-76页。

[107](清)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31《长城》,(清)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800页。

[108] 刘庆:《楚长城(方城段)军事价值探源(上)》,《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2月8日。

[109] 贺金峰等学者统计为13处。(贺金峰:《“方城”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修筑的长城》,《开封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第1-7页。)两种统计均有道理,差别在于是否包括了注释所引《齐语》中的“方城”。

[110] 王振中、潘民中:《对〈春秋左传注〉有关方城释解的质疑》,《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第108-110页。

[111] 成大林:《“楚长城”仍有许多未解之谜》,《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2月20日。

[112] 清华大学2008年7月收藏了一批竹简,经碳14测定为战国中晚期文物,共约2500枚,从文字风格判断主要是楚国的竹简,简称“清华简”。

[113] 陈民镇:《清华简〈系年〉研究》,烟台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134-135页。

[114] 河南省长城资源调查队:《河南省长城资源调查综述》,《长城资源调查工作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97页。

[115] 成大林曾明确表示,对于“楚方城”是否是长城,他经历了从怀疑到否定,再到肯定的过程。这个过程从1981年初步认为楚长城不存在,到2007年找到与《水经注》记载相符的楚长城,这一破、立的过程共经历了27年时间。(成大林:《“楚长城”仍有许多未解之谜》,《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2月20日。)

[116] 寿鹏飞:《历代长城考》,《得天庐存稿》,民国三十年(1941)铅印本,第1页。

[117] 国光红:《齐长城肇建原因再探》,《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182-185页。

[118] 何德亮:《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长城——齐长城》,《中原文物》2009年第2期,第65页。

[119] 张维华:《中国长城建置考(上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5页。

[120] 黎翔凤:《管子校注》卷24《轻重丁》,梁运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500页。

[121] 胡寄窗:《试论〈管子·轻重篇〉的成书年代问题》,《中国经济问题》1981年第4期,第61-64页。胡寄窗:《试论〈管子·轻重篇〉的成书年代问题(续)》,《中国经济问题》1981年第5期,第58-62、57页。

[122] 孙开泰:《〈管子·轻重〉成书当在战国时代》,《管子学刊》2007年第2期,第5-8页。

[123] 王东:《〈管子·轻重篇〉成书时代考辨》,《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78-81页。

[124] 施元龙、徐飞、邬建华:《中国筑城史》,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6页。

[125] 张维华:《中国长城建置考(上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6页。

[126] 《骉羌钟铭》上的文字为:“唯廿有再祀,骉羌作伐,厥辟韩宗击。率征秦迮齐,入长城,先会于平阴。武侄是力,袭敓楚京。赏于韩宗,令于晋公,昭于天子,用明则之于铭。武文□烈,永世毋忘。”该钟铭发现时便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在20世纪30年代便已经初步确定了文字内容及年代。

[127] 张维华:《中国长城建置考(上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8页。

[128] 温廷敬主张骉羌钟所记载的是周威烈王二十二年之事。(温廷敬:《骉羌钟铭释》,《中山大学史学学刊》1935年第1卷第1期。)唐兰一开始认为该钟属于周灵王二十二年(前550)的齐晋之战,但在后期改持周威烈王二十二年说并对温廷敬的论说进行了补充论证。(唐兰:《智君子鉴考》,《辅仁学志》1938年第7卷第1-2期合刊。)此后,骉羌钟所记史实为公元前404年之事成为学界公认的观点。

[129] 陈民镇:《清华简〈系年〉研究》,烟台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131-132页。

[130] 罗恭:《从清华简〈系年〉看齐长城的修建》,《文史知识》2012年第7期,第104-107页。陈民镇:《齐长城新研——从清华简〈系年〉看齐长城的若干问题》,《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3期,第5-19页。

[131]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二)》,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第192页。

[132]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二)》,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第186页。

[133] 景爱:《中国长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6-68页。

[134] 张维华:《中国长城建置考(上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5-16页。

[135] 陈民镇:《清华简〈系年〉研究》,烟台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246-262页。

[136] 《十三经注疏》之《春秋公羊传注疏》卷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219页。见《公羊传》桓公十年注。

[137] 彭曦:《长城七问》,《中国长城博物馆》2012年第4期,第5页。

[138] 李文龙:《中国古代长城的四个历史发展阶段》,《文物春秋》2001年第2期,第37-39、43页。

[139] [美]林霨(阿瑟·沃尔德隆):《长城:从历史到神话》,石云龙、金鑫荣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84页。

