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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秦汉长城对世界格局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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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本文写成于2012年,当时对长城的认识还不是特别清楚。2013年发表在内部交流刊物上,并于2013年以此与北京师范大学的师弟师妹们进行过一些长城文化信息的交流。

现在将这个信息公布,只是为了留下一个信息:这里面的很多观点,仍值得深入推敲。有不少观念值得重新进行梳理。

黄益

2016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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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揣连海先生摄)

公元四世纪到五世纪时,世界无论政治格局还是社会整体面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三世纪以来的民族大迁移运动是引起这一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点学术界已经有了较为普通的认同。这次民族大迁移运动的结果,在东方表现为西晋的没落,在西方表现为西罗马帝国的覆灭。[1]笔者认为,西晋与西罗马的衰亡,是世界格局发生变化的重要表现,而在这一变化背后的重要推手就是秦汉长城。

一、农牧冲突促成了秦汉长城的转型

长城是中国古代特定时空的产物。任何历史的发展都离不开地理条件。尽管广筑边墙的做法开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其初始目的除了顾炎武所言“井田始废而车变为骑,于是寇钞易而防守难,不得已而有长城之筑”[2]外,更有攻城略地、改变君王与诸侯政治关系等的需要。但是,随着秦始皇一统天下,为解决农牧冲突而修筑长城成为秦汉时期长城修筑的重心。

(一)中国地理条件的特点使农牧冲突成为重要冲突

中国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国内有很多山脉,主要在西部。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昆仑山脉、祁连山脉、喀喇昆仑山脉、冈底斯山脉、喜马拉雅山脉、阴山山脉、秦岭山脉等等由西向东延伸的山脉与横断山脉等由北向南延伸的山脉共同构成了中国大陆的基本骨架。而与这些骨架相应的,是全国地形分为三级,海拔高度显著变化,第一级阶梯的低平处海拔也接近3000米。到第二级阶梯,海拔多在1000米-2000米之间。而第三级阶梯,海拔则多为50米-200米之间。随着三级阶梯的变化,在整个大陆的东面和南面,围绕着四大海: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由于天然特点,中国的地理条件自成一个自然地区。“北有大漠,西和西南是高山,东与南滨海;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水系所流经的地区是地理条件最好的地区。”[3]

受自然条件的影响,中国大陆地区的内向性和独立性使得其很早便产生了大一统的思想。“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4]因此,在梁襄王不知轻重地问“天下恶乎定?”时,孟子的回答很肯定:“定于一。”[5]而这个统一的艰巨任务,却经过了反复而漫长的过程才得以实现。受幅员广阔、气候差异大、地形复杂等方面的影响,各地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也一直处于不平衡的状态。这种状态使得整个历史过程中,局部的独立性和整体的统一性不断博弈,国家在分分合合中越来越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在这个分分合合的博弈中,最明显的特点莫过于南部农耕区与北部游牧区的冲突与融合。而且,农牧冲突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重要的冲突。

首先,农、牧民族形成了旷日持久的利益争夺。

在幅员广阔的中国大地上,温度、湿度的变化使得植被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记载了邱处机经过北野狐岭的描述:“登高南望,俯视太行诸山,晴岚可爱。北顾但寒沙衰草,中原之风自此隔绝矣。”[6]正是在温度和湿度等气候因素的交互影响下,“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鱼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7]正是在自然条件的影响下,中国内部各个族群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北方游牧,南方耕作;北方“逐水草而居”,南方安土重迁。

随着族群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在农牧交错地带往往因为经济利益发生冲突。在适合耕作的区域,农耕民族希望能“尽地力”[8]。因此,他们往往将宜耕宜牧地区作为自己拓展的地域。而游牧民族尽管有广阔的草原游牧,但从整体上来看,越往东南,水草越丰美,他们自然也不愿意将肥美的宜耕宜牧区拱手让与农耕民族耕作。因此,两种不同的经济类型为主的族群,在自己的实力可能的情况下,以经济利益的争夺作为重要的诉求,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拉锯。

其次,气候的变化和灾荒是农、牧冲突加剧的砝码。

根据科学研究,在中国古代曾经出现过四个寒冷期,在寒冷期里,等温线向南移动达到200千米-300千米,宜耕宜牧地区南移到黄河以南。400年前后的“五胡乱华”时期,1200年前后的契丹、女真、蒙古南下时期、1700年前后的清兵入关时期,均发生在寒冷期内。[9]气候变化导致不适宜耕作的区域增加。而随着宜耕宜牧区的南移,适宜游牧的区域实际上同时存在南移的问题。因此,游牧民族为了保证自己生命财产的安全,不断向适合游牧的方位迁移。不适宜耕作或者耕作产量过低的地区,以农立国的中原王朝往往从经济利益的角度考虑,不愿意耗费巨大的经费去控制。但是,这些中原王朝也不愿意这些鸡肋之地拱手让与游牧民族。为了生存和发展,游牧民族往往采用战争等极端方式与中原王朝争地。农、牧之间很容易因此形成大规模的土地争夺战,甚至由此衍生了国家之间的吞灭战。

从中原王朝内部来说,随着寒冷期的到来,适合耕作的范围缩小,农耕区也面临着重大的经济考验。中原王朝需要考虑对生活在原来宜耕宜牧区域的百姓的接纳办法,甚至需要考虑对要求进入农耕区的游牧民族的接纳办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量移民活动,表面上是政府迁徙百姓的政治调控,实际上多数是从经济角度考量而作出的决定。中原王朝的决定如果满足了这些民众的需求,又没有过分影响其他地区民众的生产生活时,一般不会引起社会政治问题。一旦处置不当,则往往导致诸如农民起义、少数民族叛乱等事件的发生。

除了气温变化会加剧农、牧双方的矛盾外,灾荒也是社会变动的重要砝码。农耕区域的丰歉会影响到农民的生产生活水平,但由于农耕区的饮食链条相对较长,自然物资相对丰富,抵抗灾荒的能力也相对较强。正因为如此,农耕区域的百姓不会随意迁移或以叛乱、造反的形式来争取更大的利益;而游牧民族往往迫于生存的压力南下侵扰获取生活必备物资。

总之,在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下,农、牧民族形成了旷日持久的利益争夺。这种争夺主要发生在宜耕宜牧的农牧交错地带,随着事态的变化和双方实力的悬殊,也可能转移到其他区域。从整体上来看,农、牧之间的交流与碰撞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主旋律。

(二)农牧冲突明确了长城的历史定位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实现了对中原地区的统一后,又通过“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10]等措施确保了国家内部交流的顺畅。自此,摆在统治者面前的、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农牧经济的冲突和如何解决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成为了统治者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一开始,秦始皇的目标极为宏伟壮阔:“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大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11]这一刻石明确了他“皇帝之德,存定四极”[12]的宏伟蓝图,统一诸夏,荡平四夷。为此,他出兵北伐匈奴,南平百越。秦始皇的做法,在思想上接受了先秦诸子“王者无外”[13]和“用夏变夷”[14]的观念,但改变了原来“修文德以来之”[15]的做法,采用的是战国以来兵家和法家立足于现实、重力战、重强兵的做法。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16]。第二年,蒙恬率兵渡过黄河,占据了原来匈奴控制的高阙、阳山、北假等地,将秦的北方疆域扩大到阴山南麓和黄河北岸。随着北方疆土的拓展,秦始皇也相应采取了修长城、开通直道、设置郡县、徙民实边等措施来巩固胜利成果。

秦始皇修长城共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15年。这一时期对长城的修筑与国内安定统一相对应,在对待匈奴问题上采取的是防御方略,重点放在修缮和连接战国秦、赵、燕三国长城上:“地东至海曁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17]这一阶段的长城修筑,除了连接和修缮旧有北部长城外,还充分利用了黄河天险的防御作用。应该说,秦始皇初并天下那几年对长城的修筑,目的很明确:一是防御匈奴,确保边地安全;二是以长城作为战略的前沿阵地,为后期对匈奴作战做好准备。