[140] 成大林:《慎说金界壕不是长城》,《中国长城博物馆》2006年第4期,第93页。

[141] 彭曦:《长城七问》,《中国长城博物馆》2012年第4期,第2页。

[142] 冯永谦在比较金长城与考古发现的历代长城时,曾结合李文信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对金代长城各种称谓的总结,说明金代及此后的文献曾经使用“壕堑”、“濠堑”、“壕垒”、“界壕”、“垣垒”、“界墙”、“塞”、“乌尔科”、“边墙”、“夫尔穆”、“长城”等来称呼金界壕。(冯永谦:《燕秦汉长城与金长城有区别吗?——从考古发现的历代长城进行比较研究》,《金长城研究论集(下册)》,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308-309页。)董耀会在介绍长城的作品中也曾梳理历史上的长城称谓。(董耀会:《长城万里行》,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第25-28页。)

[143] 刘庆:《楚长城(方城段)军事价值探源(上)》,《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2月8日。

[144] 张建东、黄平:《金戈古韵齐长城》,泰安:齐鲁电子音像出版社,2011年,第164页。

[145] 张维华:《中国长城建置考(上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38页。

[146] 《史记》卷69《苏秦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2268页。见《史记正义》引《竹书纪年》。

[147] 史念海:《论西北地区诸长城的分布及其历史军事地理》,《河山集(七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52页。

[148]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襄公十八年,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037页。

[149] (清)秦蕙田、钱大昕、方观承、宋宗元:《五礼通考》卷208《体国经野》,江苏书局光绪六年(1880)刻本,第10页。

[150] 张维华:《中国长城建置考(上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1-23页。

[151] 根据最新史料“清华简”,可以将齐长城的形成时间下限确定为公元前441年。因此,相距151年的说法也相应可以缩减为114年。但这并不妨碍作者关于结论的推测。

[152] 成大林:《慎说金界壕不是长城》,《中国长城博物馆》2006年第4期,第94页。

[153] 周宁在讨论卡夫卡作品中的长城印象时,大量借助了西方文献中的长城印象。(周宁:《“万里长城建造时”:卡夫卡的中国神话》,《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第89-97页。)林霨在分析中国长城的过程中认为:“长城神话显然只有在16世纪后期到达欧洲后才开始呈现出如今所具有的形态。”所列举的欧洲印象中,也有大量信息显示:长城在今人心目中的形象多少与建筑本体的高大有关。([美]林霨(阿瑟·沃尔德隆):《长城:从历史到神话》,石云龙、金鑫荣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50-295页。)

[154] [美]林霨(阿瑟·沃尔德隆):《长城:从历史到神话》,石云龙、金鑫荣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1页。

[155] 王雪农、[英]威廉·林赛:《万里长城,百题问答》,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0年,第58页。

[156] 马建军、周佩妮:《宁夏境内现存古长城的构筑方式探述》,《中国长城博物馆》2012年第2期,第2页。

[157] 山东省长城资源调查队:《山东省齐长城资源调查工作总结报告》,《长城资源调查工作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90页。

[158] 河南省长城资源调查队:《河南省长城资源调查综述》,《长城资源调查工作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96-97页。

[159] 陕西长城资源调查队:《陕西长城资源概况》,《长城资源调查工作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105-106页。

[160] 彭曦:《长城七问》,《中国长城博物馆》2012年第4期,第3页。

[161] 陕西长城资源调查队:《陕西长城资源概况》,《长城资源调查工作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107页。

[162] 这种构筑方式的堑数随地形地貌而变动,多为三道,统称为三道堑。

[163] 张海报:《陕北地区秦昭王长城构筑方式及防御设施》,《文博》2010年第1期,第44页。

[164] 张斌:《甘肃省玉门市境内汉长城调查与研究》,《长城资源调查工作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173页。

[165] 张斌:《甘肃省玉门市境内汉长城调查与研究》,《长城资源调查工作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174页。

[166] 山西省长城资源调查队:《山西省长城资源调查综述》,《长城资源调查工作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55页。

[167] 陕西长城资源调查队:《陕西长城资源概况》,《长城资源调查工作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109页。

[168] 山西省长城资源调查队:《山西省长城资源调查综述》,《长城资源调查工作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56页。

[169] 吉林省长城资源调查队:《发现与探索——吉林省长城资源调查总揽》,《长城资源调查工作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75页。

[170] 黑龙江省长城资源调查队:《黑龙江省长城资源调查工作收获体会》,《长城资源调查工作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85-86页。

[171] 山西省长城资源调查队:《山西省长城资源调查综述》,《长城资源调查工作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56-57页。

[172] 辽宁省长城资源调查队:《辽宁明辽东镇长城资源调查的特点及主要收获》,《长城资源调查工作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69页。

[173] 陕西省长城资源调查队:《陕西长城资源概况》,《长城资源调查工作文集》,《长城资源调查工作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101页。

[174] 王雪农、[英]威廉·林赛:《万里长城,百题问答》,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0年,第60-63页。

[175] 顾铁山:《浅析迁西境内明代蓟镇包砖长城的修造情况》,《文物春秋》1998年第2期,第72页。

[176] 傅宪国:《安阳鲍家堂仰韶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88年第2期,第169-188,261-264页。

[177] 山西省长城资源调查队:《山西省长城资源调查综述》,《长城资源调查工作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55页。

[178] 王雪农、[英]威廉·林赛:《万里长城,百题问答》,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0年,第63页。

[179] 王雪农、[英]威廉·林赛:《万里长城,百题问答》,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0年,第63页。

[180] 张朋川、郎树德:《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1978至1982年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3年第11期,第21-30页。

[181] 施元龙、徐飞、邬建华:《中国筑城史》,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1-82页。

[182] 王雪农、[英]威廉·林赛:《万里长城,百题问答》,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0年,第63页。

[183] 《隋书》记载,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四月“发稽胡修筑长城,二旬而罢”;开皇六年(586)二月“发丁男十一万修筑长城,二旬而罢”;开皇七年(587)二月“发丁男十万余修筑长城,二旬而罢”。(《隋书》卷1《高祖纪》,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15、23、25页。)

[184] 陕西长城资源调查队:《陕西长城资源概况》,《长城资源调查工作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109页。

[185] 河南省长城资源调查队:《河南省长城资源调查综述》,《长城资源调查工作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96-97页。

[186] 山东省长城资源调查队:《山东省齐长城资源调查工作总结报告》,《长城资源调查工作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90-92页。

[187] 项春松:《昭乌达盟燕秦长城遗迹调查报告》,《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12页。

[188] 内蒙古自治区长城资源调查队:《内蒙古自治区长城概况及保护工作报告》,《长城资源调查工作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59-60页。

[189] 张海报:《陕北地区秦昭王长城构筑方式及防御设施》,《文博》2010年第1期,第47页。

[190] 彭曦:《长城七问》,《中国长城博物馆》2012年第4期,第2-3页。

[191] 张海报:《陕北地区秦昭王长城构筑方式及防御设施》,《文博》2010年第1期,第48页。

[192] 彭曦:《战国秦长城考察与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39页。

[193] 彭曦:《长城七问》,《中国长城博物馆》2012年第4期,第3页。

[194] 施元龙、徐飞、邬建华:《中国筑城史》,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页。

[195] 梁建宏:《甘肃省长城资源调查重要发现二题》,《长城资源调查工作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178-179页。

[196] 转引自陈探戈、刘肖睿:《甘肃环县战国秦长城调查》,《长城资源调查工作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436页。

[197] 唐晓峰:《内蒙古西北部秦汉长城调查记》,《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7年第3期,第42页。

[198] 《宋史》卷362《范致虚传》,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11328页。

[199] 吉人:《是不同认识还是“走入误区”?——兼谈金界壕是不是长城》,《金长城研究论集(上册)》,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546页。

[200] 项春松:《巴林左旗金代林潢路边堡界壕踏查记》,《金长城研究论集(上册)》,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72页。

[201] 山西省长城资源调查队:《山西省长城资源调查综述》,《长城资源调查工作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56-57页。

[202] 梁建宏、潘玉灵:《试论我国长城的基本特征》,《长城资源调查工作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367页。

[203] 孔令铜:《长城的历史作用及其辩证评说》,《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6页。

[204] 山东省长城资源调查队:《山东省齐长城资源调查工作总结报告》,《长城资源调查工作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92页。

[205] 辛德勇通过对高阙一地的辨析,重新分析了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的走向问题。(辛德勇:《阴山高阙与阳山高阙辨析——并论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走向以及长城之起源诸问题》,《文史》2005年第3辑,第5-64页。)鹤间和幸从质疑《史记》的记载出发,也提出了自己对秦长城建设时对此前长城利用的情况分析。([日]鹤间和幸:《秦长城建设とその歴史的背景》,《秦帝国の形成と地域》,东京:汲古书院,2013年,第45-70页。)

[206] 施元龙、徐飞、邬建华:《中国筑城史》,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30-131页。

[207] 《北齐书》卷4《文宣帝纪》,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64页。

[208] 尚珩:《北齐长城考》,《文物春秋》2012年第1期,第49页。

[209] 黑龙江省长城资源调查队:《黑龙江省长城资源调查工作收获体会》,《长城资源调查工作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86页。