第二阶段从公元前214年至公元前210年。这一时期,国内巩固的任务基本实现,边地长城连接和修缮的任务也已经完成,对匈奴作战的各项准备已经部署完毕。秦始皇在此基础上,对北方转入战略进攻阶段。这就有了公元前214年蒙恬出兵北方和长城的再次修筑:“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18]并在高阙、阳山、北假一带“筑亭障以逐戎人”[19]

由于长城修筑任务的繁复,加上匈奴不断南下掠取物资时的破坏,秦始皇修筑长城的工程量极大,再加上地形复杂,耗费的人力、物力超出了秦朝当时能承受的极限。这项工程与秦始皇采取的其他大型土木工程和征伐活动一起,将秦朝的国力虚耗到了极限,导致了秦朝的二世而亡。因此,历史上对秦始皇修筑长城这一事件褒贬不一。杨泉《物理论》中说:“秦始皇使蒙恬筑长城,死者相属,民歌曰:‘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20]而司马迁在实地考察秦代长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湮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21]秦始皇修筑长城的历史功过,论述者颇多,本文不再引述。从秦始皇“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22]开始,长城在历史上正式转型为以解决中国农业与牧业之间问题为主的重要军事工程。

秦末汉初,北方匈奴在冒顿单于的带领下走向强盛,并利用中原内乱和楚汉相争的历史时机,“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23],从东北、北部和西北方向对汉朝形成包围态势。不仅如此,他们还利用汉朝虚弱之际再次进入河西走廊,汉朝的统治范围退缩到陕北、陇右一带。为了解决西北险峻的形势,汉朝从建国开始便采取和亲政策、“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24]。汉朝通过几代的休养生息,汉武帝开始改变局势,一边继续和亲政策,一边准备战略反击。

汉武帝统治的40余年里,汉朝对匈奴发动了多次战争,取得了不少胜利,拓展了西北边疆。此后,汉武帝将巩固西北边防和开发西北边陲地方结合起来,采取移民实边、兴办屯田、完善西北行政建置与修筑长城障塞紧密结合起来。

尽管在汉武帝之前,汉代曾经修筑、设立过一些亭障,但从整体上来看,说汉长城形成于汉武帝时期一点也不为过。汉武帝时期,结合着汉匈之间的三次决定性大战,长城也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的修筑以修缮原有秦长城为主。公元前127年,汉武帝派车骑将军卫青“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汉亦弃上谷之什辟县造阳地以予胡”[25]。这一阶段修筑的长城东起阴山,中经阳山的高阙塞和鸡鹿塞,再沿黄河防线西南抵达榆中。

第二阶段的修筑是以修缮秦万里长城和修筑新的长城延伸至河西走廊紧密结合。到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深入匈奴腹地,夺取河西之地,设郡布防,移民实边。在此基础上,汉代修筑长城,东起令居塞,顺着河西走廊直至酒泉。这一段长城的修筑一开始是为了保卫河西地区,到公元前119年西汉夺取整个漠南地区、开通丝绸之路后,便具有了护卫丝绸之路的崭新使命。[26]

第三阶段的长城修筑,继续是修缮与新建结合。这一次修筑发生在公元前119年西汉彻底北逐匈奴后。这次的长城修筑规模最大,西起盐择,中经敦煌、酒泉、居延塞、光禄塞、大青山南麓与秦长城衔接,再向东延伸至辽东。

随着汉武帝三次长城修筑的完成,汉代形成了以中西部为重点,西起盐择,东至辽东的汉代长城。在河西地区以北形成了两道并行的防线,在河套地区以北更是形成了三道平行的防线。汉代长城的主体工程在汉武帝时期完成,此后经过分段建造和修葺,形成了复杂而庞大的军事防御体系。这一军事防御体系产生于汉匈百年战争期间,此前没有进行大规模的修筑,终汉一朝也没有看到大规模修筑的文献记载。因此,我们可以说,汉长城就是为了解决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问题而修筑的。《汉书·赵充国传》记载:“窃见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数千人,虏数大众攻之而不能害。”[27]这是当时人对汉长城修筑与解决匈奴之间关系的直接表述。