[210] 冯永谦:《金长城修筑年代辨》,《金长城研究论集(上册)》,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501页。

[211](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40《山西二》,贺次君、施和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837页。

[212] 施元龙、徐飞、邬建华:《中国筑城史》,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63页。

[213] 孔令铜:《长城的历史作用及其辩证评说》,《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页。

[214] 吉人:《万里长城——古代人类防卫设施的杰出代表》,《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页。

[215] 施元龙、徐飞、邬建华:《中国筑城史》,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65页。

[216] 李孝聪:《英国境内的古罗马哈德里安长城遗迹及其维护》,《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0页。

[217] [英]Jane Shuter(舒特):《哈德良长城》,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第13页。原英文为:It was shorter but more dangerous territory than Hadrian’s Wall, so it needed more forts and more men. The Antonine Wall was abandoned after only fourteen years. Hadrian’s wall was once again the front line. 其长城与堡垒的关系可参见第15页的示意图。

[218] 施元龙、徐飞、邬建华:《中国筑城史》,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1页。

[219] 王雪农、[英]威廉·林赛:《万里长城,百题问答》,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0年,第106页。

[220] 黑龙江省长城资源调查队:《黑龙江省长城资源调查工作收获体会》,《长城资源调查工作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84页。

[221] 成一农:《宋、元以及明代前中期城市城墙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日]中村圭尔、辛德勇编:《中日古代城市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45,154,160页。

[222] 侯仁之:《在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7页。

[223] [美]林霨(阿瑟·沃尔德隆):《长城:从历史到神话》,石云龙、金鑫荣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4页。

[224] 曾祥铎认为“塞外民族进入长城即认同中原”,塞外民族进入长城之后,“认同中原文化,以中国人自居,不但不毁掉长城,反而加强建筑,阻止其他尚未入关的异族入关。”(曾祥铎:《万里长城的历史作用与价值》,《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页。)

[225] 施元龙、徐飞、邬建华:《中国筑城史》,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65页。

[226] 施元龙、徐飞、邬建华:《中国筑城史》,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65-166页。

[227] 《魏书》卷42《高闾传》,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1201页。

[228] 孔令铜:《长城的历史作用及其辩证评说》,《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0页。

[229] 《十三经注疏》之《周易正义》卷3《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2页。

[230] 《史记》卷1《五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3页。

[231] 《周礼正义》卷20《地官·小司徒》,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786页。

[232] 《周礼正义》卷29《地官·遂人》,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132页。

[233]《周礼正义》卷18《地官·大司徒》,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692页。

[234]《周礼正义》卷20《地官·小司徒》,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814页。

[235] [美]狄宇宙(Nicola Di Cosmo):《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贺严、高书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页。

[236] [美]狄宇宙(Nicola Di Cosmo):《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贺严、高书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47页。

[237](清)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31《长城》,(清)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800页。

[238] 曾祥铎:《万里长城的历史作用与价值》,《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页。

[239] 孔令铜:《长城的历史作用及其辩证评说》,《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页。

[240] 施元龙、徐飞、邬建华:《中国筑城史》,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66页。

[241] [美]狄宇宙(Nicola Di Cosmo):《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贺严、高书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02页。

[242] 《汉书》卷69《赵充国传》,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2989页。

[243]《清太宗实录》卷6天聪四年二月甲寅,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1页。

[244] 《魏书》卷42《高闾传》,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1202页。

[245] 侯仁之:《在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4页。

[246] 孔令铜:《长城的历史作用及其辩证评说》,《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6页。

[247] 吉人:《万里长城——古代人类防卫设施的杰出代表》,《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页。

[248] (清)龙文彬:《明会要》卷59《兵二·屯田卒》,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132页。

[249] 《明太祖实录》卷216洪武二十五年二月己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第3184页。

[250] [英]Jane Shuter(舒特):《哈德良长城》,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第12页。原英文为:The attacks that were made on the Wall were often made when soldiers had left the Wall to deal with trouble in other parts of the Empire.

[251] 辽宁省文物局:《辽宁省明长城资源调查报告》第2章《辽宁明长城资源调查的主要成果》,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277-278页。

[252] 《明史》卷212《戚继光传》,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5613页。

[253] 薛英群:《居延〈塞上烽火品约〉册》,《考古》1979年第4期,第361-364页。

[254] 高扬文、陶琦:《戚少保年谱耆编》卷9,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320页。

[255] 孔令铜:《长城的历史作用及其辩证评说》,《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9页。

[256] 金应熙:《作为军事防御线和文化会聚线的中国古代长城》,《金应熙史学论文集(古代史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7-215页。

[257] 李凤山:《长城与民族》,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页。

[258] 施元龙、徐飞、邬建华:《中国筑城史》,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66页。

[259] 《明史》卷212《戚继光传》,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5616页。

[260] (汉)贾谊:《新书》之《过秦上·事势》,吴云、李春台校注:《贾谊集校注(增订版)》,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页。

[261] 《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3803页。

[262] 紫西:《戚继光与蓟镇长城防务》,《文物春秋》1998年第2期,第67页。

[263] [美]林霨(阿瑟·沃尔德隆):《长城:从历史到神话》,石云龙、金鑫荣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17页。

[264] [美]林霨(阿瑟·沃尔德隆):《长城:从历史到神话》,石云龙、金鑫荣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81页。

[265] (明)张居正:《张文忠公全集》第7册《文集》卷9,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654页。

[266] 孔令铜:《长城的历史作用及其辩证评说》,《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页。

[267] 何宁:《淮南子集释》卷18《人间训》,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288-1289页。

[268] 《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3804页。

[269] 白音查干:《长城与汉匈关系》,《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第66页。

[270] 《汉书》卷64上《主父偃传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2800页。

[271] 颜师古注曰:“六斛四斗为钟,计其道路所费,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至。”(《汉书》卷64上《主父偃传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2800页。)

[272] 《小尔雅》记载:“二缶谓之钟。”其注释曰:“八斛也。”

[273] 《淮南子·要略篇》记载:“一朝用三千钟赣。”其注释曰:“钟,十斛。”(何宁:《淮南子集释》卷21《要略》,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461页。)

[274] 《汉书》卷64上《主父偃传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2800页。

[275] 《史记》卷88《蒙恬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2570页。

[276]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283页。

[277] 《史记》卷112《平津侯主父偃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2958页。

[278] 《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3912-3913页。

[279] 《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3913页。

[280] 《明史》卷16《武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201页。

[281] 孙志升:《孟姜女故事再研究》,《中国(香港)长城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香港:长城(香港)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第150页。

[282]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253页。

[283] (汉)贾谊:《新书》之《过秦上·事势》,吴云、李春台校注:《贾谊集校注(增订版)》,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页。

[284]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2902页。

[285] 《汉书》卷49《晁错传》,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2288页。

[286] 《汉书》卷6《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170页。

[287] 《汉书》卷69《赵充国传》,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2986页。

[288] 《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1139页。

[289] 《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3912页。

[290](汉)桓宽:《盐铁论校注》卷8《西域》,王利器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499页。

[291] 曹大为:《凝聚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评长城的历史作用》,《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页。

[292] 《隋书》卷24《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678页。

[293] 曹大为:《凝聚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评长城的历史作用》,《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页。

[294] 《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3826页。

[295] 《后汉书志》卷23《郡国志五》,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3533页。注引应劭《汉官仪》。

[296]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3280页。

[297] 《后汉书》卷89《南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2950页。

[298] 《后汉书》卷88《西域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2931页。

[299] 《汉书》卷61《张骞传》,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2694页。

[300] 罗哲文:《长城》,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8页。

[301] 曹大为:《凝聚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评长城的历史作用》,《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页。

[302] [美]狄宇宙(Nicola Di Cosmo):《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贺严、高书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61-162页。

[303] 孔令铜:《长城的历史作用及其辩证评说》,《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页。

[304] 曾祥铎:《万里长城的历史作用与价值》,《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页。

[305] 李凤山:《长城带民族融合史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第55页。

[306] 陈寅恪:《李唐氏族推测之后记》,《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03页。

[307] 李凤山:《长城与民族》,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页。

[308] 庞朴:《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第37-38页。

[309] [美]戴维·兰德斯(David S.Landes):《文化使局面几乎完全不一样》,[美]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页。

[310] 严文明、李零:《中华文明史(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83页。

[311] [美]狄宇宙(Nicola Di Cosmo):《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贺严、高书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2-33页。

[312] 严文明、李零:《中华文明史(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27页。

[313] 严文明、李零:《中华文明史(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96-198页。

[314] [美]狄宇宙(Nicola Di Cosmo):《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贺严、高书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5页。

[315] 张传玺、王邦维:《中华文明史(第二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64页。

[316] 张传玺、王邦维:《中华文明史(第二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96页。

[317]《资治通鉴》卷232《德宗神武圣文皇帝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597页。

[318] 《新唐书》卷215《突厥传》,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6036页。

[319]《资治通鉴》卷196《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中之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319页。