汉代长城的修筑,起因是匈奴南下侵扰,结束是汉朝开疆拓土,农耕区域向北拓展。这与匈奴和汉朝之间的实力有关,与汉朝时农耕经济的进步有关,也与当时全球转暖、农牧分界线北移有关,暂不展开。总之,随着秦朝统一中原,汉朝巩固中原统一,秦、汉两朝在解决了中原地区的问题之后,将注意力转移到北方,在致力于解决北方游牧民族问题时相继选用了修筑长城的具体举措。这一举措的施行,使长城的历史使命更明确地专向解决游牧与农耕之间的问题。换句话说,农牧冲突使长城的历史定位得以明确。

二、秦汉长城逼使匈奴西走引发全球大迁移

秦汉修筑长城的主要目标是明确的,这就是防御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

(一)长城逼使游牧民族弃长就短

游牧民族的重要特征是全民军事化,他们作战的随机性和机动性强,尤其在小规模的作战行动上具有极强的战斗力。这种战斗力在拜占庭史学家约达尼斯的笔下进行了细致地描述:“他们像旋风一般卷过莫伊提斯大沼泽,以前居住在该沼泽周围的各个民族,比如阿尔齐德祖尔人、伊提马尔人、通卡斯人、波伊斯克人等,都老老实实地跟着他们走了。在礼节上与匈人相似、但在文明程度和身材容貌上却大不相同的阿兰人起来反抗,可是在几次交战后也被征服了。”[28]从公元91年南匈奴被东汉彻底击败后,匈奴人便逐渐向西。经过数百年的迁徙和征服,他们抵达欧洲。在他们迁徙的数百年中,沿途的国家要么举国迁移,要么遭毁灭厄运。由此可见匈奴人强大的战斗力。

但是,就是这一支“人不弛弓,马不解勒”[29]曾经被西方人妖魔化的草原部队,在秦汉时期却屡屡遭受来自中原农耕民族的打击,最后被迫越过高山、万里远涉去谋求自身的生存,这与农耕民族对游牧民族的特点密切相关,与农耕民族采取了正确的应对措施密切相关。

汉朝时,晁错在分析与匈奴作战时,曾经说过:“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30]晁错指出,匈奴从马匹、骑兵、人的耐受力三方面均优胜农耕民族。但是,他也指出,农耕民族也有自身的优势:“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验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31]晁错准确把握了匈奴的优势。

到汉武帝、汉昭帝时,对双方的优势与劣势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论辩。韩安国认为:“匈奴负戎马足,怀鸟兽心,迁徙鸟集,难得而制。”[32]在此之后,汉武帝基本上确定了以和亲养精蓄锐,达到一定实力后开始用武力解决匈奴问题的方针政策。

汉昭帝时,在处理匈奴问题上,中原王朝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盐铁论》翔实地记载了这些观点。在这些观点中,对匈奴的劣势进行了比较明确的分析:“匈奴无城廓之守,沟池之固,修戟强弩之用,仓凛府库之积……织柳为室,旃廗为盖。素弧骨镞,马不粟食。” [33]到东汉顺帝时,大将军梁商在比较双方的劣势时说:“良骑野合,交锋接矢,决胜当时,戎狄之所长,而中国之所短也。强弩乘城,坚营固守,以待其衰,中国之所长,而戎狄之所短也。”[34]通过分析,秦汉时期农耕民族采用的对待匈奴的方略中,最多的是利用长城以静制动,使自身避短就长,同时逼游牧民族弃长就短。