[320] 张传玺、王邦维:《中华文明史(第二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97-198页。

[321]《晋书》卷95《佛图澄传》,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2487-2488页。

[322] 《辽史》卷45《百官志一》,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685页。

[323] 袁行霈、邓小南:《中华文明史(第三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64页。

[324] 袁行霈、邓小南:《中华文明史(第三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65-266页。

[325] 曹大为:《凝聚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评长城的历史作用》,《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0页。

[326] 金应熙:《作为军事防御线和文化会聚线的中国古代长城》,《金应熙史学论文集(古代史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1页。

[327] [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70-372页。

[328] 《后汉书》卷1下《光武帝纪下》,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78页。

[329] 《后汉书》卷1下《光武帝纪下》,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78页。

[330] 《晋书》卷56《江统传》,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1534页。

[331] 《明穆宗实录》卷52隆庆四年十二月丁酉,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第2323页。

[332] 《晋书》卷97《北狄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2548页。

[333] (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7《中三边·俺答列传上》,《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23页。

[334] 《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3873页。

[335] 白寿彝:《中国通史》第1卷《导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5页。

[336] 白寿彝:《中国通史》第1卷《导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8页。

[337] 《晋书》卷56《江统传》,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1531-1532页。

[338] [美]狄宇宙(Nicola Di Cosmo):《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贺严、高书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47页。

[339] 《晋书》卷56《江统传》,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1532页。

[340] 《汉书》卷49《晁错传》,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2281页。

[341] 《资治通鉴》卷19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332页。

[342] [美]威廉·埃德加·盖洛(William Edgar Geil):《中国长城》,沈弘、恽文捷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第7页。

[34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6卷《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知难行易(心理建设)》,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88页。

[344] 《旧约全书》记载:“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来、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怜恤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的掌上,你的墙垣常在我眼前。”(《旧约全书·以赛亚书》49-12、15、16,见圣经公会1919年出版之中文译本《新旧约全书和合本》,1981年印制本,第644页。)。

[345] 书中记载,在北方尽头、两座高山之间铸造起一座钢铁长城,用以防御野蛮的雅朱者、马朱者部落入侵。(《古兰经韵译》第18章《山洞》,林松译,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537页。)

[346] 转引自[美]林霨(阿瑟·沃尔德隆):《长城:从历史到神话》,石云龙、金鑫荣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63页。

[347][阿拉伯]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宋岘译注,郅溥浩校订,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75-181页。《道里邦国志》记载了祖革尼(“双角王”)亚历山大修筑的长城,瓦西格·比拉(哈里发九世阿尔•瓦希克)派塞拉姆·突尔久曼到过那个传说中用铜铁铸成的长城下。

[348] [匈牙利]王俊逸:《匈牙利人如何看万里长城》,《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2页。

[349]  [葡萄牙]费尔南·门德斯·平托:《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王锁英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221-223页。

[350] 转引自[美]林霨(阿瑟·沃尔德隆):《长城:从历史到神话》,石云龙、金鑫荣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65页。

[351] [英]威廉·林赛:《两个威廉与长城的故事》,李竹润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页。

[352] [西班牙]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7页。

[353] Novus Atlas Sinensis, by Martino Martini, Amsterdam: Blaeu, 1665, pp15-16. 转引自周宁:《“万里长城建造时”:卡夫卡的中国神话》,《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第92页。

[354] 转引自[美]林霨(阿瑟·沃尔德隆):《长城:从历史到神话》,石云龙、金鑫荣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64-265页。

[355] 转引自[美]林霨(阿瑟·沃尔德隆):《长城:从历史到神话》,石云龙、金鑫荣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66页。

[356] Ferdinand Verbiest,Voyages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dans la Tartarie, Paris: Estienne Michallet, 1685,pp38-39. 转引自周宁:《“万里长城建造时”:卡夫卡的中国神话》,《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第92页。

[357] 转引自[美]林霨(阿瑟·沃尔德隆):《长城:从历史到神话》,石云龙、金鑫荣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68页。

[358] 约纳斯·洛克纳伊斯:《论中国万里长城》,乌普萨拉:亨里库斯·凯瑟,1694年。转引自[美]林霨(阿瑟·沃尔德隆):《长城:从历史到神话》,石云龙、金鑫荣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73页。

[359] [英]丹尼尔·笛福著:《鲁滨孙历险记》,黄杲炘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557-558页。

[360] 转引自[美]林霨(阿瑟·沃尔德隆):《长城:从历史到神话》,石云龙、金鑫荣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69页。

[361] 《威尔逊传》的作者。

(补注:鲍斯威尔是一位传记作家。

《约翰逊逊博士传》已经翻译到中国,写作时未曾发现。约翰逊博士是18世纪中后期英国文坛执牛耳者。他出身书商家庭,自幼聪颖好学,博文强识。在父亲开办的书店里,他曾如饥似渴地阅读过所有能够读到的书籍,并且几乎过目成诵,显示了惊人记忆和狂热的求知欲。虽然因为家境贫寒,约翰逊后来在牛津大学的学业没有完成。在与贫困、疾病、孤独的搏斗中,约翰逊体现出超于常人的顽强坚韧的奋斗精神,终于以自己渊博的见识、独特的文风以及作品中的精彩词句脱颖而出,成为当时英国的众望所归的人物。

詹姆斯·鲍斯威尔(1740-1795)英格兰作家,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创者。他与英国大作家约翰逊过往甚密,后来出版了以翔实著称的《约翰逊博士传》。《约翰逊博士传》是好友鲍斯韦尔对约翰逊博士的生动介绍。今天,“鲍斯威尔”已成为忠实的传记作家的代名词。

《约翰逊博士传》三联书店上海分店2006年出版。

在写此书时,未能精准对应这一信息,未曾查核《约翰逊博士传》中是否有此则趣闻的记载。

黄益补于2016年11月18日晨)

[362] 转引自[美]林霨(阿瑟·沃尔德隆):《长城:从历史到神话》,石云龙、金鑫荣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71页。

[363] [英]乔治·L.斯通顿:《大英帝国皇帝特派往中国皇帝公使的权威报告》,伦敦:G. 尼科尔出版社,1797年,第184页。转引自[美]林霨(阿瑟·沃尔德隆):《长城:从历史到神话》,石云龙、金鑫荣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71-272页。

[364] [美]林霨(阿瑟·沃尔德隆):《长城:从历史到神话》,石云龙、金鑫荣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71页。

[365] [英]约翰·巴罗:《中国之旅》,费城:W.F.麦克拉福林出版社,1805年,第224页。转引自[美]林霨(阿瑟·沃尔德隆):《长城:从历史到神话》,石云龙、金鑫荣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71页。

[366] [美]林霨(阿瑟·沃尔德隆):《长城:从历史到神话》,石云龙、金鑫荣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72页。

[367] [法]路德维克·赫伯特:《环球旅行记》,巴黎:普隆出版社,1872年。转引自[美]林霨(阿瑟·沃尔德隆):《长城:从历史到神话》,石云龙、金鑫荣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73页。

[368] 这些是康熙、乾隆等清朝皇帝与臣子前往承德围场过程中,经过古北口时留下的诗句,这些诗句说明清朝当时已经有了将长城作为历史遗迹来保存的愿望,罗哲文对此曾撰文说明。(罗哲文:《中华悠久历史的丰碑,世界古代工程的奇迹——论长城的历史地位、现实意义、国际影响和保护措施》,《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页。)

[369] 乔治·莱奥纳德·斯通顿:《大英帝国皇帝特派往中国皇帝公使的权威报告》,伦敦:G. 尼科尔出版社,1797年,第184页。转引自[美]林霨(阿瑟·沃尔德隆):《长城:从历史到神话》,石云龙、金鑫荣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79页。

[370] [英]查尔斯·威廉姆·沃尔:《犹太人古代正字法检查》,伦敦:威泰克公司,1841年,第335-337页。转引自[美]林霨(阿瑟·沃尔德隆):《长城:从历史到神话》,石云龙、金鑫荣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76页。

[371] 转引自[美]林霨(阿瑟·沃尔德隆):《长城:从历史到神话》,石云龙、金鑫荣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76页。

[372] 转引自周宁:《“万里长城建造时”:卡夫卡的中国神话》,《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第94页。

[373] 周宁:《“万里长城建造时”:卡夫卡的中国神话》,《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第94页。

[374] [德]马克思、恩格斯:《国际述评(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65页。

[375][美]费雷德里克.J.梯加特:《罗马与中国——历史事件的关系研究》,丘进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7-8页。

[376] [美]林霨(阿瑟·沃尔德隆):《长城:从历史到神话》,石云龙、金鑫荣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77页。

[377] 评论见1893年《世纪插图月刊》,转引自[美]林霨(阿瑟·沃尔德隆):《长城:从历史到神话》,石云龙、金鑫荣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77页。

[378] [美]林霨(阿瑟·沃尔德隆):《长城:从历史到神话》,石云龙、金鑫荣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79页。