农耕民族在借助长城减少了游牧民族的南下小规模扰掠后,在东汉时期利用北匈奴天灾连年、内部大乱之际,命窦宪率军出塞,大破北匈奴。班固在《封燕然山铭》中说:“蹑冒顿之区落,焚老上之龙庭。将上以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下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声。兹可谓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也。”[35]正是这次征讨后,北匈奴势力遭受重大打击,北单于被迫率数人逃亡至乌孙。

(二)匈奴西迁带来世界大迁移

91年,北匈奴被迫率部分民众离开漠北,开始了漫长的迁徙过程。此后,经过四个阶段,在四世纪后期出现在欧洲东部。齐思和先生对这一过程进行了归纳,分为悦般时期、康居时期、粟特时期、阿兰时期。尽管在漫长的西迁过程中,匈奴人与当地人杂处通婚,人种组成有了变化。但根据五世纪时,匈王阿提拉对其先世的叙述与匈奴世系的印证,匈人是匈奴的后代这一点得到证实。[36]

在北匈奴的西迁过程中,他们先是在乌孙的牧场草原处休养生息。此后北匈奴将老弱势力留在乌孙,精壮部队则前往康居开疆拓土。当乌孙难以抵御强大起来的柔然的侵扰时,被迫西迁。而留下来的北匈奴人则在这块土地上建立了国家,称为悦般。《魏书·西域传》记载:“悦般国,在乌孙西北,去代一万九百三十里。其先,匈奴北单于之部落也。为汉车骑将军窦宪所逐。北单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龟兹北。地方数千里,众可二十余万。凉州人犹谓之‘单于王’,其风俗、言语与髙车同,而其人清洁于胡。”[37]这个国家也屡次遭受柔然的侵扰,逼得这群北匈奴人向西迁徙。因此,梁作干在《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点:西晋帝国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开篇便说:席卷亚洲中部和欧洲中南部的“民族大迁移”运动,“从现象上看,这个运动的源泉来自居住于东西伯利亚和满洲的通古斯人(东胡人)。”[38]柔然属通古斯人,匈奴属通古斯人,无论是从柔然逼迫北匈奴的继续西迁算起,还是从北匈奴被东汉打败西迁算起,公元四世纪到公元五世纪的世界大迁移运动,确实是匈奴的西迁肇端,并且确实是这股游牧洪流导致了整个社会重新洗牌。历史学家阿密阿那斯说:“这种惊人的消息传到哥特人其他部落那里,他们听到说一种以前没有听说过的一种人,不知从地球的何处,如高山上的暴风雪般地骤然来临,碰到他们的东西都遭到抢夺破坏。”[39]

正是匈奴人的所向披靡,使得他们或者被妖魔化,或者被神圣化,借助他们的优势兵器在欧亚大陆随意游走。“这时,我们的边疆门户大开,武装蛮族结队而入,其声势的凶猛,俨如伊特那山上的火焰,不久便散布到很广大的区域。”[40]最终给强大的西罗马帝国带去了毁灭性的打击。这种打击,除了导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外,还有长达300年的经济衰落和此后近500年的经济停滞。

三、小结

西欧历史上延续到十一世纪的“黑暗时期”,当然不能完全归咎于三世纪以来的“民族大迁移”运动。但是,我们不能不说,正是三世纪以来的“民族大迁移”运动,让整个世界历史进行了一次大的交流和重新洗牌。处于中原地区的农耕民族为了解决自身与游牧民族的问题时,为了保护自身的安全和利益而修筑了长城。得利于这一耗费人力、物力、财力的重大工程,中国在分分合合中,在长城的推动下形成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相对温和的互动,并最终实现了长城南北的统一。

希望获取农耕民族的合理利益而修筑的长城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相互较量中,使得游牧民族中部分人西走并带来整个世界的大洗牌,这是当时的中国人无法预料的结果。如果说匈奴人向欧洲的推进是欧亚之间各民族迁移的直接推动力,继续深究,我们不难发现,匈奴人不断西迁,有其社会政治方面的原因,有其自然地理方面的因素,与长城阻止了他们直接向南方沃野推进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在罗马帝国后期,阿密阿那斯就已经明确指出游牧民族“不知道攻城战术”的特点,罗马人也曾经利用修筑城池来处理与游牧民族的战斗[41]。可惜,他们修筑城池来应对游牧民族多是战争过程中的临时措施,没有形成规模性的建筑模式。这成为他们难以长时间与西迁大军抗衡的重要原因。