[379] 盖洛在《中国长城》中多次提及月球及吴刚。比如:“曾经有人明智地指出,这个绵亘不绝、被中国的文人称做‘万里长城’的建筑,也许只有神秘的月中人吴刚才能够清楚地描述它,假如这个神话人物确实存在,并且和我们具有相同能力的话。”([美]威廉•埃德加•盖洛(William Edgar Geil):《中国长城》,沈弘、恽文捷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第14页。)

[380] [美]威廉•埃德加•盖洛(William Edgar Geil):《中国长城》,沈弘、恽文捷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第41页。

[381] [匈牙利]王俊逸:《匈牙利人如何看万里长城》,《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4页。

[382] [英]斯坦因:《亚洲腹地》,孙守先译,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第161页。

[383] 张相文:《长城考》,《地理杂志》1914年第5卷第9期,第1-3页。

[384]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6卷《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知难行易(心理建设)》,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88页。

[385] 鲁迅(周树人):《长城》,《鲁迅全集(第3卷)》,上海:新华书店,1981年,第58-59页。

[386] 白眉初:《中国长城沿革考序》,王国良:《中国长城沿革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1页。

[387] [美]林霨(阿瑟·沃尔德隆):《长城:从历史到神话》,石云龙、金鑫荣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79页。

[388] [美]林霨(阿瑟·沃尔德隆):《长城:从历史到神话》,石云龙、金鑫荣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79-281页。

[389] 《宋书》卷43《檀道济传》,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缩印本,第1344页。

[390] 罗哲文:《中华悠久历史的丰碑,世界古代工程的奇迹——论长城的历史地位、现实意义、国际影响和保护措施》,《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页。

[391] 罗哲文:《中华悠久历史的丰碑,世界古代工程的奇迹——论长城的历史地位、现实意义、国际影响和保护措施》,《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页。

[392] 罗哲文:《中华悠久历史的丰碑,世界古代工程的奇迹——论长城的历史地位、现实意义、国际影响和保护措施》,《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页。

[393] 黎风、顾巍、曹灿霞:《宁夏长城航空遥感调查研究》,《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0-308页。

[394] 国家文物局:《序》,《长城资源调查工作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1-2页。

[395] 《明长城总长8851.8千米——明长城资源田野调查及长度量测工作取得重大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网,http://www.sach.gov.cn/art/2009/4/18/art_1662_111457.html

[396] 《长城保护宣传暨长城资源调查和认定成果发布活动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网,2012年6月7日,http://www.sach.gov.cn/art/2012/6/7/art_1662_110760.html

[397] 长城资源调查工作项目组:《“长城资源调查项目”的特点与收获》,《长城资源调查工作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4-5页。

[398] 长城资源调查工作项目组:《“长城资源调查项目”的特点与收获》,《长城资源调查工作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7页。

[399] [美]林霨(阿瑟·沃尔德隆):《长城:从历史到神话》,石云龙、金鑫荣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6-7页。

[400] [美]林霨(阿瑟·沃尔德隆):《长城:从历史到神话》,石云龙、金鑫荣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8页。

[401] 转引自[美]林霨(阿瑟·沃尔德隆):《长城:从历史到神话》,石云龙、金鑫荣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79页。

[402] 转引自罗哲文:《中华悠久历史的丰碑,世界古代工程的奇迹——论长城的历史地位、现实意义、国际影响和保护措施》,《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页。

[403] 唐晓峰、陈品祥:《北京北部山区古长城遗址地理踏查报告》,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第1,95页。

[404] 李孝聪:《英国境内的古罗马哈德里安长城遗迹及其维护》,《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6-332页。

[405] 于希贤、贾向云、于涌:《云南古长城考察记》,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曹大为:《滇东古长城之我见》,《光明日报》2002年1月15日。

[406] 黄华:《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词》,《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页。

[407] [英]威廉·林赛:《两个威廉与长城的故事》,李竹润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页。

[408] 《协会的使命和合法性》,长城国际之友,http://www.friendsofgreatwall.org/?sign=cn&p=34。

[409] 侯仁之:《在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6-337页。

[410] 侯仁之:《在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8页。

[411] 许嘉璐:《让雄伟的长城走向世界,把完整的长城留给子孙》,《中国长城年鉴》,北京:长城出版社,2006年,第6-9页。此为中国长城学会会长许嘉璐在2004年9月1日纪念邓小平“爱我中华,修我长城”题词发表二十周年暨中国长城学会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稿。


长城时光, 版权所有丨如未注明 , 均为原创丨本网站采用BY-NC-SA协议进行授权 , 转载请注明从长城到长城学——中国长城历史与研究的一次综述尝试
喜欢 (2)or分享 (0)

您必须 登录 才能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