中国秦汉两朝以较强的预见性,修筑了万里长城来阻止匈奴的优势发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是秦汉长城的修筑,使得匈奴人向欧洲推进,进而影响了整个世界各民族的迁移,使整个世界出现了重大转折。

[1] 梁作干先生在《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上发表文章认为,西晋帝国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是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点。

[2] [清]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3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369页。

[3] 白寿彝:《中国通史·导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44页。

[4] 王秀梅译注:《诗经·小雅·北山》,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99页。

[5] [清]焦循撰:《孟子正义·梁惠王》,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71页。

[6] 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第5-6页。

[7] 《辽史·营卫志》,见《二十四史》第17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01页。

[8] 《汉书·食货志》,见《二十四史》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92页。

[9] 程洪在《新史学:来自自然科学的“挑战”》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见《晋阳学刊》1982年第6期,第2页。

[10]《史记·秦始皇本纪》,见《二十四史》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65页。

[11]《史记·秦始皇本纪》,见《二十四史》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66页。

[12]《史记·秦始皇本纪》,见《二十四史》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66页。

[13] 《汉书·终军传》,见《二十四史》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718页。

[14] [清]焦循撰:《孟子正义·滕文公》,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93页。

[15]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季氏篇第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72页。

[16] 《史记·蒙恬列传》,见《二十四史》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650页。

[17] 《史记·秦始皇本纪》,见《二十四史》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65页。

[18] 《史记·秦始皇本纪》,见《二十四史》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68页。

[19] 《史记·秦始皇本纪》,见《二十四史》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68页。

[20] 王国维校:《水经注校·河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1页。

[21] 《史记·蒙恬列传》,见《二十四史》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651页。

[22] 《史记·蒙恬列传》,见《二十四史》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650页。

[23] 《后汉书·西羌传》,见《二十四史》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744页。

[24] 《史记·匈奴列传》,见《二十四史》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733页。

[25]《史记·匈奴列传》,见《二十四史》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735页。

[26]白音查干:《汉长城考察与研究》,《内蒙古师大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第155页。文中认为:“建造这段全新长城的目的全在于保卫河西地区,而不是为了保卫丝绸之路。这段长城在公元前119年以后才具有保卫丝绸之路的使命。”

[27] 《汉书·赵充国传》,见《二十四史》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761页。

[28][拜占庭]约达尼斯:《哥特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84页。

[29][西汉]刘安:《淮南鸿烈集解》卷1《原道训》,《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第20页。

[30] 《汉书·晁错传》,见《二十四史》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583页。

[31]《汉书·晁错传》,见《二十四史》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583页。

[32]《汉书·韩安国传》,见《二十四史》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612页。

[33]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论功》,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542页。

[34]《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见《二十四史》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765页。

[35]班固:《封燕然山铭》,见《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408页。

[36]齐思和:《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见《中国史探研》,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70-287页。

[37] 《魏书·西域传》,见《二十四史》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582页。

[38]梁作干:《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点:西晋帝国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第382页。

[39]齐思和,耿淡如,寿纪瑜选译:《中世纪初期的西欧》,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35页。见“阿密阿那斯记匈奴人与哥特人侵入罗马帝国”一节。

[40]齐思和,耿淡如,寿纪瑜选译:《中世纪初期的西欧》,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37页。见“阿密阿那斯记匈奴人与哥特人侵入罗马帝国”一节。

[41]齐思和,耿淡如,寿纪瑜选译:《中世纪初期的西欧》,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37页。见“阿密阿那斯记匈奴人与哥特人侵入罗马帝国”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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